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15日中美貿易協議簽訂。該協議主要涉及三大領域：知識產權保護、轉基因產品貿易、金融市場開放。通過中美貿易協議，美國劍指中國的三大要害領域：中國的工業化與技術現代化、農業安全與種族安全、財富分配與經濟主權。這就可以理解，在中美貿易協議簽訂之后，為什么美國政府邀請其全國政要名流舉行了一場盛大的慶祝活動。當美國竭盡其國家的硬實力、軟實力和巧實力，并聯合其國際盟友的力量開始全面圍剿中國的特殊歷史時期，為了國家的大局與民族的未來，我們不得不對中美貿易協議背后美國暗藏的險惡用心進行深入的認識與思考。在知識產權領域，協議規定：“一方不得支持或指導其個人針對其產業規劃所指向的領域和行業，開展以獲取外國技術為目的、導致扭曲的境外直接投資活動”。這意味著中國的個人、企業（美國可以穿透監管到企業的股東個人）以及其它一切私人投資機構不能根據中國的產業發展規劃在美國投資任何高科技企業和高科技項目。基于中美貿易協議，其它國家比如日本和歐盟，也可以向中國提出與美國相同的投資與貿易待遇，也可以要求中國投資人不得按照中國的產業規劃開展以獲得外國技術為目的的直接投資活動。由于國企早已被美國排除于市場之外，如果私人資本再被限制，那么，中國將無法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方式從國外獲得先進技術。在外資進入中國市場的準入方面，協議進一步規定：“對于收購、合資或其他投資交易，任何一方都不得要求或施壓對方個人向己方個人轉讓技術”；“任何一方都不得正式或非正式地要求或施壓對方個人將技術轉讓給己方個人，并以此作為以下事項的條件，其中包括：（一）批準一項行政管理或行政許可要求；（二）在己方管轄區經營，或進入己方市場；或（三）獲得或繼續獲得己方給予的有利條件。”這意味著美國的高科技產品與技術可以占領中國市場，但中國不得采取“以市場換技術”的方式換取美國的先進技術。基于同等的貿易待遇，日本、歐盟和俄羅斯等國家必然提出同樣的要求。這將導致“以市場換技術”發展模式從此終結。不可否認，中國仍然屬于發展中國家，仍然處于工業化的進程之中，中國諸多產業和技術與發達國家相比仍然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在此情況下，中國或者選擇貿易保護主義，利用本國市場自主地發展本國產業與技術；或者選擇開放市場，并以市場換技術方式發展本國產業與技術。但是，中美貿易協議一方面要求中國全面開放市場，使得國內高科技企業無法借助本土市場優勢來自主地發展高科技產業，另一方面又規定投資與技術脫鉤，使得國內企業無法通過對外直接投資來獲得國外的高新技術。這將導致中國科技領域陷入既難以自主發展、又難以對外引進的困境之中。中美貿易協議不僅顛覆了解放后前三十年“依托國內市場、發展自主技術”的增長模式，而且顛覆了后三十年“依托國際市場、以市場換技術”的增長模式，從而使得中國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將面臨即缺乏國內市場保護，又缺乏國際技術來源的困境。這一顛覆性的嚴重后果將在不遠的將來逐步顯現出來。美國在全面切斷先進技術輸出、全面限制中國學生進入重點理工類大學留學、全面阻止中美科研機構之間技術合作交流的同時，卻向中國竭力輸出另外一種特殊的高科技產品，這就是轉基因農產品及其飼養產品。這一反常現象必須引起高度重視。中美貿易協議規定：“申請人向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提交額外信息后，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將盡快、以必要頻率召開會議，以便完成申請審核；每年至少召開 2 次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會議，并視申請數量，根據需要盡可能增加會議召開頻次；中國批準的農業生物技術產品有效期應不少于 5 年；中國應在本協議生效之日起 12 個月內，就源于轉基因微生物的食品成分審批，建立并公布一套簡化、可預測、以科學和風險為基礎、高效的安全評價流程。”