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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和制度分析雖然已被逐于主流經濟學的廟堂之外，而且主流經濟學中的公共產品概念也確實屏蔽了它的階級和制度色彩。但是這種主觀的理論安排，并不能消除兩者之間的客觀聯系。

　　所謂“另類視野”是指階級視野和制度視野。目前中國主流經濟學的研究和敘述范式，已經將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與制度分析逐于廟堂之外，不但階級分析和社會基本制度分析屬異類之列，階級和社會制度的言說都屬另類敘述，幾可與外星語合并同類項。因此“另類視野”是切合實際的定位，既非調侃，更非故弄玄虛。但是任何嚴肅的學者都不可能無視目前人類歷史階段存在的階級分化及受此制約的社會制度模式，階級分化和由此制約的基本制度模式既決定于經濟資源的配置關系和格局，又反作用于后者。因此在以資源配置為研究對象的經濟學范疇中討論公共產品問題，完全無視階級和制度視野，會喪失一些重要的理論維度。而這種缺失則會減弱公共產品理論對現實與歷史的解釋力，當然也必然會影響該理論的社會實踐價值。故而階級與制度視野雖屬另類，但對公共產品的任何嚴肅而不抱偏見的討論，都不應排斥這一視野。這是筆者撰寫此文的基本出發點。

　　一、階級與制度視野中的公共產品

　　公共產品概念及其基本理論內容雖然導源于西方經濟學，但嚴格講在西方經濟學中公共產品理論并不處于主流地位。西方經濟學的核心內容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闡述市場經濟如何配置資源；二是論證這種配置的有效性與合理性。而公共產品理論的立足基點是所謂市場失靈，既對市場經濟而言公共產品是不在場的。西方經濟學中對公共產品論證的主要目的在于說明政府對市場拾遺補缺的必要性。正因如此，西方經濟學中對公共產品的主要關注點在于所謂搭便車問題，這甚至也是實驗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之一。總之公共產品是作為市場經濟的例外或盲區而見諸于西方經濟理論中的。然而盡管公共產品理論并非西方經濟學的主流或核心內容，但是這一理論與其它西方經濟理論內容具有一個共同特征或者說是缺陷，既它的超歷史性。這種超歷史性集中體現在完全回避或無視階級和制度視野下的理論構建和理論審視。

　　為了便于闡明這一問題，有必要對西方經濟學關于公共產品概念的內涵與外延做一些梳理。眾所周知，公共產品的定義在各種西方經濟學教科書中較為一致，既所謂的非排他性與非競爭性（也有譯為非競用性的）。由于公共產品也可定義為集體消費物品和服務，因此其定義有時又被表述為凡是消費者無法在消費某種物品和服務時識別個人得到的具體收益的部分，這種物品和服務就屬公共物品。由此又推論出所謂準集體消費物品（或準公共物品），既消費該物品時消費者滿意程度可識別，同時又可導致其他社會成員滿意程度的改變。公共產品的這種定義事實上使公共產品的外延邊界相對模糊。按嚴格的定義歸屬（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國防、治安防范等屬于較為典型的純公共產品。教育則很難符合嚴格的公共產品定義，但這種產品或服務的外在效應又可使之歸屬于準公共產品。事實上在西方經濟學中一些似乎不合乎定義的產品，有時也會被推論為公共產品。比如政府的消除貧困計劃就是如此。理論上先假定每個人都喜歡生活于無貧困的社會中，而無貧困是一種私人無法提供的產品，因此由政府向富人征稅來提高窮人的福利可使每個人的狀況變好，因為富人可以在一個較少貧困的社會中生活，他們的境況也由此變好了（當然這種滿意程度的提高要大于征稅的負效應）。總之在西方經濟學中公共產品的外延是較為寬泛的。盡管如此，被歸屬的公共產品也有一些共同的前提和特點，一是為社會所需；二是市場無法有效提供；三是政府提供公共產品依據標準的雙重化——既有效率標準，又有道德標準。將消除貧困視同公共產品由政府提供就是如此，富人和窮人的境況都變好顯然是從效率講的帕累托改進，假定人人都喜歡無貧困社會則是價值觀標準。

