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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冀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德優勢在社會主義，不在市場經濟

點擊：作者：石冀平來源：昆侖策網發布時間:2016-10-14 09:4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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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傳統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在各個層面有著巨大的差異，因此應當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特有的基本經濟規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虛擬經濟只有有限的相容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德優勢在于社會主義，而不在于市場經濟。

　　一、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經濟規律

　　眾所周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創立者并沒有明確提出和表述社會基本經濟規律的概念。基本經濟規律的正式緣起應當是上世紀五十年代蘇聯政治經濟學界的討論。當時與會者雖然不否認基本經濟規律的存在，但對什么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意見并不一致。斯大林對這次討論發表的意見中首次明確肯定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存在，同時提出了資本主義基本經濟規律是剩余價值規律，并且表述了現代資本主義基本經濟規律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特點和要求。其后在傳統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表述基本是以斯大林的表述為框架。這一點長期以來并無爭議。然而隨著社會主義歷史路徑的巨大變遷，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由于斯大林首創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模式，而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又是對這種模式的近乎徹底的否定，從而在理論界產生了一種扭曲的學術偏好。即凡是斯大林說過的我們就不說，凡是斯大林理論觀點與中國市場經濟路向不一致的就徹底否定（即所謂對斯大林模式的徹底否定）。由此“兩個凡是”的學術偏好不但使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傳統表述邊緣化了，而且也完全屏蔽了在學術上探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經濟規律的可能性。

　　以上這種狀況會帶來兩個問題，首先是在理論層面主動放棄了一種有價值的理論資源和遺產。斯大林開創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模式，這種模式曾經使蘇聯成為無可置疑的社會主義工業強國。斯大林對這一歷史實踐的理論總結，顯然是值得重視和總結的理論遺產。回避甚而完全拋棄這一理論遺產，將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史上造成重大缺失。當然，具有上述學術偏好的學者一般不承認斯大林開創的模式是社會主義模式。然而持有此觀點的人實際忽略了一個邏輯矛盾，因為此類學者一般都宣稱社會主義不應當有統一的或標準的模式，但同時又不承認斯大林模式是社會主義模式。那么這個結論實際暗含這樣一個邏輯前提，即社會主義是有標準模式的。否則又如何判定斯大林模式不是社會主義模式？偏見比無知距離真理更遠，而在學術界，扭曲的學術偏好甚至可以不講基本的理論邏輯，這種現象目前在學術界并不鮮見。

　　第二個方面的問題則是實踐方面的問題，即斯大林關于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理論遺產可以回避，但只要中國的市場經濟改革還以社會主義為方向，基本經濟規律問題就是避不開的。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已經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經濟規律問題提了出來，這種實踐使所有制結構和經濟機制發生了根本性變遷，因此依托于此的經濟的基本運行規律事實上不可能不發生變化。可是目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構建和關注重點主要集中于所有制結構和性質，經濟運行機制和運行態勢上。基本上忽略了基本經濟規律的探討。而這種忽略必然會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產生不利影響，“摸著石頭過河”并不意味著放棄對規律尤其是基本規律的探索。目前市場經濟的框架已經近于完成，市場已經基本上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不同于計劃經濟模式下的基本經濟規律正在開始發生作用。而理論上對這一規律的認識基本上還是空白。這個盲區至少會大大削弱在實踐中把握和駕馭市場經濟的能力。從而不利于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因此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經濟規律是完全必要的。

　　當然由于基本經濟規律是斯大林率先明確闡明的，那么在目前廣泛存在上述扭曲的學術偏好背景下，基本經濟規律的存在都有可能被視為偽命題。所以為了肯定討論這一問題的理論合理性，首先有必要對此問題給予合理的學術定位。

　　斯大林對基本經濟規律的定義模式是以對資本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定義模式體現的。他認為：

　　“資本主義基本經濟規律是這樣一種規律，它不是決定資本主義生產發展的某一個別方面或某些個別過程，而是決定資本主義生產發展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一切主要過程，因而是決定資本主義生產的實質、決定資本主義生產的本質。”[1]

　　從這一表述來看，斯大林認為基本經濟規律的特點在于它決定一定社會形態下生產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過程，并且因而決定了這種生產的實質和本質。對于這個理論判斷，斯大林在該文中曾給予例證。同時在其后的傳統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也有所論證。但是缺乏對這一理論判斷的完善的理論與實證性證明。因此就存在對這一論斷如何給予學術定位的問題。

