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元仁：從源頭培養，從教育入手，造就可靠接班人
點擊： 作者：葛元仁 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發布時間:2018-07-22 20:19:42
2018年7月3日至4日，習近平同志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提出，建設忠誠干凈擔當的高素質干部隊伍；加快實施人才強國戰略，確立人才引領發展的戰略地位；培養造就一代又一代可靠接班人，要建立源頭培養、跟蹤培養、全程培養的素質培養體系。這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黨建的方面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有這樣才能保證黨的肌體健康，組織堅強，帶領人民奮斗前行。
一個干部的世界觀是在青年時代形成的，從學校教育這個“源頭”入手，使干部“扣好第一粒紐扣”是必然的要求。針對目前學校教育，進行改革，以符合時代的要求，刻不容緩。
因此，貫徹《共產黨宣言》所提出的“把教育同物質生產結合起來”，制定全面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制定的“教育必須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為人民服務，必須與生產勞動和社會實踐相結合，培養德、智、體、美等方面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的具體措施，就是“源頭”不可推卸的責任。
一
教育的目的是使受教育者了解世界，認識規律，改造世界，推動社會進步。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告訴我們：社會歷史從根本上說是生產發展的歷史，是人民群眾所創造的歷史。 人類全部的知識都來源于處于物質生產第一線的工人農民。任何科學技術的發明都源于工人農民的生產實踐要求，所有的科學技術只有通過工人農民的實踐來論證其是否可行，需要如何改進，直到最后成熟，形成生產力。實踐第一的觀點，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基本觀點，這是不難理解的。
“學習的目的全在于應用”。只有把學到的知識運用于生產實踐和社會實踐中去，才能發揮改造世界，推動社會進步的作用。而這些實踐的主體依然是工農群眾。正如馬克思指出的“哲學把無產階級當作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樣，無產階級也把哲學當作自己的精神武器”（《馬恩選集》2版1卷15頁）
因此，教育他們尊重工農群眾，和工農相結合，把自己融于工農之中，取得工農的信任，依靠工農群眾的實踐來實現社會的進步，應該是社會主義制度下教育的本來議題。
一次筆者在給大學生講座時，談到自己在農村插隊擔任大隊副主任時，搞科學種田，推廣了小麥優良品種，使得小麥普遍增產的事例。一位農業大學的碩士生提問說，他們帶著先進的農業技術和優良品種到農村去卻無法推廣，不明白為什么我能夠做到的，他們做不到。
其實道理很簡單，因為我在農村插隊時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七年，取得了農民的信任。農民知道你的利益和他們是一致的，所以愿意按照你的要求去做。而大學生們僅僅下去一兩個月，又和農民的利益不相關，所以有懷疑，不愿意按照他們的要求去做。
明顯的事實是，人的知識是由書本的理論知識和實踐知識兩部分組成的。單純的課堂書本教育，不能代替必要的實踐。列寧說：“實踐高于(理論的)認識，因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并且還有直接現實性的品格。”（列寧《哲學筆記》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30頁）書本知識的本身也是他人實踐經驗的總結，只是把一般的普遍的規律進行了歸納。而實踐知識，只有靠自己的實踐才能獲得。“舊的資本主義社會留給我們的最大禍害之一，就是書本與實踐完全脫節”（《列寧選集》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64頁），這是目前教育界應該正視的問題。
人類只有通過實踐才能獲得對自然界和社會的新的認識。并且通過反復實踐，反復總結，不斷提高。鼓勵學生青年勇于和工人農民一起參加物質生產實踐，在實踐中獲得提高。不僅利于他們認識具體的客觀世界，也利于他們培養工農感情，理解書本中的一般規律。正如德國偉大的詩人歌德說的：“相信生活，它給人的教益比任何一本書籍都好。”
當年毛澤東同志提出的“再教育”，就是針對知識青年只接受了書本教育，脫離工農，脫離生產實踐而提出的。是為了使年輕人具備完整的知識，今后能夠擔當起建設社會主義的重任。
二
為了做好“源頭”工作，有必要澄清一些流傳甚廣，禁錮人們頭腦的論調，使大家堅定地到基層去實踐，走和工農相結合的道路。