　　公共產品的內涵和外延在學理上似乎是自洽和周延的?？墒?strong style="max-width: 100%;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word-wrap: break-word !important">包括公共產品理論在內的整個西方經濟學的本質缺陷就在于用抽象的邏輯推演遮蔽現實經濟結構與經濟運行中的階級利益關系，并將私有財產制度作為具有永恒真理性的邏輯前提，從而無視私有制下的階級分野和對立。這種缺陷在公共產品理論中表現于諸多方面。

　　首先，公共產品的標準定義是所謂的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而國防在西方經濟學教科書中往往被視為符合此定義的典型公共產品。從抽象邏輯看此類產品具有典型的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用中國主流學者頗為流行的話語說，就是此類產品對所有的人給予“同等的保護”，人人都在受益范圍之內?？墒侨绻麑⑦@個問題回歸到現實層面，從此類產品的歷史和現實功用考察，可以發現此類公共產品的非排他性至少是不完全的。就國防而言，西方國家現代國防的概念，體制和主體的產生與發展與西方現代民族國家的確立相系之。而西方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與確立事實上又是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產物。資本主義的發展不但確立了現代西方的民族國家，而且開啟了現代民族國家的戰爭。所以列寧認為“18世紀和19世紀的民族戰爭標志著資本主義的開始”[1]因此在西方國家，國防是與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相聯系的，是由資本主義體制的主體——資產階級所主導的。資本主義經濟的本質追求不是使用價值，而是以追求價值或準確地說追求剩余價值為目的的經濟形態，這種追求的無限性決定了承載此類經濟形態的西方國家具有內在的擴張動力。這種動力使現代西方國家所謂的國防安全邊界與國家法定自然邊界不是處于重合狀態，而是遠遠超越自然邊界。這種意義上的國防并不是非排他性的。在此，資本的擴張空間被解釋為國防安全空間，資本的利益被解釋為非排他性的國家安全利益。然而歷史事實表明，從開啟于18和19世紀的西方民族國家的戰爭直到現今的伊拉克戰爭雖然大多是以國防安全為名，使用國防力量進行的戰爭，但其服務的對象很難說具有非排他性。以反恐為名的伊拉克戰爭似乎具有典型的非排他性，可是前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卸任后一語道破天機：伊拉克戰爭是為了石油。顯然這種所謂的“國防”行動具有排他性——不能依此獲得石油利益者被排除。它是為特定利益服務的。

　　事實上在西方國家，作為國防基本主體的常備軍始終具有對內對外兩種職能。其對內職能表面上似乎是維持社會基本秩序，為全體社會成員服務，因而具有非排他性。然而這一點勁不起歷史檢驗。常備軍的對內職能實質上具有明顯的階級內涵。巴黎公社就是法國國防力量的主體——常備軍鎮壓下去的，而且頗為反諷的是，這些常備軍居然是普法戰爭后俾斯麥為鎮壓巴黎公社特意釋放的10萬法軍戰俘。由此可見，階級的分野和斗爭甚至是超越民族的，階級的排他性有時遠大于所謂國防的非排他性。上世紀60年代在對法國五月風暴和美國反戰運動的鎮壓中，國防常備軍或準軍事組織都是中堅力量，這也是不爭的歷史事實。顯然西方經濟學將國防指稱為具有完全排他性的公共產品，有著明顯的遮蔽階級視野的功能。而以階級分析見長的馬克思主義則對此有著符合歷史邏輯的揭示，列寧就指出：“在世界各國任何一個地方，常備軍的作用與其說是反對外部敵人，不如說是反對內部敵人。常備軍到處都成了反動勢力的武器，成了在反對勞動斗爭中資本的仆役，成了摧殘人民自由的劊子手。”[2]

