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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世界經濟發展是大國之間的博弈，而不是簡單的資本積累、技術進步。資本積累、技術進步只是經濟發展的伴生現象、表面現象，人的因素才是經濟發展的本質決定因素。只有基于這個觀點，也才能擺脫西方理論的詛咒和桎梏，看到中國因人口規模和社會主義制度兩大因素所形成的交叉、協同效應對于中國未來經濟發展所提供的巨大的穩固的支撐。中國由于人口規模和社會主義制度這兩大因素為他國不可比擬、不可復制，也因此，盡管中國人均GDP還較低，經濟發展面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在經濟發展的博弈場上，無疑將東風壓倒西風。

歐美享受工業革命、科技革命率先進入高生產力社會形態之后，其精英階層、統治階級中逐漸形成歐美中心主義、歐美優越心態。在這種心態支配下，當歐美看到，中國香港、中國臺灣、新加坡和韓國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以勞動密集型加工產業為基礎，以出口為導向，在20世紀80年代末成為世界發達富裕地區時，他們不禁感到震驚，稱之為“新興工業經濟體”（Newly Industrial Economics），也就是“亞洲四小龍”。這種稱呼反映了歐美精英和統治階層普遍感到的這種震驚。同時期，日本在同一時期也實現了快速的經濟發展，并且被認為更依賴于效率的增長。然而，歐美精英和統治階層中的一些人仔細思考后發現，不僅“亞洲四小龍”其實難稱經濟奇跡（Young，1995），就是日本也在1991年后陷入長期經濟增長停滯（Krugman，1995）。又經過20年的發展，現在，“亞洲四小龍”和日本的經濟依然不錯，但已經不再被視為經濟奇跡了。

歐美精英和統治階層并沒有因為東亞四小龍和日本的經濟趨緩稍感安寧。因為在全面圍堵之下，中國經濟已經從20世紀50年代的世界第九升至世界第二甚至第一。而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在全球國內GDP中所占份額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50%，下降至越南戰爭之后的25%，今天又下降至23%。[1]遙想當年蘇聯經濟的快速發展引起西方展開主要針對蘇聯的冷戰，最終導致自身在1989年解體。那么，當中國成為世界矚目的焦點后，中國經濟是否能夠持續發展，避免蘇聯解體覆轍，避免“亞洲四小龍”和日本的經濟發展的停滯呢？本文的回答是肯定的。原因是，當我們跳出西方增長理論的束縛，基于對經濟發展本質的認識，就會觀察到中國經濟發展有著其它國家所不可比擬的人口規模優勢和社會主義制度優勢。

二、人口規模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支撐

經過近70年的發展，中國經濟早就跳出人口規模過大導致貧困惡性循環的經濟規律的支配（馬爾薩斯人口論的荒謬性）。中國人口密度雖然低于日本，但中國國土所支撐的世界第一人口規模為中國經濟超越世界所有其它國家提供了最堅實的物質基礎。[2]

根據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一個國家的勞動者所創造的價值（V）可以寫成如下形式：

V=f(AL,QL)   

在公式中，f表示從AL、QL到V的映射，反映一個怎樣的勞動力數量（AL）和質量（QL）創造出了怎樣的價值量。公式表明，正如一場戰爭的勝利與否取決于將士的數量以及將士是否用命一樣，一國價值創造取決于勞動力的數量和質量。很顯然，當f變動時，同樣數量和質量的勞動力將創造出不同數量的價值量來。

與世界所有國家相比，中國已經在AL上取得相對世界所有國家的優勢。其實，正是這種優勢極大支撐了中國經濟在1949年后的60年里取得了快速的發展。

第一，與歷史上許多人口小國受制于資源的有限性而不得不選擇有限目標不同，人口大國即使這個國家處于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在資本、技術、社會基礎設施等方面依然落后，也可以更為容易地擁有資本積累、軍事支出等所需要的儲蓄。假設每個勞動者每年所創造的剩余價值為sv，勞動者總數量為L，這個社會每年所創造的剩余即為sv×L。圖 1顯示了中國由于人口規模而在諸多消費領域的增長效應。該圖表明，人口大國可以動用的用于國際競爭（包括捍衛自己的領土完整、在世界范圍內獲得資源用于國內的發展、研發）的資源遠遠超過人口小國所能動用的資源的上界。