有觀點認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走和工農相結合道路是剝奪了青年受教育的權利。這是偏面地認為只有課堂的書本教育才是“受教育”，接受實踐的教育不是“受教育”。這顯然與知識的形成過程相是違背的，也不利于青年人成長為知識全面的人。至于把到農村去看成是“降低人格”，是“屈辱”，更是封建主義思想“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 ，“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的殘余，蔑視從事農業體力勞動的農民，直接否定了處于農業生產第一線的農民是歷史的創造者。
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反映的是中華民族優秀的品質。而中華民族優秀品質是在幾千年的農耕社會中，農民與惡劣的自然環境做了反復的斗爭，與歷代統治階級進行了頑強抗爭中形成的，農民是中華民族優秀品質的載體。知青在與農民的朝夕相處中，能夠從農民的行動中，感悟、學到這種優秀品質。文字只是工具，而文化的內涵是要用行動來表述的，任何的書本知識都無法替代通過行動來體會，實踐文化的內涵。
凡是在農村插隊時間夠長的知青都能夠深切的感受到，面對艱苦的生活，農民們是多么的堅忍不拔，坦然淡定；面對災難，他們又是如何艱苦奮斗，進行自救。當年是鄉親們教我們生活、教我們干活、教我們做人，幫助我們度過各種生活難關。現在不少知青懷念“第二故鄉”，就是因為我們人生第一步所學到的都是在農村獲得的。只要在農村認真實踐的知青，都能夠印證列寧同志關于實踐高于(理論的)認識，而且能夠深切體會毛澤東同志提出的“再教育”思想的目的，同時能夠對學校的教改方向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見。
面對大批曾經上山下鄉的知青走上各級領導崗位的事實，有人又變換說法講，上山下鄉只能出文學和干部人才，蠱惑人心地提出：上山下鄉走和工農相結合道路會造成了科技人才的斷層，會影響我國科技的發展（但不見有任何事實依據）。無視在生產實踐中與工農相結合，對青年學生正確世界觀的形成有極其重要的作用。而這種正確的世界觀對我國科研工作者，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筆者從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的院士名錄中發現了53名院士曾經有上山下鄉的經歷。
他們中間不少人都有在國外留學的經歷，面對外國科研機構以優厚的待遇挽留，他們拒絕了，堅持回國，報效祖國。中國工程院院士付賢智說“我是50后，我插過隊，能上大學不容易，我的經歷決定了我要回國。” 中國科學院院士彭實戈認為，考慮問題的角度不應從個人得失出發，覺得，學成回國對于自己來說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了。中國科學院院士孫世剛，在1987年底，放棄了法國一份有著豐厚年薪的工作，回到中國。孫世剛說，在那個年代出國，看到中國和外國的差距是驚人的，我的想法很樸素：趕快回國，把我們所學的知識教給學生，讓差距不要再這么大。中國科學院院士趙進東，1990年至1994年在美國賓州大學完成博士后研究并受聘為美國加州ABI公司研究員，曾獲美國技術專利一項。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事業有成并取得專利后，念念不忘報效祖國，毅然放棄國外優越的工作條件及豐厚的待遇，攜妻、女回國。中國科學院院士崔向群（女）1993年，曾經受聘于總部設在德國的歐洲南方天文臺，沉浸在當時全球最大天文光學望遠鏡的項目攻關中。當她獲悉祖國需要她參加“大天區面積多目標光纖光譜望遠鏡”項目時，決定回國，歐洲南方天文臺一再挽留她；德國一家大企業也邀請她去工作，并承諾兩年后派她回中國工作……崔向群謝絕所有挽留和邀請，毅然于1994年初回到國內。
在國內，崔向群一家三口擠在50多平方米的套房內，她每月工資也降到原來的40分之一。面對落差，崔向群在接受美國《科學》雜志采訪時說：“我很高興回國，這架望遠鏡將使中國為世界作出貢獻。”
中國工程院院士丁健說：“在農村插隊，一開始我們這幫城里的孩子什么都不懂，也什么都不會，是當地老鄉們長期的幫助和照顧，才讓我們一步步挺了過來。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我們今天搞科研、做研究，說到底不是為了自己，國家和人民給了我們大力支持和優良的環境，我們理所應當做出點成績。” “經過這6年磨礪以后，我覺得什么事情都不那么可怕了，哪有什么過不去的困難。在科研上面碰到的任何挫折和失敗，我覺得都不算什么，只要我們能夠持之以恒，耐得住寂寞，執著不棄，攻克難關只是時間問題。這是所有科研工作者必備的素質，也是出成果的必要條件。”
