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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國理論界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長期性原因的分析，主要是從歷史前提和現實國情進行分析，而對國際環境的制約因素分析很少。本文從歷史和現實的角度分析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我國在經濟、政治、軍事、意識形態等方面采用的多種制約手段及其對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影響。指出西方國家對華戰略的目標是使我國長期處于資本主義初級階段。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是鄧小平理論的基礎內容，也是整個理論體系的立論基礎。因此對這一理論的研究和闡述就顯得尤為重要。但就目前廣為采用的主流闡述看，對這一理論內容的研究和闡述尚不夠全面和深入。其中缺陷較明顯的是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長期性原因的分析。目前對長期性原因的分析主要是三點：第一，這是由我國進入社會主義的歷史前提決定的；第二，就現實國情來看，我國至今遠未超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第三，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所處的時代特點和國際環境，也決定了必須經歷一個比較長的初級階段。這三點原因中，前兩點著眼于國內因素的分析。第三點雖然談的是時代特點和國際環境，但在各類主流理論教材中基本上是講現代化的國際標準提高了，因而中國實現現代化需要一個較長的時期。這樣一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長期性的外部制約因素就基本上被忽略了。然而，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從來不是在真空中進行的。說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主要是指我國經濟落后；說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長期的，是因為我們不可能在短期內擺脫經濟落后狀態。而其原因主要是兩方面：其一，經濟基礎過于薄弱，人口眾多導致的資源相對短缺。其二，從歷史、現實和未來看，強度很大的外部擾動始終制約著我國的現代化建設的進程和走向。這也是導致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長期性的不容忽視的重要原因。同時，中國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進行現代化建設的，它不僅肩負著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任務，而且肩負著在資本主義體系居主導地位的條件下，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一條可行發展道路的歷史責任。這決定了我國現代化建設進程中外部制約因素會更多，更復雜。這一點已經被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前期歷史所證實。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后半期仍會進一步得到證實。因此，在考察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長期性的原因時，必須把這個階段的歷史進程放在大的國際背景下，必須對外部制約因素的影響有充分的估計。

我國最大的國情是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從外部世界看，中國最大的國情是社會主義的大國，而且是發展前景看好的社會主義大國。作為“社會主義”必然為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所不容；作為“發展前景看好的大國”必然與資本的全球化擴張相對立。這種“不容”和“對立”是外部制約因素形成的根本原因。

一、審視歷史

新中國建立后的第一個30年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業績放在大尺度的世界背景下并不算差，甚至可以說成就輝煌。在這三十年中，面對極其不利的外部環境，我們建立了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作為大國這是必不可少的），培養了一支龐大的科技和教育工作者隊伍，大幅度提高了人均壽命。當然，社會經濟發展程度確實沒有達到更理想的水平。但其原因絕不僅僅是經驗不足和一些失誤。從歷史上看，強度很大的外部制約也是導致這種狀態的重要原因。

新中國是在“冷戰”已經開始這樣一個國際大背景下誕生的。作為無產階級政黨領導的新國家在這樣的國際背景下理所當然地實行了“一邊倒”政策，并以《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為標志，成為社會主義陣營的主要成員。當時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實行“遏制”政策的主要目的就是防止共產主義在世界蔓延。而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新中國的建立正是這種蔓延的最鮮明的標志，它引起資本主義陣營的極大恐慌。當時美國總統杜魯門鑒于國會遲遲不批準他的以“技術援助和開發落后地區”為內容的第四點計劃（杜魯門于1949年1月20日提出的一個向亞非拉擴張和滲透的計劃，是“馬歇爾計劃”的翻版），于1950年1月4日，再次向國會緊急呼吁。他說：“最近發生的世界事件，使得迅速采取這種行動成為刻不容緩。”他所說的“事件”就是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及其影響。由于當時中國極其貧窮落后，在經濟上對美國的全球利益構不成直接威脅。因此，他們這種恐慌主要來自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在當時世界的強大影響力。也正是由于這一點，新中國前三十年發展過程中的外部制約主要受意識形態對立性的主導。這種主導下的制約主要表現在如下四方面：

第一，大大壓縮了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的選擇空間。

以生產社會化為特點的現代經濟的起飛必須以資本、技術、市場為三大支撐點，這對后起的工業化國家尤為重要。近代后起的工業化國家之所以能夠實現所謂“跳躍式”發展，恰恰是因為充分利用了外部條件，建立或強化了這三大支撐點。美國作為后起工業化的典型其表現尤為突出。美國雖然是當今世界工業最發達的國家，但從歷史上看，它的工業革命要比英國晚。但這也使它有了所謂后發優勢，使它在工業化初期就可以大量采用英國已經成熟的技術成就和生產經驗。例如它的第一個紡紗廠（美國建立近代機器工業也是從紡織業開始的，這與英國有些類似）就是遷居美國的英國人史萊特按照英國阿克萊特水利紡紗機工廠的樣式建立的。又如1844年英國的攪拌煉鐵法傳到美國后，美國可以大量生產精鐵，用于制造鐵軌，從而大大推動了美國鐵路運輸業的發展。美國在經濟起飛過程中利用外資的規模也是相當可觀的。1880年利用外資（主要來自英國）20億美元，1890年為35億美元，1914年達到67億美元（這些在當時是很大一筆資金）。此外，作為移民國家，大量高素質人員的涌入也對美國經濟發展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僅在1820年至1859年間移入美國的技術工人就達一百萬以上。南北戰爭后，進入美國的技術工人和各類專業人員更是大幅度增長。到1914年，移民工人已占美國工人人數的一半以上。其中在鋼鐵工業中占58%，在采煤和紡織業中占62%。美國廣泛地對外擴張，對推動經濟也有重要作用。除了早期對印地安人的掠奪外，在工業化起飛的十九世紀末，又向西印度群島、菲律賓、遠東、中美洲等地擴張。正如斯大林在談到美國工業化道路的特點時所指出的：“資本主義國家中最強大的美國，在內戰以后也不得不費了整整三四十年的工夫，靠著外國的借款和長期信用以及對鄰近國家和島嶼的掠奪，才把自己的工業建立起來。”（《斯大林全集》9卷，人民出版社1954版，158頁）德國、日本兩個重要的后起工業化國家在工業化起飛的道路上也與美國有著類似充分利用外部有利因素的特點。二次世界大戰后唯一值得資本主義“自豪”的最晚期工業化的典型是所謂亞洲“四小龍”。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外向型起飛模式，對外部的依賴性更大，這是眾所周知的，不必贅述。

前蘇聯作為非資本主義的后起工業化典型，其外部制約雖然較為嚴酷，但在其工業化起飛時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資本主義經濟恢復期和隨后的大蕭條。前蘇聯充分利用這一時期的外部有利因素，加快了發展。它采取的措施主要有：首先，采用租讓制。1921年至1926年，前蘇聯同外國公司簽訂的租讓合同114個。這種租讓制一直持續到第二個五年計劃。其次，利用國際信貸。1926年，前蘇聯第一次從德國得到了3億馬克政府擔保貸款。此后，開始大量利用外資。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爆發后，英、意、德、北歐等國為緩解生產過剩危機，紛紛向前蘇聯提供出口信貸。到1937年底蘇聯外債達14億盧布。再次，引進外國先進技術和設備。僅1931年蘇聯購買的機器設備就約占當年世界機器設備出口總額的三分之一，1932年上升到一半左右。借助這種進口，蘇聯在短期內奠定了機器制造、冶金、動力、汽車制造等現代工業的基礎。最后，引進外國技術人才，派遣人員出國學習。僅1929年至1930年間，就有1000名蘇聯技術人員去美國，并帶回大量技術情報資料。蘇聯科研機構在此基礎上大量仿制，逐步建立了本國工業機械的標準和系列。

歷史證明，無論實行資本主義制度還是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充分利用外部條件建立或強化資金、技術、市場這三大支撐點，是后起飛國家必然的、不可或缺的選擇。非如此，工業化的速度和發育質量必然大受影響。新中國前三十年，由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基本上實行的是封鎖政策，所以在開始進行大規模經濟建設時面對的是這樣一種戰略選擇空間，即基本上只能走內向型發展之路。如果把一個國家比為一架飛機的話。那么前述國家的起飛是靠內外雙發動機。而新中國是在只有一個發動機的情況下強行起飛的，其飛行速度和穩定性必然大受約束，這種約束也主要表現在資金、技術、市場三個方面。