　　其次，公共產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定義，實際是假定公共產品使全體社會成員均等受益（實際上public goods譯為共用品更符合定義的內涵）。然而在存在階級分化的社會中，某些所謂的公共產品會給不同的階級和階層帶來不同的有時甚至是差異巨大的損益分布。譬如犯罪防范（在西方國家一般分為治安，法院和管教三部分）一般被認為是典型的公共產品，從抽象的定義判斷似乎是對全體社會成員的同等保護，全體社會成員具有相同的損益分布。可是一旦將階級分化這一社會現實引入分析框架，損益分布是有巨大差異的。僅就財產保護這一犯罪防范的主要內容而言，窮人財產甚少，有些近乎于零（如無家可歸者），而富者甚至富可敵國。那么財產保護這一公共產品對窮人和富人產生的邊際收益顯然有著天壤之別。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話語來表述就是，財產保護這種所謂的公共產品也存在一個實質上“為什么人服務”的問題。再就犯罪懲戒而言，有沒有足夠的經濟資源獲得足夠的法律幫助主要是由貧富程度決定的，因而體現在懲戒對象和懲戒程度上的富人與窮人的損益分布顯然也會有巨大差異。此外，由于窮人犯罪的機會成本遠小于富人，因而成為犯罪懲罰對象的幾率也遠大于富人。這也會使犯罪防范這一所謂的公共產品對窮人和富人產生不同的損益分布。此論并非純邏輯推斷，也有現實佐證：美國農業部2007年11月4日發布報告認為2006年美國最少有3550萬人挨餓。[3]顯然食不果腹的人從財產保護這一所謂的公共產品獲取的收益遠不能與富豪相提并論。在犯罪懲罰方面，美國黑人被囚的比率是白人的7倍。與白人相比，黑人犯非法販賣毒品罪，即使犯罪情況相同，仍將會比白人大十倍的可能被關進監獄。[4]這種現象除了與種族歧視有關外，也與白人和黑人收入分布差異高度相關，既與貧富分化相關。

　　由政府提供的國民教育在西方經濟學中一般被視為準公共產品或公益品。教育通常被看作是提高勞動者素質，改善窮人境況，追求所謂起點公平的重要手段。因此從邏輯上講教育是最有利于弱勢群體的公共產品，窮人應是最大受益者。然而教育是具有巨大外部經濟性的公共產品，而且這種外部經濟性也并非均勻分布。窮人通過接受教育提高自身素質，自然會為提高自身收入增加機會，使自身受益。但窮人自身素質提高的外部經濟性卻會使資產者階層收益提高的幅度更大。因此國民教育這一公共產品對窮人和富人造成的損益分布也是不同的。二戰之后，西方國家的經濟有了相當大的增長。按照所謂經濟增長理論和模型，技術進步與人力資本投入是促進增長的重要因素。而兩者都與教育高度相關。因此二戰后教育水平的提高對經濟增長確有推動作用，也確實提高了勞動者的收入。但是勞動者收入提高的幅度遠小于資產者提高的幅度。如1955年到1970年為日本經濟起飛時期，由教育水平提高導致的高素質勞動者的投入功莫大焉?？蓜趧诱邔嶋H工資在這一時期只增長了1.2倍，而企業利潤增加了18.5倍。在同一時期的美國也是如此，每小時工人實際所得此時期增加了31%，而同一時期每小時勞動生產率指數提高了94.3%。[5]美國洛克非勒財團的資產增加了438%。摩根財團增加了362%。加利福尼亞財團增加了493%。第一花旗銀行財團的資產增加了870%?？死蛱m財團增加了100%。[6]顯然資產的高增長與此一時期超額勞動生產率（勞動生產率提高指數與工人實際所得增長指數的差額）是相關的。而按人力資本理論，教育是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主要因素。那么教育這一所謂的準公共產品在階級視野中所顯示的損益分布對哪個階級更有利是顯而易見的。