圖 1：中國城鎮、農村人均消費的增長

第二，人口大國一旦開始發展，就可以實現快速發展。它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使得它能夠在更為廣闊的領域展開研發，而限于人力、物力和財力的小國只能動用極有限的資金、人力從事極少的研發項目，并在此基礎上選擇專業化生產的模式。[3]而且，其專業化生產也無法便利地享受到大國所能享受的規模經濟的利益，即使出口能夠擴大規模，也不無成本（顯示東南亞四小龍經驗不可能值得中國借鑒）。大國則不受這種經濟發展模式的限制。在人均GDP很低的情況下，GDP總量的增加也使得這個國家擁有巨大的優勢。美國在趕超英國的過程中，也是先在GDP總量上超過英國，然后在人均GDP上超越英國。人口大國具有更大的研發成功可能性，它可以彌補其他方面的劣勢，從而使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道路表現出優勢。比如，最近，就有證據表明，中國在研發領域開始占據世界領先地位。2012年，作為世界最大的機器工具消費國，中國的機器工具消費是美國的4倍；同時，中國所生產出的機器工具是美國的5倍（Tassey，2014）。

第三，人口大國可以建立起獨立自主工業體系的優勢是人口小國無法享有的。一旦建立起自己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它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限制發達國家的市場力量，由此享有巨大的優勢！優勢之一就是，它將使得其他國家的企業的市場空間和利潤空間大大壓縮。而且，第一、第二種優勢大大加大，形成正向的循環累積因果關系。這三優勢讓人口大國在國際范圍內進而獲得巨大的政治經濟優勢，并且這種政治經濟優勢還可能隨其優勢的改進而增大。[4]

三、社會主義制度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支撐

在基本公式中，似乎社會主義制度并沒有發揮作用。其實不然。勞動力質量（QL）與勞動力數量（AL）是一個客體的兩個方面。諸如印度等國，人口規模也足夠大，發展時間與中國一樣長，為什么其勞動力卻沒有表現出與中國可比的質量呢？這只有從社會制度的差異去尋找原因。

首先，圖 1所展示的人口規模向市場規模的轉化只能在社會主義制度條件下實現。設想，如果中國在1949-1976時期選擇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那么，中國將有少數人，只占據總人口的5%、10%，卻占據1/3的GDP，而社會的95%或90%的人口只享有2/3的GDP。這樣來看，前一部分人的平均收入就是后一部分人的平均收入的9.5倍。如果考慮前一部分人的收入也是高度不平等的，后一部分人的收入也是高度分化的，最高收入的1%的人就可能是最低收入的5%的人的收入的1萬倍。不同收入的人、收入懸殊的人，同處于一個國家的屋檐下，既在許多方面面臨著同樣的生活需要，比如，同樣需要住房，同樣需要飲食，但也必然在許多方面面臨不同的生活需要了。造成了社會分裂的巨大的經濟不平等、政治不平等，就這樣產生了。而這種社會必然出現的經濟危機。資本主義嘗試了許多辦法來度過經濟危機。在大蕭條時，他們采取了把產品白白地處理掉、把產品傾銷到海外、關閉生產線的辦法。在20世紀60年代，他們采用了政府刺激的辦法。在資本主義制度限度內，這些辦法可以解決不太嚴重的經濟危機。中國采用這種辦法與采用社會主義的辦法孰優孰劣呢？答案不言而喻。

其次，社會主義國家具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經濟發展其實就是一個“你有的我要有，你沒有的我也要有”的創新過程。許多國家之所以沒有實現經濟發展，就是因為低估了經濟發展的難度。西方人不希望中國這樣的國家取得關鍵產品、關鍵技術上的突破，更不希望中國這樣的國家在最短時間里一次又一次地不斷取得關鍵產品、關鍵技術上的突破。而關鍵產品、關鍵技術的突破又受制于一個國家的科研能力、生產能力、組織能力。[5]只有社會主義制度才能打破一個經濟落后國家內部的阻礙科研能力、生產能力、組織能力提升到經濟發展臨界點之上的社會結構（如剝削階級的過度消費、統治階層一些成員的奢侈浪費和官僚主義以及論資排輩、因循守舊等），只有社會主義制度才能防止經濟落后國家在取得政治獨立后尋求經濟發展時陷入到經濟的對外依附，避免經濟發展成就為他國做嫁衣裳，也只有社會主義制度，才能充分調動一切可能調動的發展經濟的積極性，實現經濟的快速發展。

