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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好的市場經濟”是一個偽命題

近些年隨著中國市場化過程中各種問題的出現，以“吳市場”著稱的主流經濟學家吳敬璉提出要以建立“好的市場經濟”為目標，要避免“壞的市場經濟”，這一說辭為主流經濟學家們普遍認同。 中國主流經濟學家一向以西方經濟學為圭臬，鮮有真正的經濟理論創新。而“好的市場經濟”和“壞的市場經濟”是否能成為特例，以理論概念創新列于經濟理論創新的系譜當中？首先應當承認“好的市場經濟”和“壞的市場經濟”的概念，在包括西方經濟學在內的經濟理論概念譜系當中并未列入廟堂之上。在此意義上，它們也可稱為新理論概念或提法。但是新理論概念的提出和新理論概念是否成立是完全不同的問題。前者的標準在于“新”，既說前人之未所說，講前人之未所講。后者則至少要符合兩個標準：一是概念要周延邏輯要自洽；二是新理論概念本身要符合它所概括事物的實際狀態，要與實際對接。按此標準“好的市場經濟”作為一個理論概念顯然難以成立。

首先，“好的市場經濟”這一理論概念在邏輯上難以自洽。主流經濟學家們對“好的市場經濟”所下定義的內涵大體如下：其一，在私有產權制度基礎上的完善的市場體制； 其二，對私有產權制度的保護； 其三，反官僚（或稱反權貴），反壟斷； 其四，有激勵有效率有活力； 其五，法制環境下的公正和規范的市場秩序。 主流經濟學家一向以西方經濟學的理論作為學術準則，那么按照這一準則，我們會發現上述“好的市場經濟”的定義內涵恰恰是西方經濟學對市場經濟所下定義的基本內涵。也就是說符合這些標準的就是市場經濟。西方經濟學并未將其定義為“好的市場經濟”。因此如果用西方經濟學對市場經濟的衡量準則來比照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對“好的市場經濟”的定義，就可以推論出市場經濟就是“好的市場經濟”的結論，或者說“市場經濟就是好”。這在邏輯上顯然是有問題的。此外與西方經濟學中市場經濟的概念相較，“好的市場經濟”的概念應當有一個邏輯延伸，即應當還有一個“壞的市場經濟”概念。而且主流經濟學家也確實給出了其定義的內涵，既前述“好的市場經濟”內涵的逆推論：私有產權制度沒有確立或得不到保護；市場體制扭曲和市場機制失靈；官僚資本和壟斷居主導地位；無激勵，無效率，無活力；缺乏法制環境。顯然無論是按主流經濟學家推崇的西方經濟學準則，還是從邏輯上講，符合以上各條的經濟形態根本就不是市場經濟，也就談不上“壞的市場經濟”的問題和概念。按主流經濟學家對“壞的市場經濟”這種定義，就會推論出“非市場經濟”就是“壞的市場經濟”的結論，這是悖論。

其次，“好的市場經濟”及其與之對應的“壞的市場經濟”的概念是一種靜態式的狀態描述，似乎歷史現實中真的存在“好的市場經濟”和“壞的市場經濟”兩種狀態。這一點在西方經濟學中也難以找到支持。眾所周知西方經濟學的基本結論就是：市場經濟可以使整個經濟社會達到最有效率的狀態，因而市場經濟是唯一的最佳選擇，既“市場經濟就是好”。在現實當中實際上也不存在“好的市場經濟”和“壞的市場經濟”這樣既定的靜態模式。從動態考察，現實當中只存在“市場經濟”和“非市場經濟”，以及“尚待完善的市場經濟”三種狀態。中國實際處于第三種狀態，既“尚待完善的市場經濟”，而不是什么“壞的市場經濟”或有可能走向“壞的市場經濟”。如果中國未來的改革真的沒有如主流經濟學家所愿，沒有實行私產制度并取消官僚資本（實際是指國有資本）的主導地位，他們完全可以按他們所擅長的西方經濟學標準，不承認這是市場經濟。而完全沒有必要給這種體制狀態戴一頂“壞的市場經濟”的帽子，因為這在學術上也不符合他們所推崇的西方經濟學的路數。

