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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元仁丨沖破舊思想的牢籠：不應動搖《青年運動的方向》

點擊：作者：葛元仁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18-10-28 10:0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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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葛元仁，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黑河知青博物館名譽館長、山西夏縣插隊北京知青

《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充分肯定了毛主席著的《青年運動的方向》，并且指出“至今仍有重要意義”。因為，不論是民主革命時期，還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農村與城市的巨大反差，艱苦的斗爭、勞動和生活，猶如大風大浪沖擊著上山下鄉的知青，使他們真正了解了中國社會的現狀，轉變了世界觀，認識到自己肩負的改造社會的歷史責任。對個人來說，確實犧牲了不少。但縱觀人類歷史，在發展過程中，每前進一步，哪怕是小小的一步，都伴隨著犧牲，這是不爭的事實。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融入國家發展、民族富強之中，走上了一條為祖國的發展、為大多數人謀幸福的正道。因此，知青中的絕大多數人沒有被艱苦生活的重負所壓倒，因為這是為人民做出的犧牲。他們沒有用青春時光來刻意謀取個人的名利和安逸的生活，所以現在他們所感到的不是一點點自私而有限的歡樂，他們的幸福將屬于千百萬人。他們為社會所做的事情雖然平凡而且并不顯赫一時，但將永遠存在。多少年后，凡是高尚的人面對他們的骨灰，都將肅然起敬。人類如果只有功利而沒有理想，世界就會毀滅。

上山下鄉的歷史是不可復制的。但上山下鄉所產生和形成的知青文化和知青精神，是能夠對當代，對未來的青年人產生教育和示范作用的。在黨指引下，堅定地走與工農相結合道路，在“三大斗爭”第一線鍛煉成長，這是青年人成長為社會主義事業接班人的必要途徑。

大時代要有大擔當，當年的知青就是那個時代的敢于大擔當者。習近平同志正是具有這種擔當的決心和意志，才擔當起治國理政的重任，獲得了人民群眾的擁護。

習近平同志作為曾經上山下鄉知識青年中的一員，親身的經歷，使他對青年人如何成才有著不少精辟的論述。2013年5月4日，他在同各界優秀青年代表座談時講：“無數人生成功的事實表明，青年時代，選擇吃苦也就選擇了收獲，選擇奉獻也就選擇了高尚。青年時期多經歷一點摔打、挫折、考驗，有利于走好一生的路。” 2014年5月4日，他在北京大學師生座談會上講：“成功的背后，永遠是艱辛努力。青年要把艱苦環境作為磨煉自己的機遇，把小事當作大事干，一步一個腳印往前走。滴水可以穿石。只要堅韌不拔、百折不撓，成功就一定在前方等你。”總之，“只有把人生理想融入國家和民族的事業中，才能最終成就一番事業。”[1]

所以，知識青年的人生價值只有在與工農相結合中才能體現，革命事業接班人只有在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中才能培養！這已經被歷史所證明。

但是，現在有些人拒絕與傳統的、在幾千年私有制基礎上形成的觀念進行決裂，提出了不少蠱惑人心，違背歷史唯物主義的說法。整個私有制發展了幾千年，其經濟、政治、文化已經形成一種非常龐大的根深蒂固的存在。它們支配著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影響到包括無產階級在內的所有人們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所以毛主席說，“誰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們，工人階級也要在斗爭中不斷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也要變壞呢。”[2]

那些長時間以來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妖魔化的說法，禁錮了人們頭腦，影響了我們黨從民主革命時期就開始，至今仍然堅持的“青年運動方向”。阻礙了新時期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走與工農相結合道路。為此，有必要對這些觀點進行澄清，以解放思想。

1、有觀點認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因為社會主義體制有問題，共產黨把經濟搞糟了，不得不把知青趕到農村去，是“甩包袱”。這個問題我們只要看看《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就清楚了。