　　筆者認為斯大林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都存在他所定義的基本經濟規律，在學術上最起碼可以看作是一個合理的理論假設。他所指出的基本經濟規律的構成模式（生產目的與手段）是客觀現實，對這一模式的作用的理論判斷也有經濟運行實踐的支撐。因此基本經濟規律概念作為一種學術存在具有合理性，它并不是一個偽命題。

　　在上述前提下，就可以回歸到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基本經濟規律問題上。

　　斯大林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概念的表述是：

　　“用在高度技術基礎上使社會主義生產不斷增長和不斷完善的辦法，來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2]

　　顯然可以將這個概念構成模式概括為“目的與手段”模式。這種構成模式雖然在傳統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長期采用，但始終缺乏對這一構成模式本身的分析。主要原因可能是因為這種“目的與手段”的模式在邏輯上是自洽的，也與人們的感性認識相吻合。

　　但從理論的完備性和實踐需要看，對這一構成模式還有進行學術探尋的空間和必要。

　　這一構成模式的最大特點是滿足目的手段的單一性，即僅僅將滿足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的手段訴諸于生產力。斯大林實際是將公有制的生產關系作為一個既定不變的前提。因此“目的與手段”模式實際是循著這樣一個邏輯推演出來的：公有制生產關系的確立已經為生產力的發展解除了束縛，為它的發展開辟了廣闊的空間，從此生產力的發展就是擔當滿足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的任務。

　　這種邏輯實際上將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聯系在公有制建立后的邏輯點上割斷了，這種斷裂助長了理論上的線性思維，在實踐上也導致了值得反思的歷史遺產。

　　理論上的線性思維主要表現在兩點。

　　其一是將生產力的發展視為決定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能否滿足的唯一因素。由于社會主義社會本質上是人民當家作主，因此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又可解讀為人民經常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所以生產力的發展也就是決定人民經常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能否滿足的唯一因素。

　　其二，生產力問題被視為是一個純技術性、純管理性操作問題。這種線性思維忽視了兩個重要的理論維度。

　　首先，人民物質文化需要的滿足既取決于生產力的發展或以生產力為基礎，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社會經濟關系的結構，這種結構決定著生產成果的社會配置格局，影響人民物質文化需要的滿足程度。

　　其次，生產力發展并非完全是純技術性、純管理性操作問題，同時也取決于經濟關系是否與其發展要求相匹配。通過對經濟關系的合意調整可以保護和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既是理論共識，又為歷史實踐所證實。

　　以上兩個理論維度的缺失，在實踐上導致了值得反思的歷史遺產。蘇聯時期發展生產力可謂不遺余力，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一直是將生產力發展當作純技術，純管理的操作性問題看待，從未在生產關系的調整上做文章（經濟權限的收放屬管理性操作）。當技術性與管理性操作空間日益狹小，生產關系不適應生產力發展日漸明顯時，又以放棄公有制生產關系為選項，使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作用歸零。

　　在此有一個問題值得思考，斯大林在闡述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時是用生產力對應生產目的，但斯大林在闡述現代資本主義基本經濟規律時卻是用生產關系對應生產目的。他對此作了如下表述：

　　“用剝削本國大多數居民并使他們破產和貧困的辦法，用奴役和不斷掠奪其他國家人民，特別是落后國家人民的辦法，以及用旨在保證最高利潤的戰爭和國民經濟軍事化的辦法，來保證最大限度的資本主義利潤。”[3]

　　顯然這是指用剝削關系來滿足資本主義生產目的。斯大林這種用生產關系對應生產目的理論邏輯沒有延續到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闡述上，可能是基于社會主義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有著本質區別這一理論認識。這種認識本身并無錯誤，但忽略了生產關系與生產目的客觀聯系的存在是不依主義為轉移的。這一點在探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基本經濟規律時是要特別注意的。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構建的基本制度背景是多元化的所有制結構，資源配置的基礎手段是市場機制。在這一約束條件下，沿用“目的與手段”模式探尋基本經濟規律，就必須承認這種體制下的生產目的不能簡單直接地表述為“滿足整個社會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