用曾經有插隊經歷的53名院士對比現在一些大學畢業生為了豐厚的待遇爭先恐后地往國外跑，或蜂擁而至的報考公務員，只追求個人利益，可以看到，我國科學技術的發展，并不完全取決于從各類學校畢業了多少學生，最重要的是他們是否有社會主義覺悟，能夠抵得住金錢的誘惑，淡泊名利，耐得住寂寞， 愿意在枯燥的，不斷失敗的情況下堅持下去。正如中科院院士翟明國說的，扎實的學業知識固然很重要，但教育不能以智育為培養的首要標準，不能只啃書本、太看重分數。好的教育應該使學生有足夠的意志訓練、理想追求和社會生存能力。 他在2016“科學改變世界”全國研究生學術論壇的報告中說：“若一個人不熱愛科學、對社會沒有擔當，談何改變國家？改變社會？” 他以自己掏糞、新疆伊吾軍馬場的知青經歷，鼓勵年輕學子多參加社會實踐，讓自己成為一個“接地氣”的人。“缺少社會實踐會成為人生中的一大損失，這會導致一個人一直‘懸’于社會之上，而不能腳踏實地地往前攀登。”“人才的市場化、貨幣化使得人降格成商品，這是不能出大師的原因。” 翟院士還強調知識不應只改變受教育者本人“走出大山”的命運，知識改變的應當是家鄉、民族和整個國家的命運。 要想使得青年“學生有足夠的意志訓練、理想追求和社會生存能力”就要到實踐中去了解中國社會的民情國情。而只有走和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到基層去，到農村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和工人、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才能實現。只有身臨其境，才能深刻地感受到一代青年的社會責任，樹立為祖國、人民效力的決心，從而成為學習，研究的動力。
事實說明，走和工農相結合道路，到工農業生產第一線去參加生產實踐，不僅有利于學生掌握知識，而且通過對國情民情的了解，有利于他們形成正確的世界觀。使他們懂得，“偉大的事業之所以偉大，不僅因為這種事業是正義的、宏大的，而且因為這種事業不是一帆風順的。” ，“新時代是奮斗者的時代” 。奮斗是幸福的，奮斗也是艱辛的、長期的、曲折的，沒有艱辛就不是真正的奮斗。而奮斗精神之所以可貴，就在于越是面對困難和矛盾，越能激發出非凡的力量。
三
任何社會的統治階級都要通過教育來為本階級培養接班人，為本階級的政治目的服務。列寧精辟的指出“從前的一切學校都浸透了階級精神，只讓資產階級的子女學到知識。這種學校里的每一句話，都是根據資產階級的利益捏造出來的。工農青年在這樣的學校里，與其說是受數育，倒不如說是受資產階級的奴化。教育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要為資產階級訓練稱心如意的奴仆，既能替主人創造利潤，又不會驚擾主人的安寧”。（《列寧選集》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65頁）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明文規定，“國家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遵循憲法確定的基本原則，發展社會主義的教育事業。”我國的《憲法》明確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教育自然要為無產階級的政治目的服務。
因此，加強政治思想教育“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共產主義道德教育人民和青年，堅持德智體全面發展、又紅又專、知識分子與工人農民相結合、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相結合的教育方針，抵制腐朽的資產階級思想和封建殘余思想的影響，克服小資產階級思想影響，發揚祖國利益高于一切的愛國主義精神和為現代化建設貢獻一切的艱苦創業精神。”（《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教改應該堅持的目標。
但是很長一個時期，教育偏離了這個方向。即便鄧小平同志在1989年就指出了“最大的失誤是教育，這里我主要是講思想政治教育，不單純是對學校、青年學生，是泛指對人民的教育。對于艱苦創業，對于中國是個什么樣的國家，將要變成一個什么樣的國家，這種教育都很少，這是我們很大的失誤”。（《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06頁）情況也并未改觀。在學校里馬克思主義被邊緣化，走和工農相結合的道路也不提了，艱苦奮斗的傳統不講了，革命英雄的事跡被從教科書里刪除了，唯一的考核指標就是“分數”，“升學率”，更不要說鼓勵學生到生產第一線當普通的工人、農民了。而提出的“教育‘脫離政治’，教育‘不問政治’，都是資產階級的偽善說法”。（《列寧選集》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83頁）。于是腐朽的資產階級思想和封建殘余思想沉渣泛起，極端個人主義盛行，就如北京大學錢理群教授所說的，我們的一些大學包括北京大學正在培養一些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他們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體制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這種人一旦掌握權力比一般的貪官污吏危害更大。至于什么民族的傳統啊，國家的前途啊，這個社會公正公義這一切都不在他們的眼里。（2012年05月03日中國網）
人民日報公眾號2016年9月26日報道，2015年，針對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武漢、西安等34個城市的高校本科生，分男女、年級進行摸底調查研究顯示：接受調查的大學生中60.5%接受性解放、性自由，67.1%接受婚前性行為，近七成大學生接受未婚同居行為。 國家衛計委2015年的數據顯示，我國年度新增15-24歲青年學生艾滋病感染者在相應年度青年感染總人群中的占比已由2008年的5.77%上升至2014年的16.58%。