　　再次，雖然并不是所有的公共產品都可做階級分析或階級觀察。但公共產品的提供主體——國家則是有階級性的，是可以做階級觀察的。這一點也顯然與西方理論不一致，按西方的理論邏輯，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的產品之所以要由國家提供，或是將國家作為首選的提供主體，就是因為國家是超脫于私人利益之上的，是社會共同利益的代表，或者說是社會共同體。但在社會分化為不同階級的現實面前，國家的超脫性事實上是虛擬的。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是“虛幻的共同體”，是統治階級將自身利益提升為社會利益的幻象。這一幻象投射到所謂公共產品上則推論出超出階級視野的非排他性。事實上面對社會客觀現實，西方政治學理論也并非完全無動于衷。利益集團影響政府行為，將集團利益與國家捆綁也是西方學者不得不承認的政治經濟現象。既然如此,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的超脫性和非排他性至少是不完全的。同時還應指出，不僅國家的超脫性似乎詮釋了公共產品的超脫性，反過來由國家提供的公共產品的超脫性又似乎詮釋了國家的超脫性。這樣一來，公共產品及其提供主體——國家相互遮避了階級性。前者成為社會共同利益的載體，后者則成為社會共同利益的代表。由此在西方學術視野中，私人領域由于自由市場而和諧，公共領域由于國家提供公共產品而補缺，“萬物皆備于我”。私產制度之優越性和永存性似乎得到證明，然而此類無視現實階級分立的理論是否合于歷史邏輯的演進則是另一回事了。

　　當然，在階級分化的社會中并非完全不存在社會共同利益，公共產品并非完全不具有社會利益載體的功能，國家也并非完全不是社會共同利益的代表。問題的核心在于西方理論對公共產品及其提供主體——國家的超歷史詮釋（這也是西方經濟理論的基本特點）遮蔽了其固有的階級分野，似乎所有的公共產品完全是基于共同利益而存在，國家完全是基于社會共同利益而提供公共產品。強勢階級的利益取得了共同利益的表象，其強勢地位的合法性也由此得到認定。這種從階級視野出發的推論，按國內目前主流學者的理論框架衡量是不入流的。他們認為實證分析不能從道德動機出發，實證分析不能做道德評判?？墒钦麄€西方經濟學的邏輯起點恰恰是從“人是自私的”這一道德動機出發的?？疾旃伯a品時完全拋開以利益分野為基礎的階級分析視野，就很難全面概括和認識公共產品的本質。而這一點也正是目前公共產品理論討論中最欠缺的。

　　二、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公共產品問題的一點看法

　　在西方經濟學中，公共產品是市場運行機制理論的一個邏輯延伸，它導源于市場機制失靈，公共產品在理論上是處于市場經濟的場域之外。因此標準的西方經濟學教科書對此涉及的并不多，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前的一些教科書甚至根本不涉及或很少涉及。從西方國家市場經濟演化的實踐看，相當一部分所謂的公共產品也確實處于市場經濟的場域之外，如作為國家機器的國防和犯罪防范（雇傭軍和私人保安不是公共產品）就是如此。它們的主要功能并不是為市場經濟拾遺補缺，而是為既定的階級利益結構保駕護航。而另一些公共產品或準公共產品（如消除貧困計劃和教育等）事實處于市場經濟場域的邊緣區，它們往往與市場經濟的部分場域重疊，市場機制對此類產品的提供和配置是有影響的，或是可以發揮部分調節作用的。總之，在西方經濟學中公共產品實際是一個邊緣性的議題，它與市場經濟相關，但又不屬于市場經濟的本體性問題。明確這一點對探討中國目前的公共產品問題尤為重要。