　　市場經濟中市場主體的生產目的首先是利潤，雖然市場主體提供的產品與服務也要滿足市場需要，但是這種滿足只是獲取利潤的手段，不是目的，而且市場需要并不等同于社會需要。

　　同時要特別指出，由于公有制企業已蛻變為獨立的市場主體，因此公有制經濟成分的生產目的也不能簡單直接地表述為“滿足整個社會的物質文化需要”。

　　手段的選擇依目的為轉移，生產目的遷移必然導致手段的變化。可是傳統的線性思維仍有強烈的影響，雖然目前在權威層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已經避開基本經濟規律的概念，也不再談社會主義生產目的。但是在觸及解決物質文化需要方面的問題時，仍然僅是訴諸于生產力的發展。這顯然是起之于斯大林的傳統理論邏輯的延伸。

　　這種邏輯的缺陷已如前述：忽略了生產力只為滿足需要提供物質基礎，而整個社會物質文化需要的具體實現和實現程度的高低還要取決于基本經濟關系，尤其是所有制關系的結構。

　　即使退一步說，理論上仍然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生產目的定位于滿足整個社會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但是市場運行的必然結果是利益主體的多元化，利益分配的兩極化。基于完全公有制和高度計劃體制的“整個社會”這一概念也有進一步細化的必要，否則“整個社會”的理論概念很難概括市場經濟的社會現實。

　　總之如果按“目的與手段”模式闡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就要承認目的和手段都要重新定位。

　　首先就生產目的而言，由于所有制主體的多元化，生產目的必然是多元化的。傳統的對生產目的單一化的表述顯然無法與現實對接。就現實而言，可以認為個體經濟的生產目的是滿足自身需要，私營經濟的生產目的是利潤最大化，而公有制經濟在市場經濟中的角色決定了生產目的的特殊性。

　　公有制經濟作為市場主體要追求利潤最大化，而其在國民經濟中的特殊身份又決定了它并非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追求利潤最大化，有時要保證社會利益最大化。同時由于在理論和法理上，公有制經濟的利潤應歸全社會所有，為滿足社會需要所用，因此可以將公有制經濟的生產目的定位于以追求利潤為手段滿足全社會的物質文化需要。

　　主體多元化的現實雖然導致了不可能如傳統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那樣，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生產目的給予一體化單一化的定位和表述。但是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可以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確立一個居于主體地位的生產目的。

　　這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生產目的可以做如下表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生產目的的主體部分是以追求利潤為手段滿足整個社會尤其是廣大勞動群眾的物質文化需要，非主體部分則是利潤最大化與滿足個體需要。

　　顯然這種理論表述得以成立的基本前提是在法理上和現實中真正堅持和體現公有制的主體地位。

　　在此有必要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利潤追求稍加討論。中國市場化的改革不僅是基于現實要求，也基于一系列反思性的理論判斷。其中一個重要的理論判斷是：社會主義經濟主體追求利潤不是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可以理直氣壯地追求利潤。對這一理論判斷的評價，從根本上要取決于對中國改革取向的定位。目前居于主流的說法是：中國是市場化取向的改革。這不但不準確，而且是誤導。正確的并且是符合執政黨改革初衷的定位應當是：中國的改革是堅持社會主義取向的市場化改革。任何改革都有社會價值取向，市場化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下的體制和政策選擇，并不是中國改革的根本的社會價值取向。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市場化呈全球化之勢，而中國特色市場化的典型意義就在于它堅持社會主義的價值取向。如果這一點尚能成立，那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追求利潤就只具有相對的真理性。在市場經濟中，社會經濟剩余主要表現為利潤，這一點并無“主義”之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對此的區別在于社會經濟剩余的主體部分為誰所享，滿足大多數人還是滿足極少數人的需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追求利潤的真理性在于，至少這種經濟剩余的主體部分要用以滿足全社會尤其是廣大勞動群眾的物質文化需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歷史合理性也主要由此來詮釋。

　　手段由目的決定，根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生產目的的定位，達成目的的手段應當是：在推動生產力不斷發展的基礎上，依托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建立有利于廣大勞動群眾，同時兼顧其他社會階層的分配關系和分配體系。

　　這里之所以將分配關系因素納入手段范疇，一是因為生產力發展只是達成目的的物質基礎，目的的實現還要取決于分配關系。二是基于所有制結構及由之決定的分配關系多元化的現實。分配關系受制于所有制關系，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分配關系作為滿足生產目的手段的有效性，最終取決于公有制是否占主體地位。

　　由于市場具有內在的分化機制，一旦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不復存在，或名存實亡，執政主體調整分配關系的政策選擇空間就會極其有限，因為分配關系并不是由公共政策主導的。這類政策選擇不可能提升到滿足人民尤其是廣大勞動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的層面，最終可能會歸于維持社會穩定的層面。這顯然不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初衷。