在資金方面，早在新中國成立以前，一些經濟學家就討論過中國工業化的資金積累問題。1944年，經濟學家谷春帆在設計中國戰后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時，就估計中國在五年內最多能夠籌集建設資金約94億元（戰前法幣），折合美元31億元。而他擬定的五年計劃所需資金，不包括私人自行開辦的企業，不包括水利以外的農業改良所需資金，為51億美元，即每年平均需要自籌10億美元。其中資金缺口近20億美元，只能依靠利用外資。吳軍超先生在1948年則提出：在最近的將來，如果要實行工業化建設，每年至少需要資金23億美元。而根據他的測算，即使政府通過改良稅制，發展生產和提高國民儲蓄率，每年也只能拿出18億美元。劉大中先生則指出，對于總產值僅為85億美元的中國來說，無論如何每年是拿不出23億美元用于經濟建設的，即使拿的出來，其中所需要的外匯（進口所需的設備）也無法解決。他們共同的觀點是，中國工業化需要大量利用外資。但是建國后以美國為首的資金充裕的西方國家對華實行全面封鎖和禁運，美國還凍結了大陸在美國的資金。盡管我們用三年時間就使國民經濟恢復甚至超過了戰前水平，但戰前的積累率非常低（據估計，戰前中國每年用于經濟建設的資金僅為5億美元）。同時，由于解放戰爭后期官僚資本和豪門資本外逃和轉移（其中運往臺灣的金銀外幣就約值10億美元，僅閻錫山個人轉移到臺灣的最后一筆資金就合黃金11萬兩），及現代工業基礎極其薄弱，所以新中國資金積累的起點是很低的。在此背景下被迫做出的完全依靠內部積累的戰略選擇，使我國前三十年的建設資金捉襟見肘，窘境頻頻。例如，“一五”計劃為我國的工業化打下了基礎，是中國工業化起飛的輝煌一頁。但其投資之大也是世所罕見的（約合黃金七億兩）。五年內基本建設投資427億元，按1952年的匯率折合163億美元。由于資金內部積累有限，實際上“一五”計劃完成后，資金供應已成強弩之末。經濟建設速度隨后就出現大起大落。1960年固定資產投資為416億元，到1962年猛跌至87億元。這種起伏雖然主要是政策選擇失誤的結果，但也反映了僅靠內部積累的嚴重不足。實際上，新中國建設史上屢次高積累正是資金不足與工業化起飛的尖銳矛盾的反映。當然，前三十年我們并不是一點外部資金都沒有利用。1952年2月，中蘇兩國簽訂協議，蘇聯向中國提供長期優惠貸款3億美元，用來支付蘇聯供應中國的設備器材。此后，從1951年至1955年，中蘇兩國政府又簽訂了10筆貸款協議，用來支付蘇聯移交給中國的設施、物資等費用。上述貸款的總金額合計約13億新盧布（合人民幣約54億元）。其中用于購買軍事裝備和支付蘇聯移交旅大軍事基地等設施、物資的費用占76%；用于購買經濟建設設備物資的費用僅占24%。從以上數據可看出，蘇聯援助資金中的大部分是用于國防開支，經濟建設開支并不太大。加之五十年代末期中蘇兩國關系開始惡化，蘇聯逼債，中國又作出提前償還的決策（到1964年，中國已經償還了近14億盧布貸款，剩下的1700萬，中國又用1964年對蘇貿易順差的一部分提前還清。另外，還提前還清了1960年的貿易欠債；1965年又提前兩年還清了1961年借的50萬噸糖款）。這些外資的利用效益大打折扣。還要注意的是，盡管中國自身資金短缺，但建國初期就擔負起了國際援助的義務。僅以對朝鮮的援助為例，在朝鮮戰爭中，我國共耗資60萬億人民幣（幣制改革前的舊幣），約合24億美元；1953年我國政府又決定：除將1950年6月25日至1953年12月31日中國援朝的一切物資和費用無償贈給朝鮮政府，并從1954年至1957年內再撥人民幣8萬億元（幣值同上）無償贈給朝鮮政府，作為其恢復國民經濟的費用。在此其間我國還對越南、蒙古、阿爾巴尼亞、及周邊落后國家給予大量援助，據統計從1949年到1957年底，中國的對外援助金額近21億元人民幣，（尚不包括抗美援朝支出）其中無償援助占95%。這幾乎與同一時期我國得到的外援相當。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封鎖漸被打破，同時西方國家經濟正處于滯漲時期。毛主席抓住有利時機，親自批準“四三”方案，利用西方提供的出口信貸，開展新中國建設史上第二次大規模引進（這也說明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并不主張閉關自守）。計劃進口總額達51億美元，其中包括：13套大型化肥制造設備、4套大型化纖制造設備、3套石油化工設備、10個化工原料廠、43套綜合采煤機組、3個大型電站、武鋼一米七軋機及透平壓縮機、燃汽輪機、工業汽輪機工廠。隨后又在此基礎上追加了一些項目。但這次大規模引進的項目大多數是在1979年后投產的，因此它主要對我國改革開放后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綜觀前三十年經濟建設，新中國建設資金先天不足，后天又缺乏有力的外部資金支持，這不能不影響我國經濟發展的速度和發展的穩定性。

在技術方面，建國初期無論在硬件和軟件方面都極其落后。從硬件看，現代工業在國民經濟中比重只占10%。科技設施和科研設備非常落后和缺乏。舊中國遺留下來的科研機構不過三四十個，除了地質學、生物學、氣象學等地域性調查工作和一些可以不依靠試驗設備而勉強進行的科研工作以外，現代科技在舊中國幾乎是一片空白。在軟件方面，教育科學文化事業的落后導致人才匱乏。建國初期全國僅有科技人員5萬人，其中專門從事科研工作的人員僅600余人。第一個五年計劃時，工業和交通運輸業兩項需增加技術人員40萬人，但高等學校和中等技術學校的畢業生僅為28萬人（其中中專畢業生占2/3），相差近11萬人。在建筑行業里，1952年的就業人員中，有技術的職工僅占10%。因此，當1953年大規模基本建設開展后，建筑行業技術人員極為缺乏。上述之落后狀態，清楚地表明了實現工業化起飛迫切需要引進大量技術和人才。但建國之初，西方國家就把中國列入巴黎統籌委員會的管制對象。1950年12月，美國對中國實行全面禁運，并不準美國人來中國。在西方的全面封鎖下，我國在技術引進方面不得不全面依靠蘇聯。而蘇聯的技術并不是最先進的，這就決定了我國的技術起步的定位從一開始就較低。而這種起點較低的技術援助在隨后不長的時間里也不復存在。1960年7月28日至9月1日短短的一個月中，蘇聯就撤走了在華的1390名專家，廢止了中蘇兩國政府簽訂的12個協定、兩國科學院簽訂的一個議定書及343個專家合同和合同補充書，廢止了257個科學技術合作項目，停止了許多重要設備和物資的供應。304項成套設備項目中解除義務的占88項，受此影響的東歐國家也被撤消8項，終止單項設備供應合同88項。從后起工業化國家技術發展的特點來看，它們走的是拿來——仿制——創新之路。而中國的仿制階段剛剛起步，就路斷天涯。在此情況下，“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與其說是那個時代的豪言壯語，不如說是被逼無奈的戰略選擇。但即使這樣，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始終不放松可能的技術引進。從1960年中蘇關系破裂后，中國技術引進的重點轉向西方國家（此時，歐洲、日本等國對華關系有所緩和）。1962至1969年，我國先后從英、法、德、日等西方國家引進技術和設備84項，累計用匯金額14億美元?？墒沁@次引進由于受“巴黎統籌委員會”及日本佐藤內閣上臺等因素的影響，引進的項目和技術含量受到很大的限制，有些合同失效。到1968年引進又被中斷，大部分項目受到嚴重影響。同時要指出的是，七十年代之前，西方國家在美國的影響和意識形態的主導下，對華政治態度并不友好。而良好的政治關系是建立密切的經濟、技術關系的必要條件。因此雖然六十年代初中國將技術引進的重點轉向西方國家，在當時的國際政治氛圍下，效果也不是以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如1964年1月，毛澤東在聽取工業交通會議情況匯報時說：“我考慮在一定時候，可以讓日本人來中國辦工廠，開礦，向他們學習。”但1964年5月日本首相吉田茂給臺灣當局去信表示：日本政府不再使用輸出入銀行資金向中國出口成套設備（此事史稱“吉田書簡”）。1964年佐藤內閣上臺，推行敵視中國，公開制造“兩個中國”的政策。佐藤公然聲稱“吉田書簡”有約束力，拒絕批準大日本紡織會社和日立造船株式會社等使用政府資金向中國出口第二套維尼侖設備和貨輪，迫使兩個合同相繼失效。此后直到1972年中日兩國建交，日本未再向中國出口成套設備?？傊?，從整體上看，前三十年我們是在封閉或半封閉條件下進行技術研發，基本失去了跳躍式發展的可能，這也必然對我國現代化建設產生嚴重影響。

落后國家要實現所謂“后發優勢”，充分利用國際市場出口創匯，用外匯引進先進技術設備和本國稀缺資源是必然的戰略選擇。但我國建國后由于西方的封鎖和禁運，國際市場對我國經濟發展的戰略作用并不突出。朝鮮戰爭爆發后，美國操縱聯合國通過對華禁運法案，1951年10月26日，美國國會通過《巴特爾法案》。該法案規定：接受“美援”的國家不得將戰略物資運往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否則將被取消受援資格。在美國的壓力下，到1953年3月，共有45個國家對中國實施“禁運”。我國與國際市場特別是與西方國家的經貿聯系受到很大影響。1949年時中國對外貿易中香港占第一位，美國占第二位。禁運后的1952年內地與香港的轉口貿易急轉直下，到1965年才恢復到1952年的水平。其中美國的對華封鎖更是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例如，按禁運規定，大陸的雞生的蛋或大陸的蛋孵的雞都不準進入美國。雖然五十年代我國與蘇東國家的貿易有很大增長，但由于我國經濟發展戰略與其雷同，雙方貿易的互補性不如與西方國家的互補性大，所以比較效益較低。這種封鎖和禁運使我國與西方國家的貿易額到1957年只占總貿易額的18%左右。1957后，雖然西方國家對華貿易政策有所松動，但由于實力最強大的美國松動很小，到1965年這種比例才上升到52%。據統計，1953年到1978年，我國的進出口額每年只增長9%。而這個時期正是世界貿易大發展的時期。(4)

當西方國家靠對外開拓市場和掠奪殖民地而實現工業化，戰后獨立的發展中國家靠吸引外資和比較貿易優勢推進工業化時，我國由于西方的敵視政策，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只能做出資金靠內部積累，技術靠自己摸索，市場依靠國內的戰略選擇。這種被壓縮了的戰略選擇空間，極大增加了實現跳躍式發展的困難。要指出的是，這種選擇是被迫的，是客觀歷史環境和條件使然，而不是什么僵化保守觀念所至。以毛澤東為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是中國現代史上第一批真正了解世界，并真正找到振興民族之路的人（這是他們與林則徐、魏源、孫中山根本不同的地方）。他們創造了無愧于那個時代的偉大功績，在艱難困苦極其復雜的歷史環境下出色完成了歷史賦予的偉大任務?，F在經常強調領袖人物是人不是神，但對老一輩革命領袖進行歷史評判時卻在用神的標準作尺度胡亂指責，思維邏輯與歷史邏輯的混亂由此可見一斑。

