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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方主流經濟學從來就不主張毫無限制的自由貿易。西方國家更不會真正實行毫無節制的自由貿易。在他們認為必要時，他們會搬出主流經濟學早就為他們鍛造好的理論，以軍事上和國家安全上的理由來保護本國產業，破壞貿易上的自由。2018年以來，美國帶頭發起的對中國電信企業華為技術有限公司的禁止和圍剿，就以華為技術有限公司威脅了西方國家甚至日本的安全為借口。我們應當記住西方主流經濟學對保護本國產業軍事理由的論述，不要陷入迷信“自由貿易”的誤區，不再幻想與西方國家實行真正的自由貿易，對本國產業實行必要的保護。

當代西方的主流經濟理論在國際貿易問題上通常都主張實行自由貿易。但在西方的主流經濟理論中，也一直存在著保護本國產業、特別是在某些情況下必須保護本國產業的主張。西方主流經濟理論承認的應當保護本國產業的一個主要理由，就是保證本國軍事上強大。為保證本國軍事強大而保護本國產業的論點，就是保護本國產業的軍事理由。

一、對重商主義思想的曲解

16至17世紀是孕育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的時代。經濟思想史上通常將這個時代稱為重商主義時代。這個時代的西方尚未形成完整的經濟理論體系，但是卻形成了系統的經濟政策主張。斯密說，“重商主義所倡導”的，“乃是使貿易差額有利，以增加國內金銀量”，其“主要的手段”是限制進口和獎勵出口。[1]斯密對重商主義思想的這一概括并不完全準確。限制進口、鼓勵出口，以盡可能增加本國的貿易順差，確實是重商主義政策主張的特征。但是重商主義者主張制造貿易順差并不完全是為了增加本國國內的金銀量，保證本國的軍事實力和強國地位，是重商主義者主張制造貿易順差的一個主要目的。

斯密在描述重商主義的經濟思想時，采取了學術上的不光彩手法，造成了一個貽害后人的流行說法：重商主義者主張限制進口、鼓勵出口以造成本國的貿易順差，是為了增加本國國內的金銀貨幣數量，而他們追求增加本國國內的金銀貨幣數量，又是因為他們認為財富由貨幣或金銀構成。

主張限制進口、鼓勵出口，以盡可能增加本國的貿易順差，確實是當時的重商主義經濟政策的一個顯著特征。可是問題在于，重商主義的經濟政策為什么要追求本國的貿易順差？斯密的解釋是為了增加本國國內的金銀量。當時西歐各國都還使用貴金屬金銀作貨幣，國際貿易中更是用金銀作通用的交易媒介，對外貿易上的順差必定會增加一國國內的金銀貨幣量。斯密說重商主義經濟政策追求貿易順差是為了增加本國國內的金銀貨幣數量，似乎也說得通。

但是進一步的問題隨之而來：重商主義的經濟政策又為什么要追求增加本國國內的金銀量？斯密在《國富論》的這一章中先暗示，重商主義者們認為財富由貨幣或金銀構成，然后他又用整整這一章的篇幅來說明為什么不應當追求增加本國國內的金銀量。他的這種論述方式直接導致了前邊說的那種以訛傳訛的說法：代表著資產階級的重商主義者追求增加本國的財富，他們又把金銀看成財富的唯一形態，這就使他們主張限制進口、鼓勵出口，以盡可能增加本國的貿易順差。我們可以將這一整套說法簡稱為“對重商主義的成見”。

實際上，上述這種對重商主義的成見，乃是對重商主義經濟思想的曲解。重商主義者確實主張限制進口、鼓勵出口以造成本國的貿易順差，不過他們主張造成本國的貿易順差，并不僅僅是為了增加本國國內的金銀貨幣數量，他們追求增加本國國內的金銀貨幣數量，也不是因為他們真的認為財富僅僅由貨幣或金銀構成。

16世紀與17世紀之交的英國人孟是斯密援引過的重商主義著名代表，他的著作被稱作重商主義的“福音書”。他清楚地表述了限制進口、鼓勵出口以造成貿易順差的重商主義原則，他指出：“對外貿易是增加我們的財富和現金的通常手段，在這一點上我們必須時時謹守這一原則：在價值上，每年賣給外國人的貨物，必須比我們消費他們的為多。”[2]但是孟并沒有將增加本國國內的金銀數量說成是限制進口、鼓勵出口的唯一目標。

