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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裕祿》油畫（吳江提供）

今年的5月14日，是焦裕祿同志逝世55周年的日子。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河南的干部群眾中廣泛流傳著：“走遍河南山和水，至今懷念三書記。”在這三位縣委書記中，首屈一指的就是蘭考的焦裕祿。另外兩位是國家困難時期修建林縣“紅旗渠”的楊貴和“文革”期間組織輝縣人民反對大亂而堅持“大干社會主義”的鄭永和。 他們都是那個年代河南省委在不同時間段所傾心大力樹立的典型樣板。

焦裕祿的名字在“文革”前就傳遍了祖國大地，成為感動全黨、聞名全國的“縣委書記好榜樣”。這位蘭考大地36萬百姓的“七品父母官”，僅在蘭考忘我奮斗了一年零五個月，就不幸英年早逝了。他是為人民拼死拼活謀福祉的領導干部的優秀代表，他是為信仰無怨無悔做奉獻的共產黨人的光輝典范。他的名字是那個激情燃燒的艱難歲月的精神符號。在他的名字背后，蘊藏著許多鮮為人知的故事。本文追憶的就是在黨中央、國務院和中南局的領導下，河南省委是如何發現、樹立和宣傳、捍衛焦裕祿的故事。

焦裕祿絕非“一夜走紅” 

焦裕祿是在中國共產黨培養下成長起來的無數工農干部的突出代表。他的父親被日寇漢奸逼死，自己曾經當苦工、做雇工、甚至流落異鄉。他于1945年參加革命，194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逐漸成為黨的一名優秀基層干部。

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全國156個重點建設項目中有7個在河南省洛陽市立項開工，黨中央、國務院從全國抽調了大批精兵強將參加建設會戰。時任鄭州市共青團市委第二書記的焦裕祿就是在那時被調到洛陽礦山機器廠的。他先后擔任過該廠的第一金屬加工車間主任、廠調度科長等職。

劉建勛到任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后不久，“去洛礦檢查工作時，發現焦裕祿領導有方，他管理的車間工作非常出色。劉建勛回到省里不久，就提出要從城市機關和重點企業抽調一批優秀干部加強貧困縣的領導工作……”（引自王大海著《誰是真正的人民英雄》）

1962年3月下旬，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和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來河南視察，劉建勛代表省委向他們匯報了精簡下放和生產救災情況后，專門列出了25個重災縣，提出：

由于當地人民生活非常困難，加之一系列政治運動后，領導力量元氣大傷，格外缺乏干部，請示從城市機關和重點企業抽調一批優秀干部加強貧困縣的領導工作。經李富春、陶鑄批準同意，“（省委）決定從洛陽大工廠調出原由地方支援工業的25名干部，加強重災縣的領導工作。焦裕祿同志就是其中的一個。”（引自楊玨著《懷念建勛同志》）

當年6月，焦裕祿擔任了尉氏縣委副書記。12月，由于他工作表現突出，又被調任蘭考縣委書記處第二書記，負責主持全縣工作。

焦裕祿在田里勞動

“就是有天大的困難，我們也要殺出一條血路”

焦裕祿赴任前，省委組織部的同志明確告訴他：蘭考是一個最窮的縣，一個最困難的縣，要在思想上有接受最嚴峻考驗的準備。

面對“三最”，焦裕祿的回答是：

“越是困難越能鍛煉人，不改變蘭考面貌，我決不離開那里。”

焦裕祿一到蘭考，他就把消極阻止災民外出逃荒的“勸阻辦公室”改成向老天爺宣戰的“除三害辦公室”；他以“吃別人嚼過的饃沒味道”的豪言壯語激勵干部、農民和技術人員開展大規模的調研試驗；他發現并樹立了自力更生、戰天斗地的“四桿紅旗”，即“韓村的精神、秦寨的決心、趙垛樓的干勁、雙楊樹的道路”作為全縣人民的榜樣；他默默地為困難戶幫工，令困苦百姓交口稱贊；他公私分明，不允許子女白看一場電影；他一貧如洗，至死都沒來得及還清探家時欠戰友的200元債務……

1963年3月，分管農業的河南省委第二書記何偉到蘭考視察，焦裕祿同志向他匯報說，蘭考縣已連續幾年受災，1962年又遭到內澇、鹽堿、風沙的襲擊，給人民生活帶來了極大的困難，不少干部喪失了信心，紛紛要求調離蘭考。災民已到了住無房、食無糧的地步，不少生產隊的干部為了讓災民活下去，就帶頭外流，剎也剎不住。