美國中情局“十條誡令”第一條就是“盡量用物質來引誘和敗壞他們的青年，鼓勵他們藐視、鄙視、進一步公開反對他們原來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別是共產主義教條。替他們制造對色情奔放的興趣和機會，進而鼓勵他們進行性的濫交。讓他們不以膚淺、虛榮為羞恥。一定要毀掉他們強調過的刻苦耐勞精神。”可見帝國主義在不懈地從源頭與我們爭奪對年青一代的教育。
這是我們學校的教育工作者必須高度重視的問題。
習近平在2016年12月7日至8日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強調，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關系高校培養什么樣的人、如何培養人以及為誰培養人這個根本問題。為我國的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
中國共產黨始終將“實現共產主義作為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十九大報告），因此對學生進行共產主義理想，信仰的教育，應該是第一位的。
但，正如列寧指出的“離開工作，離開斗爭，共產主義小冊子和著作中關于共產主義的書本知識，可以說是一文不值，因為這種書本知識依然保持了舊的資本主義社會中最令人厭惡的特征，即理論與實踐脫節” （《列寧選集》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65頁）“我們不需要死記硬背，但我們需要用基本事實的知識來發展和增進每個學習者的思考力，因為不把學到的全部知識融會貫通，共產主義就會變成空中樓閣，就會成為一塊空招牌”，“只學習共產主義的結論，只背共產主義的口號。這樣是不能建立共產主義的” （《列寧選集》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67頁）。
習近平同志在十九大報告中強調的“注重在基層和困難艱苦的地方培養鍛煉年輕干部”，就是要求干部到工農中去。理論聯系實際，在實踐中大浪淘沙，考察出“信念堅定、為民服務、勤政務實、敢于擔當、清正廉潔”的好干部來接革命事業的班，保證人民政權的穩固，使得無數革命先輩流血犧牲打下的江山不變色。
四
現在的青年學生面臨的是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環境。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來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下，運用價值規律，進行商品交換，“使市場在資源配置起決定作用”的一種經濟運行機制。是針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還不發達，為了加快社會主義生產力的發展，促進社會主義向更高的階段發展，為實現共產主義創造物質條件而采用的方法。在這種運行機制下，企業需要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又表現為追逐利潤。就像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一樣，這種運行機制是有負面影響的，表現在分配上的“兩極分化”。這正是我們要逐步調整的生產關系的內容。但是，由于西方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和自由化的干擾，一些人只講“市場經濟”，不講“社會主義”；只講個人發財致富，不講共同富裕；鼓吹“一切向錢看”，自私自利是人的本性…….，用表面現象掩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來的含義，甚至把“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 人為地割裂開來，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即：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拋到九霄云外，造成了青年人思想上的混亂和信仰危機。
由于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經驗和社會生活經驗，不懂得事物是發展變化的，社會是按照客觀規律發展的，是在不斷解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中進步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不可能“萬歲”。于是出現了單純追求金錢，忘記了自己肩負的社會責任。甚至應聲附和“馬克思主義過時了”，“共產主義虛無縹緲”的錯誤論調。
這就需要按照毛主席講的：“在群眾中間經常進行生動的、切實的政治教育，并且經常把發生的困難向他們作真實的說明，和他們一起研究如何解決困難的辦法。”（《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第236頁）