在其代表作《英國得自對外貿易的財富》中，孟詳盡地論述了英國為什么應當限制進口、鼓勵出口，最后總結說：“對外貿易的真正面目和價值”“就是國王的大量收入，國家的榮譽，商人的高尚職業，我們的技藝的學校，我們的需要的供應，我們的貧民的就業機會，我們的土地的改進，我們的海員的培養，我們的王國的城墻，我們的財富的來源，我們的戰爭的命脈，我們的敵人所怕的對象。”因為如此，“治理得很好的政府”“施行使之日益增進的政策，而且還用實力來加以保護，以防外來的種種損害。”[3]他這里說的對外貿易的這些好處，其實就是重商主義者主張限制進口、鼓勵出口所要達到的各種目標。

孟在《英國得自對外貿易的財富》一書中所作的論述表明，在重商主義者限制進口、鼓勵出口所要達到的各種目標中，第一位的目標當然是增加本國國內的金銀并由此增加本國的財富，但是除此之外，孟還說明了如何能通過限制進口、鼓勵出口增加貧民的就業，培養本國民眾生產物質產品的技藝，提高國內的土地價格，增加國王即政府的稅收收入以準備戰爭，積存各種必需的供應貯備。[4]所有這些，都是重商主義者主張限制進口、鼓勵出口所要達到的目標。

重商主義者確實把增加本國國內的金銀貨幣數量看成是經濟政策最重要的目標，但是他們追求增加本國國內的金銀貨幣數量，并不是因為他們真的認為財富僅僅由貨幣或金銀構成。孟認為：“一個小國也可以在各種必需的供應貯備上，積存大量的財富，其實這就是國王的珍寶，其貴重的性質，并不下于他們的現金，因為在需要的時候，它們都是已經準備好了的，并且如不這樣，在千鈞一發之際來不及（在有些地方）準備軍火，國家就要滅亡了。”“一個在有急需的時候買不到東西的國王，是和一個沒有錢去買東西的國王一樣貧困的。”孟這里所說的供應貯備，是國王倉庫中儲備的糧食和軍火物資。[5]在重商主義者看來，金銀貨幣當然是最重要的財富，但是糧食軍火等必需的供應貯備也是很重要的財富，財富并不僅僅由金銀貨幣構成。

認為一國的財富僅僅由金銀貨幣構成，這種看法之荒謬無須多說。斯密指出：“如果力求認真地證明，財富不由貨幣或金銀構成，而由貨幣所購各物構成，并且只在購買貨物時貨幣才有價值，那就未免過于滑稽。”[6]可問題在于，重商主義者并不真的認為財富僅僅由金銀貨幣構成，斯密卻想方設法讓人們相信，重商主義者認為財富僅僅由金銀貨幣構成。如果我們看到斯密在《國富論》里如何全力地批判重商主義限制進口、鼓勵出口的對外貿易政策，我們就可以明白，斯密在這個問題上玩的是論戰老手慣用的花招：把人人認為荒謬的觀點說成是論戰對手的觀點，以便搞臭論戰對手，不費力氣地讓人們相信論戰對手是錯誤的。

斯密可能有點心虛，知道重商主義的大人物們并不真的認為財富僅僅由金銀貨幣構成，所以他并不直接說“重商主義者認為財富僅僅由金銀貨幣構成”。他采取了非常狡猾的方法，用暗示的方式讓人們相信“重商主義者認為財富僅僅由金銀貨幣構成”。他的《國富論》第四篇第一章的標題就是“商業主義或重商主義的原理”，而該章的第一句話，說的就是“財富由貨幣或金銀構成這一通常流行的見解”如何產生，以下論述的都是由這一見解產生的經濟政策如何荒謬。這樣的論述方式自然會使每一個讀者都覺得，重商主義者真的認為財富僅僅由金銀貨幣構成，但是斯密在這一章中就沒有用任何一句話直接說出“重商主義者認為財富由金銀貨幣構成”。使用這樣不光彩的手法，斯密既讓讀者相信重商主義者真的認為財富僅僅由金銀貨幣構成，又可以不承擔歪曲重商主義思想的任何責任。

熊彼特就此評論到，“亞當·斯密不恰當地批評‘商業主義或重商主義’從而樹立了壞榜樣”，斯密“顯然意識到”指責重商主義者認為財富僅僅由金銀貨幣構成“是站不住腳的，他并沒有明確地提出那一指責，而是采取暗示的方式，使讀者不得不得到那種印象”。熊彼特承認，在重商主義作家中，“財富就是貨幣這種說法確實經常出現。有時我們可以把它們看作是一種表達方式而不管它們。”熊彼特援引米萊斯“金銀是太陽”的說法并問道：“我們是否由此可以推論他認為金銀和太陽是同一事物？”[7]雖然重商主義者有時說“財富就是貨幣”“金銀是太陽”，但那只不過是為了強調金銀貨幣的重要性而提出的夸張性說法，并不表明他們真的認為財富僅僅由金銀貨幣構成，就像不能認為他們真的會把金銀當成太陽一樣。