《決議》在“建國三十二年歷史的基本估計”中關于經濟問題的表述是：

“五、在工業建設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一九八?年同完成經濟恢復的一九五二年相比，全國工業固定資產按原價計算，增長二十六倍多，達到四千一百多億元；棉紗產量增長三點五倍，達到二百九十三萬噸；原煤產量增長八點四倍，達到六億二千萬噸；發電量增長四十倍，達到三千多億度；原油產量達到一億零五百多萬噸；鋼產量達到三千七百多萬噸；機械工業產值增長五十三倍，達到一千二百七十多億元。在遼闊的內地和少數民族地區，興建了一批新的工業基地。國防工業從無到有地逐步建設起來。資源勘探工作成績很大。鐵路、公路、水運、空運和郵電事業，都有很大的發展。

六、農業生產條件發生顯著改變，生產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全國灌溉面積已由一九五二年的三億畝擴大到現在的六億七千多萬畝，長江、黃河、淮河、海河、珠江、遼河、松花江等大江河的一般洪水災害得到初步控制。解放前我國農村幾乎沒有農業機械、化肥和電力，現在農用拖拉機、排灌機械和化肥施用量都大大增加，用電量等于解放初全國發電量的七點五倍。一九八○年同一九五二年相比，全國糧食增長近一倍，棉花增長一倍多。盡管人口增長過快，現在已近十億，我們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證了人民吃飯穿衣的需要。

七、城鄉商業和對外貿易都有很大增長。一九八?年與一九五二年相比，全民所有制商業收購商品總額由一百七十五億元增加到二千二百六十三億元，增長十一點九倍；社會商品零售總額由二百七十七億元增加到二千一百四十億元，增長六點七倍。國家進出口貿易的總額，一九八○年比一九五二年增長七點七倍。隨著工業、農業和商業的發展，人民生活比解放前有了很大的改善。一九八?年，全國城鄉平均每人的消費水平，扣除物價因素，比一九五二年提高近一倍。”

再看看《中國統計年鑒(1993)》中的數字：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工農業總產值年平均增長率為7.1%，社會總產值年平均增長率為6.8%，國民收入年平均增長率為4.9%。

階段發展指標：1976年與1966年相比，工農業總產值增長79%，社會總產值增長77.4%，國民收入總額（按當年價格計算）增長53%。

生產水平：1976年和1966年主要產品產量相比，鋼增長33.5%，原煤增長91.7%，原油增長499%，發電量增長146%，農用氮、磷、鉀化肥增長117.7%，塑料增長148.2%，棉布增長20.9%，糧食增長33.8%，油料增長61.6%。在縱向上與建國初期相比較，以1952年的工農業總產值為100%，可以看出，1976年的指數626.6%比1952年的指數增長了526.6個百分點。[3]

那種認為是經濟搞糟了，迫使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甩包袱”，的觀點是違背歷史事實的。周總理說的很清楚“國家關心，負責到底”！[4]國家財政部門撥出專項經費和專項物質，對不同時期上山下鄉的知青給予經費補助，對知青農場（廠）減免稅收……[5]，并且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發了一系列文件保護知識青年的健康成長，根本就沒有“甩包袱”的影子。只能說他們視野的狹窄，看不到這是當時社會發展的需要，把城鎮勞動力向農村的戰略轉移的大手筆。

2、有觀點認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走和工農相結合道路是剝奪了青年受教育的權利。這種說法是偏面地認為只有課堂的書本教育才是“受教育”，接受實踐的教育不是“受教育”。

明顯的事實是，人的知識是由書本的理論知識和實踐知識兩部分組成的。單純的課堂書本教育，不能代替必要的實踐。書本知識本身也是他人實踐經驗的總結，只是把一般的普遍的規律進行了歸納，反映的是“共性”。而實踐中我們遇到的事物都是以各種形式表現出來的“個性”，這也就是為什么列寧說：“實踐高于(理論的)認識，因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并且還有直接現實性的品格。”[6]因為只有通過對事物“個性”的解讀，才能深刻認識事物的“共性”本質，這只有靠自己的實踐才能獲得，別人是無法替代的。

歷史事實證明，人類是通過實踐才獲得的對自然界和社會的認識的。并且是通過反復實踐，反復總結，不斷提高的。知青們在農村和農民一起參加物質生產實踐，在實踐中獲得提高。不僅利于他們認識具體的客觀世界，也利于他們培養工農感情，理解書本中的一般規律。正如德國偉大的詩人歌德說的：“相信生活，它給人的教益比任何一本書籍都好。”

