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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4日，北京，春雨淅瀝，春樹蔥蘢。老中青三代學者聚集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舉辦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學術研討會。

中央組織部原部長張全景發表講話。軍事科學院戰略研究部原部長姚有志、軍事科學院戰略研究部學術委員會原主任彭光謙、北京大學教授董學文、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雜志常務副主編周群、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副研究員儲著武、中國人民大學碩士研究生楊毓康、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會長劉潤為作重點發言。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研究室主任王廣提交書面發言。

與會學者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體學習時發表的重要講話精神為指導，暢談自己研究五四運動的心得。會議自始至終洋溢著嚴謹、求實、熱烈、輕松的氣氛。

中央組織部原部長張全景講話

張全景作為我們黨組織戰線上的老領導，總是著眼于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他在講話中指出，正是以“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為主要內容的偉大五四精神，為鴉片戰爭后積貧積弱的中國注入了奮發圖強的強大動力，以前所未有的反帝、反封建的徹底性，使國民經受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洗禮、一次偉大的覺醒。追根溯源，中國共產黨從五四走來，新中國從五四走來，社會主義建設、改革的一切輝煌成就都是從五四走來。沒有五四運動，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今天，我們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就是要響應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始終堅定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就是要繼承、弘揚五四前輩那種舍身忘我的革命精神，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為實現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隨時準備犧牲自己的一切；就是要堅定青年運動的正確方向，永遠走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的道路；就是要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強黨的建設，使我們黨永葆革命時期那么一股勁，那么一種朝氣蓬勃的精神面貌；就是要努力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真正掌握這個戰勝封建主義、資本主義腐朽思想的強大思想武器；就是要增強“四個意識”，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聽從指揮。實踐證明，習近平同志提出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制定的政策和策略都是正確的，我們要堅信不疑、堅定不移，這是黨的力量之源，是團結的基礎。只有全黨一條心，才能勇往直前。

軍事科學院戰略研究部原部長姚有志發言

姚有志從人類文化數千年的大視野觀照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意義和時代價值。他說，我們不能否認以儒家文化為主干的傳統文化對民族生存延續的支撐作用與同化力量，但是當西方陸續啟動并完成了以文藝復興為旗幟的思想文化革命，以工業主導取代農牧漁主導的產業革命，以及資產階級登上統治舞臺的政治革命的過程中，獨領風騷越千年的中華文明卻日漸進入病入膏肓的危重期。近代以來，西方政要和學者對中國社會有數不清的貶損、挖苦和諷刺，唯有馬克思、恩格斯在指出中國已經全面落伍于時代潮流的同時，預言曾經創造過輝煌燦爛的古代文明的中華民族，遲早將爆發革命而開創光明的未來。由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列強分贓、出賣中國而引爆的五四反帝反封建運動，既是此前資產階級性質的新文化運動變為馬克思主義影響下的新文化運動的轉折點，更是把新文化運動轉向面貌為之一新的中國革命的樞紐和橋梁。以毛澤東為主要創立者的中國共產黨人構建的紅色文化大系，貫通革命與建設兩個時期，鏈接五四運動、新中國成立和改革開放三個歷史節點，擘畫出紅色文化向前延續和發展的中軸線，架設起通往未來思想文化建設的橋梁。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之際，我要從文化層面為五四運動正名和點贊。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雜志常務副主編周群發言

周群站在歷史邏輯、實踐邏輯、理論邏輯相結合的高度，回答了新時代為什么還要紀念五四運動的問題。他說，五四運動的里程碑意義，在于其是一場到那時為止最為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愛國革命運動，在于其是一場以先進青年知識分子為先鋒，有人民群眾廣泛參與的偉大愛國革命運動，在于其是一場以文化運動為先導，孕育了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精神的偉大愛國革命運動。它宣布了舊民主主義革命時代的結束、新民主主義革命時代的到來，值得我們永遠珍視和紀念。五四運動所創造的五四精神，以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相號召，代表了那個時代中華民族最深沉的追求、最熱烈的企盼、最正確的方向。尤其是到了五四后期，五四精神被賦予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光芒，廣大人民群眾愈來愈認識到，不改變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中國不會有前途、人民不會有希望。新時代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需要繼續弘揚偉大的五四精神，發揮青年的作用。必須引導廣大青年在五四精神激勵下自覺堅持黨的領導，聽黨話、跟黨走，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不懈奮斗。

