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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今朝：?GDP統計核算體系的問題及對我國經濟統計工作的一個建議

點擊：作者：王今朝來源：昆侖策網【作者來稿】發布時間:2019-12-22 10:4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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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屈炳祥教授最近在察網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我看GDP》。該文是很好的文章，就是引馬克思的話多了些，因而本體論的寫法少了些，還缺少一個重要的建議。我這里對屈老師的文章做些補充。本文第一、四部分是新寫的，第二、三部分基本直接引自王今朝編著《經濟學原理》（武漢大學出版社，2018年）。寫作本文的目的是引起國內對GDP更多更深入的思考，推進我國經濟統計工作的發展。

一、GDP統計核算體系的產生和定性

國民經濟核算是一個國家經濟正常運行的基本要求。GDP核算體系不是從來就有的，也不是人類的第一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蘇聯早在20世紀20年代初就開始建立國民經濟核算制度，比西方國家進行系統的國民經濟核算早了約20年。蘇聯政府從1921年下半年起，逐步把對國營企業的管理，由供給制轉變為經濟核算制。1922年初，列寧指出：“國營企業實行經濟核算制，同新經濟政策有著必然的和密切的聯系，在最近的將來，這種形式即使不是唯一的，也必定會是主要的。在容許和發展貿易自由的情況下，這實際上等于國營企業在相當程度上實行商業原則。” 【1】當然，列寧也指出，實行商業原則決不是等同于實行資本主義。蘇聯實行經濟核算制是為了加強國民經濟管理、改進國民經濟運行做出的一項重大制度安排！

20世紀30年代末，英國面臨怎樣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籌集資源的問題，需要獲得關于國民經濟的系統信息。這個問題交給了當時執英國經濟界牛耳的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Keynes）。凱恩斯由于創立了宏觀經濟學，對國民經濟整體具有理論性認識。但凱恩斯對此基本上屬于經濟統計的工作沒有多大興趣，又不得不完成。于是，他委托英國年輕的經濟學家理查德·斯通（Richard N．Stone）和詹姆斯·米德（James E．Meade）來為英國財政部從事國民收入估算工作。后者以凱恩斯的收入決定理論模型為指導，把收入和支出聯系起來，采用會計的賬戶形式建立了一套復式國民會計賬戶。它成為日后GNP賬戶、GDP賬戶的原型。所以，從本質上看，起自英國的GNP、GDP統計核算體系實際上是由于英國應付軍費需要而產生的。為了應付籌集軍事資源，把國民經濟統計核算建立在市場價值的基礎上有其合理之處。而西方經濟確實是一種市場經濟。所以，西方也就滿足于這種統計方式，滿足于在市場價值核算基礎上不斷地完善這種體系了。【2】

中國有個成語叫敝帚自珍。西方的這種統計核算體系實際上是一個破掃帚。但既然在西方學界產生并不斷發展，于是，西方就把它作為寶貝來向其他國家兜售了。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中國統計專家們不了解GNP、GDP統計核算體系的內在問題，加上當時中國盛行所謂商品經濟理論，而毛澤東主席逝世后的中國的許多有影響力的理論家們實際上對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的社會危害估計不足，對于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的一分為二幾乎是一無所知，于是，他們就接受了西方的這種國民經濟統計核算體系。他們給出的理由之一就是便于國際比較。進行國際比較，可以說是國內外的統計學家們的一種惡習、通病。你想中國經濟發展就想中國經濟發展，與國際比較干什么？與國際做系統的比較干什么？比來比去，也對促進經濟發展沒有什么好處。因為中國當時生產力落后，不用比較就可以知道。中國應該埋頭苦干，把比較的事情留給外國的好事之徒干去好了。【3】可是，既然他們有權，既然他們認為比較很重要，既然他們認為西方這個體系科學，他們就決定采取西方這個體系了。

有人可能認為我這里說得太刻薄。這不是刻薄，而是深刻，是基于對統計核算體系的本體論認識得出的真知灼見。如果有人還認為我言過其實，我就只要指出就算西方體系可以借鑒，但也沒有必要把我們國家自己長期采用的體系丟掉的事實，他們就應該知道，我國的統計決策者在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上犯了一個多大的錯誤。他們就像列寧所說的那樣，在倒洗腳水時把孩子也倒出去了。