當年毛澤東同志提出的“再教育”，就是針對知識青年只接受了書本教育，脫離工農，脫離生產實踐而提出的。是為了使年輕人具備完整的知識，今后能夠擔當起建設社會主義的重任。

認為上山下鄉剝奪青年受教育權利的觀點，明顯與知識的形成過程相違背，是把“知識”和“實踐”對立起來了，沒有看到二者是“對立統一”的——“理論源于實踐”，也不利于青年人成長為知識全面的人。至于把到農村去看成是“降低人格”，是“屈辱”，更是封建主義思想“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 ，“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的殘余，蔑視從事農業體力勞動的農民，直接否定了處于農業生產第一線的農民是歷史的創造者。

習近平同志在2003年7月11日《之江新語》之《路就在腳下》中作了很好的回答：“一個人能否成才，關鍵不在于是否上大學，而在于他的實際本領。社會本身就是一個大學校，留心處處皆學問。只要你肯學習、能吃苦，沒有讀過大學，照樣能成才。”

即便按照這種觀點，真的是上山下鄉使得青年失去了受教育的機會嗎？我們看看沒有上山下鄉后的教育狀況，就明白了。

1982年12月10日，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批準的第六個五年計劃（1981-1985）提出“到1985年，爭取全國絕大部分縣普及或基本普及小學教育；其他地區也要積極創造條件，使更多的適齡兒童入學”。[7]1986年4月12日，六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明確了九年制義務教育。同年9月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國家教委、國家計委、財政部、勞動人事部《關于實施義務教育法的若個問題的意見》提出“全國大體可分為三類地區：第一類地區，……要求在1990年左右基本實現九年制義務教育。第二類地區……要求在1990年左右普及初等義務教育，……1995年左右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第三類地區……爭取在本世紀末大體普及初等義務教育”[8]（初等義務教育是指小學，九年制義務教育包括初中）

改革開放后，我國的國力比以前增強多了，20世紀末尚且不能在全國范圍內普及初中教育，現在成為了世界第二經濟體依然不能普及高中、大學。所以，能否使青年受高一級的教育，不在于有沒有上山下鄉，起決定因素的是國家的經濟發展和財政狀況。

3、面對大批曾經上山下鄉的知青走上各級領導崗位的事實，有人又變換說法講，上山下鄉只能出文學和干部人才。他們蠱惑人心地提出：上山下鄉走和工農相結合道路會造成了科技人才的斷層，會影響我國科技的發展（但不見有任何事實依據）。無視在生產實踐中與工農相結合，對青年學生正確世界觀的形成有極其重要的作用。而這種正確的世界觀，對我國科研工作者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筆者從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的院士名錄中發現了64名院士曾經有上山下鄉的經歷。他們中間不少人都有在國外留學的經歷，面對外國科研機構以優厚的待遇挽留，他們拒絕了，堅持回國，報效祖國。

中國工程院院士付賢智說“我是50后，我插過隊，能上大學不容易，我的經歷決定了我要回國。” 中國科學院院士彭實戈認為，考慮問題的角度不應從個人得失出發，覺得，學成回國對于自己來說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了。中國科學院院士孫世剛，在1987年底，放棄了法國一份有著豐厚年薪的工作，回到中國。孫世剛說，在那個年代出國，看到中國和外國的差距是驚人的，我的想法很樸素：趕快回國，把我們所學的知識教給學生，讓差距不要再這么大。中國科學院院士趙進東，1990年至1994年在美國賓州大學完成博士后研究并受聘為美國加州ABI公司研究員，曾獲美國技術專利一項。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事業有成并取得專利后，念念不忘報效祖國，毅然放棄國外優越的工作條件及豐厚的待遇，攜妻、女回國。中國科學院院士崔向群（女）1993年，曾經受聘于總部設在德國的歐洲南方天文臺，沉浸在當時全球最大天文光學望遠鏡的項目攻關中。當她獲悉祖國需要她參加“大天區面積多目標光纖光譜望遠鏡”項目時，決定回國，歐洲南方天文臺一再挽留她；德國一家大企業也邀請她去工作，并承諾兩年后派她回中國工作……崔向群謝絕所有挽留和邀請，毅然于1994年初回到國內。