軍事科學院戰略研究部學術委員會原主任彭光謙發言

彭光謙單刀直入，把話題集中在民主問題上。他說，就在我們紀念五四運動，弘揚五四精神的時候，有人乘機肆意歪曲與閹割革命的、進步的、朝氣蓬勃的五四精神，極力鼓噪資產階級的所謂“普世價值”、“民主人權”，這是值得我們警惕的。在階級遠未消亡的今天，民主從來就不是超階級的。在私人占有制為基礎的社會，政權掌握在資產者手里，權力是按資本大小、財產多寡來分配的。資產階級的民主是資本金錢關系在政治上的反映，是錢袋子的民主，是富豪的游戲。他們所謂的民主，是資產者之間如何進行分贓的民主；他們所謂的自由是資本擴張與增殖的自由，是剝削勞動者剩余價值的自由；他們的所謂人權，是資產者壓迫勞動者反抗的特權。他們在“西進運動”中燒殺搶掠，何曾想過印第安人的人權？他們把成噸的炸彈投向伊拉克、南聯盟、阿富汗、敘利亞的時候，他們何曾考慮過當地老人、婦女、兒童的人權？他們在攻擊中國政府限制了“第五縱隊”一些人的所謂自由的時候，何曾想過13億中國人追求和平安寧生活的自由？只有社會主義民主才是勞動者的民主， 99%的人的民主，而不是僅占人口1%的富豪的民主。

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副研究員儲著武發言

儲著武作為研究中國當代史的學者，介紹了70年前我們黨領導的紀念五四運動30周年活動的盛況，給人以諸多啟發和感悟。他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紀念五四運動，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加強我們黨與青年及各民主力量的團結，引導更多的學生與青年支援戰爭以及創建新中國。五四的詮釋離不開愛國、革命、科學與民主、青年、學生、社會主義等關鍵要素。一方面，由于受到現實政治、思想文化氛圍乃至價值觀念的影響，人們對五四內容的詮釋會有所側重、有所選擇；另一方面，還有一些貫穿于其中的精神傳統并不會改變，經過時代變遷又會重新煥發出時代光芒。歸結到底，只有發現五四的當代性，五四紀念本身才有意義。隨著新時代到來，人們對于五四的詮釋還會進一步豐富。可以這樣說，如何紀念五四，不僅是一個重要的學術問題，還是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

中國人民大學碩士研究生楊毓康發言

楊毓康作為在校研究生，自然關注青年運動的問題。他重點研究了五四運動對“精英”與“大眾”關系變化的關鍵作用。他說，在五四運動以前，社會精英與大眾的關系，是統治與被統治的關系。正是偉大的五四運動，造就了一批新的社會精英。他們從原有高高在上的牧養民眾、教化民眾、啟蒙民眾，到貼近民眾、贊美民眾甚至于崇拜民眾。這就是毛澤東、周恩來等共產黨人及其他先進分子。接受大眾教育、與大眾結合、和大眾一起為國家獨立、人民解放奮斗，就是這些新的精英所新之處。當代青年知識分子只有繼續走這樣的路，才能有所作為。