總之，從理論邏輯和現實狀態兩個維度推論，“好的市場經濟”及其逆命題“壞的市場經濟”都是不成立的偽命題。可是提出并渲染這一命題的主流經濟學家中相當一部分人是熟悉西方經濟學的，為什么會提出這樣一個與西方經濟學基本結論相悖的命題？由于主流經濟學家對中國市場化實踐具有相當大的實際影響，因此回答這一問題不能沿著理論邏輯的路向，而應從他們影響中國市場化實踐的現實需要和現實選擇的視角入手。

首先，不論提出“好的市場經濟”這一命題的主流經濟學家的主觀愿望是什么，最起碼在客觀上它能起到屏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命題的作用，或者說客觀上可以起到用“好的市場經濟”概念替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效果，至少可以“好的市場經濟”這一提法避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提法。眾所周知，提出或贊成“好的市場經濟”命題的一些主要代表人物事實上從來就不贊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命題（這在學術上應當許可），用他們自己的話講“凡是市場經濟就都是一樣的”。可是由于這些學者中相當一部分人屬于體制內學者，因此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命題公開進行指謬不甚恰當，所以找到一個替換概念遂成為一個現實需要。如上所述，這一選擇雖然從理論邏輯和現實確證上不成立，但確實符合他們影響中國市場化實踐的現實需要。事關重大，因此有必要對這一問題進一步加以分析。

雖然“好的市場經濟”和“壞的市場經濟”的概念并不成立，但這不意味著“凡是市場經濟就都是一樣的”。這涉及到對市場經濟的理解與定位問題。如果僅僅將市場經濟理解為資源配置方式或配置機制，那么市場經濟具有普遍同一性的說法尚能成立。但問題是市場經濟并不僅僅是一種抽象的資源配置方式或機制，它還是一種現實的歷史形態，而且前者是嵌于后者之中的。在現實中從來就沒有與具體社會歷史形態相脫離的抽象的市場經濟。可是我們目前關于市場經濟的理論闡述（包括大學政治理論教材）恰恰將市場經濟僅僅定義為資源配置方式。這必然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念產生悖論。既然市場經濟僅僅是資源配置方式，它就具有普遍同一性，從理論邏輯上講“社會主義”這一前綴就是多余的。主流經濟學家的邏輯推論恰在于此。顯然問題就是出在僅僅將市場經濟定義為資源配置方式上。如果我們遵從馬克思歷史和邏輯相統一的研究路向，似乎應當這樣來定義市場經濟既“市場經濟是嵌于一定社會歷史形態的資源配置方式”。循此定義才可能推論出目前所說的市場經濟既可與資本主義相容，又可與社會主義相容的結論，或者說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的結論。因此雖然“好的市場經濟”和“壞的市場經濟”的命題不成立，但是理論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則是可推論的。按主流經濟學家所規范的“好的市場經濟”的內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似乎并未在其之內。這除了是由他們的基本立場和所認同的理論體系決定之外，也與目前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規范性闡釋不甚嚴整有關。目前的闡釋首先是按西方經濟學的觀點將市場經濟解讀為資源配置方式，然后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解釋為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有機結合。至于什么是有機結合則不甚了了，從邏輯上講有“有機結合”，就應當有“無機結合，這顯然不通。更重要的是，主流經濟學家恰恰抓住了這一點，他們將社會主義指稱或等同于國家壟斷和國家干預，因此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有機結合就被解讀為國家壟斷和國家干預對市場配置資源的干擾。因此這種干擾當然就是一種“壞的市場經濟”。顯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定位的不準確，必然影響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歷史實踐進程和方向。因此這一問題應當給予合乎理論和歷史邏輯的解決。