中國與西方有一個巨大的差異，那就是，中國沒有西方那樣的完善的市場。在西方發展經濟學中，這是一個基本問題。西方結構主義者認為，既然發展中國家市場缺失，就應該采取結構主義的經濟發展政策；西方新古典主義者認為，發展中國家既然缺失市場，就應該發展市場。西方無論結構主義理論還是新古典主義理論，都是被西方馬克思主義發展經濟學理論占優的理論（參見王今朝、薩米：《西方發展經濟學的三大范式比較》，《當代經濟研究》，2019年第11、12期）。中國既然沒有西方那樣的完善的市場，那么，用市場經濟價值來衡量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必然低估中國發展成就。實際上，用GDP來衡量毛主席時代中國經濟發展必然是低估的，而且也是難以衡量的。就是用來衡量改革開放后的中國GDP，也會有低估。國外用購買力平價估計出的中國GDP已經使得中國達到世界第一的水平。這種估計還沒有指出，實際上，西方國家由于壟斷，由于在國際經濟中占據優勢，西方產品的市場價格往往被過高估計。比如，從勞動價值論的角度看，西方生產的或控制了生產的石油、飛機、電腦、芯片、軟件等產品的價格都高估了。西方還用知識產權制度來加強這種高估。反過來，中國沒有西方這種社會經濟結構，就必然遭遇產品價格被低估的命運了。這是為什么中國長期沒有什么國際品牌的真正原因。

理解了上述道理，人們大概就會相信我所說的西方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不是什么好東西的話了，就不會認為我上面說的一些話刻薄了。我相信，有道德有良知的學者會承認這一點，盡管我對中國采用西方國民經濟統計核算體系的過程并不甚了了。

二、GDP崇拜導致的問題

引入GDP的中國統計專家們沒有考慮到，引GNP、GDP體系入中國，因水土不服，還產生了一個意想不到的結果：GDP崇拜。這個問題直到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后才開始得到系統糾正。

第一，GDP崇拜導致過度生產。一個產生了很大影響的經濟學流派認為，經濟學建立在資源稀缺的基礎之上。然而，為了實現所謂的經濟增長，人們會理性地對待稀缺的資源嗎？中共十八大所選舉的中央委員會采取了罕見的措施解決了中國酒店飯店的過度消費問題。然而還有許多問題存在。本來，一個用紙包裝的香皂就已經足以滿足講究個人衛生的需要，但一些日化企業偏要用洗手液來替代香皂。在洗手液用完后，洗手液的瓶子就被當作垃圾扔掉了。近14億人如果采用這樣的消費習慣，將留給后人以怎樣的環境呢?！一個國家為什么生產那些沒有用的產品呢?！許多日常用品的包裝過于花哨，這不僅讓消費者承擔了不必要的成本，而且對環境不利。

第二，GDP崇拜導致環境惡化。當一個國家為了追求GDP而不顧環境惡化的時候，環境惡化就可能達到令人發指的程度。我在2009年訪學美國時，居住并工作在印第安納大學主校區所在地，即Bloomington小鎮。在與一個上了年紀的鄰居聊天時，聊到了Bloomington小鎮環境多么優美。但這位鄰居告訴我，距離Bloomington約六十英里的一個小鎮卻是一個死亡小鎮（dead town）。因為那里的環境被采礦等活動徹底污染了。毫無疑問地是，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這種GDP崇拜和資本家不遺余力、不計外部成本地追求利潤是一致的。至少在中國華北地區，有的化工生產企業為了利潤不惜把污水直接排到河里或地下水系統，有的地方已經可以說成了癌癥村。

第三，GDP崇拜導致經濟危機。大概在2009年，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哥倫比亞大學的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和哈佛大學的阿瑪蒂亞森為法國總統任命的一個評估國內生產總值的充分性的委員會主席，向法國總統提交的結論是：GDP是不充分的，過分關注GDP指標也是當前金融危機發生的原因。因為對GDP指標的追逐掩蓋了家庭和企業債務的危險性的增加。主流媒體對GDP的關注太多，導致了整個國家對GDP指標的追逐。

第四，GDP的支出法衡量可能代表錯誤的經濟學理論。支出法GDP在西方宏觀經濟學中處于一種基礎性的地位。但從其他角度看，可能并不需要作出這樣的分類。比如，這個分類隱含了政府可以作為使經濟擺脫危機的工具的凱恩斯主義觀點。而實際上，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的不作為可能正是經濟陷入危機的原因。凱恩斯主義者和貨幣主義者所開出的常規性的政府政策無法讓西方擺脫1929年和2008年發生的危機。一個經濟大國也很難通過轉嫁來擺脫危機，轉嫁只會讓世界局勢越來越糟。

GDP核算體系本來是英國為了在二戰中動員資源所設計的。一個國家如果不是面臨著戰爭，其領導人為什么要緊盯著GDP指標呢?！GDP指標不是不完美，而是已經有害了。正是在追求GDP的過程中，中國房價達到如此之高的程度，中國許多應該生產的產品沒有生產出來。西方有著名經濟學家指出，宏觀經濟學在過去三十多年中沒有取得任何進步。但世界的格局看起來，宏觀經濟學不僅沒有取得任何進步，甚至有可能在阻礙著可能取得的任何進步。