在國內，崔向群一家三口擠在50多平方米的套房內，她每月工資也降到原來的1/40。面對落差，崔向群在接受美國《科學》雜志采訪時說：“我很高興回國，這架望遠鏡將使中國為世界作出貢獻。”

中國工程院院士丁健說：“在農村插隊，一開始我們這幫城里的孩子什么都不懂，也什么都不會，是當地老鄉們長期的幫助和照顧，才讓我們一步步挺了過來。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我們今天搞科研、做研究，說到底不是為了自己，國家和人民給了我們大力支持和優良的環境，我們理所應當做出點成績。” “經過這6年磨礪以后，我覺得什么事情都不那么可怕了，哪有什么過不去的困難。在科研上面碰到的任何挫折和失敗，我覺得都不算什么，只要我們能夠持之以恒，耐得住寂寞，執著不棄，攻克難關只是時間問題。這是所有科研工作者必備的素質，也是出成果的必要條件。”

用曾經有上山下鄉經歷的64名院士對比現在一些大學畢業生為了豐厚的待遇爭先恐后地往國外跑，或蜂擁而至的報考公務員，只追求個人利益，可以看到，我國科學技術的發展，并不完全取決于從各類學校畢業了多少學生，最重要的是他們是否有社會主義覺悟，能夠抵得住金錢的誘惑，淡泊名利，耐得住寂寞，愿意在枯燥的，不斷失敗的科學研究中下堅持下去。

正如中科院院士翟明國說的，扎實的學業知識固然很重要，但教育不能以智育為培養的首要標準，不能只啃書本、太看重分數。好的教育應該使學生有足夠的意志訓練、理想追求和社會生存能力。他在2016“科學改變世界”全國研究生學術論壇的報告中說：“若一個人不熱愛科學、對社會沒有擔當，談何改變國家？改變社會？” 他以自己掏糞、新疆伊吾軍馬場的知青經歷，鼓勵年輕學子多參加社會實踐，讓自己成為一個“接地氣”的人。“缺少社會實踐會成為人生中的一大損失，這會導致一個人一直‘懸’于社會之上，而不能腳踏實地地往前攀登。”“人才的市場化、貨幣化使得人降格成商品，這是不能出大師的原因。” 翟院士還強調知識不應只改變受教育者本人“走出大山”的命運，知識改變的應當是家鄉、民族和整個國家的命運。要想使得青年“學生有足夠的意志訓練、理想追求和社會生存能力”就要到實踐中去了解中國社會的民情國情。而只有走和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到基層去，到農村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和工人、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才能實現。只有身臨其境，才能深刻地感受到一代青年的社會責任，樹立為祖國、人民效力的決心，從而成為學習，研究的動力。

事實說明，走和工農相結合道路，到工農業生產第一線去參加生產實踐，不僅有利于學生掌握知識，而且通過對國情民情的了解，有利于他們形成正確的世界觀。使他們懂得，“偉大的事業之所以偉大，不僅因為這種事業是正義的、宏大的，而且因為這種事業不是一帆風順的。” ，“新時代是奮斗者的時代” 。奮斗是幸福的，奮斗也是艱辛的、長期的、曲折的，沒有艱辛就不是真正的奮斗。而奮斗精神之所以可貴，就在于越是面對困難和矛盾，越能激發出非凡的力量。

4、有人說，我初中都沒有畢業，怎么就成了“知識青年”？這是在掌握書本知識程度的衡量體系中，知青和農民所處的位置以及參照物不同造成的誤解。

衡量知識的多少并沒有一個固定的目標值，是相對而言的。小學生以中學生為參照物，可以說自己比中學生沒有知識；中學生以大學生為參照物，可以說比大學生沒有知識；大學生以教授為參照物，可以說比教授沒有知識。即便是教授，他也只能說，在自己研究是領域有知識，跳出了自己研究的領域也沒有知識。對于當年農民中大量文盲來說，在他們眼里，不要說大學生了，就是小學，初中生也是有知識的青年。“文革”前我國根據當時的財政情況，只要求普及小學教育，1982年教育部又發布了普及小學教育的文件，要求到1985年“爭取全國絕大部分縣普及或基本普及小學教育”。而且因為財政困難我國直到1986年4月12日，六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自1986年7月1日起，才在全國推行九年制義務教育。所以在上世紀6、70年代將初中生稱為“知識青年”并不奇怪。