何偉聽完匯報后，便讓焦裕祿陪同察看了80多個大小風口以及沙丘和低洼鹽堿地，隨后他對焦裕祿說：“蘭考的問題要從根本上治理‘三害’，就要針對沙、澇、堿的不同特點提出具體的解決辦法。”他還提醒焦裕祿：這些問題不解決，我們作為共產黨人，就沒有盡到責任。

焦裕祿則表示：

“就是有天大的困難，我們也要殺出一條血路解決這個問題。”

焦裕祿查看莊稼長勢。（吳江提供）

臨別時，何偉拉著焦裕祿的手說：

“救災如救火，人命關天哪！有你這樣的干部，我們就放心了，有什么困難省委、省政府會幫你們解決。”

接下來，蘭考縣委和全縣人民在焦裕祿的帶領下，很快投入了戰勝“三害”、徹底改變蘭考面貌的戰斗中。

4個月后，何偉于7月中旬再次來到蘭考。他看了蘭考縣委全面治理沙、澇、堿的規劃模型，又親自到儀封、三義寨、張君墓、固陽、南彰等公社實地考察。他看到了三義寨搞的作物“三蓬樓”（即上面栽樹，中間壓條子，下邊種花生）以及儀封園藝場的蘋果樹上果實累累，看到了南彰公社坑坑有藕、荷花滿塘，何偉高興地說：“蘭考的面貌真的變了！”他在縣委會上贊揚道：

“你們已經取得很好的成績，外流人口也大大減少了，干部思想穩定了，生產有了起色，蘭考人民是有志氣的，照這樣干下去，不出三五年，蘭考會大變樣，那時，火車來來往往就不會拉你們外逃的人了，而是向外拉你們的木材、花生、大棗了。”

何偉回到鄭州后，向省委常委詳細介紹了蘭考人民在焦裕祿的帶領下所取得的驚人成績，大家認為焦裕祿是位有理想、有干勁、有水平、又能埋頭苦干的好干部、好“班長”。經過集體討論，省委正式任命焦裕祿為蘭考縣委第一書記。 

焦裕祿和泡桐樹。

1964年春天，何偉第3次來到蘭考，他看到泡桐樹郁郁蔥蔥，沙地栽上了紫穗槐，鹽堿地里挖了排堿溝，防治“三害”已初見成效。可焦裕祿卻因勞累過度病倒了。何偉讓焦裕祿一起回鄭州治病，還指示有關人員：一定要千方百計盡最大努力治好他的病。（引自陳傳統、霍震、 何生著《何偉同志在河南》）

焦裕祿到鄭州入院治療前，被安排住進省委第一招待所。一天晚飯后，劉建勛叫上公務員黑留長，二人步行穿過3個小區和3條馬路，前去探望了焦裕祿。劉建勛代表省委領導叮囑他務必要樹立信心、安心治療。（引自黑留長2013年9月11日晚的電話回憶記錄）

5月14日9時45分，焦裕祿因患肝癌醫治無效，在河南醫學院附屬醫院病逝，享年42歲。

全省性會議為他改變議程

1964年5月22日，蘭考縣召開了全縣三級干部會議。會議期間同時為焦裕祿舉行了追悼大會。

此時，河南省的沙區造林工作會議正在百里之外的民權縣舉行。大會上第二個介紹的就是蘭考的經驗。發言者是主持蘭考工作的縣委副書記、縣長張欽禮。他除了介紹造林防沙﹑翻淤壓沙的具體情況和經驗外，重點講述了焦裕祿的感人事跡以及焦裕祿與蘭考人民結下的深情厚誼。會議原規定發言不得超過一個小時。

當張欽禮介紹到焦裕祿說“我死后只有一個要求，要求組織把我運回蘭考，埋在沙灘上，活著我沒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著你們把沙丘治好”時，張欽禮已是泣不成聲。

會場上，許多同志流下了眼淚。主持會議的河南省副省長王維群也被深深感染，他站起來說：“講！不受時間限制。”就這樣，張欽禮講了兩個半小時，全場泣不成聲。中午休會時，王維群宣布：“轉變會議主題，下午全體討論焦裕祿的事跡。”  