北京大學教授董學文發言

董學文獨辟蹊徑，從不同時期、不同人群對五四運動的不同評價切入，爬梳尋繹，發現歷史真實，揭示五四運動的本質，明辨思想理論是非，明確前進方向。他說，五四運動的先驅們是以多維視野來尋覓救國強國之路的。但是由于實踐的教訓和真理的感召，這條道路的主線便由傳播“民主”、“科學”轉到重點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上來，因而大大推動了歷史的進程，并揭開了新文化運動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它不是“文化大破壞”的“預演”和“濫觴”，也不是“救亡壓倒啟蒙”，而是一種新的文化建設的壯麗起點。如今我們紀念五四運動，是要發揚五四的愛國和革命精神，繼承和研究它的思想文化遺產，尋求啟示與借鑒，以便在日后的文化建設中走上更健康的坦途，而不至于重蹈歷史教訓的覆轍，甚至“把早已被前人所超越的東西重又當成珍寶供奉起來”。倘若反思五四就導致“儒化中國”，“儒家馬克思主義”，讓“儒學”成為當今代表中華民族生命和民族精神的“正統”；或者“全盤西化”，“民主個人主義”，依然以所謂“建設西洋式之新國家”為宗旨和目標，排斥唯物史觀學說的指引作用，那就不是什么“道與世更”，不是真正繼承五四傳統，而是與歷史的必然要求南轅北轍了。

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會長劉潤為發言

劉潤為用簡短的語言闡述了如何看待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批孔”的問題。他說，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批孔”，確有偏激之處，但是不能因此而否定它的本質方面。如果沒有這種激烈的批判，就不能祛除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深重毒素，中國傳統文化就有可能因為毒素的持續擴散而趨于消亡。從這種意義上說，五四新文化運動不是破壞而是挽救了包括儒學在內的中國傳統文化。在今日中國，占居主導地位的是社會主義文化，腐朽的封建主義文化早已被趕到邊緣地帶。中國人民正在朝著實現民族復興中國夢的偉大目標，努力建設社會主義的文化強國。這樣的文化環境、這樣的文化使命，使得我們可以而且應該以五四前輩不可得的從容態度去對待儒家文化，比較地側重于對它的繼承、消化、再創新的方面。總之，批判地繼承是馬克思主義對待傳統文化的總方針，但是具體到實踐中，批判與繼承并非刻板的半對半的關系，這一時期可能是批判上升為主要方面，那一時期可能是繼承上升為主要方面。我們必須根據文化環境和文化使命的不同而與時俱進地進行調整。這是歷史辯證法在文化領域的一個基本要求。

王廣的書面發言表現出了大眼界。他說，研究五四運動必須堅持大歷史觀，舍此則難以正確認識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和時代價值。由于歷史觀的差異，自五四運動爆發以來就存在著幾種完全不同的評價，但究其實質，畢竟不出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的舊時藩籬，只不過其中又添了一些文化史觀、后現代史觀的碎屑而已。真正科學揭示五四運動歷史意義的是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的中國共產黨人。毛澤東同志指出：“在‘五四’以前，中國的新文化，是舊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屬于世界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國的新文化，卻是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屬于世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這樣一種概括，就不是局限于文化、思想或政治算計等狹隘的領域，而是立足于唯物史觀，從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出發，從中國革命的性質、道路、前途命運出發而作出的光輝論斷。沒有唯物史觀的歷史穿透力和宏大視野，不可能達到這樣的理論高度，只能抓住歷史的一鱗半爪而自鳴得意。五四運動是一個光輝的起點，是一個光榮的開端，是構成中國共產黨人“初心”的蓓蕾。今天我們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正是為了回望起始，不忘初心，面向未來書寫更加偉大的新詩篇。

王本周作為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的秘書長，始終在為會議服務的同時認真聆聽各位學者的發言。他在會后說，五四運動是我國近現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事件。對于它的評價，是歷史唯物主義與歷史虛無主義、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馬克思主義的先進文化與封建主義、資本主義腐朽文化斗爭的一個焦點。今天我們舉辦這樣一個研討會，發出馬克思主義的聲音，非常及時、很有必要。聽各位學者的發言，如行山陰道上，如聞逸響笙匏，有美不勝收、動心驚耳之感。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自紅色文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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