第二，高度敵對性的外部制約迫使我國將大量資源、資金用于應對敵對性的地緣政治戰略和國際政治戰略。

從建國到七十年代初期，對中國的軍事威脅和戰略包圍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遏制中國的主要手段之一。二次大戰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世界上兩場最大的局部戰爭都發生在中國的周邊地區，并且其戰略矛頭都是針對中國的。這是任何后起工業化國家在經濟建設時都未曾遇到過的。僅抗美援朝一戰就使飽受戰亂、亟待復興的新中國耗費物資560萬噸，汽車一萬余輛，戰費開支65億元，相當于“一五”時期總建設支出的九分之一。1964年，美國制造北部灣事件，越戰升級，戰火在我國南大門點燃。我國為此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犧牲。在抗美援越期間（尚不包括抗法援越），中國為越南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裝備、資金和生活物資。其中包括：165架飛機，810輛坦克和裝甲車，3萬門大炮，177萬各種槍支和1660萬發炮彈，10億發子彈；汽車35035輛，船舶686艘，拖拉機4730臺，機車127臺，鐵路客貨車廂3290節，自行車86萬輛，筑路機5373臺；糧食540萬噸，棉布26960萬米，化肥61萬噸，鋼60萬噸，煤191萬噸，油料190萬噸，紙9萬噸；此外，還有大量棉花、棉紗、棉毯服裝甚至牙膏等日用消費品。在成套設備援助方面，主要是幫助越南搶修恢復美機轟炸破壞的工廠和交通設施，建設直接為戰爭服務的軍工項目、電站`、油庫、油罐，輸油管等工程。在當時中國經濟還很不發達的情況下，這些軍火、物資、生活必需品都是我國軍隊建設、經濟建設、人民生活急需的。到1978止，按當時的國際價格計算，中國援越總值達200億美元。這些援助不帶任何附加條件，絕大部分是無償的。進入六十年代以后中國周邊的環境進一步惡化。中蘇兩黨關系的破裂使得中國實際上失去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支持。在東面，美國在韓國駐有重兵，與日本訂立“安全條約”；在西面和南面，中國與印度發生了邊界爭端和武裝沖突，印度、美國對西藏叛亂分子暗中支持，美國中央情報局甚至訓練組織所謂“康巴游擊隊”，長期在我國西藏境內騷擾。臺灣當局也要利用內地的經濟困難和緊張的國際關系，準備“反攻大陸”。同時自新中國誕生開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就利用其強大的經濟實力對新興的民族國家威逼利誘，竭力阻撓他們與中國發展關系，妄圖在國際舞臺上孤立中國。為了打破這種不利的地緣政治局面和國際政治態勢，長期以來，中國從國際戰略高度和國家安全利益出發，除了上述對朝鮮、越南的大規模援助外，還對其他周邊國家及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給予了大量援助。這種援助大致分為兩個時期：第一、建國初期到1965年。1956年到1959年，根據中蒙兩國協定，無償援助蒙古1.6億盧布（合人民幣1.5億元），用于幫助蒙古建設成套項目；1958年和1960年又向蒙古提供兩筆長期無息貸款，用于援建其成套項目，且全部采取“交鑰匙”方式實施，即由中方設計，提供全部設備材料，并派出建筑施工隊伍全面負責施工。到1964年共幫助蒙古建成了包括發電廠、毛紡廠、造紙廠、玻璃廠等在內的21個項目。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始于1954年。1960年布加勒斯特會議之后，中阿兩國成為同一戰壕的戰友。由于蘇聯停止對阿的一切援助，撤走專家。這個接力棒只能由中國來接。1961到1965年阿方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中方給予阿方1.1億盧布無息貸款,用于物資援助和援建24個成套項目。1962年到1964年，又以無息貸款和無償援助的方式，提供了糧食、設備、建筑材料等物資，無償援助了3個軍事工業項目。對亞非拉民族主義國家的援助始于1956年。這一年，中柬兩國簽定援助協定（這是中國與民族主義國家簽訂的第一個援助協定）。中國無償援助柬方8億柬元（合800萬英磅）的物資。同年10月，中國與尼泊爾簽訂無償援助協定。進入60年代以后（特別是1964年后），中國與非洲國家的關系進入新階段。受援國數量大增，援助力度加大。大力開展對非洲的援助，是此時期的一大特點。從1960年到1965年，先后援助了幾內亞、馬里、剛果、坦桑尼亞。中國對外援助的第二時期為“文革”時期。這個時期的最大特點是對外援助急劇增加，其中額度最大的是援越，對朝鮮、阿爾巴尼亞及第三世界國家的援助（坦贊鐵路）也占很大比例。1971年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恢復后，國際地位顯著提高，與中國建交的國家迅速增加。不少第三世界國家與中國建交的同時，也要求援助。從1971年到1978年，接受中國援助的國家從30個增加到66個。我國共幫助37個國家建成470個項目，超過前16年（1955—1970年）建成項目的總和；在此其間，我國對外經濟援助的支出為前21年（1950—1970年）對外援助支出總和的159%。僅1973年的對外援助總支出就達58億人民幣，占財政支出的21%。當然，對外援助是我國應盡的國際主義義務，但如果不是為了打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國際舞臺上孤立中國的態勢，我國對外援助的規模絕不會如此之大，援助的數量也絕不會如此之多。

總之，嚴重的外部威脅和不利的國際政治態勢迫使我國這樣一個資源相對貧乏、資金嚴重不足的落后國家，在經濟復興初期就把大量資源、資金消耗于非經濟建設方面（僅援越一項就相當于“一五”的全部投資額）。這也是任何后起的工業化國家都未曾遇到過的。它必然延緩我國現代化建設的進程。在此還要指出，近些年來一些人對建國前三十年的大規模對外援助頗有微詞，認為這是“左”的表現，甚至對抗美援朝也橫加指責。這些人中一部分是由其政治立場決定必然持有這種看法，還有一部分人則是脫離了當時的具體歷史環境來看問題。“二戰”后爆發于我國周邊的兩場局部戰爭（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完全是帝國主義強加的，其戰略目的也是很清楚的，新生的共和國不可能坐視。我國對新興獨立國家提供的大量援助，是為了打破西方國家在國際上孤立中國的陰謀，拓展國際生存空間，樹立國際形象所必需的，完全不是什么打腫臉充胖子。而且這種援助已經隨歷史長河的流淌而得到了巨大的回報。九十年代初西方國家利用人權問題在聯合國搞反華提案，當時中國剛剛經過“6，4”風波，國際形象受到很大損害。這時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頂著西方國家的巨大政治、經濟壓力，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上挫敗了西方國家的反華提案。在其后的數次較量中，第三世界國家也始終是中國的堅定支持者。如1992年以來，非洲國家支持中國的票數均超過10票。因為他們忘不了中國援建的紡織廠、學校、醫院、鐵路和具有忘我精神的中國醫療隊。主管外交工作的一位領導同志談到這一點時說：“吃水不忘掘井人”。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作出的正確決斷和新中國第一代建設者所付出的巨大犧牲將永載史冊，為真正有良知的后來者所景仰！

第三，新中國伊始就承受著帝國主義施加的巨大軍事壓力。這使新生的共和國無法從容地思考自己的經濟發展戰略，無法從容地進行經濟戰略展開，干擾了經濟結構的合理安排和經濟布局的調整。

建國初期，一些領導同志即對中國工業化的道路進行過理性探索。如劉少奇在一份手稿中專門談了中國工業化問題。他認為在完成國民經濟恢復的任務后，第一步要以主要的力量來發展農業和輕工業，同時建立一些必要的國防工業；第二步要以更大的力量來建立重工業；最后要在已經建立和發展起來的重工業的基礎上，大力發展輕工業。并論述了應該采取這種工業化道路的理由。與此同時，南漢宸等人，在朝鮮戰爭爆發前，也認為由于中國經濟落后、資金短缺，工業化應從優先發展投資少、見效快的農業和輕工業起步，以便為投資大周期長的重工業的發展提供資金。當時如果有時間從容地進行類似的探索，我國以“一五”計劃為開端的經濟發展戰略計劃可能會更完善一些。遺憾的是，朝鮮戰爭爆發后，經濟發展戰略的思考不得不面對殘酷的國家安全現實。新中國的國防建設被提到了極其重要的位置（抗美援朝在武器裝備上依賴蘇聯，對新中國第一代領導核心是極大的刺激）。在此背景下，以“一五”計劃為標志的建國初期的經濟發展戰略具有如下特點：以高速度為發展目標，優先發展重工業（朝鮮戰爭爆發后，黨內幾乎一致地將迅速發展重工業放在優先的位置）；以外延型的發展為主；從備戰和效益雙重目標配置生產力布局；以建立獨立的工業體系為目標，實行進口替代。上述特點中，優先發展重工業、盡快建立獨立的工業體系，都與帝國主義制造的戰爭威脅有直接關系。因為如果沒有強大的重工業就不可能有強大的軍事工業，如果沒有以進口替代為特點的獨立的工業體系，我們就不能堅持長期的反侵略戰爭和反封鎖。這種戰略在當時的條件下是正確的。但也導致了國民經濟從1953年起就進入緊運行狀態。在經濟高速增長的條件下，也導致了雙重的結果：一是計劃與市場的關系緊張，導致計劃取代市場（統購統銷就是突出的標志）；二是積累與消費的關系緊張，導致生活必需品的計劃供應。近些年我們在對計劃經濟體制進行評說時，僅認為這種體制是受蘇聯的影響，是對僵化的社會主義模式的誤認。實際這只是原因之一。另一原因就是建國初期戰爭壓力促成的具有上述特點的經濟發展戰略。這種戰略強化、僵化了計劃體制，乃至最后幾乎完全排除市場因素。在此問題上是戰略決定體制，不是體制決定戰略。當然，黨的第一代領導核心并不是沒有看到這種經濟發展戰略存在的弊端和造成的問題，也不是沒有過調整發展戰略的設想。1955年萬隆會議召開，西方對華孤立政策被打破，簽訂了解決印支問題的《日內瓦協定》，國際環境和周邊環境開始緩和。決策層開始考慮經濟發展戰略的轉軌。1956年，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指出：“我們現在發展重工業可以有兩種辦法，一種是少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一種是多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從長遠觀點來看，前一種辦法會使重工業發展的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礎不那么穩固，幾十年后算總帳是劃不來的。后一種辦法會使重工業發展的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會使它發展的基礎更加穩固。”在談到沿海工業與內地工業的關系時，毛澤東認為：“過去朝鮮還在打仗，國際形勢還很緊張，不能不影響我們對沿海工業的看法。現在，新的侵華戰爭和新的世界大戰，估計短期打不起來，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長一點的和平時期。這樣，如果還不充分利用沿海工業的設備能力和技術力量，那就不對了。”（《毛澤東文集》第七卷26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1957年，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又專門論述了工業化道路的問題。他提出：“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的80%以上，發展工業必須和發展農業同時并舉，工業才有原料和市場，才有可能為建立強大的重工業積累較多的資金”。這些經濟戰略調整的思考無疑是有價值的，有針對性的。但當時的國際形勢只是緩和，美國及其仆從勢力對中國的軍事壓力依然很大。這使決策層的戰略思考和現實安排不得不謹慎。在《論十大關系》中毛澤東又指出：“新的工業大部分應擺在內地，使工業布局逐步平衡，并且有利于備戰，這是毫無疑義的。”（《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26頁，人民出版社1999版）1958年9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準備反侵略戰爭。仗打不起來，但要搞個保險系數，防備壟斷資產階級冒冒失失亂搞。”根據以上思考，“二五”計劃投資安排中，農業投資占投資總額的比重由“一五”計劃的7.6%提高到10%左右，輕工業投資比重也有所提高。但“二五”計劃仍是優先發展重工業，并要求爭取在1962年國內經濟建設所需要的機器設備70%左右能夠自給。這種安排正是當時主觀愿望與現實壓力矛盾的反映。六十年代初，三年調整期過后，經濟戰略調整又一次提到了議事日程。1963年初，由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8人組成中央計劃領導小組研究編制長遠國民經濟和“三五”計劃問題，提出了集中力量解決人民的吃穿用的意見，獲得中央書記處的同意。這樣，在制定“三五”計劃之前，處在一線的中央主要領導人已經形成了共識。根據這個精神，1964年4月底，國家計委提出了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初步設想。該計劃提出基本解決人民的吃穿用問題。并將農業投資提高到總投資的20%，大大高于前兩個五年計劃的7%和11%。當時毛澤東同志也基本同意這一計劃。但六十年代是多事之秋：南面越南戰爭逐步升級，美國開始派軍隊直接參戰。美國針對中國的軍事壓力加大，甚至考慮采取軍事行動（1998年9月29日，《洛杉磯時報》首次公布了一批美國國務院銷密的外交文件，其中披露：1964年，美國總統曾考慮先發制人地對中國發動軍事襲擊，以阻止中國成為核國家）。在北面，蘇聯在中國邊境地區的駐軍由20萬人增加到100萬人；戰略導彈直指中國。西南面，中印邊境反擊戰后，局勢依然緊張。東南沿海地區，臺灣當局一直準備反攻大陸，并進行長期騷擾。而當時我國的經濟建設布局面對戰爭威脅確實存在問題。1964年4月，總參作戰部在一份報告中認為，在國民經濟建設如何防備敵人突然襲擊方面問題很多，有些還相當嚴重。主要是：其一，工業過于集中。14個100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就集中了約60%的民用機械工業，50%的化學工業和52%的國防工業。其二，大城市人口多，大部分在沿海地區，易遭空襲，如何防空尚無有效措施。其三，主要鐵路樞紐、橋梁和港口碼頭多在大中城市附近，易遭轟炸，缺乏應付措施。戰爭初期交通可能癱瘓。其四，所有水庫緊急泄水能力都很小，不少位于主要交通線和重要城市附近，一旦遭到破壞，洪水將沖擊北京、天津，造成嚴重損失。報告建議國務院組織一個專案小組，采取積極措施予以解決。強敵環伺促使主要決策人調整“三五”計劃的指導思想。北部灣事件后，嚴峻的現實迫使第一代領導集體再次下決心改變原定的國民經濟建設部署。戰備成為“三五”計劃的中心任務，而且一直影響到七十年代的“四五”計劃。1965年9月國家計委的《關于第三個五年計劃安排的匯報提綱》提出：“三五計劃必須立足于戰爭，從準備大打、早打出發，積極備戰，把國防建設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線建設，逐步改變工業布局。”具體安排上，投資順序為重輕農。按部門分重工業、國防工業、交通運輸業共628億元，比例占74%；農業120億元，由原來的20%下降為14%；輕工業38億元，占4.4%。按地區分，三線建設總投資為360億元，占42%（實際投資達2000億元）。原來沒有安排的大型項目如攀枝花、酒泉鋼鐵基地，成昆、湘黔鐵路等，都為重點項目。而原定的4億多畝穩產高產田目標被留到“四五”計劃考慮。1966年，“三五”計劃開始正式執行。新中國建設史第一次經濟戰略調整由于外部強大的壓力而胎死腹中。