目前僅僅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定義依托于公有制為主體，或者說以此作為市場經濟具有社會主義身份的根本性標志，已經與現實有較大距離或者說不完全符合現實。所有制性質決定于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結合方式，各種所有制的比重取決于各種結合方式的比重，而不是取決于社會總資產在社會中的各項配比。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本質特征是雇傭勞動制，就是以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結合方式為標準的。依此推論，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應表現為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直接結合方式成為主體結合方式。顯然這一點已經得不到現實數據的支持。將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作為市場經濟具有社會主義身份的根本標志，并進而將其定義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判斷，必然遇到這樣一個問題：這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念能將已占主體的與生產資料間接結合的勞動者周延在內嗎？畢竟在馬克思主義看來經濟制度的本質是人與人的關系，是社會關系。在大多數勞動者與生產資料形成間接結合的背景下，如何使這種結合具有一定程度的社會主義性質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在此問題上靠公有制的實現形式來解釋，很難講通，也不能為現實提供可操作性的指導。事實上，沿著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路向，這個問題是有可能解決的。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以資本為主體和主導的市場經濟。由此可以推論社會主義如果可以搞市場經濟的話，只應當是以勞動為主體，以勞動者為主導的市場經濟。在實踐上應當探索的是，在生產資料與勞動者間接結合成為主體結合方式的條件下，如何實現勞動者在經濟上的主體地位和社會主導地位。如果這一探索能夠成功的話，那將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科學社會主義實踐的真正發展。可惜的是現在僅僅圍繞如何保障勞動者權益做文章，以為這就體現了勞動關系的社會主義性質，殊不知這恰好為趨同論提供依據。因為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做到，甚至在某些方面比我們現在做的還好。而我們如果要真正超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就應當力爭實現勞動者在經濟中的主體地位和在社會中的主導地位。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應當以此為根本標志，這也應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探索成功的根本體現。如果真有“好的市場經濟”的概念，那么也可以說能夠實現勞動者在經濟中的主體地位和社會中的主導地位的市場經濟就是“好的市場經濟”。而這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其次，以“好的市場經濟”的基本內涵來引導和推動國有經濟非國有化（實質是非公有化），也是主流經濟學家非常有效的現實選擇。眾所周知，目前國有大型和特大型經濟實體是所謂公有制經濟的最后堡壘，對此進行的私有化改制被主流經濟學家稱為改革要過的“大關”。由于主流學者尚在體制內，不便從這些經濟實體的公有性對其進行詬病，那么最現實的選擇就是給出一個“好的市場經濟”的模板，然后以這個模板的基本要素為標準詬病國有大型和特大型經濟實體，以便為私有化改制叩門。這個基本要素就是所謂的“好的市場經濟”應當是非壟斷和反壟斷的。而國有大型和特大型經濟實體屬國家壟斷，恰恰違背這一標準。因此要建立所謂“好的市場經濟”，就必須進行私有化的改制。這是這些學者提出反壟斷的真諦所在。鑒于目前作為主流話語的反壟斷涉及到公有制經濟的最后堡壘——國有大型和特大型經濟改制這一根本走向問題，有必要對所謂的反壟斷作一些剖析。

壟斷作為一種市場狀態是市場經濟內在競爭機制自發作用的必然結果。按西方實證經濟學的邏輯推論，壟斷會導致低效率，這是反壟斷的基本理論依據。在西方實證經濟學中壟斷并不包含價值判斷，反壟斷是從低效率出發，不是從道德判斷出發。而主流學者主張的反壟斷似乎是以道德判斷作為主要出發點，譬如壟斷損害消費者利益，牟取暴利自肥等等。而這種壟斷又是國家壟斷，是國有經濟。由此國有大型和特大型經濟一時成為眾矢之的，千夫所指，它們國民經濟支柱的形象蕩然無存。筆者無意為國有經濟做道德辯護，只是感到奇怪，一向視西方實證經濟學為圭臬的主流學者為什么要以道德判斷來推動反壟斷？不管他們的主觀意愿如何，作為公有制經濟最后堡壘的國有大型和特大型經濟的公眾形象已被詬病的體無完膚則是客觀事實。