協議還要求，中國應：全年不間斷受理農業生物技術產品的批準申請；不要求提供對于產品既定用途下的安全性評價不必要的信息；對于任何通過中國安全評價的產品，在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會議結束 20 個工作日內作出行政批準決定，并頒發生物安全證書。在這命令式的霸王條款背后可以看到，美國政府不僅急于向中國出口轉基因產品，而且要求大量出口轉基因產品，但是，只字不提對華出口有機農副產品。轉基因產品不僅涉及中國的農業安全和環境安全，而且涉及生物安全和種族安全。轉基因生物武器與其它生物武器一樣，具有成本低、威力大、隱蔽性好等特點，其優點已經遠遠超越了核武器。這正是美國的優勢所在。美國西華盛頓大學退休教授南希.斯萬森女士對美國轉基因農產品種植狀況與美國人疾病（包括癌癥、糖尿病、心臟病、肥胖癥、中風、帕金森、老年癡呆、兒童多動癥、自閉癥等）之間進行了長達15-20年的數據相關性分析，發現二者之間的相關系數高達97%以上。美國索爾克生物研究院大衛.舒伯特教授研究發現，轉基因農產品含有的Bt毒蛋白會損害動物的肝臟、膽囊和胰腺；Bt毒蛋白吸附在腸道上會引發腸道炎癥和癌癥，導致消化和代謝類疾病；他同時指出，美國孟山都通過資本力量和政治手段操縱著美國科學界對轉基因產品的安全評估。這意味著美國科學界對轉基因產品安全性的評估缺乏可信度。美國普渡大學植物病理學名譽教授、高級土壤學科學家唐.胡柏教授認為，由于轉基因產品存在有毒有害的化學品殘留，會造成早衰、流產、不育以及各類慢性代謝疾病，因此，轉基因作物應該稱之為“含化學品和殺蟲劑的作物”；他還披露說，孟山都和農達等公司一方面宣稱轉基因種子和除草劑絕對安全無害，另一方面卻要求購買他們產品的美國農戶與其簽署協議，并在協議中約定：一旦未來發現轉基因產品存在有毒有害成分并對客戶造成損失和傷害，種子公司和除草劑公司不承擔任何責任，相應責任由種植者（農場主）承擔。南京大學張辰宇教授課題組在2011年首次發現，植物的微小核糖核酸（miRNA）可以通過日常食物攝入的方式進入人體血液和器官組織，進而通過調控人體內靶基因表達的方式對人體的生理機能產生影響。據估計，人體內大約2/3的基因都受到某個或一組miRNA的調控，其中，包含一些有害的miRNA，比如 miR-21，它是著名的原癌miRNA，幾乎所有的癌癥都有它參與；有的miRNA調控著胚胎和嬰兒的發育，包括骨骼、肌肉、大腦、心臟等幾乎所有的臟器都受到miRNA的調控。如果有害的miRNA從食物進入人體將導致癌癥、畸形和各種異常疾病。這對轉基因食品是一個巨大的打擊（參看2011年9月20日出版的《Cell Research》）。中國軍事科學院彭光謙少將撰文指出，國際科技界對轉基因是十分慎重的。近年來,已有許多嚴肅的科學家經過大量實驗，證實轉基因食品與腫瘤、不孕不育、胚胎異常等數十種疾病的高度相關性。僅草甘膦一項,據研究，0.000169微克/L濃度的草甘膦，即具有致癌作用，而美國孟山都公司轉基因農作物殘留的除草劑有效成分草甘膦含量高達20000微克/L。美國軍方曾提出“新型生物戰劑可以作為戰略武器針對敵國平民人口長期施用并達到使目標人口絕育、致癌、健康退化的后果”。轉基因作物恰恰有可能成為這種武器。進口美國轉基因產品的直接成本的確低于國內農產品，但是，如果把食用轉基因產品造成的健康危害和環境危害計算進去，把家庭和國家承擔的醫療費用計算進去，其綜合成本將遠遠超過國內產品。美國發動貿易戰施壓中國進口轉基因產品，仿佛是十九世紀英國人強迫清政府進口鴉片的歷史重演。