落后國家根據本國國情制定正確的經濟發展戰略是實現經濟起飛的先決條件，而對本國國情的正確認定又是正確制定經濟發展戰略的重要依據。國情在一定時間內具有穩定性，是一個常量。對它的認定并不十分困難。如果它是決定經濟發展的唯一因素的話，那么制定正確的經濟發展戰略的困難就小得多。但是一旦存在一個很難測度、多變的外生變量制約經濟發展戰略的制定和調整，情況就要復雜得多。在經濟戰略安排上，預期影響決策是普遍規律。建國初的二三十年當中，以美國為首的國外敵對勢力，長期在中國周邊保持強大的軍事壓力，實施十分現實的軍事威脅。其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影響乃至改變中國的經濟發展戰略預期，使中國不可能從純經濟的角度來制定經濟發展戰略，從而拖住中國經濟的發展，尤其是延緩改善人民生活的速度，確立其以物質生活豐裕為支撐的制度心理優勢。這個目的在一定程度和一定意義上確實達到了。他們迫使我國長期突出重化工業，尤其是軍事工業（僅用20年時間就建立了獨立完整的國防工業體系）。致使我國產業結構嚴重扭曲，資金積累緩慢。到八十年代才不得不進行所謂輕工業補課。同時由于與人民生活直接相關的輕工業、農業嚴重滯后，人民生活改善緩慢（但并不是沒有改善）。至八十年代國門洞開后，西方以物質豐裕為支撐的制度心理優勢十分明顯。改革開放初期就嚴重顯現的信念喪失問題就與此有直接關系。但這絕不意味著當時決策者們上了圈套，經濟戰略安排嚴重失誤。實際上以美國為首的敵對勢力的戰略威脅有雙重目的：一是上文講的改變預期；二是如果我們作逆預期安排，按農輕重排序，把工業建設重點放在沿海，那么現實的軍事入侵是完全可能的（前述《洛杉磯時報》的報道就很說明問題）。不要忘記，二次世界大戰后全球的戰略態勢雖然是冷戰，而在我國周邊則始終是大規模、高強度的熱戰——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第一代決策者面對的不僅是貧窮落后的國情這一常量，還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和周邊安全這一變量。對他們制定實施的經濟發展戰略作歷史評價，不能脫離這兩個因素，尤其不能脫離對第二個因素的考慮。這種戰略從純經濟角度講可能是有問題，而從更高的戰略視點觀察則是不得已的，也是完全正確的。

第四，長期多變的外部威脅也是促成以階級斗爭為綱決策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般認為，建國后前三十年之所以未能一貫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由于“左”的指導思想使然。但存在決定意識，所謂“左”的指導思想不是無源之水。毛澤東思想是在長期的革命戰爭中，在與黨內“左”、右傾路線的斗爭中逐步形成的。毛澤東的領導地位主要是與“左”傾路線的斗爭中確立的。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同志一度被看成是右的代表。那么建國后為什么會有所謂“左”的指導思想？截至目前的探討主要是集中在觀念形態、制度安排等上層建筑層面上。可是我們既然認為“左”的指導思想的主要表現就是對階級斗爭尖銳化、廣泛化的判斷，那么就要首先考察當時國內外是否存在尖銳的階級斗爭。當時國內階級斗爭存在是不能否認的事實，是否尖銳則可討論。但當時嚴酷的外部斗爭則是無可置疑的。兩股勢力互相激蕩相互配合，使當時階級斗爭形勢帶有復雜性。六十年代初，國民經濟遇到暫時困難，國際上出現反華大合唱。美蔣叫囂反攻大陸，當時國內反動分子確實存在人還在（建國剛十余年）、心不死的問題，他們蠢蠢欲動。六十年代初甚至北京地區也開始出現了反動會道門的組織（九宮道），并且挖走了一些基層黨員干部。國內外的階級斗爭必然反映到黨內來，形成對形勢的不同看法和對策。這些不同看法本應是工作方法和觀點之爭，但在當時復雜的形勢下很難把握尺寸。如當時中聯部部長王稼祥向中央提出調整對外方針的意見，其核心是對美國緩和一點，對蘇聯緩和一點，對印度緩和一點，對外援助少一點。這本是對國際局勢判斷和處置方法問題。但在當時外部壓力很大時，很容易被看成是黨內投降主義和修正主義。陳毅在八屆十中全會華東組發言時首先對所謂“三和一少”提出批評，其后毛澤東就在多種場合將其提到修正主義的高度。陳毅是主管外交的，當時對外部威脅和壓力他感受最深，所以他不同意這個意見。由此可見西方敵對勢力的外部威脅，是形成階級斗爭尖銳化判斷的重要因素，它不僅影響了毛澤東本人，而且影響了相當一部分黨內領導同志。鄧小平講“左”的錯誤不能完全由毛澤東同志一人負責是公道話。總之，西方敵對勢力為新生的共和國設置的嚴酷斗爭環境，是所謂“左”的指導思想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而這種“左”的指導思想又導致我們沒有一貫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必然對經濟發展產生滯后作用。

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踐中，社會主義制度首先由經濟落后國家所選擇這一客觀現實本身就決定了社會主義命運多舛。中國可以說是這一特殊歷史現象的典型代表。綜觀各國現代經濟發展史，沒有一個國家是在這樣落后的基礎上，面對這樣嚴酷的外部制約而實現經濟起飛的，而中國做到了。這本身就證明了社會主義選擇的正確。同時也要看到，建國前三十年強度很高的外部制約，確實在相當程度上延緩了我國跨越初級階段的歷史進程。我們在考察初級階段長期性的原因時，在分析生產力成長因素時，要有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眼光。不能一言以蔽之——“左”。這不僅是歷史評判問題，也直接影響到對現實的判斷和對未來的把握。如果說建國初期的三十年在我們的積極應對下，外部制約仍然遲滯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話，那么對當今和未來的外部制約視而不見，甚至將腐朽當神奇，將給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帶來滅頂之災。因此有必要對現實和未來作進一步的探討。

二、正視現實

我國進入改革開放時期之后，外部制約因素還存不存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自改革開放后所面臨的外部因素是否都是積極的？這是值得認真研究的。首先，應當承認自八十年代以來，冷戰緩和直至結束，西方國家新技術革命導致的生產力竄升與市場的矛盾更加突出。他們迫切需要所謂的經濟全球化緩解這一矛盾。這對我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確有有利的一面，確實是一種機遇。但正如一句流行語所說“機遇與挑戰并存”。應當感謝我們的祖先創造的燦爛文化，使我們能用不同的詞表述同一件事。這里的“挑戰”（challenge）實際就是“風險”（risk）。我們說“挑戰”是為了表明我們對風險的積極態度。但如果用了“挑戰”就對實際存在的風險視而不見，則是非常淺薄的。