報道會議的新華社河南分社記者憑著職業敏感性，當即進一步深入了解了焦裕祿的事跡，并向分社領導做了匯報。

8月29日，蘭考縣委向河南省委遞交了8000字的《關于在蘭考人民除“三害”斗爭中焦裕祿同志先進事跡的報告》，該報告引起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的重視。很快，省委就作出決定，同時向全省各級黨組織下發了《向模范共產黨員焦裕祿同志學習的通知》。

9月7日，新華社河南分社記者魯保國、逯祖毅在副社長張應先的帶領下，深入蘭考對焦裕祿的事跡進行采訪。眾多知情者向記者詳細介紹了焦裕祿的感人事跡，記者很快就寫出人物消息上報給了新華社。

11月20日，《人民日報》在第二版的顯著位置刊發了《在改變蘭考自然面貌斗爭中鞠躬盡瘁——焦裕祿同志為黨為人民忠心耿耿》的專題通訊，文中特別指出“中共河南省委號召全省干部學習已故前蘭考縣委書記為人民服務的革命精神”。這篇通訊是中央級旗艦媒體最先報道焦裕祿的文章。

兩天后，按照省委決定，《河南日報》也全文刊發了此文，并配發了社論《學習焦裕祿同志為人民服務的革命精神》。隨后，《河南日報》專門開辟出《學習焦裕祿同志的革命精神》專欄，每周一期，連續刊發了14期。1965年2月，《河南日報》發表了《焦裕祿啊，蘭考人民懷念您》作為專欄的結束語。

彭真拍板發表《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

1966年2月7日，由新華社記者穆青、周原、馮健等人執筆的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引發了極其強烈的反響。

《人民日報》長篇通訊

2002年，穆青在回憶發表這篇文章始末由來時說：

我們寫焦裕祿的文章是在1966年初。焦裕祿的事跡，我已經在新華社里作過報告，大家聽了都很感動。但這篇文章是否可以發表，怎么發表，我不敢做主。因為那個時候正是“文化大革命”前夕，人們已經被搞得有點緊張了。

 

這篇文章里，我們擔心的是兩件事情，第一個，是蘭考的災荒敢不敢寫，困難時期沒飯吃、逃荒，這個事情敢不敢寫？我是大膽地把它寫出來了。不寫困難，不寫災荒，焦裕祿的事跡、精神就寫不出來；寫了這些就是暴露黑暗面。在這個問題上我拿不定主意，但我還是大膽地寫了。我說，如果不讓發表，就算了，就不要發表。要發表就不能把災荒情況刪掉，否則，這個典型就沒意義了。第二個，我沒寫階級斗爭，一句話也沒說。那個時候就是強調階級斗爭。但是我沒有寫，因為在焦裕祿那個地方沒有搞階級斗爭，逃荒要飯能算是階級斗爭嗎？不能算是階級斗爭，只是一些群眾覺得困難，想離開那個地方。但是，這不能上升到階級斗爭。應該實事求是，沒有就是沒有，不能瞎寫。這篇文章我們采訪了半個月，稿子改了7遍，在蘭考的三級干部會上宣讀過，所有事實都認真核實了。

 

當時新華社社長是吳冷西同志，他也覺得這篇文章如果不發表真是太可惜了，這個典型太感人了。但是要發表，對于上述的兩點，他也拿不定主意。這需要請示中央領導同志。他去找了彭真同志，彭真同志看了后，拍板了。怎么談的，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是彭真同志拍板的。他當時是書記處書記，中央日常的工作都是他管的。他一拍板，我就敢發了。

隨著長篇通訊的發表，焦裕祿的名字迅速傳遍了神州大地。但是斗爭卻并沒有因此終止。河南有人趁機大肆污蔑焦裕祿，無端指責文章“不講階級斗爭，只講生產斗爭”，甚至還攻擊主創人員周原“是個摘帽右派，應該把他趕出蘭考！”

穆青和周原很快就給河南省委寫了一個情況通報，省委隨即召集開封地委和蘭考縣委的領導趕到鄭州匯報。

一天后，時任蘭考縣委書記在省委會議室里放了第一炮：“焦裕祿是個好同志，但他改造蘭考的計劃才開了一個頭，他就死了，后面的任務大著哩，我可沒本事給他填這個坑。”說完，他再次重復了蘭考“災、難、病、苦、死、逃……”的所謂三句話、六個字，接著將向省委索要物資的報告遞給了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

