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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堅持文藝發展的社會主義方向

——“改革開放40年文藝發展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紀要

衛  鴻

為了紀念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四十周年，進一步學習習近平同志關于文藝工作的系列重要論述，推動社會主義文藝事業健康發展，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于2018年10月13日在京召開“改革開放40年文藝發展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

參加研討會的有老中青三代專家學者，他們是中國作家協會黨組原成員、《文藝報》原主編鄭伯農，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副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當代文學研究室研究員、原《文學評論》副主編曾鎮南，內蒙古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內蒙古文藝評論家學會原會長劉文斌，求是雜志社文化編輯部副主任、編審閆玉清，吉林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李龍，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副所長魯太光，紅旗文稿雜志社編輯一室主任、編審馬建輝，文藝理論與批評雜志副主編崔柯，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會長、求是雜志原副總編劉潤為。一些文藝學博士生旁聽了會議。會議由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副會長、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董學文主持。

中國作家協會黨組原成員、《文藝報》原主編鄭伯農

與會同志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結合幾十年的文藝發展實際，以嚴謹求實的態度，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文藝創作和文藝理論取得的巨大進展和依然存在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認真的總結。大家一致表示：改革開放40年，國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文藝創作和文藝理論也發生了史無前例的變化。文藝園地百花競放，理論方面碩果累累。我們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就是為了更好地認識已經取得和正在取得的成績，更清楚地認識已經找到的一條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的道路，更理性地看清廣大文藝工作者經過辛勤耕耘在各個領域做出的突出貢獻。同時，我們在紀念的時候，也要嚴肅反思存在的問題，以便從中汲取教訓。只有這樣，我們才能不忘初心，排除困難，繼續前進，在新時代把社會主義文藝推向更高階段。

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副會長、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董學文

與會同志指出，對40年來的文藝狀況，要以宏觀的歷史眼界來加以估量。我國改革開放40年的文藝工作，繼承了先前一些好的傳統，也改變了先前一些不好的做法；克服了先前文藝發展觀念比較狹窄、單一，作家創作動輒得咎的弊端；文思開放，創作自由，空前廣泛地反映了社會生活，出現了許多優秀的作品，形成了當代文藝史上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形成了可稱道的“新時期文學”和“新時期藝術”。總的局面是好的。

當然，如果細分的話，新時期文學還可以分為“前20年”和“后20年”兩個階段。“前20年”指1978—1998年，“后20年”指1998年到現在。前20年成績是主要的，出現了許多優秀的作品，藝術生產力得到大的解放，文藝思想和理論上也有深刻變化；“后20年”相對來說，問題則越積累越多，創作數量上雖然上去了，但傾向性的問題比較明顯（有些是前20年存在的問題的顯現）。直到習近平同志2014年發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局面才得以扭轉。因此，在紀念改革開放40年的時候，我們要注意研究文藝思潮的變遷，注意從文藝論爭的角度來進行總結。尤其是對像“文學主體性”理論和詩歌上所謂“三個崛起”的等理論，影響一直沒有完全消除，其涉及的文藝思想原則和哲學基礎問題，一直沒有辨析清楚，至今兩種聲音各說個的，這是不正常的。近些年，文藝思想領域相當沉悶，這是不利于科學文藝觀和健康美學觀的確立的。

原《文學評論》副主編曾鎮南

與會同志指出，在總結40年經驗教訓的時候，我們不能忘掉歷史。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黨的十二大召開，標志著黨在指導思想上完成了撥亂反正，在許多重大的問題上已經有了科學而明確的結論。可這幾年，很少有人提這個《決議》，不少年輕人也不了解“撥亂反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有些文章和著作中，這段歷史很少被鄭重提及，反而給人造成了《決議》是在清理和糾正馬克思主義文藝觀、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印象。有的文章甚至把“性解放”當作思想解放的新成果，把抨擊“民族化”、“大眾化”當成突破思想“枷鎖”的重要舉措，文藝也很快就被當作賺錢的工具。現在文藝界的富翁、富婆，早已不只是腰纏萬貫了。一個大明星，光是逃稅漏稅就達幾個億。因之，我們有必要花大力氣把撥亂反正的歷史真相向下一代講清楚，不能給后人留下一筆真假不明、是非不分甚或黑白顛倒的歷史糊涂賬。