這種政治教育，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理想信念就是共產黨人精神上的‘鈣’，沒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堅定，精神上就會‘缺鈣’，就會得‘軟骨病’。” 從一個更宏觀的視野上來理解習總書記的論斷，理想信念不僅是共產黨人精神上的“鈣”，也必然是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群眾精神上的“鈣”。因此，對所有潛在的接班人的培養必須加強理想信念的教育，而只有到生產第一線的實踐中去和工農相結合，用鮮活的事實進行生動的、切實的政治教育，才能使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真學、真懂、真信、真用”。
在新的時代下這種方法是否可行和必要呢？我們聽聽老師和同學們的說法。
巴音學院教師賈振霞：與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后期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相比，如今的大學生下基層活動被賦予了新的歷史使命和時代責任。目前，教育部等國家有關部門鼓勵實施了多種基層服務項目，如大學生村官、“三支一扶”計劃、志愿服務西部計劃、教師特崗計劃和農技特崗計劃等專門項目。這些活動的實施正是知識青年走與工農相結合道路的本質體現。這對剛剛走出校門的大學生克服急躁情緒和不夠務實的特點，促使其健康、快速成長不失為一個重要環節。張木明等人在2013年對高校畢業生服務基層活動做了調查研究。調查中發現，“61.9%的學生認為參與志愿服務能完善知識結構，66.5%的學生認為積累了工作經驗，57.5%的學生認為增強了自信心，49.1%的學生認為提高了協調溝通能力，42.5%的學生認為提高了環境適應能力，22.4%的學生認為參與志愿服務具有成就感和歸屬感”。這些數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們今天出臺的這項政策是合適的。進一步可以說是新時代知青運動的延續。
因此，我黨的教育方針應該不僅使我們具備比較廣博的知識，成為全面發展的人才，還要能夠在城鄉之間自由流動，涌現出更多的秦玥飛，激發廣大學子在廣闊的天地間創新創業，尤其能在基層扶貧工作中大有作為。
中國農業大學碩士研究生賈希望：2015年8月開始，筆者在云南省臨滄市鎮康縣中緬邊境支教一年。時代不同，當今的支教不能與那個時候的上山下鄉相比，一是規模沒有那么大，二是內心的理想信念也沒有那時強。但有幾點具有共性的東西：第一，到基層去一定會磨煉人的意志品質；第二，到基層去一定能感受到中國最底層社會老百姓衣食住行的生活狀況；第三，到基層去一定會讓人產生理想信念，讓人感悟到要為祖國和人民做些實事；第四，從基層回來之后一定會懷念、感恩那個地方，也一定會認可曾經在基層奮斗過的地方就是“第二故鄉”，崢嶸歲月里的經歷就是寶貴的財富。
北京科技大學博士研究生李潔：要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繼續堅持與工農相結合的方向，把某些“軟要求”變成“硬規矩”。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可謂毛澤東歷來倡導的青年運動應該堅持工農相結合的具體實踐。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今天，雖然我國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城鄉差距特別是西部某些地區的城鄉差距還比較大。小平同志當年提出“兩個大局”的思想，第一個大局應該說我們顧全得非常好，但第二個大局的工作推進遭遇了特別多的困難。比如，西部經濟發展、投資、西部人才引進、流失等問題，如果這些問題得不到解決，社會主義現代化也不可能建成。當然，中央也多方號召廣大青年到西部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并出臺了各種優惠政策，但“號召”畢竟是一種“軟要求”，能否把這種“軟要求”變成一種“硬規矩”呢？比如，把到西部、邊遠山區支農、支教等與職稱評定、晉升等相掛鉤，這是完全可行的，為什么現在能夠把“出國”作為人才引進、職稱評定、晉升的硬性要求，卻不能把支農、支教變成硬性要求呢？我覺得我們的黨員干部、高校教師、廣大畢業生也應該有這種覺悟，相關部門也不要怕這種規定不合理，這是社會主義國家應該有的規定，是正義的、合理的。（《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17年第4期第81頁）
因此，不管是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可以看到，只要結合中國社會發展的實際，接班人的培養只有通過理論結合實際，到工農最集中的基層去，克服脫離農民，脫離工人，脫離軍隊，脫離工農兵，脫離生產者的缺點，永遠與勞動人民在一起，在艱苦環境中才能培養出來。
（作者系中國社科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黑河知青博物館名譽館長、山西插隊北京知青；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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