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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今朝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和實踐的一種創新發展

點擊：作者：王今朝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19-10-24 09:3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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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由于多方面因素的交叉作用，必然產生多方面的風險，并由于這些風險，必然付出諸多代價。但經過長期的醞釀和發展，中國提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已經成為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時期生產發展到一定階段后的產品交換體制選擇的基本理論，構成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和實踐的一個重大貢獻。根據生產對交換的決定作用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一個構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應該是一種從屬于社會主義生產理論的理論。明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這個歷史地位定位，可以科學回答圍繞市場經濟所產生的種種爭論。在它們的基礎上，一種綜合性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占優經濟發展模式理論已然成型。

關于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探討文章很多，但似乎并沒有講清楚相關的理論問題，還不足以顯示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貢獻和它在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中的地位。

一、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真正風險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在提出上是困難的，在實踐上是高風險的。不困難，無風險，不足以顯示這個理論的價值。困難和風險之處不在于當時許多馬克思主義者的反對（他們的許多反對也是有道理的），【1】也不在于西方人把市場經濟作為資本主義的特殊附著物，而在于究竟怎樣才能科學地把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特別是以公有制為主體）與市場對接起來，從而形成一種既集中（整個經濟的運行不能違背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又分散（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而不只是主要滿足少數人的物質和文化需要）的經濟運行機制。筆者沒有見到有作者系統地論述這個問題。【2】事實表明，就連鄧小平同志也沒有充分考慮到其中的困難和風險。他在晚年說的“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以及其它一些話，【3】也是證明。

第一，集中體制盡管有各種缺點，但也有其合理的內核（如公有制、集中力量辦大事、國家計劃等）。在改革中保持集中體制合理的內核并克服其缺點是非常困難的。改革需要凝聚共識，但在凝聚共識過程中很容易產生理論和政策的偏誤。比如，當中國給予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以前所未有的注意力時，那些主張中國應該維護和加強公有制和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理論、觀點就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了。中國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4】但在一些關鍵的領域并沒有實現本來可以實現的發展（如生產出大飛機、汽車、芯片、操作系統等）。直到十八大召開，我國在許多戰略性產品領域都采用了一種“造不如買，買不如租”或者說“市場換技術”的路線，過分依賴招商引資，【5】以至于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關鍵技術是買不來的，要把“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的邏輯顛倒過來。應該說，這個代價是巨大的。從認識論的角度看，這個代價的產生是因為我國在改革開放的頂層設計和戰略實施上沒有很好地遵循唯物辯證法的全面論、矛盾論觀點，給予了市場經濟以過分的注意力。關羽因為過于關注襄陽、樊城，沒有給予荊州以足夠的注意力，結果敗走麥城。所幸的是，盡管我國在改革開放的很長時間里沒有把足夠的精力配置到許多關鍵產品領域，但由于我國人民勤勞、智慧，人口規模大，也由于并沒有完全放棄公有制和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體制，經過70年發展，我國也在一些重要領域（如電力供應、通訊、建筑、高鐵、沙漠治理、教育、醫療等）以及經濟總量上取得驕人成績，已經難以為他國所撼動，這就使得我國在經濟上處于不敗之地。我國一旦處于經濟上的不敗之地，我國經濟發展中所出現的失誤，即使十分重大，也可以不對國際經濟發展的全局產生逆轉性影響了。今后一段時期，只要總結過去的教訓，糾正存在的問題，利用一切可能的機遇，【6】我國就能更好地前進了。

第二，分散盡管有許多優點，但其缺點也難以避免。早在毛澤東主席時代，我國經濟就有“一統就死，一分就亂”的傾向。市場取向的改革本身就是分散化改革，必然會出現諸多嚴重的混亂。

第一種混亂是，國內外有許多勢力，如主張中國走私有化道路的國內的、黨內外的勢力以及誘使中國走私有化道路的國外勢力，以及各種封建的、資本主義的殘余勢力，會試圖把中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取向的改革誘導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他們會炮制各種理論煽動這種進程。我國多種所有制并存的政策以及對外開放政策也使得這些勢力有了經濟基礎，并且隨著經濟基礎的擴大，他們的影響力也會擴大。我國人民在改革開放初還缺乏市場經濟的經驗，更缺乏對它的正確的本體論認識，我國的知識分子很容易為國外高樓大廈燈紅酒綠車水馬龍所誘惑，一些領導干部很容易產生一種“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就是好”，或者“至少沒有什么可怕”的錯誤觀念，我國在改革政策制定上就可能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一個突出的例子就是，20世紀80年代，就有西方學者跑到中國，兜售一種通貨膨脹有利于經濟增長的觀點，并被當時的重要決策者所采用。