只有依靠社會主義制度，取得關鍵產品、關鍵技術上的突破，一個國家的產品種類在越短的時間里才能得到越快的豐富，產品質量在越短的時間里才能得到越快的提高，其經濟發展才能又快又好。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從整體上看，勞動力大軍發揮出高度的主觀能動性，并在發揮高度的主觀能動性的過程中既創造了價值，又實現了價值。這樣的勞動力在勞動力大軍中所占比例越高，經濟發展的速度和質量就越高。站在歷史的高度，中國工業化過程就證明了這個經濟學原理。在三年經濟恢復的基礎上，中國利用社會主義優越性，制定“一五”計劃，集中主要力量建設蘇聯幫助設計的約156個工業企業。一五計劃奠定了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物質基礎，培養了經濟管理干部、企業人才、技術人才、中國熟練工人。一五計劃的實施，還改變了中國工業布局的不合理狀況，使內地與沿海得到了協調發展、資源得到了更有效利用。這些項目的建成和投產，使我國建立了較為完備的國防工業體系，同時也為我國以后發展核工業、電子工業、航空航天工業奠定了良好的工業基礎。

第三，社會主義還允許價格比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隨著價值下降而更快下降。[6]可以說，在國內的市場擴展中和在國際的競爭中，價值下降越快的國家經濟發展就越快。比如，在西方，福特引入生產線就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從而降低了產品價格，引起了汽車的普及。洛克菲勒以壟斷性的生產為石油市場的標準化和成本降低提供了規模基礎。產品價格的降低為市場的擴大（可能表現在奪取它國企業所占據的市場）提供了基礎。這種機制似乎比Young（1928）所強調的分工依賴于市場的機制更為有效。[7]然而，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企業的私人利潤本身就形成產品成本的一個剛性條件，它使得企業，特別是壟斷企業的產品價格無法隨著價值下降而盡可能大和盡可能快地下降。對于經濟落后國家而言，如果采用資本主義制度，私人企業由于積累的需要，在價格下降方面更是困難。[8]結果，社會主義國家在與國外競爭方面處于極其被動的地位。

第四，在社會主義社會，勞動力質量的提高還意味著經濟發展目的的更好實現。社會主義企業的生產目的不是私人利潤，因此，它意味著環境和資源代價高的產品、產業將可能會迅速被取代，從而最大限度地限制經濟的畸形、惡性發展。這就使得提高生產率不是唯生產力論、唯GDP論，從而保證經濟發展道路與發展目的的多維性相一致。比如，社會更多發展公共交通工具，而人們也更多地采用公共交通而非私人交通工具。這或許將會降低一些產業的GDP乃至總GDP，但也應該被認為是值得的。[9]特別是，社會主義制度為人的價值的實現、體現提供了最重要的制度保證，這反過來又成為經濟發展的優勢。早在1949-1976時期，中國就實現了世界最大程度的人均壽命提高。圖 2表明，1949年時，中國人口的預期壽命為35歲，世界平均水平是47歲（1840年之后100多年間中國人均壽命始終遠遠落后世界平均水平）。1957年，中國人均壽命已經延長到57歲，到1980年人均壽命67.77歲，而世界人均壽命56歲。1950-80年期間，世界人均壽命提高29.9%；中國人均壽命提高88.9%。這種人均壽命的提高保證了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勞動力數量和質量，也為教育體系的效率提供了基礎。[10]

圖 2：中國與歐洲、美國、印度以及世界的壽命比較：1950-2020[11]

資料來源：Life Expectancy at Birth (e0) - Both Sexes，http://esa.un.org/unpd/wpp/Excel-Data/mortality.htm。

四、結 論

世界經濟發展是大國之間的博弈，而不是簡單的資本積累、技術進步。資本積累、技術進步只是經濟發展的伴生現象、表面現象，人的因素（數量、質量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才是經濟發展的本質決定因素。分析一國的經濟發展不是靠西方的增長理論，而是應該著眼于人。

只有基于這個觀點，才能理解為什么中國共產黨在短短的28年中（1921-1949年）就取得革命的勝利，一舉扭轉民族百年落后和挨打的命運，也才能理解新中國建國后30年所取得的經濟發展成就的獨特性和堅實性，也才能不為四小龍和日本的經驗浮云遮住望眼。[12]也只有基于這個觀點，也才能擺脫西方理論的詛咒和桎梏，看到中國因人口規模和社會主義制度兩大因素所形成的交叉、協同效應對于中國未來經濟發展所提供的巨大的穩固的支撐。