但是，轉基因產品對人體的危害性、對環境的破壞性以及戰略戰術上的隱蔽性則遠遠超過了當年的鴉片毒品。目前上海每8對新婚夫婦中就有1對無法生育。在全球抵制轉基因的歷史潮流中，中華民族成為唯一的言聽計從的逆行者和接盤人，并因此可能重復印第安人歷史上那段瀕臨滅絕的命運。美元、美軍和美國科技是美國統治世界的三大核心工具。如果說美國對華實施科技壓制、輸出轉基因產品是為了維持美國科技和軍事上的相對優勢的話，那么，美國要求中國開放金融市場、限制中國的匯率定價權、進而控制中國的資產定價權，最終促使中國轉變為美國的經濟金融殖民地，則是出于維持美元霸權的需要。金融不僅是社會財富的分配工具，而且是社會再生產過程中各類資源的配置工具，也是主權國家管理經濟的統治工具。因此，金融市場向擁有美元武器的美國進行大規模開放，必然削弱主權國家的宏觀經濟調控能力，造成國民財富大量流失，并埋下經濟金融危機的暗雷。根據中美貿易協議約定，美國各類金融機構可以全面進入中國市場：在銀行服務領域，在本協議生效后5個月內，中國應及時審核和批準美國金融機構提出的證券投資基金托管牌照的合格申請；美國金融機構申請成為各類非金融債務融資工具A類主承銷商時，應根據修改后的發放非金融企業債務融資工具主承銷商牌照的評估規則接受評估，并相應獲得牌照。在信用評級領域，中國除了已允許一家美國獨資信用評級服務提供者對出售給國內外投資者的國內債券進行評級，包括為銀行間債券市場進行評級之外，中國必須承諾繼續允許美國服務提供者（包括美國獨資信用評級服務提供者）對向國內外投資者出售的所有種類的國內債券進行評級。在金融資產管理領域，中國應允許美國金融服務提供者從省轄范圍牌照開始申請資產管理公司牌照，使其可直接從中資銀行收購不良貸款。中國在授予新增的全國范圍牌照時，對中美金融服務提供者一視同仁，包括對上述牌照的授予。在保險服務領域，中國不遲于2020年4月1日，應取消壽險、養老保險和健康保險領域的外資股比限制，并且允許美國獨資保險公司進入上述領域；中國確認不對在中國境內設立的美資保險公司在華全資擁有保險資產管理公司設置限制。在證券、基金管理和期貨領域，中國不遲于2020年4月1日，應取消外資股比限制并允許美國獨資的服務提供者進入證券、基金管理和期貨服務領域；并允許美方機構投資國內機構獲準投資的完整業務范圍的期貨產品（包括金融、利率和匯率期貨）在電子支付服務領域，中國在美國服務提供者報告其已完成籌備工作后不遲于1個月內，應受理此服務提供者的牌照申請，包括萬事達、維薩或美國運通的任何牌照申請，并應就該申請做出決定，包括對不利決定給予解釋。盡管美國承諾在上述金融服務領域給予中方同等的開放待遇，但是，在人民幣尚未成為全球儲備貨幣和國際結算貨幣的情況下，在中國金融機構的資本實力、客戶積累和管理能力還無法與美國金融機構相抗衡的情況下，美方的承諾無異于一張空頭支票。實力懸殊的雙方所簽訂的相互開放條約屬于實質性的不平等條約。美國的優勢企業可以大舉進入中國市場，但是，中國的優勢企業，比如華為，卻被美國拒之門外。這就是美國的商業邏輯。中國沒有理由接受這種不平等的霸權主義商業邏輯。匯率是宏觀經濟的核心變量之一，匯率工具是國家調節宏觀經濟的重要手段，匯率定價權是國家金融主權的重要組成部分。協議規定：中國政府必須在規定的時間內公布下列數據，即，每月外匯儲備和遠期頭寸數據；每季國際收支金融賬戶的子項數據，包括直接投資、證券投資與其他投資（貸款與應收款）；以及每季貨物與服務進出口情況，等等。同時，通過建立執行機制，美國及其控制之下的世界貨幣基金組織可以對中國的宏觀經濟、匯率政策、數據透明度和報告情況進行“嚴格監督”或發起“正式磋商”。通過中美貿易協議，美國一方面借助所謂“透明度”的制度安排，可以及時、全面掌握所有影響中國匯率波動的核心數據，另一方面借助所謂的“執行機制”設計，事實上剝奪了中國政府使用匯率工具進行宏觀經濟調節的主導權。2019年9月10日，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決定取消合格境外投資者（QFII）與人民幣合格境外投資者（RQFII）的投資額度限制，外資進入中國資本市場不再受額度限制，被許可進入股票現貨市場、指數期貨市場和期權市場。外資進出中國資本市場的大門被徹底打開了。2019年12月23日上交所調整ETF期權持倉限額、三大交易所同時推出滬深300期權。這些都是外資機構最為熟悉的、相當于金融核彈的金融衍生品。為了迎接2020年4月1日之后美國金融機構進入中國，中國資本市場做出了無底線的金融大開放。