第二種混亂是，在“試試看”、“大膽試，大膽闖”的改革思維支配下，盡管我國要建立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既然這是“前無古人的事業”，【7】又加上所有制結構上的松綁，在現實中，就必然使得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在一些方面甚至在許多方面異化，從而至少部分趨同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比如，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本身競爭是無序的，收入分配是分化的，商業關系是爾虞我詐的。毋庸諱言，在我國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的過程中，這些現象在不同時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過，有的至今還未能得到徹底解決。如果任由這種情況發展下去，那么，本來要建立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際上建立的卻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這種結果一旦發生，實際上就是顛覆性的錯誤。當前，民營資本和外國資本在我國所有制結構中已經占據較大比例，使得這種風險并不是危言聳聽。毫無疑問，西方是樂于見到中國發展到那種地步的。

第三種混亂是，如果我國猶豫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之間時間過長，各種矛盾就會多發、頻發，而且揮之不去，就有可能導致社會動蕩。如果我國沒有及時找到合適的解決方案，我國完全可能重蹈蘇聯國家解體、共產黨失去政權的覆轍。十八大前，我國意識形態的混亂極其嚴重，多種資本集團興風作浪，而西方又在世界多個地方推動顏色革命，顯示這種風險的客觀存在。【8】

所幸的是，盡管上述三種混亂的情況都不同情況地存在，但從1978年到2012年，我們國家基本保持了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終于迎來了黨的十八大的召開，開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時代。

綜合以上，可以說，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對于我國的真正風險在于，我國經濟不能不集中，但又不能像過去那樣地集中，我國經濟不能不分散，但又不能像資本主義國家那樣分散，不能從根本上、不可逆地損害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最終要確保公有制在所有制結構中的主體地位。只有保證公有制在所有制結構的主體地位，用公有制企業來實現分散（公有制企業作為市場主體進行交換），才能在所有可能的戰略領域實施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方法，才可能讓最廣大的人民共享發展成果。【9】那種認為只有一種集中（即只有斯大林模式那樣的集中或只有用國家計劃委員會來解決交換問題）或只有一種分散模式（即只有資本主義分散模式或一切交給市場）的觀點都是錯誤的，是違背馬克思主義一分為二的方法論的。從改革開放的實際看，我國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由于未能很好地遵循馬克思主義一分為二方法論出現集中不足而分散有余。為此，我們國家付出了巨大的但不是不可挽回的代價。而對所有這些，在已有的學界的理論闡述中，似乎都沒有明確、系統、凝練的表達。只有習近平總書記的改革開放前后兩個階段不能相互否定的論斷蘊含了上述表達。

二、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歷史貢獻

于祖堯1979年3月在《經濟研究參考資料》發表的《試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文章，常常被認為是我國最早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范疇的文獻。實際上，我國對商品經濟的認識要早得多！鄧小平在1979年11月指出：“說市場經濟只存在于資本主義社會，只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更早時期，在1960年至1962年中央進行國民經濟調整時，圍繞如何盡快恢復農業生產改善農民生存條件出現的“三自一包”提法中就包含“自由市場”的概念。【10】卓炯的《論商品經濟》（1962年）、孫冶方的《論價值》（1959年）、顧準的《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寫于1957年）都提出了中國經濟是商品經濟的觀點。【11】革命戰爭時期，根據地不得不和白統區進行的貿易，也是一種市場經濟。特別是，毛澤東同志也有過中國離不開商品經濟的表達。毛澤東同志認為，必須肯定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還有積極作用；社會主義需要有一個發展商品生產的階段。【12】針對那種將商品經濟與資本主義混為一談的錯誤觀點，他指出：“商品生產，要看它是同什么經濟制度相聯系，同資本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同社會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現在要利用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和價值法則，作為有用的工具，為社會主義服務。”【13】這些理論與實踐表明，我黨在1992年確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是有許多歷史淵源的。