顯然，目前由主流學者推動的反壟斷的客體是所謂國有壟斷經濟組織。這也有令人費解之處，推動反壟斷的主流學者一向是推崇西方市場經濟體制的，據稱也很了解西方市場體制的運作。那么他們顯然應當明白西方國家反壟斷的本質是反壟斷行為，而不是反壟斷組織。不但不反壟斷組織，而且反壟斷行為的根本目的也是為了維護壟斷組織的整體利益和根本利益。因為過度的壟斷行為不但損害整體經濟效率，而且會造成嚴重的社會政治腐敗，進而從根本上危及壟斷組織存在的政治基礎。十九世紀末美國的大量文獻都披露過此類現象。事實上，在開反壟斷之先河的美國，各種反壟斷法案和政府反壟斷行為，除了具有一定的維護正常市場競爭秩序的效應外，都沒有真正損害壟斷組織的利益，而是維護和增進了壟斷組織的利益。例如1914年的克萊頓反壟斷法案生效后，壟斷組織的產值從180億美元增加到423億。摩根家族的壟斷地位也進一步增強，壟斷英法兩國戰爭物資采購的代理業務。尤其在經濟危機時期，政府首先維護的就是大壟斷組織，如羅斯福新政時期的“公平競爭法典”實際是實行強制卡特爾式壟斷。從而使壟斷組織勢力大增，獲得了空前的利潤，由1929年的30億美元增加到1934年的65億美元。此外，美國在反壟斷的初級階段就實施了一系列避免傷及壟斷組織的排除性法案。如許可控股公司法案；使對外貿易不受反托拉斯法制約的韋伯——波姆倫法案；美國最高法院關于“美國鋼鐵公司”案的判決使企業規模本身不違反謝爾曼法；反壟斷法不適用于“自然壟斷組織”如鐵路、發電、煤氣等的規定；農業不受反托拉斯法的制約等等。  顯然西方國家以維護壟斷組織為根本宗旨的反壟斷，表明西方資產階級作為統治階級是高度成熟的。他們懂得其利益從根本上是系于壟斷組織的，因此必須加以維護。代表這一階級的經濟學精英對此也是心知肚明，他們構造的理論體系從來不會傷及真正的壟斷組織，甚至可以為保護壟斷提供依據。如張伯倫的壟斷競爭理論就曾經成為美國聯邦商業委員會和司法部反托拉斯處袒護壟斷組織的依據。反觀中國主流經濟學者，否定國有大型和特大型經濟是國之根本，以反壟斷之名反對之。這顯然也是出于特定的立場和本能。因為他們并不是一般地反壟斷組織，而是反對國有性的壟斷組織，或者坦率地講就是反對公有性壟斷組織。君不見此類學者在反對國有壟斷的同時，又對西方大壟斷組織并購國有經濟組織，壟斷國內市場這種明顯的壟斷行為大唱贊歌？

當然，既然要搞市場經濟就必然要制約不利于市場競爭的壟斷行為，市場經濟下反壟斷是必然的理論邏輯和現實要求。根本不存在什么“好的市場經濟”要反壟斷，“壞的市場經濟”保護壟斷的問題。反壟斷與否也不是劃分所謂“好的市場經濟”或“壞的市場經濟”的依據。如前所述，這本身就是一個偽命題。倒是主流學者以此為名反對國家壟斷的真實目的值得注意。

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不應成為轉軌理論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構建和實踐的歷史價值在于解決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的相容性問題。這一點本來應當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探索和實踐的無可爭議的核心，可是這個最具價值的核心問題事實上在很大程度上被邊緣化了。這一判斷在有關市場經濟理論與操作的主流學術文獻中顯然能夠得到支持。自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探索走上現實舞臺后，有關市場經濟的主流學術文獻大體涉及兩個方面：一是避開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的相容性問題，只研究所謂計劃體制和運行機制向市場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轉軌問題；二是力圖證明公有制與市場經濟不相容，要搞市場經濟就必須非公有化（一般用非國有化表述）。由于前者往往暗含公有制與市場經濟不相容的假設，因此兩類理論并無本質區別，基本結論是一致的，既“不相容就應當轉軌”。顯然這類理論很難歸屬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只能歸屬于轉軌理論的范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基本特征應當體現在能夠為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的相容性提供理論支持。而目前的轉軌理論在基本假設，基本理論邏輯，基本分析框架乃至基本結論方面與西方經濟學并無二至，因此這種轉軌理論既無中國特色，更與社會主義無關。