三、應用：美國世界GDP第一能夠說明什么

許多人對美國生活水平之高感到贊嘆。然而，歷史又告訴我們什么呢？斯坦利·L·恩格爾曼、羅伯特·E·高爾曼編著由高德步、王玨翻譯的三卷本《劍橋美國經濟史》已經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在2008年出版了。這個經濟史告訴我們什么呢？

首先，如果實際GDP增長率對美國經濟發展模式優化性是較好的衡量，那么，美國在過去200多年中的經濟發展模式并不具有優化性。從1774-1909年，美國實際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了175倍，年均僅增長3.9%，由于在這期間人口增長近40倍，人均GDP的增長率只有1.1%。而在整個20世紀，美國的年平均經濟增長率則降為約3%的水平（第二卷，第3-4、10、18頁）。美國經濟增長率固然不高，但其他國家經濟增長率更低。比如，從1770年到1913年，英國年均經濟增長率只有2.2%。1774年，美國國民生產總值相當于英國的1/3強。到1913年，美國的實際GDP就是英國實際GDP的2.5倍了。這就說明，美國經濟的成功不過是在別的國家停滯不前時，它像蝸牛一樣慢爬取得的。

其次，美國在建國前后長達數百年的時間里經濟發展得天獨厚的勞動力和人力資本的“優勢”是中國等國所不可能享有的。美國經濟是歐洲移民憑借美洲土著人、非洲土著人完全陌生的生產方式等等眾多有利條件而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它在輕而易舉地獲得了對美洲土著人的統治權、土地，甚至在人身上消滅了他們大部分人之時和之后，開始了自己的經濟發展。通過奴隸貿易進入美國的非洲土著人成為美國最大的人口紅利（第一卷，第67頁）。對于歐洲移民而言，美洲土著人甚至不是勞動力，是完全的成本因素，因而遭到屠殺。對非洲土著人而言，他們的幸福之處在于他們被歐洲移民當作了勞動力，盡管作為極為廉價的奴隸。通過從其他國家購買領土，如購買路易斯安娜州、佛羅里達州、俄勒岡州、阿拉斯加州、夏威夷州（第二卷，第10頁），美國不僅增加了自己的人口數量、勞動力數量，而且為容納歐洲移民等的高生產率經濟活動提供了條件。在20世紀前半葉和中葉，美國經濟發展還受益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給其帶來的歐洲甚至蘇聯的高級科學家。而在20世紀80年代后，它還享受到中國等國大量高素質勞動力移民帶來的好處。移民的人力資本的成本由國外承擔，而收益由美國人享受。它國不可能享有類似美國那樣的全世界最先進的勞動力資源。

第三，與西方國家18、19世紀開始所謂現代經濟增長時中國等國經濟卻停滯不同，中國的經濟增長是在列強環伺的國際環境下進行的。盡管美國經濟增長率很低，但在中國不增長或負增長的情況下，其長達一兩百年的經濟增長率的些微優勢在20世紀造成了中美經濟水平上的決定性的差異。可以設想，如果在過去一百多年中，如果中國、印度這樣的國家達到很高的技術水平，美國的技術再好，其經濟也不可能那樣領先世界。這就如20世紀通用汽車公司和克萊斯勒公司的興起挑戰了一汽公司，幾乎使它破產一樣。反過來，今天中印等國經濟發展的條件就與西方國家當年的經濟發展條件迥然不同了。它們想要實現快速的經濟發展，不能不突破西方發達國家經濟上的圍堵。這種外部條件上的差異也決定了它國不可能采用美國的經濟發展模式。

第四，美國不僅在長達兩百多年的時間里經濟增長率極低，在各個較短時期，也都沒有實現快速的經濟發展（第二卷，第17頁）。與之相比，蘇聯經濟則表現出巨大的經濟發展績效。斯大林對蘇聯的經濟發展起點和任務有這樣一個表述：“我們落后于這些發達國家50到100年。我們必須在10年內消除這個差距。不這樣做，它們就會把我們碾得粉碎。”【4】在斯大林做出這個判斷后，蘇聯發展的成就怎樣呢？丘吉爾說：“斯大林接過俄國時，俄國只有木犁，而當他撒手人寰時，俄國已擁有核武器。”也就是說，蘇聯所取得的成就得到了西方最堅定地反對共產主義的人的認可。從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主義興起看，蘇聯的這條道路是成功的；從蘇聯在二戰中所取得的勝利看，這條道路是成功的。它至少證明，存在一種增長模式，在經濟分配比較平等的前提下，能夠實現遠比西方更快的增長。在戰爭條件下，更快的增長對于一個國家可能是生死攸關的，【5】而在和平條件下，更快的增長也可能是一個國家合理配置資源所要求的。【6】至于在這個階段較快增長的經濟發展模式所產生的其他問題應該可以在下一個階段得到解決，從而使一個國家不致因沿用一個經濟發展模式而解體。