如果換一個掌握實踐知識程度的衡量體系，那就倒過來了。我們都知道，凡是到工廠去參加工作的年輕人，不論是小學、初中，還是高中畢業生，一律被稱之為“學徒”，由工人師傅教你實踐知識。讓你接受實踐知識的“再教育”。知青到農村去也是一樣，要“學徒”，由農民教你實踐知識，讓你接受實踐知識的“再教育”。

5、“農民沒文化，怎么對我們進行‘再教育’”？這種說法，是簡單地把識不識字，作為有沒有文化的標準了。把老師注入式的講，學生被動的聽，作為教育的唯一方式了。

考察世界各民族的文化，我們就會發現，各民族的文化無不是勞動人民在生活和生產實踐中創造的。文字只是表述文化內涵的工具，把相關的文字組合稱之為“知識”，掌握了“知識”只是了解了文化，而文化的內涵是要用行動來表現的。我們說，中華民族勤勞勇敢，是我們這個民族通過行動表現出來的。即便評價一個人的品質，也不是根據他的學歷，而是根據他的行為。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集中表現的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品質，而這些優秀品質是在幾千年的農耕社會中形成的，農民是這些優秀品質的載體。知識青年在上山下鄉過程中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朝夕相處。農民用自己的行動把這些優秀品質傳遞給了我們，影響了我們，教育了我們。“身教勝于言教”是公認的最好的教育方式。知青也是在這個過程中領悟了中華民族的優秀品質，這是一種主動的學習方式，能給人以深刻的印象。

6、有人說，70年代世界的潮流是農村人口進城，而中國卻讓城市知青下鄉，這是歷史的反動。把社會主義制度下，共產黨組織領導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說成是“歷史的反動”，其政治目的是不言而喻的。

這是一種用表面現象掩蓋人口流動的實質，脫離了中國是發展中的國家，脫離中國當時經濟發展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現實。

西方發達國家人少地多，糧食問題早已解決，工業化進程也比中國早了一二百年，農村城鎮化早已完成，不存在農民進城問題。而且城市本身就是在農業生產發展，有足夠的糧食支撐下形成的。這是基本條件。

所謂70年代世界潮流是農村人口進城，是對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而言。這些國家大都采用了資本主義社會制度，“資產階級使鄉村屈服于城市”[9]。在這種資本主義的城市體系中，城市發展的本質是資本的城市化，資本使大量人口從農村流向城市的做法，目的是能夠選擇更多的供資本奴役的雇傭勞動者，獲取更多的剩余價值，并不能消滅工農業之間的矛盾和城鄉之間的對立，反而擴大和激化了這種矛盾，少數統治階級占有絕大部分社會勞動成果，而廣大勞動人民處于被剝削，被壓迫的地位。尤其是在沒有解決糧食問題和城市吸納就業能力問題之前，大量農村人口進城，必然出現的就是大中城市周圍產生的龐大的貧民窟。“無家可歸的人擠在大城市的貧民窟里；一切傳統習慣的約束、宗法制從屬關系、家庭都解體了；勞動時間、特別是女工和童工的勞動時間延長到可怕的程度；突然被拋到一個全新的環境中（從鄉村到城市，從農業到工業，從穩定的生活條件轉到天天都在變化的、毫無保障的生活條件）的勞動階級大批地墮落了”[10]。大量農村人口涌進城市，進城的農民沒有工作，成為無業游民，住房緊缺，生活環境惡劣，治安問題嚴重，犯罪率增高。看看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大陸和印度次大陸，以及拉美的一些城市的發展，由于城市化水平明顯超過工業化和經濟發展水平，城市人口過度增長，城市建設的步伐趕不上人口增加速度，城市不能為居民提供就業機會和必要的生活條件，農村人口遷移之后沒有實現相應的職業轉換，造成嚴重的“城市病”，這種農村人口進城造成的“假城市化”或“過度城市化”，成為這些國家政治動蕩、社會秩序不穩、糧食歉收和經濟衰退的病根。因此，《共產黨宣言》提出“把農業和工業結合起來，促使城鄉之間的對立逐步消滅”，[11]而不是單純地看人口的流向。