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看，經過1949-1976時期的發展，中國已經利用類似蘇聯但又有所創新的計劃經濟建立起強大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和各種公共設施（如教育、醫療、水利、科研）作為自己的經濟基礎。然而，正是這種跨越式發展使得傳統計劃經濟的不足方面開始上升為中國的一個主要問題。傳統計劃經濟的不足，最主要的方面就是，在各種公共設施的支持下，僅僅用國家調撥和國家定價的方式已經不能滿足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所生產的大量產品的交換需要了。在不完全否定國家調撥和國家定價的合理性的基礎上，【14】需要有另外的適當體制來實現交換，從而使得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能夠更好地進行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這是馬克思交換反作用于生產的原理使然。而且，生產越發展，產品分散交換的要求就越大，國家計劃委員會越無法完全處理日益龐大的交換任務了。在中國，商品經濟概念和市場經濟概念的提出就是對這種客觀事實所做出的理論反映，就是馬克思交換反作用于生產的原理在20世紀中國改革開放時代活的應用。這是因為只有新中國生產發展到一定水平，才會提出產品如何出清的問題，才會使這個問題的矛盾地位上升。從這點看，提出商品經濟概念和市場經濟概念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也以經濟發展為基礎。當然，把解決交換的問題提出來，并不意味著中國的生產問題就完全解決了。在1979年時，中國許多物品依然短缺。但中國確實已經生產出了大量的產品需要通過一種更為優化的方法來出清。

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決定交換。資本主義就是因為生產出了大量商品，從而需要克服原來的自給自足的經濟模式。自十月革命以來，直到中國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沒有一個國家解決生產發展到一定階段后的產品價值實現的體制問題。盡管不同社會主義國家圍繞產品實現都做出了可貴的探索，但都沒有能夠穩定下來。在俄國，列寧敏銳地提出，“應當把商品交換提到首要地位，把它作為新經濟政策的主要杠桿”的觀點，【16】甚至認為“必須把國民經濟的一切大部門建立在同個人利益的結合上面”，【17】但不久，在新的國際國內情況下，新經濟政策就為斯大林模式所替代了。斯大林模式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有其勢所必然之理，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如科技迅速發展、國力迅速增強、打贏二戰等等），但斯大林之后的蘇聯領導人沒有能夠處理好斯大林的政治、經濟和理論遺產，沒有探索出一種科學的政治經濟體制，再加上種種矛盾，結果導致蘇聯解體。因為這涉及兩大轉型問題，一是由戰爭狀態轉向和平狀態，二是由供給極度短缺轉到供給相對豐富。這兩大轉型對實行新的經濟體制產生了重大影響。在波蘭，曾任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國務委員會副主席、統一工人黨議會黨團主席、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計劃預算和財政委員會主席并擁有多個崇高學術職位的蘭格（O. Lange，1904-1965）在1957年曾針對斯大林模式、南斯拉夫模式提出“波蘭社會主義經濟模型”，主張把國民經濟的中央計劃和方向與盡可能多的分散管理結合起來，但也沒有轉化為現實，結果，波蘭也在各種改革試驗中巨變了。對斯大林模式進行改革是必要的，但任何改革都是有極高風險的。唯有中國在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維持了政治穩定和GDP快速增長。這個成就是巨大的，其意義不亞于列寧的新經濟政策。究其成功原因，不能不說，我國領導人（包括毛澤東時代的一些領導人）和理論家對社會主義國家找到一種適合一定發展發展水平的經濟體制做出了巨大貢獻。

那么，如何理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毛澤東主席的一些經濟主張的關系呢？表面上看，二者是有許多矛盾之處，但實際上，二者具有高度吻合之處。毛澤東主席革命的一生都把發揮各方面的積極性置于革命策略的核心位置，在晚年，尤其注意到發揮地方積極性和群眾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疾苦問題，并把它上升到關系黨的生死存亡的高度來看待。只不過，毛澤東主席高瞻遠矚（高度關心生產，把交換作為次要問題），又時不我待，因此，難以在有生之年完成我國經濟在生產大發展后的交換體制調整、完善的任務。毛澤東主席把主要精力用于大力發展我國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抓革命促生產）正好顯示了毛澤東主席經濟學的博大精深。這也是他作為唯物辯證法哲學大師使然。正是毛澤東主席時代中國生產在公有制基礎上實現了大發展，才使得交換體制調整和完善的任務在他生前和身后的我國突出出來，才使得我國交換體制的改革能夠在長期經歷腥風血雨從而久經考驗的第二代領導集體手中經過艱難的探索逐步明確起來。【18】從實質來看，我國經歷70年所得到的關于經濟運行體制的結論，依然基本上是陳云1979年3月8日寫的《計劃與市場》講話提綱所做的闡述。他指出：“整個社會主義時期經濟必須有兩個部分：（1）計劃經濟部分（有計劃按比例的部分）；（2）市場調節部分（即不作計劃，讓它根據市場供求的變化進行生產，即帶有‘盲目’調節的部分），“在今后經濟的調整和體制的改革中，計劃經濟和市場調節這兩個部分的比例的調整，將占很大的比重。不一定計劃經濟部分愈增加，市場調節部分所占絕對數額就愈縮小，可能是相應地增加。”【19】十八大后，我國已經進一步明確，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進一步完善了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內涵。【20】