中國金融開放的邊界或底線在哪里？突破邊界或底線的金融開放將會產生怎樣的后果？未來是否會導致金融危機和社會危機？在這些重大問題上，目前還沒有看到任何量化的系統研究。
決定中國金融開放的邊界或底線之因素，不是金融的監管制度和監管決心，而是中國有限的外匯儲備。
世界上只有美國不需要考慮外匯儲備問題，因為美元本身就是全球儲備貨幣和國際結算貨幣，不懼任何來自資本市場的匯兌沖擊，而其他所有國家都必須考慮資本市場開放所形成的匯兌沖擊。中國外匯儲備的有限性，天然地決定著資本市場開放的有限性，即，資本市場決不能無限開放。這意味著，中國必須嚴格限制外資金融機構進入中國的數量，必須嚴格控制外資進入中國資本市場的投資規模和投資范圍，必須利用匯率工具積極主動地調節股票債券市場的收益率、進出口貿易狀況來控制國際資本流動的沖擊，力求避免在某個經濟周期拐點或因某些突發事件上引爆匯兌危機、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
遺憾的是，2019年下半年，資本市場已經大躍進般地全面對外開放，海外資本進入中國股票市場、期貨市場、期權市場不再受到投資額度的限制；同時，隨著中美貿易協定的執行，美國金融機構進入中國金融市場將不受限制。這就徹底拋棄了“外匯儲備的有限性決定金融市場只能有限開放”這一底線和原則。
如果把中美貿易協議與金融市場開放聯系起來，可以發現這樣的場景：（1）美國的銀行、保險、證券、期貨、基金、私募、信用評級、第三方支付、不良資產經營等金融機構（他們是華爾街群狼與大鱷），可以名正言順地踏入中國的金融系統；（2）中國有關金融監管部門在證券市場和銀行間市場為外資金融機構提前準備好了足夠的交易品種（類似于屠龍兵器），并放開了資金（彈藥）的供應額度；（3）美國利用貿易協議中的“透明度”制度及其“執行機制”已經捆綁了“龍的手腳”：由于中國匯率定價權和匯率工具的運用受制于美國政府，中國政府將難以使用匯率工具來調控進出口貿易和國際投機熱錢的運動。只要時機成熟，這些華爾街群狼大鱷可以啟用他們以往在世界各地制造經濟金融危機的慣用手法發起綜合型攻勢，打擊中國的經濟和金融，并沖擊中國的外匯儲備。此時，一旦中國政府在金融保衛戰中動用匯率工具，那么，美國可以根據貿易協議制裁中國，進一步落井下石。
可見，如果這種被動的局面沒有得到有效扭轉，未來必然是：美國長鞭在手，縛住東方巨龍；金融屠刀落處，骨碎筋斷肉空。
總之，我們需要看清中美貿易協議條款背后的真正含義，特別需要看清美國有關知識產權保護、轉基因產品輸出與金融市場開放等要求背后的戰略意圖及其對中國的重大影響。中國產業界、金融界和有關政府部門應該面對現實，未雨綢繆，防范于未然，制定出相應的反制措施，并運用于今后中美談判與博弈之中。 （作者系昆侖策特約評論員，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學術委員會委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修訂稿）【本公眾號所編發文章歡迎轉載，為尊重和維護原創權利，請轉載時務必注明原創作者、來源網站和公眾號。閱讀更多文章，請點擊微信號最后左下角“閱讀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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