中國由于人口規模和社會主義制度這兩大因素為他國不可比擬、不可復制，也因此，盡管中國人均GDP還較低，經濟發展面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在經濟發展的博弈場上，無疑將東風壓倒西風。

參考文獻：

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M]，謝亮生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王今朝、龍斧：《馬克思價值決定價格理論的數理闡釋》[J]，《馬克思主義研究》，2012年第11期。

王今朝、許晨：《中國“鞍鋼憲法”相對西方、蘇聯科層式管理的效率》，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工作論文，2016年。

Krugman, P., "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 [J] Foreign Affairs 73, no. 6 (1994): 62-78.

Tassey, G., “Competing in Advanced Manufacturing: The Need for Improved Growth Models and Policies,” [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28 (1), 2014, p. 27-48.

Young, A., "The Tyranny of Numbers: Confronting the Statistical Realities of the East Asian Growth Experience."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10 (3) 1995, p. 641-80.

Young, A. A.,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Progress,” [J] Economic Journal, Vol.38 (152), 1928, p. 527-542.

注釋：

[1] 夏之冰：《美國主導全球秩序的基礎是否正面臨瓦解？》，http://www.globalview.cn/html/global/info_17028.html。

[2] 人口規模優勢不是人口紅利。用于中國的人口紅利概念是極端錯誤的。紅利（dividend）一詞是西方、西化概念。它本來是指因持有股票而得到分紅。西方學者把紅利與人口結合形成的人口紅利概念一般是指一個人群無償占有另一個（更大）人群的勞動成果。比如，美國獨立戰爭前美國南方奴隸主享有其奴隸的人口紅利，奴隸數量越多，奴隸主的奴隸人口紅利就越大。又如，英國對印度殖民，也使英國統治者享受了巨大的印度人口紅利。如果說中國享受了自己的人口紅利，這是既不了解西方學術淵源，又不了解紅利本身含義，更是做荒謬性引申，它掩蓋了中國極少數人和外國企業對中國人口規模的市場價值的榨取。

[3] 比較優勢理論主張專業化生產模式，但實際上，專業化生產主要適用于小國，而且不一定符合比較優勢。

[4] 當然，人口規模并不是越大越好。中國建國后給予干部子女的補貼，幫助人口迅速增加。中國成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后，似乎并沒有什么必要讓人口繼續快速增長了。將來，如果中國人口數量降低到很低的數量，那么，經濟政策的變革（而不是放松人口政策）就足以讓人口恢復增長，似乎并不需要在現在進一步放松計劃生育政策。

[5] 中國曾經出現的鞍鋼憲法其實代表了世界最先進的管理模式。參見王今朝、許晨（2016）。

[6] 價值與市場價格之間不存在一個恒定的數量關系（王今朝、龍斧，2012）。

[7] 當然，產品價格下降形成優勢是以新產品的種類的擴展為前提的。如果沒有新產品，也就沒有新產品的價格下降所產生的優勢了。傳統產品的價格下降反映的往往不是優勢，而可能是惡性競爭下的產業凋敝、貿易條件惡化。

[8] 本來，價格下降可以擴大市場，但這種經濟機會沒有那種官商勾結所產生的利潤大。中國房地產價格的高漲就是這種原理的證明。

[9] 大量使用汽車不能被認為是現代化文明的唯一或必要特征。

[10] 學齡兒童的入學率同期從25％增至50％。R.邁克法夸爾、費正清（1990，上卷，第162頁）。

[11] 改圖首次出現在王今朝、龍斧：《基于邏輯和歷史反證法的企業效率效益比較分析與衡量——二評"國有企業效率效益必然低下"》，《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14年第5期，第33-40頁。本文使用時做了一些修改。

[12] 人口規模和社會主義制度的交叉還能產生很多效應，如最快速的技術擴散、最大可能的國際合作等。本文限于篇幅沒有討論更多。

（作者系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導，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原文刊于董長瑞主編的《經濟理論與政策研究》第十一輯，中國財經出版傳媒集團、經濟科學出版社，2019年；現經作者修訂并授權編發，來源：昆侖策網【原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