　　中國目前公共產品問題凸顯，并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邏輯延伸的結果，既它不是從市場失靈理論中推導出來的，而是現實民生問題的壓力所致。民生問題壓力的出現及不斷加大，則導源于制度變遷和變遷力度的不斷加大。因此必須將公共產品問題的探討置于制度變遷的大背景之下。然而制度變遷的大背景同時又順理成章地成為研究公共產品問題的理論約束。中國制度變遷的基本內涵是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為市場經濟體制，并且這種變遷已經獲得了理論的合法性，取得了理論上的主流地位。研究現實問題必須運用具有合法性的理論框架和分析工具，是理論界普遍認同的規則。公共產品問題也是如此，伴隨著中國的制度變遷，居主流地位并且取得合法性的理論是市場經濟理論。因此對公共產品問題的研究似乎只能運用這一理論框架和分析工具。這確有一定程度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但與此同時，現實市場體制和市場經濟理論也對公共產品的研究形成了理論約束或束縛，由此也就形成了兩方面的問題。

　　首先，在理論上公共產品問題本身就不是市場經濟的本體性問題，在實踐中它是處于市場機制的失靈區或者邊緣區。然而市場經濟理論往往又成為基本的分析工具和操作依據。在實踐中運用市場機制也往往成為基本思路。如將教育和醫療這樣的準公共產品推向市場，甚至公共安全這樣標準的公共產品在有些地區或領域也有市場化的現象和趨勢（如執法部門的濫罰款等）。這種現象凸顯了一個問題：理論的功能應當是為實踐提供指導，而實際上卻成了束縛。理論視野被局限在市場經濟理論之中，市場經濟理論被賦予了它力所不及的負擔——為一個非本體性問題提供答案和解決方案。基于市場經濟的成本收益分析常常為公共產品的理論設計和研討所采用，而事實上,公共產品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市場之外的社會成本與社會收益的對決。用市場經濟理論的思路尋求解套方案，不但文不對題，而且往往使社會成本進一步加大，社會損益分布愈加不利于大量弱勢階層，從而容易釀成嚴重的社會問題。

　　其次，市場經濟理論對公共產品議題的束縛還表現在它在一定程度屏蔽了中國市場經濟體制應有的也是法定的制度性約束——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當然這在目前主流經濟學中是有理論依據的，既現代經濟學（實際就是指西方經濟學）屬實證科學，與政治意識形態無涉，社會主義屬于政治意識形態，所以必須將其置于場外。以研究利益配置（資源配置本質上就是利益配置）為核心的所謂現代經濟學是否真與意識形態無涉，主流學者也是心知肚明，因此對“無涉論”不必過于認真。而真正的問題在于：公共產品處于市場經濟的場域之外，處于所謂市場失靈區。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社會學問題，在社會實際運行中，它又是很重要的政治性議題。政治性議題的設定和操控必然受政治意識形態的導向，而政治意識形態無非是基于利益安排的價值認同。顯然公共產品問題與政治意識形態是脫不了干系的。

　　政治意識形態在社會形態范疇是以社會制度的身份在場的，公共產品問題與政治意識形態的聯系也以它與社會制度的聯系表征出來，或者更準確地說以對公共產品的制度性約束表現出來。這首先表現在典型公共產品——國防，治安和司法等強制性力量對制度的依賴性和對制度的維護性上。此類公共產品的本質特性在于它的服務對象和服務領域是有選擇性的。而這種選擇性則是由基本制度決定的。例如當社會中事實上分為占有生產資料與不占有生產資料兩大社會集團，并且此種配置結構具有合法性時，國家強制力量這種所謂的公共產品在生產資料產權保護排序中，其非排他性對生產資料非占有者并無意義，其選擇排序必然將生產資料占有集團放在首位。此外，公共產品的制度性約束還表現在社會基本制度直接決定或影響著公共產品提供主體提供公共產品的動機，和提供意愿的強度。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中公共產品問題的提出并非出于慈悲為懷的理念，而是出于維護制度穩定之需。國家作為提供公共產品的合格主體，它首先是基本制度的政治代表和維護者。因此起碼在邏輯上不能排除提供公共產品的動機首先是維護制度的需要（當然歷史實踐也始終證實這一邏輯）。同時提供公共產品意愿的強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維護制度穩定運行的最低需要，這在公益性公共產品的提供上尤其如此。例如對教育和消除貧困計劃的支付力度并不真正取決于受益者的實際需要程度，而是取決于維護基本制度穩定運行的最低需要和資本集團對人力資本的合意需要。近些年來，西方國家削弱此類公共產品的提供力度，主流的解釋是為了提高效率。事實并非完全如此，隨著社會主義制度的全球性瓦解，在公益性公共產品提供上頗有競爭力的社會主義模式不復存在，由此導致維護資本主義基本制度穩定運行的成本大幅度降低，公共產品提供者提供公益性產品的意愿也隨之大大降低。故而以提高效率為名大幅削減此類公共產品。