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在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中的地位

馬克思認為，經濟有四大活動：生產、交換、分配、消費。馬克思的這個分類是正確的。根據這個正確的分類，旨在解決和平時期生產發展到一定階段后的社會主義國家的交換問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其地位是不容抹殺的。但必須明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然是以公有制企業為市場主要的主體的交換經濟，而不能是以私有制企業為市場主要的主體的交換經濟。公有制企業不能交換嗎？當然可以。所以，公有制企業與市場經濟當然是兼容的。從市場的交換本質來看，中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期既然存在交換，它也就是一種市場經濟，只不過，公有制企業的市場主體地位較弱，而政府的作用較強罷了。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公有制企業各方面的力量必然增強，必然能夠更加自主地、自覺地從事交換，因此可以獲得更多的自主權，因此必然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供給主體。相對資本主義私有企業這種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供給主體，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作為市場供給主體具有巨大的優越性，必然使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成為超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市場經濟模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必然因其解決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大生產所催生的交換問題而為世人所承認。

但是，必須注意到，馬克思還認為，在生產與交換的關系中，生產決定交換。沒有生產，哪里來的交換的產品？而且，生產條件往往也決定著交換條件。比如，生產規模越大，生產成本就越低，交換的價格就越低；生產總量越小，交換就可能越需要借助于與自由市場相對立的配給制。這意味著，在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中，關于生產的理論是比關于市場的理論更為重要更為基本的理論。在改革開放的30多年中，中國正是由于忽略二者的主次關系，缺乏一種關于社會主義生產的主流理論，導致我們在許多領域沒有能夠生產出本來可以生產出來的產品。比如，1976年時，本來中國可以生產汽車、飛機、計算機了，但在之后的幾十年中，這些領域的生產都停滯了。中國這些生產已有起步的領域在不適當地應用市場經濟理論中停滯不前了，而這就給了資本主義國家這些領域以價值實現的機會，延續了資本主義的繁榮。這本身就證明，關于市場的理論是比關于生產的理論更次一級的理論。不承認這一點，就會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在實踐中推到錯誤的極端。實際上，西方20世紀50年代的發展經濟學也同樣認為，經濟落后國家生產力低下，沒有什么產品可以交換，根本談不上市場經濟，因此，也談不上用市場的辦法去發展經濟。從學理上看，西方發展經濟學的這一觀點的價值實際上也是源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所闡明的生產決定交換這一基本原理。

四、一種可能的理論綜合

今天，當我們明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然是以公有制企業為主要供給主體的市場經濟并明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必然是從屬于社會主義生產理論的理論之后，我們有沒有可能把它們綜合一種新的理論呢？我認為是可能的。我在2018年出版一本專著推出了一種占優經濟發展模式的理論。【21】這種理論認為，大力發展以公有制企業為主要微觀基礎的生產才是中國實現經濟發展的占優模式。【22】當生產發展到一定階段后，這種占優模式當然會容納市場機制，只不過這種公有制企業為主要的微觀主體的市場經濟一定是不同于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種理論吸收了也證實了中國1949-1976時期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經驗（如大力發展公有制、集中力量辦大事、鞍鋼憲法等），再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容加進去，依然可以叫作占優經濟發展模式。它可以作為對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大會上所強調的“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全面貫徹執行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方略”的學術說明，從而為我國凝聚共識，“不斷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斷創造新的歷史偉業”，提供一種基礎理論參考。

比如，根據這個理論，大力發展公有制企業，做強做優做大國企才是中國長治久安之道。

再如，根據這個理論，無論是基于國家計劃委員會性質的機構的計劃經濟還是基于更高企業自主權基礎上的以公有制企業為主要微觀供給主體的市場經濟，都必須確立一個目標，即商品價格要基本遵照勞動價值論來確立的相對價格水平來確定，不能讓一些行業（如房地產行業、金融業、創新部門）憑借高價格甚至是畸形的高價格來獲得暴利，除非國家能夠把暴利行業的利潤抽走，用于全社會的利益。否則，國家的價格體系就可能會出現嚴重的價格扭曲。