　　多年來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構建過程合理性的解釋是循于這樣的邏輯：將發展生產力是硬道理等同于發展生產力是目的，而發展生產力的手段是所有制關系的變革，凡是被認為能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所有制關系就具有合法性和歷史合理性。這一邏輯的問題在于，對宣稱具有社會主義價值取向的市場經濟體制而言，發展生產力并不是最終目的，而只是滿足人民尤其是廣大勞動群眾物質文化需要的手段。如果這一點成立，那么用變革所有制關系作為發展生產力的手段時就應考慮，所有制關系即影響生產力發展又制約相應的分配關系。在一定的所有制關系下，生產力發展與分配關系有可能是錯配的。例如私有制關系下的市場經濟在一定歷史階段是能夠促進生產力發展的，但同時必然伴隨分化型的分配關系。而上述改革邏輯恰恰忽視這一錯配關系，不但錯把手段當目的，而且不知道或不想知道，如果放棄公有制主體地位，即使能夠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所有制變革也不一定是帕累托改進，甚至可能導致嚴重的分配失衡。長此以往，不要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生產目的會發生扭曲，社會的和諧穩定都將成為問題，這必然反過來拖累生產力的發展。

　　因此為了貫徹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這一基本約束條件。在這一條件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經濟規律才應當和可能是：在推動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依托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建立有利于廣大勞動群眾同時兼顧其他社會階層利益的分配關系和分配體系，以滿足廣大勞動群眾和其他社會階層的物質文化需要。

　　二、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虛擬經濟只有有限的相容性

　　自中共十六大指出要正確處理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關系后，理論界一些人將其推解為要大力發展虛擬經濟。認為這為資本市場的發展掃清了理論障礙，消除了對資本市場的偏見。而要大力發展虛擬經濟的依據則是認為虛擬經濟是國際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如發達國家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為5比1，而中國則是1比1。[4]且不講正確處理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關系是否意味著要大力發展虛擬經濟，并且為資本市場發展掃清了理論障礙，僅就大力發展虛擬經濟的主張而言就有討論的必要，因為這種主張涉及虛擬經濟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相容性問題。尤其是在影響全球的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這一問題就更具現實性。

　　理論界對什么是虛擬經濟的認識并不一致，但起碼承認虛擬經濟是以虛擬資本（股票、債券、抵押證券、保單等）為主要載體，以贏利為根本目的（各種規避風險的經濟行為主要目的也是保證贏利或降低贏利損失的風險）的高風險的經濟活動。目前對這一經濟活動的解釋和分析基本是以西方經濟理論為框架。西方經濟理論擅長于管理層面的技術性分析，這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根本缺陷是失之膚淺。

　　以對這次（編注：指2008年）金融危機的分析為例，有所謂良好西方經濟學教育背景的主流學者給出的危機原因的解釋無非是：人性的貪婪，寅吃卯糧的消費習慣，監管缺失。開出的藥方則是一言以蔽之：加強監管。然而人性的貪婪和無度消費都可歸于人的自利性，監管缺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各種金融創新業務的推出，這些業務創設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避開監管獲利，這也可歸于人的自利性。也就是說按主流經濟學家的解釋，金融危機的原因就是人的自利性。可是人的自利性是主流學者信奉的西方經濟學的立論基礎，被認為是人的永恒本性而不可更改。按此邏輯金融危機就不可避免，并無解決之道，主流學者開出的加強監管的藥方又有何用？

　　事實也是如此，資本主義進入二十世紀后隨著虛擬資本活動能量的膨脹，尤其是三十年代大危機之后，以美國為典型代表的資本主義國家普遍建立了以防范風險為主旨的金融監管制度并不斷完善。這種制度的完善性在此次危機之前還被主流學者大力推崇，言下之意似乎應是中國金融制度改革的模板。可是虛擬資本的活動能量之大不但使西方的所謂完善的金融監管制度一再丟丑，也使上述解釋和藥方顯得蒼白膚淺。顯然西方經濟理論并不是解讀虛擬經濟的十分有效的工具。因此對解讀虛擬經濟而言，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至少是一種可供選擇的理論工具。尤其是在中國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背景下，運用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工具解讀虛擬經濟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相容性就更具特殊意義。

　　在馬克思所創立的經濟學體系中，各種資本形態的活動都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絕對規律——剩余價值規律為導向，虛擬資本的活動同樣如此。