事實上，自我國改革開放后，西方國家對我國的基本戰略沒有也不可能有實質性變化。相反，對外開放也給了他們機遇，使他們由過去單純的外部施壓轉向內外結合，并以對內滲透乃至掌控為主。西方國家的對華戰略選擇空間陡然增大，且更具前瞻性。尼克松晚年的一段話是這種前瞻性的最好注腳：“如果我們在1972年不向中國打開大門，1989年的天安門廣場示威就不會發生。如果現在把這扇門關上，那將是一個可悲的錯誤。”當然，我們自己不會也不應當因為西方國家的這種戰略圖謀而主動關門，但警惕性不能喪失。改革開放以來，西方國家對華戰略的根本目的很明確，就是利用改革開放提供的機遇，將中國演變成附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并使之長期處于初級階段。而其策略內容則在不同的時期有所變化和調整。大體可以分為如下幾個階段：

1979—1989年為第一階段。

這一時期中共決策層制定并實施改革開放的方針政策。這使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產生了影響中國政治發展的期望，并且也確實提供了現實的機會。西方政界、學術界普遍認為以所謂“非毛化”為開端的解放思想和體制改革標志著中國開始偏離社會主義軌道，向著他們所希望的方向演變。一位美國學者的話清楚地反映了這種心態：“政治經濟改革為美國的貿易和投資造成了一種比較有希望的環境，為學術和文化交流提供了更多的機會，同時還縮小了人權問題上的潛在分歧。此外，它還重新激起了美國人長期以來懷有的一種興趣，即使中國接受美國的價值觀，按照美國的辦法重新塑造中國的經濟和政治制度，同樣的事情，在中國人看來是促進他們國家社會主義改革的一種伙伴關系，而美國人則認為是鼓勵中國政治和經濟自由化的一種努力。”（哈里·哈丁《美中關系的現狀和前景》柯雄等譯，第11-12頁，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基于這樣的認識和判斷，這段時期西方國家對華的主要策略是以誘促變，因此從表面上看這是中國與西方國家的“密月期”。九十年代采用的人權、最惠國待遇、入世（當時稱復關）、臺灣問題等制約手段，在這一時期或者不用，或者輕而用之。

人權外交系統化并在國際范圍內廣為運用，是起之于美國的卡特政府，里根執政后又使之進一步完善，形成一整套完整的政策。此時正值中國改革開放初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和平演變”期望值甚高，因此不愿在此過于施壓。在此期間，中美之間的所謂人權之爭主要有三件事：第一件事是美國政府給中國網球選手提供所謂“政治庇護”。這是兩國關系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人權問題。第二件事是美國針對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提出指責并采取了一些具體行動，如減少向聯合國人口基金的撥款，眾議院外委會通過決議，要求中國“保證尊重家庭的不可拆散……,保證新聞、宗教信仰、集會游行等自由,保證正當的法律程序。”這實際已涉及了西方國家一再提及的人權問題的主要內容。第三件事是西藏問題。此期間美國國會連續通過兩個修正案，指責中國政府在西藏大規模侵犯人權，要求美國政府敦促中國政府對達賴作出的建設性對話的努力采取相應行動，要求美國政府更加同所有關心西藏人權的人密切合作。這是美國涉及中國人權的第一項立法。以上三件事對中國的壓力并不大，正如鄧小平所說：“網球運動員問題，是細枝末節問題。”實際上后兩件事在當時中美關系的大背景下也是細枝末節問題。

在最惠國待遇上，1989年以前可謂一路綠燈。自1979年2月《中美貿易關系協定》生效，兩國相互給予最惠國待遇到1989年，兩國經貿關系快速發展。1979—1989年11年間，兩國雙邊貿易累計達882億美元，年均增長率為20%。在技術轉讓方面，美國正式將中國由“P”組提到“V”組，享受“友好非盟國”待遇，與北約的一些國家，南斯拉夫、印度屬于同一等級。經濟貿易及技術領域的往來與合作的加強，又推動了美國“謹慎而穩步”地同中國發展“防御性軍事合作關系”1985年和1986年，美國向中國出售了一套制造炮彈的設備和55套先進的飛機電子設備。美中貿易委員會主席羅杰·沙利文不無感慨地指出：“即使70年代最為樂觀的觀察家，也未預料到美中經濟關系會如此急劇地擴展。”（《最惠國待遇與中美關系》第23頁，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版）在中國“復關”談判上，這一時期西方國家的要價也不高，談得比較順利。

在臺灣問題上，雖然中美建交后美國馬上通過了《與臺灣關系法》。但隨后中美雙方就發表了“八一七公報”，美方承諾它向臺灣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數量上將不超過中美建交后近幾年的水平，并逐步減少，直至此問題的最終解決。此后直到1989年，中美在臺灣問題上基本上是波瀾不驚。

總之，這段時期中國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政治關系是和緩的（甚至表面是友好的），經貿關系是合作的。這種關系有其積極的意義，它為中國順利地實現改革開放的戰略展開營造了一定的外部環境。但事情往往是兩面。遭受西方帝國主義百年欺辱，解放后又經歷三十年尖銳對立的我們，普遍患上了“適應綜合癥”。似乎狼真變成了外婆，甚而懷疑自己過去認知有誤，錯把外婆當成了狼。因此，西方國家這一時期的最大收獲不是經濟利益（此時期利用外資以港、澳、臺及僑資為主）。而是心理上取得了優勢，進而為意識形態滲透打開了大門。其過程如下：

第一，利用中國對外開放提供的有利環境和機會，攜數百年工業化之優勢，通過各種手段（影視、書刊、邀請官員、學者訪問考察等）充分展示西方國家物質生活豐裕的一面。而我們自己為了證明改革開放的正確性和必要性又不加分析地、片面地、單純地進行物質豐裕程度的比較，從而對國民產生了強大的心理沖擊力。

同時國內一些人趁此機會大肆宣揚我們過去是井底之蛙，夜郎自大。一時間全民健忘，似乎我們以前根本不知道自己比西方國家在經濟上落后甚多，今日才夢中驚醒，醒后又自慚形穢。從此，前三十年的奮斗成果成了一些人公開嘲笑的對象，前三十年形成的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這一民族心理優勢幾乎蕩然無存。西方國家對落后民族以物質豐裕為支持的心理優勢又一次在中國確立（舊中國曾經有過這種優勢）。這種優勢不僅在缺乏歷史知識和分析能力的一般民眾中重新確立，而且在人文知識界和相當一部分強力部門的黨政干部中也得到認同。筆者七十年代末在大學讀書時，曾聽過一位中央某宣傳出版部門的負責人談其訪歐觀感。其內容基本是介紹那里的生活水平如何高，扔在垃圾堆的電視機都比他家的好，羨慕之情溢于言表。這種現象在當時是相當普遍的。

要指出的是，筆者之所以稱這段時期是“全民健忘”。是因為自新中國成立后，我們始終是認識并承認與西方國家在經濟上的巨大差距的，并把這種認識與承認當作加快發展的動力（曾記否15年超英趕美？）和教育民眾尤其是新一代中國人的主要內容。本人出生在五十年代。名副其實地是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我至今記得小學的第一課老師說的話：同學們要好好學習，長大后改變我們國家一窮二白的落后面貌。歲月悠悠，幾十年過去了，新中國幾代建設者的拼搏，不就是為了改變一窮二白的落后面貌嗎？這難道也成了夜郎自大？但在整個八十年代很少有人提出這個問題，即使提出也多半會遭人嘲笑。問題關鍵不在于承認差距（因為我們從來都承認差距），而在于打開國門直接感受差距時，如何解釋、如何形成正確的全民共識，進而保持自己的民族心理優勢。遺憾的是“適應綜合癥”使我們失去了免疫力，沒有看到物質生活的簡單比較所攜帶的文化信息和產生的負面心理效應。從而在與西方國家的首次直接交鋒中，心理制高點先行失去。這就為意識形態滲透打開了心靈之窗。

第二，八十年代初期開始的各種西方社會思潮的大量引入，首先是這種心理失落導致的必然政策結果。而心理失落又促成了對西方社會思潮的積極認同。

“富裕之邦必是真理之源”這一機械、簡單的邏輯，使我們對西方社會思潮毫無芥蒂。在以高校及宣傳出版部門為主體的人文社科知識傳播領域，對西方社會思潮只介不評或誤評是普遍現象，其中有兩種思潮影響最大。

一是西方文明優越論。這也是前述心理優勢喪失的必然結果。宣揚者將物質生活優越等同于西方文明優越，而對西方文明優越論的認同自然導致對西方政治、經濟制度的認同。在新中國歷史上公開地、普遍地談論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正是從這個時期開始的。這種談論成為普遍現象，不僅在于政治上的放開，更在于確實有相當多的人認同。面對這種現象的主流解釋是：目前社會主義經濟比資本主義落后，所以人們會產生“社”不如“資”的看法。但這只是產生這種認識的基礎條件，而不是原因，至少不是直接原因。前三十年持這種認識的人在人文知識界都不多見，遑論在群眾之中，這是值得深思的。

第二種影響較大的思潮是人道主義。確切地講是抽去階級內涵的、抽象的人道主義。三中全會后，取消“以階級斗爭為綱”，并依此為工作重心轉移提供了基本前提，目的是想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但矯枉過正。雖然黨中央有關決議仍肯定階級斗爭在一定范圍內還存在。但在實際理論宣傳和政策規范上（這里指文藝政策和學術規范政策）將取消階級斗爭為綱等同于取消階級斗爭。這在客觀上為西方人道主義的傳播營造了適宜、寬松的政治氛圍。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數十年艱苦卓絕地推翻反動統治的大革命，解放后對敵人實行的無產階級專政，用西方抽象的人道主義尺度衡量都成了非人道的。改革開放后黨內部分人中的“政治自虐情結”正是在此時發端，并一直延續至今。

受這兩種思潮影響的主要是兩個群體。第一個群體是大學的學生和青年教師。整個八十年代，這個群體中的相當一部分如饑似渴地汲取的精神“營養”不是被定為指導思想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而是各種西方社會思潮。從此，在大學思想領域陣地，紅旗干不過白旗，東風壓不到西風。第二個群體是思想、文化、宣傳領域中的部分成員，尤其是部分領導干部。這些人大多在歷次運動中尤其是“文革”中受到過沖擊，對接受西方人道主義有現實的感情基礎，對西方法制化的民主政治有著感性的渴望。