造成真正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嚴重缺失和邊緣化的原因首先在于中國改革的全方位性決定了存在一個理論話語權的讓渡過程。在此過程中，對話語權受讓主體的選擇上事實上是基于這樣的假設：受讓主體的理論主張與其認同的意識形態無關，其理論構建也不具有意識形態指向。這種假設導致受讓主體選擇時意識形態底線設置過低（不公開反共），這種底線設置的初衷可能是想為理論構建提供最大容量的空間和自由度。但是以研究利益配置為核心的經濟理論，其研究主體的立場和意識形態不具有中立性，其理論主張也不可能不受其立場和意識形態的導向。上述那種與現實不符的假設所導致的意識形態底線的過低設置，使主導的理論話語權基本上讓渡于否定公有制與市場經濟具有相容性的學者。這種讓渡不但使這些學者居于主流地位，而且這些掌握主導話語權的主流學者本身又設置了很高的意識形態標準，基本將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相容性的理論探索排除在他們所劃定的學術圈之外。其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歸屬標準的邏輯推定有缺失：由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歷史實踐確實存在由計劃體制轉向市場體制的問題，所以研究轉向問題的轉軌理論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既邏輯決定歸屬標準。這種邏輯缺失一個基本環節，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確實要包括轉軌理論，但并不是任何轉軌理論都歸屬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只有真正體現社會主義價值取向的轉軌理論才能歸屬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前蘇聯的“休克療法”就屬于典型的轉軌理論，但顯然不能歸屬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而我們目前幾乎將所有的轉軌理論的構建都歸屬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構建，這反而使真正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其核心是公有制與市場經濟具有相容性）嚴重缺失。

中國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現實探索，是基于“市場經濟社會主義也可以用”這樣一個理論判斷。這一判斷的理論邏輯實際體現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般性和特殊性的統一。社會主義的制度規定性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特殊性之所在，而市場經濟則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般性。目前轉軌理論中轉換體制和運行機制的內容是一般性理論，屬于“都可以用”的范疇。鄧小平“都可以用”的判斷實際是指向市場經濟的這種一般性，而不是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性規定也可以用。主流轉軌理論的根本問題恰恰在于用一般性遮蔽特殊性，進而否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殊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規定性，事實上完全無視或否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般性和特殊性的統一。所以主流轉軌理論關于全面向非公有制轉軌的主張和理論推演即不屬于“可以用”的范疇，也無法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所包容。

由于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現路徑是由計劃體制轉向市場體制，因此為這種轉向提供理論解釋甚或理論指導的轉軌理論的存在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但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性規定又決定了以產權非公有化為核心的轉軌理論，不但不應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替代，也不應成為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指導性理論。否則在這種轉軌理論指導下的現實轉型一旦完成，不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要求的制度性規定無所依托，而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探索也將因缺乏現實基礎和解釋對象而歸于沉寂。目前經濟轉型的實際狀況以及以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相容性為核心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缺失和邊緣化，已在一定程度上預示了這種前景。如果現在還不愿正視和承認這一問題，那只能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探索歷程平添一抹悲劇色彩。

三、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地位問題之解析

本文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特指以《資本論》為核心體系的馬克思經濟學理論（至于目前的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由于其歸屬標準尚不明確，其地位問題不在討論之列），即目前學界習慣稱之的傳統政治經濟學。關于這種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地位的討論雖然較為熱烈，也產生了相當的反響，但由于討論主要集中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教學與研究中的地位問題，似乎又不足以全面反映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目前的地位。這顯然不利于問題的拓展與深化，也不利于問題的全面緩解（問題的全面解決短期內已無可能）。筆者認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地位可以從以下幾方面考察。

首先是法定層面。由于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具有法定指導地位，因而作為這一理論體系重要組成部分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也具有法定指導地位，這一點至少可以從法定文本上得到支持。如果我們說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指導地位并未動搖，也只有在這一層面才能成立。可是法定文本上的指導地位在場與否取決于制度安排，理論認同，和對現實經濟實踐的影響力。目前真正的分歧實際也正是涉及這三個方面。討論的核心不是法定文本上的地位是否動搖，而是這三個方面是否與法定文本上的地位一致。因此討論不是為了確定“應當是什么”的問題（至少在公開討論中，無人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而是確定“實際是什么”的問題。