二、保障本國強大的軍事實力——重商主義保護政策的一個最終理由

實際上，重商主義者把增加本國國內的金銀貨幣數量當成經濟政策的目標，是因為國內巨額的金銀現金有助于實現重商主義經濟政策的一個更根本的最終目標：保證本國在對外戰爭中具有軍事優勢，成為稱霸世界的強國。

重商主義盛行的16至18世紀，歐洲正處于民族國家形成的過程之中。英國、法國、西班牙、瑞典已形成了民族國家，而德國和意大利則遠未完成統一。民族國家是在封建諸侯之間的兼并和戰爭中形成的。在歐洲民族國家形成的幾百年中，每個世紀幾乎都會發生三十年戰爭那樣席卷整個歐洲的大戰，各國之間爭霸和爭奪領土的戰爭更是經常不斷。當時歐洲已經大規模采用了以火藥為基礎的先進軍事技術，戰爭成了開支浩大的事業。而歐洲的地理特征和分裂局面，又使掌握大量金銀現金的國家極易形成軍事上的優勢。這就使歐洲各國的經濟政策都極端重視增加本國國內的金銀貨幣存量。

熊彼特精辟地描述了這個時代：歐洲的“現代國家”“從一開始就是‘民族的’，就力圖擺脫超國家的控制”；這些現代國家“堅持而且不得不堅持擁有絕對主權”“侵略成性”“社會結構決定了這些新的主權國家是好戰的”。“侵略或所謂‘防務’就成了政策的重點。在當時動亂不安的世界上，和平只不過是休戰，戰爭是醫治政治不平衡的一般方法，像在原始時代那樣，外國人實際上就是敵人。所有這些都有助于建立強大的政府……”“增加國家的財富和權力是政策目標：經濟政策的目標是獲得最大的公共收入，供宮廷和軍隊消費，對外政策的目標則是征服。”“由此便產生了‘計劃經濟’，主要是為戰爭而開展計劃工作。”[8]

所謂的重商主義正是在上述環境中為歐洲國家出謀獻策的經濟學說。歐洲的地理環境和分裂特征使這種學說體現出大商人與本國政府的聯盟：大商人要賺取金銀貨幣，政府要加強軍事實力成為強國，雙方為自己的利益都要增加國內的金銀存量，并為此而保護本國的產業，限制進口、鼓勵出口以造成貿易順差。重商主義的這種作用清楚地體現在蔡爾德著名的公式中：“對外貿易產生財富，財富產生強權，強權保護我們的貿易和宗教”。[9]

孟在《英國得自對外貿易的財富》一書中，清楚地說明了重商主義者為什么要保護本國產業造成貿易順差以增加國內的金銀現金，主要是因為增加國內的金銀現金直接地和間接地加強了本國對戰爭的準備。

增加國內金銀現金對加強本國戰爭準備的直接作用在于：“現金被稱為戰爭的命脈”“那是因為它可以在必要的時候和地方供應、統籌和調動人力、食料和軍火。”[10]

增加國內金銀現金對加強本國戰爭準備的間接作用則在于：它通過增加國王收入，間接地增加了準備戰爭的各種必需的供應貯備。孟用了大量篇幅詳盡地論述了國王應當積累財富，但每年他積聚的金錢不應大于對外貿易的順差。[11]他說，即使幅員不大的國家，“這樣的國家仍是應以對外貿易的收益為積累財富的準則。這種收益每年雖然并不很多，可是在一個長期持續的和平時期里，如果經營得當使之生利，那么這筆錢就將積少成多，以致能夠維持一場長期的防御戰，可以使戰爭結束或轉移目標。而國王的一切收入，也無須都用現金積聚起來，因為他們還有同樣必需和有利的方法，可以使他們致富和強大起來。那就是將原來是由人民身上取得的每年進款中的一大部分，一直不斷地散發到人民中間去，譬如雇用他們來制造戰艦及其附屬的一切設備；建筑和修繕要塞；收購足夠一年（至少）吃的糧食貯存在各省的倉庫里邊，俾得防止一個國家所不能不注意到的偶或有之的缺糧危機；興建銀行，使他們的人民可以增進貿易；紀律嚴明地來維持那些向他們領受薪餉的旅長、排長、兵士、將官、海員和其他在海上和陸上的工作人員；購置東西裝滿他們的倉庫（在各要塞地方）并且要有充裕的火藥、硫磺、火硝、子彈、大炮、滑膛、槍、劍、矛、鎧甲、馬匹和其他許多這一類的作戰用的東西。這一切將使他們令外人生畏，而為國人所愛，尤其是倘使所有這些東西（盡可能）是出之于擔負每年獻納的本國屬民的材料和工業品，則更是如此”。這就是孟所說的一個小國“在各種必需的供應貯備上”所積存的“大量的財富”。[12]