在上述兩個群體中，后者不但本身受西方的影響，更嚴重的是他們手中有權。這些權力對西化思想的傳播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如八十年代末，《河殤》這樣一部煽動民族自虐、消解民族自信心，鼓吹“全盤西化”的政論片，居然在中央級媒體的黃金時間大肆播放。顯然批準播放的強力人物是認同這種全盤西化思想的。而認同又使這些人運用權力傳播這種思想（全盤西化觀點形成的思想基礎就是對西方文明優越論等思潮的認同）。而這種思潮的最大受體恰是大學生和青年教師。這就形成一種正反饋機制：西化思想在傳播者與受體之間相互激蕩，振幅越來越大，最終導致以西化思想為核心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由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的轉化——“6，4”動亂和暴亂。筆者從事政治理論教育，在此期間感觸最深的是大學生和相當一部分群眾對最高決策層關于這次事件的原因（大氣候、小氣候的提法）及性質（階級斗爭）的分析和判斷不屑一顧。他們認為階級斗爭早沒有了，這是人為的提法，是不想反腐敗的遁辭。那時他們唯一相信的聲音是“美國之音”，大學和社會每天議論的都是“美國之音”又如何如何說了。建國以來執政黨在重大問題出現的歷史關頭，首次喪失了輿論主導權和群眾信任，最后不得不采取斷然措施。這種措施雖然是迫不得已，但也在相當程度上損害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世界上的形象，影響了執政黨在一部分群眾中的威信。這是用多少經濟建設成就都難于彌補的，它應當成為永遠的教訓。這次事件標志著西方的意識形態滲透取得了成效。正如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在談到“6，4”動亂所說的“中國的學生和工人們為他們的事業業所選擇的象征很象我們的自由女神像，這并不是偶然的。”（《透視新世界》言實出版社，2000年）這段話可以說是中共主動在所有領域取消階級斗爭的最好注腳。

還有必要指出的是，西方人道主義觀念對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階級分析觀念的消解對民族分裂主義的惡性發展也產生了不良影響。“文革”后放棄了馬克思主義的具有階級內涵的民族觀和宗教觀。但在此過程中，也逐漸拋棄了階級分析的方法，淡漠了階級斗爭的觀念。對打著宗教旗號的民族分裂主義的活動過于寬容，對民族地區部分黨員干部中的錯誤思想和錯誤作法采取默認的態度，長期不能開展積極的黨內思想斗爭。例如，達賴的政治本質早以暴露無遺，但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包括1989年拉薩騷亂之后的一段時期）沒有明確指出達賴問題的實質。西藏一些黨員干部家里長期供奉達賴像，胸前佩帶達賴像章。后來的事實證明，對階級斗爭性質的事物作非階級的分析，用資產階級人道主義處理嚴肅的政治斗爭問題，必成惡果。西藏、新疆兩個主要少數民族聚居區從八十年代開始民族分裂問題日趨嚴重，終至釀成1989年的拉薩騷亂和烏魯木齊騷亂。這兩場騷亂雖然平息，但民族分裂主義勢力已成一定氣候，尾大不掉，終成后患。長期以來，以西方為首的境外勢力支持民族地區的分裂勢力是不爭的事實。這種有形的不利因素很容易認識。但自八十年代以來，西方意識形態對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專政觀念的消解在處理民族問題上的影響卻很少顧及。筆者在北大學習時，聽一位民族問題專家講他不贊成“民族問題說到底是階級斗爭問題”的觀點。他的看法有代表性，普遍性，實際上雖然民族問題不全是階級斗爭問題，但在階級社會中，民族問題從根本上講是階級斗爭問題的觀點是符合實際的。

總之，1979—1989年這段時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華的基本策略是攻心為上，以誘促變。這種策略雖然沒有完全達到目的，但也取得了很大成效：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制度心理優勢，打擊了對社會主義制度的信心；以西方價值觀為核心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潮在青年、部分黨內人士和知識界人士中產生了根本性的影響，從而初步確立了未來“和平演變”的行為主體和資格主體。

1989—1992年，西方國家對華策略進行了調整。

蘇東演變后，西方國家認為中國作為社會主義的最后堡壘，在經過10年演變（西方國家始終將中國的改革開放看作是向資本主義的演變）和“6，4”動亂后已不堪一擊?？肆诸D1991年12月12日在喬治敦大學的演說充分表達了這一心態。他認為：“如果說在冷戰期間，當中國還是一支對抗蘇聯實力的一個抗衡力量時，我國政府如此克制尚情有可原的話，可現在我們的對手已經退出了這場角逐，再打中國牌就毫無意義。”因此，這個時期西方國家對華策略轉為以壓促變，以求速成。為此采取了各種措施手段。首先是經濟制裁。其主要內容有：停止向中國出口用于國防、軍事及治安防暴方面的設備；停止政府間的新貸款及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機構的對華貸款，世界銀行和日本凍結了對華貸款計劃總額約100億美元，亞洲開發銀行決定推遲10億美元的對華貸款，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采取了同樣的措施；關貿總協定也決定推遲考慮恢復我國的締約國資格；停止向新的在華私人投資者提供保險或融資服務；停止貿易項目與活動；反對巴黎統籌委員會進一步放寬對華高技術轉讓和對華戰略物資出口管制，凍結對華高技術轉讓的許可證；停止發放使用中國火箭發射美國衛星的許可證；不再繼續實施核能條約，停止發放核燃料許可證。這些制裁，尤其是第2、4、5項直接影響了中國吸引外資，引進高技術，發展出口工業的對外開放部署與進程。其次，在“復關”談判中大幅度提高要價，迫使中國不斷作出讓步。在最惠國待遇上，利用年度審議向中國提出各種條件，施加政治和經濟壓力。再次，利用人權問題在國際上大做文章，制造“銀河號”事件等，以此來詆毀中國的國際形象。由于我國當時正處于治理整頓、調整經濟時期，因而上述“硬戰略”是雪上加霜。它加大了調整經濟的難度，延緩和壓縮了對外開放的時空度。

值得指出的是，這段時期由于出現了“6，4”動亂和蘇東演變，長期被置之腦后的“和平演變”威脅變成了直接的現實。執政黨內反“和平演變”呼聲日高，對意識形態領域的工作有所加強。西方意識形態滲透的渠道不暢，國內、黨內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暫時收斂。因此西方的“軟戰略”不似前十年那樣有成效。但由于問題沒有根本解決，因此1992年后，這個問題發展得更為嚴重。

1992起為第三階段。

此時中國將改革目標明確定為建立市場經濟體制。這給了西方世界新的希望。美國總統克林頓明確宣布：“我們的那項政策已不再有用處，現在是采取新的途徑來實現我們的一貫目標的時候了。”（《真理的追求》2001年第2期）隨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開始對華實行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的全方位戰略。

第一，經濟方面雙管齊下。首先蠶食國內市場，使國內市場國際化，成為西方市場的組成部分。利用1992年后我國大幅度提升開放度的機會，大舉進軍中國市場。僅1992——1994年，對我國出口的設備就占全社會總投資中設備投資的64%，等于我們失去了2/3的機電設備市場，使國有機電設備市場占有率從80%左右猛跌至1994年的38%。國有機電行業從此一蹶不振。在這次大進口中，外資企業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它們的進口在這幾年占到了40%以上。實際上，外資企業從它在中國誕生起，一直是進口大于出口，目的就是占領市場。其次，削弱乃至消解中國在技術上的自主創新力。技術創新力是產業推進的先導、經濟發展的源動力和市場競爭的主要手段。因此西方國家從兩個方面竭盡全力地削弱之。其一，利用1992年后的大進口，用其技術優勢擠跨了相當一部分基礎裝備工業企業，大大提高了我國一些支柱產業和基礎工業對進口設備的依賴程度。截止1997年，石油化工設備的80%、轎車工業裝備的70%要靠進口；數控機床、，紡織機械、大型工程機械、膠印設備等高技術機械設備市場的70%以上被進口產品占領。這些產品的自主開發生產能力削弱甚至消失。其二，使民族技術產業依賴外國核心技術。《國家信息安全報告》指出：“我國計算機硬件，通訊設備制造業的集成電路芯片，主要依靠進口。系統軟件，支撐軟件基本上是國外產品。目前構成中國信息基礎設施的網絡，硬件，軟件等產品幾乎完全建立在外國的核心信息技術之上。”我國相當一批所謂高新技術企業使用的核心技術是國外的，沒有自主知識產權，基本屬于技術依賴型的“攢機”企業。這樣的企業過多不但會使我國的自主創新力逐漸消解，而且也會最終失去市場。這些數據都是近二十年前的，但至今情況仍無改觀，隨著22條的實行更有進一步發展之勢。

西方國家以上兩方面的經濟戰略有著密切聯系。有技術才有市場；有市場，技術創新才有動力和資金支持。西方國家正是抓住我國對外開放的兩大要穴——技術與市場。他們可以用品牌合資的方式取得市場，當市場擴展到理想規模時收回品牌使用權，使中方完全喪失市場。當市場份額受到威脅時，他們也可以用收取技術專利使用費的方式收復市場。二十年前發生在DVD行業的對外糾紛頗有象征意義：我國DVD整機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際市場都頗有競爭力，對日本等國產生強大沖擊。但核心技術不是自己的，因此，日立、松下等六大DVD技術開發商聯盟宣布要對DVD整機，解碼器及光盤都征收高額專利使用費。目的就是用技術專利權封殺中國的低價戰略，大幅削減中國的市場份額。這個問題如何解決的并不特別重要，但給了我們重要啟示：沒有技術的一方不可能成為市場經濟的真正主人，這也正是西方國家對華經濟戰略的重要目的。

第二，政治戰略上從兩方面進行沖擊：其一，社會問題政治化。市場化改革加速之后，以嚴重腐敗和兩極分化問題為核心的各種社會問題大量出現。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較為復雜，是多方面的，它本不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造成的（實際是某些方面偏離基本制度的結果）。但西方國家借此機會將矛頭直指我國的基本社會制度，大肆推銷（部分是借國內代言人之口）以多黨制、三權分立為主要內容的政治制度和以私有化、自由化為主要內容的經濟制度。正如透明國際主席艾根所講：“私有化和自由化被過于不加批評地鼓吹成減少腐敗的辦法。”（《參考消息》2001年11月8日，第6版）這一時期介紹西方政治經濟思想和制度的各種書刊的數量，大大超過了八十年代。而對這些思想和制度加以正確分析的書刊卻少之又少，面對嚴重的社會問題，權威話語體系的解釋效力逐漸非權威化，很多人又開始向西方尋找答案。這種話語主導權的喪失，在危機情況下其惡果將充分顯示出來。其二，主權問題人權化。九十年代后，新疆、西藏的民族分裂勢力采用包括恐怖活動在內的各種手段大搞分裂活動。西方卻使用雙重標準，將其視為爭取人權而加以支持。對臺灣，美國政府多次宣稱要保衛臺灣的民主制度，因為它最能保障人權。因而，在臺灣問題上西方實質上也是打人權牌?？梢灶A見，一旦我們采取斷然措施，西方（不僅是美國）的干預也一定以捍衛人權為旗號。當年美國駐澳大利亞大使在談到美、澳、日、韓“四國安全磋商機制”是否針對臺灣時明確指出：“在臺灣問題上我們不會容忍軍事行動。如果中國明白這一點，我們之間就不會有沖突。布什總統非常珍視同澳大利亞的聯盟，如果中國的挑戰達到一個極限，澳大利亞有責任加入美國的軍事行動。因為我們分享共同的原則和信仰，而我們認為這些原則和信仰是應該風行于全世界的。”（《環球時報》2001年8月7日，第1版）可以講，自九十年代以來，來自外部的最大政治壓力就是人權問題。為了緩解這種壓力，我們耗費了大量資源，這也正是西方牽制戰的目的之一。