等所有人的發言都結束后，劉建勛開始講話。他說：

“目前，學習焦裕祿精神有三種情形：一是悲痛萬分，認真學習，結合本地區、本部門的實際情況，制定出自己的學習計劃、工作計劃；二是黃河里尿泡尿隨大流；三是不但不好好學習，還制造流言蜚語，說焦裕祿的壞話，干擾新華社的工作，制造麻煩添亂子。焦裕祿是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典型，你們倒好，一張口就是500臺機器、100萬元錢、50萬公斤糧食，省委沒這些東西給你們。你們說焦裕祿的計劃才開了個頭，省委認為這個頭開得好，萬事開頭難，一開頭就不得了！按你們說的，馬克思也算不了什么，他支持的巴黎公社只有幾十天時間就被反動派打垮了。可是巴黎公社的精神卻永放光芒。如果焦裕祿的計劃都完成了，要你們去干啥？躺在人家功勞簿上享福睡大覺？……” （引自北京日報1999年7月1日《焦裕祿身后鮮為人知的故事》，《太陽島》雜志1998年1、2期）

劉建勛代表省委的這番簡短、犀利的即席講話，明確支持了新華社領導和記者的報道文章，堅決回擊了反對者的奇談怪論，使焦裕祿的事跡得以繼續在中州大地傳播。

穆青在1998年1日13日寫給筆者的親筆回信中，也專門說到：

“1965年我去蘭考報道焦裕祿時……當時河南有一部分人反對樹立焦裕祿這個典型，而省委卻堅決支持我們報道……”

不久后的一次聚會上，穆青還曾當面對筆者感慨萬分地講：

“建勛同志那些年辛苦啦！……”

盡管當時劉建勛的講話和省委的決定把那些反對焦裕祿的人頂了回去，但是他們并沒有善罷甘休、改過自新。他們只是在觀云測風、等待時機。

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公開發表9天后的1966年的2月16日，劉建勛在省委三級干部會議上，作了題為《全黨動員起來，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為根本改變河南面貌而奮斗》的報告，向全省的干部黨員和廣大群眾發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河南的戰斗號召：

“自力更生，是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根本方針，也是改變河南面貌的根本途徑。群眾中蘊藏著無窮的力量和智慧。只有充分發動群眾，走自力更生的道路，出上幾身汗，實干、窮干、苦干、巧干，有錢要干，沒錢也要干，才能在中州這個舞臺上，演出有聲有色的戲劇來，徹底改變我省的面貌！”

在報告的結束部分，劉建勛又一次提到了焦裕祿的名字，他代表河南省委和到會的各級干部，表達了一個共同的誓愿：

“同志們！我們要在黨中央、毛主席和中南局的領導下，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像焦裕祿同志那樣，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樹雄心，立大志，胸懷祖國，放眼世界，為根本改變河南面貌而奮斗。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十天后的1966年2月26日，遵照焦裕祿的生前遺愿，他的靈柩由鄭州遷往蘭考。那一天，十里八村趕來成千上萬的鄉親，黑壓壓聚在縣城北郊的一處沙丘下，大家胸戴白花，眼含熱淚，呼喚著焦裕祿的名字，在冬日的寒風中肅立……

根據劉建勛的提議，河南省委為焦裕祿重新購置了上好的棺木，并派紀登奎等領導全程參加了遷墳儀式。（引自黑留長2013年9月11日晚的電話回憶記錄）

而穆青多年后的回憶則更加準確清晰：

“以后把焦裕祿的墳，由鄭州遷往蘭考，也是省委決定的。當時出面的是紀登奎和趙文甫。但實際拍板的卻是建勛同志。為此，我曾向登奎同志表示過對建勛同志的感謝，但始終無緣見面。”（引自穆青1998年1日13日寫給筆者的親筆回信）

多年來，穆青老人那無盡抱憾之情，在他清秀雋永的字里行間飄逸蕩漾，久久地撞擊著我的眼球和心扉……

“焦書記，你就像那泡桐樹巍然挺立”

1966年2月1日，河南省政府追認焦裕祿為革命烈士。

1966年9月15日，毛澤東主席親切接見了焦裕祿的三女兒焦守云并合影留念。同年10月1日，毛主席又接見了焦裕祿的大兒子焦國慶。周恩來總理也接見了焦裕祿的大女兒焦守風。這種體恤和殊榮在我黨歷史上是極為罕見的！