制度安排對法定層面的指導地位具有決定性意義。事實上關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教學和研究領域的地位問題，就是一個制度安排問題，教學領域教什么，教多少；研究領域項目的篩選標準的定位，論文取舍標準的設立等等都屬制度安排。只不過是教學領域的安排是顯性的，而研究領域的制度安排具有一定程度的隱蔽性，這在論文排發的標準上尤其如此。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指導地位的在場與否與這種制度安排有著直接的聯系。教學領域的制度安排直接影響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傳承主體的培養，研究領域的制度安排決定了理論研究的導向。如果這種制度安排方面存在邊緣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現象，那么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法定指導地位如何體現和保證就確實是一個問題。正是由于這一問題的敏感性，以至有些教學和研究機構極力否認在制度安排上存在邊緣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傾向，甚至有數據為證。但是對學術界中主流與非主流，主導與非主導用數據做判斷標準，遠不如學者們的直感更可靠。如果承認這一點，那么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制度安排上是否有邊緣化的問題是不言自明的，真正的問題是教學和研究領域主導制度安排的決策者有沒有意愿解決這個問題。

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理論認同也與其法定指導地位直接相關。在人文學術領域中，對某一學說體系的理論認同度決定其是否在該領域具有主流地位。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而言，理論經濟學界對該學說體系的高度理論認同，同樣是決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據主流地位的基本要素。而這種主流地位又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經濟理論領域居指導地位的基本體現。可是目前的現實情況是經濟學界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不要說高度認同，甚至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否正確，是否有用，是否過時這樣一些基本認同上都遠不能達成共識。并且理論認同問題與制度安排問題形成互為因果的共振關系。在教學和研究領域中，一些主導制度安排的學者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連基本的理論認同都不存在，必然在制度安排上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做邊緣化處理。同時在這一制度安排下生成的新生代學者也很難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產生理論認同，有些人甚至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抱有鄙視的心態。長此以往，在經濟學領域，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否有容身之地尚有疑問，遑論主流地位？

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指導地位的根本意義在于其對基本經濟制度，體制和運行實踐的導向作用。因此考察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地位問題，最終要回歸到實踐層面。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對中國基本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轉型及運行實踐是否具有導向作用，應當是判斷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地位的金標準。可能由于這一標準具有相當的敏感性，學界很少對此進行實證研究。可是只要真正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指導地位，這一標準問題是避不開的。面對中國經濟制度，體制和運行機制已經發生根本性轉型的現實，仍然用生產關系要適應生產力的宏大敘述來指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導向作用，并用其來判斷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實踐層面具有指導地位已經遠遠不夠了，也難以完全令人信服。在經濟學界，一些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信奉者，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實踐層面是否仍有導向作用存有疑問或困惑。還有一些學者認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本來就不應該具有這種導向作用。兩種不同看法，實際反映了一個現實問題，既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對中國改革實踐是否起到導向作用是有爭議的，因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實踐層面的地位也是有爭議的。當然一些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力圖探尋中國改革實踐和經濟運行實踐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對接點。但大部分屬于“事后解釋”，與主動運用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指導實踐不是同一層面的問題。事實上中國經濟改革是“摸著石頭過河”，本身就不是理論設計的結果，當然也不可能是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設計的結果。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指導地位的確立和鞏固有賴于其對實踐的主流性指導，而這種主流地位的取得又在很大程度取決于對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堅持和創新。這種邏輯關聯決定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地位的確立和鞏固，必須在兩個方面同時推進。

首先是在理論指導實踐方面。在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創新遠未成熟的條件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對實踐的指導首先而且從根本上應當體現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黨性，階級性，它的基本立場和基本價值取向上。這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真正理論品質。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人民立場，以勞動為本位的經濟理論對推動真正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改革和發展具有根本的指導性。中共“十七大”曾提出解決改革和發展為了誰的問題，正是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根本立場和基本價值取向。應當明確，理論對實踐的指導如果脫離甚至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黨性，階級性，人民立場和勞動本位理論，這種理論就不是馬克思主義性質的，它指導的實踐也不可能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當然這種理論對實踐的指導不但完全無助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指導地位的確立和鞏固，而且會起反作用。近些年來，一些被指稱為馬克思主義性質的經濟理論用于指導改革實踐，產生了一些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黨性，階級性和勞動本位取向相背離的結果（如大量勞動者成為公認的弱勢群體）。將導致這樣一種實踐結果的經濟理論指稱為馬克思主義性質的經濟理論起碼是有疑問的，同樣，用這種經濟理論來確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對實踐的指導地位也有進一步商討的必要。