第三，在思想領域，利用中國向市場經濟轉軌的時機通過學術會議、合作辦學，出版合作等渠道，全面推銷新自由主義價值觀。他們歷來認為市場經濟是自由主義的天然陣地，只要搞市場經濟就必然接受以個人主義、私有制、自我調節的市場和有限政府為核心的自由主義價值觀。從我國的現實看，市場經濟的唯一參照系也確實是西方國家的市場經濟。由于我們沒有認識到西方的市場經濟并不單純是一種經濟體制，同時也是一種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因此在參照西方市場經濟體制進行轉軌時，始終沒有成功地把市場經濟的體制因素與其固有的自由主義價值觀和意識形態進行剝離。相反這種價值觀還大肆泛濫（目前也未解決）。以至于曾留學于西方、在經濟學界有很高威望的兩位先生不得不大聲疾呼。一位是陳岱孫先生。他說：“我們面臨的危險有兩個方面，一是西方經濟學對青年學生和青年知識分子心靈的毒害，二是西方經濟學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改革開放方面的誤導。弄得不好，西方經濟學這兩個方面的影響都可能產生悲劇性后果。”（《高校理論戰線》1995年12期，第13頁）一位是高鴻業先生。他說：“我們的目標是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是與西方的資本主義迥然不同的。如果不對美化西方資本主義的理論體系加以否定，那就會在我國造成意識形態的混亂狀態，其后果是非常嚴重的。”（《譯者序》，《經濟學》18頁，中國發展出版社，1992年版）當前，經濟私有化、政治自由化的呼聲，以及對實際經濟、政治運行的影響已經開始顯現這種惡果。

第四，在文化領域（指廣義的社會文化），利用其信息傳播優勢和經濟優勢，借助文化交流等手段，全面灌輸西方文化，盡力營造以西方文化為主導的社會文化氛圍，造就親西方的社會文化精英。由于這個階層的生活水平已達到西方的標準，他們的“比照集團”是西方有產者階層，而他們又是國內的“比照集團”。社會地位、收入比他們低的社會階層有了雙重“比照集團。”后者盡力模仿前者。比照集團的成功被歸結為個人奮斗。他們的行為方式、消費方式、價值觀念成為時尚的唯一標準。于是，當我們最需要團結合作時，最需要集體主義時，看到的卻是個人之間的競爭幾乎成為唯一的道德標準。當還需要艱苦奮斗時，卻看到媒體上滿篇、，滿屏幕的“時尚消費”。在這樣一種文化氛圍中，官方推出的社會“比照集團”在社會尤其在青年中影響力顯得過于蒼白，他們事實上不具有“比照集團”的效果。對他們的社會評價是：值得欽佩，但不值得學。也許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的一項全國調查更能說明問題：“與強調后代和未來的幸福、快樂相比，有更多的城市青年表示他們人生的奮斗目標是實現個人的幸福與滿足，有超過半數的青年對‘人應當及時行樂’的說法給予肯定。”（《光明日報》1993年10月10日）哥倫比亞前總統內斯托·桑培爾再訪華時不無感慨地說:“腐敗可以通過追求消費滲透到新一代的思想中，削弱團結互助等價值觀。我最近一次的訪華中已經感受這一點。20年前我第一次訪華時，我們的向導對我們講理想、原則、詩詞和比喻；這一次訪華，我們的年輕向導講的是汽車的價格，北京住房每平方米多少錢和工資收入的差距。”（《參考消息》2002年9月29日）這是進步還是悲哀？資產階級政治家似乎比我們某些人看得更清楚。

誠然，我們需要介紹、引進西方的文化成果，甚至可以介紹一些有影響的消極文化現象。引進文化成果是為了正面推進民族文化建設，介紹一些消極文化現象是為了提高民眾、尤其是青少年對消極文化的免疫力。而在后一方面，現在往往是為介紹而介紹，不加分析和評價。如《京華時報》2002年3月10日刊登英國政府毒品政策出現松動，允許個人在夜總會，歌舞廳食用搖頭丸及所謂舞廳毒品。因為英國政府承認吸毒是青年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在吸毒已成為我國一種消極文化（尤其在青年中）的今天，這種不加引導的所謂客觀報道會有什么樣的暗示作用？再如，日本泡沫經濟時期出現的以服裝發式怪異為特點的“新人類”現象傳入中國后，媒體不加引導，反而推波助瀾。我們現在講的文化寬容，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對西方消極文化的寬容，對包藏禍心的寬容。而這正中西方的下懷。

總之，1992年以后，西方國家抓住中國對外開放度大幅提升的機會，采取了全方位的對華制約戰略，并取得了成效。這也是為什么這段時期我們在經濟上取得成效的同時，各種問題叢生的重要原因。

三、瞻望未來

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戰略部署明確確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至少一百年。據此安排，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歷程已經過半。在此歷程中，外部制約已如前述。未來的外部制約將會如何？我認為西方敵對勢力對我國的制約將會集中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進一步鞏固和提高中國經濟對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的依賴程度。事實上目前中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已經很高。但現在過度談論有“左”之嫌。因此不妨聽一聽洋人的看法。日本《讀賣新聞》2002年2月6日的一篇文章就曾說：“支撐中國經濟迅速發展的是中國積極的開放政策，不過也有人對中國急劇增大的外資依賴程度表示擔憂。據中國方面統計，中國出口額在2000年為2500億美元，其中外資企業的出口額占50%。外資的積極引進導致了如下一種經濟現象：雖然提供了場地，但是大顯身手的卻是外國人。與其說中國是世界工廠，不如說外資利用廉價的勞動力把中國當成了工廠更加符合實際。另外，在2000年的中國稅收當中，來自外資的稅收占近20%。稅制因國家而異，一般情況下無法加以比較，不過也可以說，稅收的1/5依靠外資這種結構非常脆弱。長期高速發展的日本通過限制外資和推進農業政策，創建了很多世界性的企業。中國也在逐步扶植有影響的企業，不過，其發展的速度沒有開放的速度快。目前依賴外資的中國，與被稱作發展中心的七八十年代的東南亞國家非常相似。外資是能夠直接確保出口的手段，從稅收和就業方面來論，外資也是不可或缺的。只要中國不發生重大改變，中國的‘外資依賴癥’大概不會發生變化。”后來的事實證明外資依賴癥確實未發生變化。實際上，當年自由化人士方勵之就給美國主子出過這樣的主意：利用中國對外開放的機會，使中國的經濟依賴于西方，這樣中國政府就會聽命于西方。當然，決策層也曾有一些應對。開發西部，啟動內需就有針對這方面的意義。但在中國已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背景下，我國市場進一步全面開放，外國商品又普遍比國產商品更俱競爭力。啟動內需的最終結果只是國內購買力轉向外國商品，啟動內需成了為他人做嫁衣裳。

第二，消解中國技術創新能力，遏制中國向制造業強國的轉軌。現在有人主張中國要勇于給別人打工，不要以此為恥。這只說對了一半，對中國來講應該是勇于打工，又不甘于打工。甘作制造業大國意味著只會用別人的技術，按別人的圖紙加工。長此以往，不但高新技術產業會喪失創新能力，我國制造業原有的技術能力也會衰退。這種后果已經開始出現。我們不能一方面承認當今的競爭是技術的競爭、創新能力的競爭，一方面又甘于作西方的加工廠。如果這樣，中國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富國，但永遠不會成為強國。而這正是西方所需要的。中國要做制造業大國，更要做制造業強國，人才之爭是關鍵。西方國家的跨國公司早已打響了具有前瞻性的前哨戰。僅至2002年，45家大的跨國公司僅在北京就設立了48個研發中心，一年多時間就投資10億多元的研發資金，相當于北京一年財政投入科技開發的總和。它們用優厚的待遇，良好的工作環境，前瞻性的科研課題吸引我們最好的人才。如某跨國公司在北京建立研發中心時，其總部確定的目標就是，第一階段用2—3年的時間招收40位中國優秀人才；第二階段擴大到80人。，結果不到一年時間就招到40多人，并且手里握有2000份符合其條件的優秀人才簡歷。目前許多跨國公司都對中國高校的優秀人才進行跟蹤調查并建立檔案。千軍易得，一將難求。如果中國未來的科技領軍人物大部落入他人囊中，在未來的競爭中將何以立足？如果對上述問題沒有清醒的認識，正確的決斷，那么我們的什么通才教育、素質教育，豈不是也在為他人做嫁衣裳？

第三，在臺灣問題上，美國很可能以捍衛民主和人權為幌子，將臺灣問題國際化，進而支持臺灣獨立?，F在流行的看法是，臺灣不獨不統最符合美國的利益。這不全對。不獨不統只符合美國的中短期利益。而臺灣獨立則符合美國的長遠利益。美國的世界戰略是一極獨大，稱霸世界。作為橫跨兩大洋的大國，太平洋地區是其重點。如果美國長期堅持“三個聯合公報”的原則，美國在臺灣既不能駐軍，又不能建立軍事基地，臺灣作為太平洋上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的作用就要大打折扣。臺灣作為一個孤懸海外、資源不足、又緊靠大陸的小島，一旦獨立是無法抵抗強大的軍事、經濟壓力的。其結果必然是投向美國，甚至成為美國的一個州。也就是說臺灣不可能有真正的獨立，而這正中美國的下懷。一旦臺灣成了美國的勢力范圍，則中國經濟最富庶的地區——長江三角洲、閩、浙、粵的沿海地區盡在其強大壓力之下。幾十年建設的壇壇罐罐大都擺在那，一旦不測，很難承受?？梢哉f臺灣是美國遏制中國的最佳戰略基地。因此從長遠看美國必然支持臺獨，甚至不惜與我一戰。2002年3月9日《洛杉磯時報》報道了美國國防部提交給國會的秘密報告。該報告開列出7個潛在的核打擊國家，中國是其中之一。同時制定三種情況下動用核武器的應急計劃，其中第三種情況是：應對出人意料的軍事態勢的發展。其中談到中國時，明確指為臺灣問題。由此可見美國在臺灣問題上的決心。中國人民維護領土完整的決心是不可動搖的，那么面對這樣的前景，必須有和平與非和平兩手準備，也必然要為兩種準備耗費大量資源（和平手段也要耗費資源，近20年來，大陸對臺貿易長期保持大量逆差，就是付出的代價）。這必然對跨越初級階段帶來長期的嚴重的影響。