中國農民進城是從80年代人均糧食達到360公斤后開始的。隨著工業的發展，農業機械化進程加快，農村勞動力出現了富余。而工業的進一步發展，又需要新增大量勞動力，尤其在工業高速發展時期，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更是如此。在城市勞動力不能滿足要求時，農村人口進城務工了，這同樣是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

70年代農民能不能進城呢？我們且不說在當時糧食匱乏的情況下，進城的農民是否有糧食吃；也不說在當時社會經濟不發達的情況下，進城農民是否有工作崗位；忽略掉進城農民的住房問題。只要看看40多年后不存在知青大規模上山下鄉，農民進城后發生的問題就明白了。

中國新聞網2014年2月28日報道，由中國工程院主席團名譽主席徐匡迪院士領銜20多位院士和100多位專家共同參與、歷時兩年結題。8個專項課題共5卷本的《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發展戰略研究》披露：

一是城鎮化質量不高，2億多農民工“不融入”或“半融入”城市，生活和工作條件與市民差異很大，成為社會潛在的不穩定因素；農村精英流失，農村發展缺乏活力、農村空心化和社區衰敗現象日益顯現，城鄉差距不斷擴大。

二是生態環境形勢嚴峻，區域性復合型大氣污染事件頻發，并達到歷史最嚴重水平；江、河、湖、海大多受到復合污染，嚴重危及飲用水安全；化肥、農藥和水污染造成了嚴重的土壤污染，直接影響到食品安全。

三是產業發展與就業不相適應，產能過剩嚴重，城市產業結構趨同，轉型升級困難。

四是區域發展不平衡，中西部地區城鎮化發展滯后，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擴大，資源、資本和發展機會過度向大城市集中，縣和村發展受阻；特大城市“巨型化”發展，無序蔓延，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發展受到種種限制。

五是城鎮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建設欠帳嚴重，大城市交通嚴重惡化，缺乏整體應對措施，交通擁堵、安全隱患等“城市病”已經凸顯，城鎮運行安全隱患日益突出，地震、泥石流、內澇、火災等自然和人為災害頻發。

六是一些城鎮歷史文化和自然遺產破壞嚴重，出現精神文化缺失、“千城一面”的現象。

七是城市公共治理水平低下，治理能力明顯不足。城市債務負擔日益突出。

在改革開放30多年后，社會經濟大發展的今天，農村人口進城尚且存在如此眾多的問題，可想而知，如果按照某些人拋開當年中國經濟發展的現實狀況，70年代就讓大量的農村人口進城，中國會發生什么問題了。

奢談“農民進城是歷史潮流，知青下鄉是歷史的反動”，如果不是企圖污蔑，否定黨和國家第一代領導集體根據我國經濟發展需要制定的上山下鄉的正確方針，不是煽動知青們對社會主義制度的不滿，也不是希望讓我們國家當年就政治動蕩、社會秩序不穩的話，那就是陷入了典型的形而上學的唯心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的泥潭不能自拔。必然會造成社會認知的混亂，影響社會的團結和諧。

因此我們說，當年知青下鄉是當時社會經濟發展進程的需要，是由當時的經濟發展水平決定的。現在城鎮化建設農民工進城也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進程的需要，由現在的經濟發展狀況決定的。

現在農村出現了“三農”問題，為了解決經濟發展中的這個問題，大學生村官下鄉了，隨著經濟發展，城鎮化發展速度加快，也還將有更多的農民進城。

不同時期的知青上山下鄉和農民進城人數的多少，恰恰說明了需要解決的社會經濟發展問題迫切性程度。

因此，我們必須從社會經濟發展的角度來正確認識當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和現在大量農民進城的現象，看到其背后的本質——社會經濟發展的階段狀況，才能看清問題，避免人云亦云，被一些似是而非的觀點所誤導。

注釋：

[1] 2013年5月2日，習近平給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2009級本科團支部全體同學回信

[2] 《毛澤東年譜》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第642頁

[3] 《中國統計年鑒(1993)》，中國統計出版社，第57、50、33、444—447、364頁。

[4]顧洪章《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末》人民日報出版社第55頁

[5]詳見顧洪章《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末》人民日報出版社第188-193頁

[6] 列寧《哲學筆記》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30頁

[7] 劉英杰《中國教育大事典》浙江教育出版社第32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