其二是理論創新方面的推進。目前的問題意識主要指向所謂的教條主義。“不反對教條主義，就不能推動理論創新”這一合乎邏輯的推論似乎成為無可置疑的主流敘述。從理論創新的要求上看，這種主流敘述具有現實性和合理性。但是這種主流敘述也可能遮蔽一個更具根本性的問題，既教條與教條主義不具有同一性，反教條主義并不等同于反教條。教條之本意在于必須遵循恪守的信條，在此意義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基本原則和基本結論都可稱為“教條”。這些是必須堅持的，不堅持就不是馬克思主義。否定這些“教條”的所謂理論創新稱之為什么都可以，但很難將之稱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創新。教條主義是指對一些過時的，或已經為實踐證實不正確或不完全正確的“信條”的盲目堅持。反對這種教條主義對任何一個具備基本學術素質的學者都不是問題。真正的問題是哪些“信條”是過時的，不正確或不完全正確的？這個問題是應當允許討論的，籠統地反教條主義顯然不能解決問題。另外，也不能完全用政策選擇層面的東西來證明理論層面的正誤。因為政策選擇層面的東西在一定程度上屬于“摸著石頭過河”，帶有“試錯”性。其本身正誤有些尚待實踐檢驗，有些尚須進一步檢驗。馬克思主義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科學，對這一理論體系中的基本“信條”的判定要有大的歷史尺度。如果說教條主義妨礙理論創新，以政策選擇作為判定標準的“政策教條主義”也不一定能真正有助于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

此外在推進理論創新中，目前比較強調和注重馬克思經濟學中建設性理論要素的挖掘，忽視甚至排斥馬克思經濟學中批判性理論要素的繼承和應用。認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專家應該當是建設者，不是當批判家，也就是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提出建設性意見，由此證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真理性。” 對這種傾向和主張，起碼要指出兩點：其一，建設性和批判性并不一定是對立的。在一定意義上批判性是更本質的建設性，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就是集批判者和建設者于一身的。目前的批判性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否定性，即使是否定性的，也應當看是完全否定還是部分否定，否定的是否符合實際，是否有道理。既然我們認為中國正處在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的偉大時代，那么歷史上類似的創新時代哪個僅靠建設性，全無批判性而彪炳史冊的？改革開放政策的推出不正是以對傳統理論的批判和否定為前提的嗎？再者，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提出建設意見當然可以“證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真理性”，但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提出批判性意見也可以“證明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兩者并不矛盾。貶斥或否定批判性的學者的意見可能是認為中國改革事業并不需要批判性，這就牽扯出第二點：中國改革真的不需要任何批判性了嗎？如果對此給予肯定的回答，那么這種回答必須基于這樣的假定：既中國改革的路徑和結果不存在任何導致否定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可能和風險。但至少目前還不存在完全肯定這一假定的理論依據和現實依據。改革的總設計師鄧小平不但不肯定這種假定，而且提出了改革也可能由于出現兩極分化和新的資產階級而走向邪路的警示。中共也一再指出要警惕敵對勢力“分化”和“西化”的圖謀，要“居安思危”。在這種不成立的假定下，難道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批判性理論就真的無用了？當然有些學者可能是擔心批判性話語不利于或阻礙改革，但是他們更應該首先正視這樣一個事實，如果說僅用建設性理論就能夠解決改革中出現的問題，那么偏差和問題的揭示哪一次不是批判性意識之功？解決問題靠建設性，發現和揭示問題靠批判性，這是促使中國改革沿著正確路向推進的兩個輪子，缺一不可。從確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指導地位的角度看，也可以說指導地位的確立不僅與理論的建設性有關，也與批判性有關。建設性理論有指導功能，批判性理論同樣有指導功能。建設性指涉的是“應該是什么和如何為之”，批判性指涉的是“不應該是什么和如何避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的確立和發展離不開對理論的批判性篩選和對實踐的批判性總結，這也是確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主流地位的必要條件。因此真心確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主流地位的學者，不應對批判性理論不加分析地完全貶斥。

【石冀平，北京信息科技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