1966年，毛主席接見焦裕祿的女兒焦守云。　　　方夢旋提供

但是，在“文革”期間，一些對焦裕祿心懷不滿的人起來“造反”。在他們的操縱和煽動下，上萬冊宣傳焦裕祿的書籍、刊物或化作灰燼，或變成紙漿，焦裕祿紀念館的大門被推倒，有人還揚言還要扒焦裕祿的墓。焦裕祿生前樹立的“四桿紅旗”也被宣布為“修正主義的黑旗大隊”。大批當年跟隨焦裕祿戰天斗地“除三害”的縣、公社、大隊干部和群眾被游街示眾。1967年初，共計有1200多人被抓進了監獄。再后來，被焦裕祿樹立的“四桿紅旗”的帶頭人中有三位被迫害致死，另外一人被開除公職、清洗回鄉。許多焦裕祿的戰友和下屬都遭受了不白之冤，他們當中，不僅有縣委領導同志、機關一般干部和科技工作者，還有社隊基層干部和普通農民群眾，而受到株連者更是難以計數。

在那個年代，就連宣傳焦裕祿的記者們也幾乎個個在劫難逃。穆青于1966年8月被打倒，成了“走資派”。   

另據周原的夫人陳健（她本人也是新華社駐河南分社的資深記者）回憶說：

“當周原為了焦裕祿這篇通訊要拉到蘭考批斗時，已經到了火車站，被當時的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聞訊阻止了，否則周原也可能早已成為亂棍之下的冤魂；省委副書記（應為候補書記——筆者注）紀登奎手中有一批被保護的干部名單，周原和我（我沾周原的光）有幸在這批名單中，當我們遭難時，一輛吉普車開到我們屋門口，把周原和我搶走保護起來……

后來，紀登奎調到中央任國務院副總理，不知道在什么場合說了一句話：‘穆青寫焦裕祿還是好的嗎！’總社造反派聞聲把穆青解放了。”

 

（陳健著《父與 子——深切悼念愛國華僑王唯真同志》）

更想不到的是，到了“文革”結束后，宣傳焦裕祿精神的重要窗口和陣地——《焦裕祿事跡展覽館》竟然自1978年至1990年，也被省里某位領導人強行下令關閉，而且這一關閉，竟是古人稱為漫長“一紀”的12個春夏秋冬！  

但是，“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人民是不會忘記焦裕祿和他那一代人的。黨也是不會忘記焦裕祿和他那一代人的。

上世紀70年代初，劉建勛（中間穿白襯衣、不戴帽者）視察蘭考時，在焦裕祿墓和焦桐前。

1991年，江澤民同志在視察蘭考時，親筆寫下題詞并向焦裕祿墓地敬獻了花圈。

1994年，胡錦濤同志在蘭考紀念焦裕祿逝世30周年的大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

2009年9月14日，焦裕祿被評為100位新中國成立以來感動中國人物之一。

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蘭考視察后發表了重要講話，這就為全黨、全國人民重新認識和學習焦裕祿精神指明了方向。他在參觀焦裕祿同志紀念館時動情地講道：

“我們這一代人是深受焦裕祿同志事跡教育成長起來的，焦裕祿同志的形象一直在我心中。5年前我到蘭考參觀了焦裕祿同志事跡展，今天來再次深受感動，引起心靈的共鳴。焦裕祿同志是縣委書記的榜樣，也是全黨的榜樣……他的事跡永遠為人們傳頌，他的精神同井岡山精神、延安精神、雷鋒精神等革命傳統和偉大精神一樣，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仍然是我們黨的寶貴精神財富，我們要永遠向他學習。”

古有民諺“芝麻官、千鈞擔”；史有古訓“郡縣治，天下安”。在我們黨的組織結構和國家政權架構中，縣一級處在承上啟下的關鍵“紐結”部位，是發展經濟、保障民生、維護穩定的重要基礎。縣委是我們黨執政興國的“一線指揮部”，縣委書記也正是“一線總指揮”。做縣委書記就要做焦裕祿式的縣委書記。

一位哲人曾經說過：

“每塊墓碑下，都是一部長篇小說。”

焦裕祿短暫的一生是中國革命宏偉長卷中的燦爛篇章。

焦裕祿偉大的精神“無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都永遠是億萬人們心中一座永不磨滅的豐碑”。（習近平）

在紀念焦裕祿逝世55周年之際，讓我們走近他，緬懷他，學習他、尊崇他吧！

（作者系老一輩革命家、原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之子；來源：昆侖策網【原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