　　總之，公共產品問題與政治意識形態客觀上存在關聯。并且這種關聯主要表現為提供公共產品的目的，意愿和強度具有制度約束。因此在中國憲法設定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背景下考察公共產品問題，就必須考慮這種制度約束?？梢詫⒐伯a品置于市場經濟的場域之外，但是不能將其置于制度約束之外。只要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就必須秉持這種價值認同來思考公共產品問題。這種價值認同決定了在公共產品提供目的的設定上，提供意愿和提供強度等方面應有與資本主義制度完全不同的價值標準。例如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政府扶貧計劃（西方經濟學有時也將其推論為公共產品）的根本目的不應是維護社會穩定，而應是出于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價值標準和目標。這種標準和目標應是決定政府扶貧意愿，強度和范圍的根本因素。對此也不應單純做慈善和人道主義的闡釋，社會主義雖然與人道主義不矛盾，但社會主義并非道德選擇的結果。同時社會主義的價值認同也決定了在公共產品的設立標準和范圍問題上，不能完全秉承西方經濟學的市場失靈論。市場經濟的基本特性是趨利性，這是市場失靈論的基本前提，因為市場失靈的標準就是無效率，實際就是不能獲利。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性規定決定了并非所有產品和服務的提供都以趨利性為動力。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認同是人不是物。因此在生產力水平允許的范圍內，對維持人的生存尊嚴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方面所必須的產品和服務都應設定為公共產品，而不應以市場失靈為設定標準。例如教育和醫療保健從所謂市場效率標準衡量，應處于市場有效區域之中，并非公共產品。按西方經濟學標準,它們也至少不是純公共產品。但市場經濟的本性是“嫌貧愛富”的，此類關系人之生存尊嚴和發展的產品和服務，如由市場提供，雖有所謂市場效率，但卻與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追求相違背。改革進程中在此類領域的一些不成功的實踐，實際上不是思路問題，而是價值觀認同問題。

　　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觀中，市場經濟作為歷史范疇在人類史前史結束之后就將不復存在。表現階級對立的市場排他性隨著階級的消亡轉化為所有產品的非排他性，公共產品將不再以市場經濟域外之物的身份出現，它將成為一切產品的普遍形式，公共產品的本質意義得以回歸。當然這種設想已被主流思想界判定為空想，但是即使這是空想，也是人類永遠值得幻想的空想，它真正體現了對所有人的包容。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一種社會追求或現實構建雖然與科學社會主義的理想模式相距甚遠，但只要聲稱它與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理念和原則存在關聯，就不應使市場經濟完全遮蔽社會主義的價值追求。在公共產品問題上就應當構建體現這種價值追求的理論概念和思路。在實踐中，就要破除市場失靈論劃定的狹窄區域，最終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特有的公共產品理論和公共產品配置體系。

       注 釋：

[1]樊亢《資本主義興衰史》北京出版社1984年第208頁

[2]《列寧文集》第二冊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94頁

[3]國務院新聞辦《2007年美國的人權記錄》光明日報2008、3、14第10版

[4]同上

[5]樊亢《資本主義興衰史》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320頁

[6]錢俊瑞《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縱橫談》世界知識出版社1983年第129頁

　?。?span style="max-width: 100%;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word-wrap: break-word !important">作者單位：北京信息科技大學人文學院；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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