總之，無論是重商主義者限制進口、鼓勵出口以制造貿易順差的做法，還是他們增加本國國內金銀貨幣數量的經濟政策目標，他們保護本國產業所要達到的最終目的是：保證本國在對外戰爭中具有軍事優勢，成為稱霸世界的強國。

三、斯密和小穆勒也承認保護本國產業的軍事理由

18世紀的七年戰爭后，歐洲進入了一個相對和平的時代。戰爭威脅的減緩，使西歐各國不再需要狂熱地增加國內的金銀貨幣存量，國家之間爭霸的長遠結果越來越取決于各國在工農業生產上的實力對比。與這個過程結合在一起，西方主流經濟學也逐漸發展為系統的古典經濟學，它強調物質生產的重要性，主張政府不干預經濟的自由放任政策，在對外貿易上則主張實行自由貿易，原則上反對政府保護本國產業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18世紀末，斯密出版的《國富論》就是批判重商主義經濟政策、宣傳自由貿易主張的代表性著作。自斯密之后，主張自由貿易、反對專門保護本國產業就成了西方經濟理論界的主流。

但是，就是在原則上主張自由貿易的斯密及其追隨者也承認，可以因為某些例外性的特殊原因而專門保護本國的產業。加強本國的軍事實力，就是他們承認應當為此保護本國產業的一個重要理由。

斯密在其《國富論》的第四篇中猛烈批判重商主義限制進口的保護主義政策，鼓吹恢復貿易自由。但是，他又說，“一般只在”“二場合”“給外國產業加上若干負擔，以獎勵國內產業”“是有利的”。這二場合之一就是：“特定產業，為國防所必需。例如，大不列顛的國防，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于它有多少海員與船只。所以，大不列顛的航海法，當然力圖通過絕對禁止或對外國航船課重稅來使本國海員和船舶獨占本國航運業了。”[13]

英國的航海條例頒布于17世紀，它極大地限制了荷蘭向英國輸出航運服務和魚產品。斯密說：“此法令頒布時，荷蘭人是歐洲的大運送業者，它現在仍是歐洲的大運送業者。但這法令公布后，他們再不能作大不列顛的運送業者了，再不能把歐洲其他各國的貨物輸入我國了。”“荷蘭那時，像現在一樣，是歐洲各種貨物的大市場……那時歐洲以捕魚為業供給他國的，只有荷蘭人……有了這個條例，他們以魚供給英國，就須繳納極重的稅了。”[14]

英國的這種航海條例當然完全違反了自由貿易的精神。但是斯密對它贊不絕口，他說：“這航海法制定的時候，英、荷兩國雖實際上沒有戰爭，然兩國間的仇恨，已達極點。這仇恨在制定這法律的長期議會統治時期已經開始，不久在克倫威爾王朝及查理二世王朝的荷蘭戰爭中爆發了出來。所以，說這個有名法令的有幾個條目是從民族仇恨出發的，也不是不可能的。但這些條目卻是象深思熟慮的結果同樣明智。當時的民族仇恨，以削弱唯一可能危害英格蘭安全的荷蘭海軍力量為其目的，這和經過最冷靜的熟思所想出來的正相同。”“由于國防比國富重要得多，所以，在英國各種通商條例中，航海法也許是最明智的一種。”[15]在斯密這個自由貿易倡導者看來，為國防上的軍事目的保護本國的任何產業都是完全正當的。

繼承了斯密和李嘉圖自由主義經濟學傳統的小穆勒，把自由放任和政府不干預說成是經濟政策的一般原則。這個原則在對外貿易政策上的體現當然就是自由貿易。但是他仍然承認，政府應當為國防上的軍事理由而保護本國的產業。