又如，根據這個理論，西方式的減稅并不一定是好政策。因為政府支出可能有增無減，頻繁的大規模的減稅一方面導致國家財政資金緊張，另一方面可能有利于少數已經富裕的人群，增加社會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

注釋：

【1】王森：《矛盾與沖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路不平坦——訪經濟學家、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于祖堯先生》，《經濟師》，1993年第6期。吳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從理論到實踐的歷史性探索——訪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于祖堯研究員》，《紅旗文稿》，2008年第18期。

【2】早在1949-1976年的28年里，我國經濟體制就曾經反復遇到過集中和分散的關系問題。查閱知網可知，至今，很少有探討這個問題的文獻。

【3】《鄧小平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364頁。

【4】其實，早在解放前夕，毛澤東主席就確立了工作重心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從軍事轉移到經濟的指導思想。

【5】中國一五計劃的實施離不開蘇聯的援助。但蘇聯的援助與改革開放后中國的招商引資有著根本的差別。也就是說，在改革開放前后，中國都在努力爭取外援，但它們也具有根本性的差異。這種差異可以用自力更生的程度來衡量。

【6】如全球氣候變暖、美國整體衰落等帶來的機遇。

【7】實際上，中國一些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學者的商品化、市場化改革思想可能就是受到蘇聯、東歐的商品化、市場化思想啟發而產生的。南斯拉夫早在1950年就開始拒絕斯大林計劃經濟模式。斯大林逝世后，蘇聯就開始各種所謂改革。從一些資料可以推測，蘇聯、東歐的這些改革實踐和理論發展必然通過有機會接受這些資料的“高級學者”影響中國。而從本體論來看，蘇聯、東歐的這些改革實踐和理論發展中，不少可能就是來自西方的經濟學理論，因為蘇聯、東歐與資本主義國家距離接近、淵源頗深。所以，早在毛澤東主席時代，中國所出現的一些改革思路在一定程度上必然是西化的結果。毛澤東主席對此也一定是早有發現。

【8】很多被許多人認為是左翼的學者實際上對我國建立市場經濟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和后果表達了極為合理的關切。

【9】當我國全面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后，可以進一步分散，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必要性就可能會在一段時間里進一步降低了。

【10】潘淑淳：《三自一包》，《檔案天地》，2010年第11期。

【11】似乎可以說，這些學者都是用純邏輯的方法來論證中國經濟必然是商品經濟的，沒有突出歷史唯物主義的依據。比如，卓冏認為，分工必然導致商品經濟。參見李炳炎：《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比較：顧準與卓炯》，《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3期。

【12】參見《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36頁。

【13】《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39、435頁。

【14】在國家面臨戰爭時，依然需要計劃委員會來完成各種戰爭所需交換；在和平時期，國家的投資方向也需要有類似計劃委員會的機構來確定。

【15】注意：這種短缺不是科爾奈所說的那種短缺。

【16】《列寧全集》，第4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27頁。

【17】《列寧選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91頁。

【18】西方一種理論認為，市場經濟有利于經濟增長。市場經濟確實有利于經濟增長，但它只是增長的一個有利因素，而不是決定性因素，實際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下的長期增長率只有百分之三、四。參見王今朝、張藝、龍斧：《對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再認識》，《馬克思主義研究》，2016年第5期。

【19】《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9頁、71頁。

【20】在未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涵還要進一步完善。比如，由于技術的發展，未來對社會保障的需求會更大。這就要求進一步明確政府在社會保障中的作用。而這又涉及一系列問題。又如，很顯然，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國所分析的私人利潤與工資的比例關系這一重大資源配置無法通過市場來解決，只有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來解決，但什么是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怎樣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還有待進一步澄清。

【21】王今朝：《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政治經濟學占優設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

【22】從理論上說，公有制蘊含著、體現著天下為公的思想。從現實來說，也并非一公就靈。公有制解決了私有制的基本矛盾，但還會有自身矛盾。比如，公有制企業的管理如何克服官僚主義、如何有效創新、如何真正實行人民管理，都需要解決。

（作者系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導，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本文原刊于《人民論壇》總第647期[2019年10月中]，作者授權昆侖策網發表時又做了重要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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