第五，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似乎在耗盡其原有的經濟發展優勢。其開始于21世紀之初的低利率政策以及次貸市場及衍生品交易的發展表明，美國經濟在過去十余年中失去了經濟增長點。本來，按照資本主義經濟周期理論，資本家在對未來的利潤具有樂觀預期時進行投資，投資使得資本家未來贏利預期變得悲觀。而美國次貸市場的長時間極大的發展表明，世界頭號國家已經很難找到新投資機會了。這種投資機會的喪失既與美國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基本制度有關，又是其生產力長期發展的產物，與資本全球化配置資源也不無關系。但不管怎樣，在未來可預見的時期，美國經濟失去強勁增長動力都是事實。如果它國學習美國經濟發展模式，能夠得到多少經濟增長率呢？

第六，美國不僅經濟失去原有的增長動力，而且國家陷入到一種兩難困境：其經濟下行，需要國家干預，但國家財力受制于生產資料私有制，要么無法干預要么陷入債務危機。【7】如果無法干預經濟，由于雇傭工人失業，危及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穩定。如果干預經濟，必須能夠償還或者轉嫁債務。這樣看來，如果美國不能在未來十年和二十年中出現新一輪的產品創新，其資本主義制度模式將會對世界其他國家失去影響力。隨著中國、印度、巴西等國的崛起，即使美國出現新一輪的產品創新，也不可能如20世紀90年代享受IT技術創新利益那樣享受新技術的利益了。

四、對中國國民經濟統計制度的建議

基于以上分析，就可以知道，西方的GDP核算體系是一個有著嚴重缺陷的體系。從實踐上看，它或許可以服務于一個國家在戰爭時期的動員，但它沒有挽救英國徹底衰落的命運，它也沒有讓美國避免走下坡路的命運，它也根本不能改變世界當前處于百年未遇之大變局的事實。

中國不需要GDP也可以知道，中國經濟發展有賴于獲得戰略性產品，如鋼鐵、飛機、汽車、芯片、基礎軟件等等的生產能力。有了這種生產能力，外國人不用看中國GDP數字是多少，也知道，中國人很懂經濟。反過來，無論中國統計部門如何改進GDP，其自身也無法改變目前豬肉短缺、肉價上漲的局面。馬克思主義認為，物質是基礎。馬克思主義基于物質生產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實際上是很厲害的。整個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是物質的有形的商品，而不是服務。那些提供服務的人如果沒有有形的吃穿住行，還提供什么服務呢？所以，服務可以統計，但物質產品的統計是社會存在發展的基礎。它國如果攻擊中國，一定也是主要攻擊中國的物質基礎（如造成中國食物短缺、人的身體普遍被轉基因侵入）才能真正奏效。

當然，包含市場價格的統計也是一種統計。但統計部門不應該認為，只有包含市場價格的統計是統計，而僅僅統計物質生產的統計不是統計。從物質的基礎性作用看，僅僅統計物質生產的統計是最基本的統計，應該也是最主要的統計。據此，我們不排除中國進行GDP統計核算，但我們確實可以強有力地提出這樣一種觀點：中國應該恢復20世紀90年代以前的物質產品平衡表統計體系，并且把它作為國家最基本的一種國民經濟統計體系，把西方的GDP統計體系作為一種輔助性統計體系。中國如果早就這樣做，也許，GDP崇拜就不會產生了。因為只進行GDP統計，一些短視的官員就把升遷的希望寄托于好的GDP數字了。

最后，我還要說一句，整篇文章的風格確實有刻薄之嫌。但刻薄不是目的。即使刻薄了一點，那也只是一種牛虻精神，絕無個人恩怨！

注釋：

【1】《列寧選集》第4卷，第583頁。

【2】本段是基于我的記憶寫成的，因時間寶貴，沒有進一步核對。與事實或許會有出入，但相差應該不遠。

【3】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主席工業強調鋼鐵，農業強調糧食，主張的在鋼鐵上超英趕美是對的。這是在戰略產品領域的比較，是基于馬克思主義的比較。

【4】 Stalin, J.. Problems of Leninism,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47, p. 356.

【5】一些人認為，蘇聯解體證明這條道路是失敗的。但蘇聯解體是20世紀80年代的事情。蘇聯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制定是20世紀30年代前后的事情。中間的50年的時間差就為解釋蘇聯解體提供了其他依據。畢竟，不能用一個人40歲因為疾病或車禍去世來證明他在娘胎里就是一個錯誤。

【6】如果一個國家放棄其本來可以享受的高速經濟增長，就意味著其經濟發展模式存在一種重大的可避免成本。

【7】因為西方國家作為資產階級的政府，無法對資產階級征稅。資本全球化也導致資本可以通過用腳投票來避開國內稅收。

（作者系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導，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來稿】，有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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