小穆勒在《政治經濟學原理》中說：英國“頒布‘航海法’的依據，無論從理論上說還是從公開宣稱的意圖上看，都是我們必須為海軍培養水手。對于這一點，我愿立即承認，為達到這一目的是值得作出犧牲的；一個國家如果有從海上遭受侵略的威脅，在緊急情況下又不能得到充足的船只和水手來組成所需要的艦隊，那它即便是在經濟上作出犧牲，即不要低廉的運輸，也應該培養自己的水手。當初英國頒布航海法時，荷蘭人由于航海技術高超，國內航運利潤低，因而能夠以較低的運費為包括英國在內的其他國家提供運輸業務，由此而使所有其他國家很難為自己的艦只招募到有經驗的水手。航海法補救了這種不足，同時削弱了當時經常與英國為敵的那個國家的海上力量，因而航海法雖然在經濟上是有害的，但在政治上卻可能是有利的。”[16]

小穆勒雖然承認英國當初應當頒布航海條例，但是卻否認英國在他那個時代還有必要實行航海條例。他說：“現在英國的船只和水手已經能夠像任何其他國家的船只和水手那樣以較低費用從事海上運輸，能同任何其他國家展開勢均力敵的競爭，甚至能爭奪到他們的海運業務。由此可見，頒布航海法所依據的那些理由已經不復存在，已沒有必要再違反一般自由貿易原則維持這個令人厭煩的例外了。”[17]這當然不意味著小穆勒否認保護本國產業的軍事理由，而恰恰說明他是基于保護本國產業的軍事理由來考慮是否應當保護本國某個產業。用現代的術語說，小穆勒認為，當初頒布航海法時英國的航海業還是幼稚產業，需要保護以間接增強英國的海軍力量。而到了小穆勒的時代，英國的航海業已經成熟到不怕任何外國競爭的沖擊，由此而足以間接保證英國海軍力量的強大，已經沒有軍事上的理由來保護英國的航海業了。

原則上主張自由貿易的西方主流經濟學并不否認斯密和小穆勒也承認的保護本國產業的軍事理由。在歐美國家的經濟政策中，為軍事理由而保護本國產業的傳統至今仍然生氣勃勃。歐美國家實際上都尊奉斯密“國防比國富重要”的信條，并且把保護本國產業的軍事理由和國防理由進一步擴展為國家安全理由。在今天的國際經濟往來中，我們仍然時常聽到美國等歐美國家以保衛國家安全為由禁止某些物品的進口或出口、禁止某項外國投資或本國企業對外國的某項投資，這就是違反自由貿易規則的軍事理由仍然起作用的鐵證。只要國與國之間還有發生戰爭的一點點可能，以軍事理由違反自由貿易規則的政府行為就不可能不發生。

回顧西方主流經濟學有關保護本國產業的軍事理由的學說在今天有著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斯密和小穆勒有關保護本國產業的軍事理由的學說表明，西方主流經濟學從來就不主張毫無限制的自由貿易。西方國家更不會真正實行毫無節制的自由貿易。在他們認為必要時，他們會搬出主流經濟學早就為他們鍛造好的理論，以軍事上和國家安全上的理由來保護本國產業，破壞貿易上的自由。2018年以來，美國帶頭發起的對中國電信企業華為技術有限公司的禁止和圍剿，就以華為技術有限公司威脅了西方國家甚至日本的安全為借口。我們應當記住西方主流經濟學對保護本國產業軍事理由的論述，不要陷入迷信“自由貿易”的誤區，不再幻想與西方國家實行真正的自由貿易，對本國產業實行必要的保護。

參考文獻：

[1][英]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亞南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年，第23頁。

[2][英]托馬斯·孟：《英國得自對外貿易的財富》，袁南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4頁。

[3][英]托馬斯·孟：《英國得自對外貿易的財富》，袁南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89頁。

[4][英]托馬斯·孟：《英國得自對外貿易的財富》，袁南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3、5、16-18章。

[5][英]托馬斯·孟：《英國得自對外貿易的財富》，袁南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70頁。

[6][英]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亞南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年，第10頁。

[7][美]約瑟夫·熊彼特：《經濟分析史》，朱泱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年，第535-537頁。

[8][美]約瑟夫·熊彼特：《經濟分析史》，朱泱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年，第224-226頁。

[9][美]約瑟夫·熊彼特：《經濟分析史》，朱泱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年，第517頁。

[10][英]托馬斯·孟：《英國得自對外貿易的財富》，袁南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70頁。

[11][英]托馬斯·孟：《英國得自對外貿易的財富》，袁南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17-18章。

[12][英]托馬斯·孟：《英國得自對外貿易的財富》，袁南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69-70頁。

[13][英]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亞南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年，第34頁。

[14][英]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亞南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年，第34-35頁。

[15][英]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亞南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年，第35-36頁。

[16][英]約翰·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及其在社會哲學上的若干應用》下卷，胡企林、朱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506-507頁。

[17][英]約翰·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及其在社會哲學上的若干應用》下卷，胡企林、朱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50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