內蒙古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內蒙古文藝評論家學會原會長劉文斌

與會同志指出，我們正處在一個關鍵的歷史時期。一方面，經過40年的發展，經濟實力、綜合國力有了巨大提升；另一方面，隨著經濟的充分發展，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些弊端逐漸顯露出來。新的現實、新的問題、新的矛盾，在文化和文藝領域都有所體現，并向文藝理論提出了新的挑戰。這就要求文藝理論話語有所更新，要求文藝理論者的知識模式有所刷新。對于40年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來說，雖說它從未缺席，但影響力有限；雖也有所作為，但沒有形成持續性的思潮；理論問題框架有所更新，但大體沒有走出上世紀80年代格局，一些基本的問題還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首先，文藝理論的一個基本問題，即文藝與政治的關系，一直沒有得到較為清晰的界定。新時期之后，文藝界對此前文藝過度政治化的歷史教訓做了深刻反思，力圖“為文藝松綁”，應該說，此種反撥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然而在客觀上，“為文藝松綁”實際呈現為“與政治脫鉤”。另一方面，由于種種原因，在理論層面，文藝的政治屬性沒有被完全否定，但往往以意義較為含混的“意識形態”來置換，對“政治”做泛化理解。理論上的模糊以及與實踐層面的分裂、脫節，導致文藝與政治、與社會的關系一直未得到較為清晰的說明，文學的價值功能沒有得到恰當的闡釋。在實踐上，相當長的一段時期里，文藝“與政治脫鉤”又體現為“與現實脫鉤”。文藝與政治的關系沒有被清晰界定，時至今日，一提文藝與政治的關系，很多人還停留在所謂“工具論”、“蘇聯模式”的層面，對這一問題缺乏辯證的理解。這其中有著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點，就是沒有充分考慮到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模式和藝術生產領域新的變化，對文藝與政治的關系沒能做出當代的闡釋。有些問題迫切需要理論做出深入的闡釋，比如，當下文藝理論面對的現實語境、典型問題以及理論功能是什么？文藝實踐、文藝理論應如何回應政治議題？當下“政治”的具體所指又是什么？正視、解決這些問題，而不是回避或者含糊其辭，無疑是激活文藝理論現實功能的關鍵所在。

求是雜志社文化編輯部副主任、編審閆玉清

其次，文藝理論話語更新也不夠。所謂更新，不是追逐新潮話題，不是用時興的理論進行包裝。而是說，將經典理論和當代文藝實踐結合，在鮮活的批評實踐中對經典理論進行打磨、檢驗、延伸、擴充。近些年來，隨著社會語境的一些變化，文學創作出現了一些新的現象，這些文藝實踐美學上未必盡善盡美，形式上或許有待雕琢，但卻是對現實的折射和敏銳反映，提出了諸多現實議題，而且可能會為未來文藝發展提供一些啟示。回顧歷史，總結經驗，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從當下的文藝實踐中，發現新的理論生長點。也就是說，對那些反應了現實問題的文藝實踐，進行美學的和歷史的分析，從中發見當前社會文化的結構性問題，并在理論層面有所回應。

吉林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李龍

與會同志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文藝理論發展的最大偏向，或者說最嚴重的偏向之一，就是“西化”。近幾十年來，由于西方文化特別是“西學”在我國的廣泛傳播、滲透和影響，我們的政治、法制、道德、文化、教育、學術研究、文藝創作等都在相當的范圍內出現了“西化”傾向和“去中國化”傾向。文藝理論的“西化”傾向，是其中一個比較有代表性的方面。“西化”傾向給文藝理論帶來諸多不良的思想觀念，甚至形成一股股錯誤的思潮。比如，西方人本主義觀念帶來抽象人性論傾向，西方“現代派”觀點導致非理性和反理性傾向，新歷史主義和反本質主義導致文藝創作和研究中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后現代解構主義思想帶來相對主義和價值虛無主義傾向，以及“唯個體”傾向、“崇技藝”傾向、“接軌論”傾向、“以西去中”、“以西衡中”、“以西釋中”、“以西代中”傾向，等等。這些錯誤傾向和思潮，進一步助推了西方理論的散播，這是“西化”傾向強勢滲透文藝理論的一種體現。

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副所長魯太光

與會同志指出，近幾年，對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系列重要講話的理解和闡釋中也存在一些問題，需要加以總結。習總書記多次發表有關文藝的重要講話和論述，學界和文藝界已有不少學習、闡釋、研究的文章。不過，總體看來，深入的、有創新性的成果比較少，較多文章停留在對習總書記講話觀點的重復和重申層面。習總書記的講話立足于黨和國家的大局，高屋建瓴，理論界文化界所做的，應是將其進一步具體化，落實到具體的文藝問題上來。也就是說，要結合各自工作的實際，將總書記的綱領性論述加以細化和深化，聯系更為具體的問題，進行有針對性的分析和闡釋，對新時代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理論，要一點一滴扎實地做建構性的工作。習總書記講話中提出的許多要求和問題，應該得到切實的落實與貫徹，不能說一套做一套。而且，我們應當用整風的精神來學習和貫徹習近平同志關于文藝工作的指示，不能回避問題。

紅旗文稿雜志社編輯一室主任、編審馬建輝

與會同志指出，現在有些文藝理論和批評，強調的是純“審美”。有些文學史以抽象的“人性”觀來寫作，階級性、黨性、人民性都沒有了。現在，大學文藝理論和文學史教材太亂，一些教材的路子全變了，里面不少錯誤的東西。有些教材，嘴上說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實際上一點馬克思主義的成分和味道也沒有，很多歷史和理論上的大是大非都搞歪了，很多正確的東西都給否定了，西方的觀念成了主流。