第四，敵對勢力力爭使西方意識形態本土化。整個80年代，進入中國的各種西方社會思潮基本上是“原裝貨”。這些思想的傳播者、鼓吹者的數量、能量、影響力有限，也沒有形成自己的話語體系。90年代隨著人文社科領域的留學人員大量歸國及國內“新生代”的崛起，這些人在國內人文社科界的影響力日增，而且逐漸使西方意識形態的表述方式本土化，開始形成自己的話語體系。這種趨勢還在發展。同時西方國家也正在采取多種形式、利用各種渠道加速這個進程。如2002年1月2日的《北京晚報》曾披露，美國哈佛大學授權其儒學研究會與現代SNP創作中心聯合舉辦“哈佛小說寫作筆會”，資助所謂有發展前景的中國作家的文學寫作活動。西方國家正在意識形態的其他領域開展類似的工作。

這里所謂的西方意識形態本土化，一是指西方意識形態敘述方式的本土化。而這種本土化又以話語中性化為特點?，F在一些關鍵性話語表面是中性的，但實際是顛覆性的。二是指西方意識形態的主體化、人格化，即形成一個敘述主體。在敵對勢力的財力支持下這個主體逐漸掌握敘述主導權，形成事實上的話語霸權。

應當指出一旦西方意識形態本土化全面形成，就意味著國家話語主導權的喪失，而一旦話語主導權喪失，就離政權喪失不遠了。蘇聯、東歐社會主義的瓦解就是鮮明的例證。西方稱之為“天鵝絨式”的革命僅是現象形態的描述。我國一位學者將其稱為“話語革命”更為貼切。“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時代變了，讀書人同樣可以亂天下。過去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而蘇東的秀才造反不是一蹴而就嗎？社會話語體系的轉換是一場悄悄的革命，在我國這樣一個對現代文化形態演變的作用了解不多的國度中，是很難理解這一點的。而西方人卻深諳其味，君不見上世紀70年代一位西方人士從東歐國家人們之間不再互稱同志，就預言過東歐社會主義的命運嗎？

以上幾種因素的存在，意味著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后期將面臨更復雜、更嚴峻的外部制約。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外部成本將會提高，風險將加大。

四、幾點思考

第一、從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發展歷史看，建國后前三十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敵對勢力對我國主要采取“遏制”戰略。即從外部圍剿、干擾我國的現代化建設，并且確實產生了效果。自改革開放后，西方敵對勢力在外部“遏制”的基礎上，對我國實行了“超越遏制”戰略（它正式提出是1989年布什當選總統后，但事實上自中國打開國門后西方就開始對我國實施這一戰略）。即把“和平演變”提到首要地位，強調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等多種手段的綜合運用。這種戰略將對我國對外開放背景下的現代化建設產生長期的影響。尤其要注意的是，這種戰略與遏制戰略不同，后者主要起阻礙延緩現代化建設的作用。而“超越遏制”戰略則是顛覆性的，蘇東國家中箭落馬就是明證！因此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長期性，不僅僅是由于我國經濟、文化落后和國際現代化標準的提高，長期的、嚴峻的外部制約也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長期化的重要原因。因此我們要有長期反制約的準備。在這個問題上關鍵是承不承認有外部制約。反“西化”、“分化”少見公開反對者，但具體講“西化”、“分化”有哪些表現和手段？未來趨勢如何？如何應對？卻很少見諸研究。研究了也很難公開刊載。因為這是“左”的象征。而這個問題之所以與“左”沾邊，無非是一個如何看待對外開放的問題，由此引出第二點思考。

第二、關于對外開放，決策層一開始就強調要趨利避害。事實上就是承認對外開放有不利或有害的方面。現在一談“害”的方面，就認為是“左”，顯然既不符合最初的的判斷，更不符合客觀事實。對外開放是不可動搖的國策。而趨利避害應是這一國策的核心思想。避害才能趨利，它是趨利的條件和必要手段。而趨利又可增強避害的能力，這也是趨利的重要目的之一。害與利在現實中往往統一于同一形態中。對外開放中引進的各種物質形態、技術形態、觀念形態的東西很難簡單地將其歸結為有害、有利兩類。它們往往共存于同一形態中，其區別不過是利害的程度和表現形式的不同。因此不能簡單地把“害”歸結為幾只看得見的蒼蠅（鄧小平認為害是蒼蠅），如果事情真是如此，避害就太容易了。而目前避害的最大的問題是如何看待西方國家對中國的開放政策采取的頗為積極的態度，及雙方經濟互動關系。由此引出第三點思考。

第三、西方國家積極支持中國的開放政策，決不是希望中國跨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是要利用這個機會使中國最終在經濟上成為它們的附庸（鄧小平就指出過這一點），在政治制度上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即它們所說的民主國家）。對此西方政要多有表述。如曾任美國國防部長的拉姆斯菲爾得說：“美國是在設法鼓勵中國同世界其它國家建立更密切的經濟關系，以便使它所能作出的讓步是它所奉行的制度和政權本質的改變。”（《參考消息》2001年9月9日第1版）美國前眾議院國際關系委員會主席就中美關系的講話中說：“美國必須不斷地提醒中國人民，美國的目標是幫助中國和平地實現民主化。”（《參考消息》2001年8月25日第1版）美國前總統克林頓1993年簽署延長對華最惠國地位的命令后，發布相關聲明說：“我們對中國的發展和經濟改革進程將伴隨著更大的政治自由抱有希望”“我的政府決心支持和平的民主改革和轉向市場的改革。我想我們還是能夠看到這些原則在中國普遍實行的。因為過去幾年中隨著世界上其它共產黨政權讓位給民主和市場的力量，我們已經目睹了歷史上的重要時刻。”（《真理的追求》2001年第2期）由此可見，西方國家寄希望于我國的對外開放來實現其一貫目標。我們雖然不必完全恪守“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的信條，決不能因為西方國家對開放政策大唱贊歌，就放棄開放政策。但在開放中，對西方的演變戰略與國內的自由化勢力相配合使中國改革偏離正確軌道的危險性要有清醒的認識。由于開放是我國長期的基本國策，因此和平演變是今后西方對華長期的主要制約戰略。那么誰是實行這種演變的社會主體？

第四、演變主體有兩部分人。一是數量不大而能量大的“精英層”。這些人由于家庭、社會、經歷等方面的原因，主動積極地接受和推銷西方的政治、經濟制度及意識形態。另一部分是完全解除正確思想武裝的“受眾群體”。這部分人基本認同西方的政治、經濟制度及意識形態。一旦政治環境允許公開打“西化”的旗號，首先跟著跑的就是這些人。人們可以從東歐社會主義失敗后，大群手持蠟燭慶祝的中青年歡呼者的身上，看到他們的影子。以上兩部分人的數量還會增長，對未來中國政治、經濟演變進程的左右能力會增強。關于這一點著名反共政治家尼克松看得最清楚。他在1992年蘇東劇變時出了一本名為《透視新世界》的書。書中談到中國時，不同意孤立、封鎖中國。他明確主張“換一種方式——和平演變”。在談到和平演變的主體時，他認為：“這種變革將由1949年革命以后出生的，占中國人口2/3的人來實現。他們記憶中沒有軍閥、外國剝削、戰時淪陷或內戰。相反，對他們產生影響的不但有西方的而且還有他們的臺灣和香港鄰居的成就。”（尼克松.《透視新世界》，言實出版社第16頁）這些人在傳統與現代的二元框架中認識自己，把自身的發展看作背棄傳統的過程。他們所認同的未來基本上來自于西方國家的現實。這正象著名東方學者薩義德所講：“現代東方，參與了其自身的東方化。”（薩義德.《東方學》第418頁）

結束語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不管是實行進口替代、出口替代還是其它發展戰略，都有某種形式的對外開放。而中國的對外開放之所以成效顯著，根本原因在于中國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進行對外開放。“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不僅是社會主義擁護者的共識，也是西方資產階級有洞察力的政治家的共識。正因為如此他們才千方百計遏制甚至顛覆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存在和發展，使中國不能成為他們有力的競爭對手，不能成為發展中國家仿效的樣板，最終實現西方主導的經濟、政治全球化。因此，未來西方國家制約我國發展的主要目的是使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演變為資本主義初級階段，并使之長期化。

總之，我國社會主義歷史發展過程中，無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都存在強度很高的外部制約。這必然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長期性產生重要影響。這一點應當向人民尤其是青年講清楚。不能讓我們的青年成為尼克松之流所希望的“記憶中沒有軍閥、外國剝削、戰時淪陷”的一代，成為只知對外開放好，不知西方國家確有“西化”、“分化”圖謀，甚至接受“西化”的一代。否則，我國就真有可能長期處于資本主義初級階段。

（重要說明：本文的經濟數據均引自武力同志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中國經濟出版社1999年版）

主要參考文獻：

1、《當代世界史》[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5年

2、斯大林.《斯大林全集》(第九卷)[C].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4年

3、樊亢、宋則行.《外國經濟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年

4、武力.《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9年

5、尼克松.《透視新世界》[M].北京:言實出版社，2000年

6、武桂馥《最惠國待遇與中美關系》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

7、董云虎、李云龍《中美關系中的人權問題》新華出版社，1998年

8、張驥《跨世紀中國的國際環境與對外戰略》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年

9、《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

10、《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

Analysis of external restriction factor on protracted nature of socialist primary stage

Name:shijiping       humanist and social science department

ABSTRACT: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about the reason why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will last for long period is mainly from the view of historical premise and realistic national conditions, but seldom from the view of restrict factor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This article analysis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military restrict means which Western country adopted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country's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nd point out that the western country's strategic aim to China is to keep China in the primary stage without socialism.

Key words: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External restrict factor

Peaceful evolution toward capita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