與會同志指出，目前的文藝批評現狀很不盡如人意。從這個角度看，新時代的文藝亟須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批評面臨的迫切任務，就是以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為標準，對改革開放40年的文藝和理論進行總結，以此來開辟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的新前景。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內涵極其豐富，其最突出的特質就在于它的實踐品格。馬克思不像德國古典唯心主義哲學那樣，把審美視為人的精神積極性的特殊表現。譬如在康德那里，這種精神積極性是判斷力；在謝林那里，這種精神積極性是直觀；在黑格爾那里，這種精神積極性是精神的自我認識。也不像他之前的舊唯物主義“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在馬克思看來，審美是人的實踐積極性的一種特殊品質，是人“按照美的規律”感受世界、評價世界，從而改造世界乃至創造世界的一種能力，是人自我解放的一種能力，即將人從社會及其自身的異化力量中解放出來的能力。具體到馬克思、恩格斯所處的時代，就是將人從勞動的異化狀態中解放出來的能力。正是基于這樣的判斷，使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關于文學藝術的論述，不論是在比較綜合的文學命題中還是在相對具體的作家作品論中，都內蘊著實踐精神。我們當下的文藝，固然有許多前進的、積極的、解放的作品，但毋庸諱言，也有許多落后的、腐朽的、異化的作品。其中，尤其突出的是有很多現實感缺失的文藝，或者說，是巨大的現實內容與弱小的藝術形式不相容甚至背離的文藝，說的更極端一點，是試圖以弱小的藝術形式（如所謂“純文學”、“消費主義的文學”）束縛強大現實的文藝。從這個角度看，新時代的文藝需要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再則，習近平同志指出：“文藝批評要的就是批評，不能都是表揚甚至庸俗吹捧、阿諛逢承”。習近平同志希望改變文藝批評“褒貶甄別功能弱化，缺乏戰斗力”的狀況。可時至今日，文藝批評還是沒有批評，褒貶功能也提升不起來，依舊缺乏戰斗力，這是值得反思和改變的。

文藝理論與批評雜志副主編崔柯

與會同志指出，近40年我國文藝理論的發展，其過程始終存在著兩種不同思想、不同理論路線的斗爭。這樣說不是否認已經存在的理論“多元化”的狀態，而是承認這種狀態下明顯存在截然對立的兩股趨勢。具體來講，一股是主張明確的“西化”趨勢，一股是主張明確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趨勢。這兩股力量的斗爭，一直沒有中斷，沒有停止，而且在理論觀念和思想路線上表現得十分突兀與顯眼。這場理論沖突的基本教訓，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那就是由于疏離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的指導，文藝理論研究變得越來越主觀化、唯心化了。在這場斗爭中，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不是“東風壓倒西風”，而是“西風壓倒東風”，“西化”派的主張占據了主流和主導的位置。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主張則處于被排斥、冷落、嘲弄甚或拋棄的狀態。習近平同志指出的：“實際工作中，在有的領域中馬克思主義被邊緣化、空泛化、標簽化，在一些學科中‘失語’、教材中‘失蹤’、論壇上‘失聲’。” 這種狀況在文藝學領域極其嚴重。十八大以來，情況有所好轉，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也只是開始“走出邊緣”，“失語”、“失蹤”、“失聲”的局面并沒根本改觀。為什么會發生這種情況？主要原因是長時間不去區分理論的是非曲直，一些似是而非的文論觀念長時間得不到清理，再加上這些理論觀念善于變化、善于偽裝、善于投機，因之，一些原本錯誤的文論觀念在新形勢下，又改頭換面地冒將出來。它們以紀念改革開放40年為幌子，借機把先前那些曾遭到批駁但還有一定市場的錯誤觀念重新抬了出來，自吹自擂一番，好像它們這些觀念才是文論改革和創新的主角，對文藝創作出現的諸種亂象和失誤不負責任。這種情況的出現是值得警惕的。

與會同志指出，文學創作與時代同行，它既反映也表征一個時代的精神癥候，同時也回應時代關切，成為時代變遷社會變革的思想先聲。站在歷史新起點上，文藝工作者應該從以下四個方面來理解時代，回應時代呼喚，進而真正推動社會主義文藝事業的發展：一是必須重建“人民”作為社會主義文藝主體的合法性；二是要讓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掌握文藝的主導權和領導權；三是把實現社會主義理念、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文學的價值追求；四是要造就一批“有遠大的理想、豐富的生活經驗、良好的藝術技巧的一派藝術工作者”，把社會主義文藝不斷推向前進。

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會長、求是雜志原副總編劉潤為

研討會氣氛熱烈，大家暢所欲言，各抒己見，追求真理，實事求是，相互探討，發言有根有據，觀點鮮明，提高了大家對40年來文藝和理論發展狀況的認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