　　就當時虛擬資本的主要載體股票與債券而言，其產生與運作是受剩余價值規律支配和導向的。剩余價值規律體現為資本逐利的無限性，這種無限性驅動資本規模不斷增大。資本增大的重要途徑則是資本集中。而資本集中的重要手段則是利用現代信用體系發行股票與債券。因此虛擬資本的肇始是基于由剩余價值規律決定的職能資本的無限逐利性。而虛擬資本一旦取得了自身獨立的形態，并形成自身獨立的活動空間（有價證券市場）后，它又承接了職能資本的逐利性。

　　資本的本性在于追逐最大利潤，手段是服從于目的的。虛擬資本市場的出現為虛擬資本持有人（人格化的資本）提供了一種可能——繞開職能資本的實體活動就可獲利。而這種可能性又被資本的無限逐利性通過所謂資本杠桿無限放大，從而形成一種幻象：似乎虛擬經濟具有無限的獲利空間，虛擬資本的運動可以完全脫離職能資本的運動，虛擬經濟是一個獨立的任由虛擬資本馳騁的經濟空間。

　　然而虛擬資本的運動不可能完全脫離職能資本的運動，虛擬經濟的擴展空間最終要受束于實體經濟空間的擴展。而職能資本的積累規模和實體經濟的擴展空間又受制于市場需求，按照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由于剩余價值規律和資本積累規律的作用，有效需求不足所導致的生產相對過剩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常態。依此而論，職能資本和實體經濟的擴展是受限的。這一推論是符合虛擬資本與職能資本，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實際聯系和演進路徑的。

　　眾所周知，虛擬經濟的膨脹是以貨幣擴張為動力源的，而貨幣擴張往往是為應對有效需求不足所導致的生產相對過剩危機，也就是所謂的實體經濟危機的。上世紀三十年代大危機最為典型。一次世界大戰后出現了大規模重建的高潮，這很快就造成生產增長超過市場需求的局面，從而引發1920年的嚴重衰退，為應對這種局面出現了以道威斯計劃為形式的國際貨幣擴張。美國提供的64億美元使歐洲各國得以清償戰爭賠款和債務，刺激了世界經濟的大幅上升。美國在出借款項的同時仍成為資本凈流入國。但到1926年美國生產率增長已超過實際工資增長，生產過剩已經顯現。國際商品價格下行壓力也開始加大。這時候各工業國又故伎重演，通過貨幣擴張來緩解壓力。貨幣擴張導致存貨市場投機，世界經濟困境進一步加劇。1926-1929年紐約交易所股價泡沫開始出現，美國又力圖通過高利率捅破這個泡沫。這使其它國家也提高利率以維持本幣價值，并因此進一步壓低了經濟需求水平，使世界生產過剩程度進一步加大。更多的資本開始逃入美國，使股票投機加劇。最終導致危機爆發。[5]

　　雖然三十年代大危機最初爆發點是虛擬經濟崩潰，而根源則是職能資本因生產過剩而循環不暢。為此就靠信貸擴張疏通通道。這猶如人的血管循環障礙往往要靠血管擴張劑，但這種擴張是有限度的，過度擴張會導致通道崩潰。信貸擴張本是為了應對實體經濟的生產過剩，而它導致的虛擬經濟的膨脹，又通過虛擬資本獲利無限性的幻象使虛擬經濟膨脹過度，最終的結果是金融崩解。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是虛擬經濟大膨脹的時代，在此時期出現了數次金融危機，其根源一如前轍。上世紀九十年代末生產過剩開始加劇，世界產量和投資增長開始下降，雇員報酬的從1995年的5.1%下降到1999年的4%。工業化國家又一次祭出信貸擴張的法寶，短期利率從1996年的4.3%降到1999年的3.4%。狹義貨幣增長從4.9%增加到8.2%。信貸擴張推動了以高技術股票為代表的投機熱。華爾街市盈率空前之高，兩倍于戰后的平均值。到2000年3月納斯達克高技術指數是戰后平均值的11倍多。其后果必然是泡沫破裂。2003年道瓊斯損失市值2/3以上，恒生指數和歐洲綜合指數幾乎下降一半，日經指數下降幾乎2/3，DAX幾乎損失了3/4。[6]顯然這次危機的根源還是生產過剩。

　　就目前的金融危機而言，主流學者認為這次危機是虛擬經濟危機，但會波及到實體經濟。其邏輯是金融危機是虛擬經濟的內生因素導致，與實體經濟無關。這顯然不符合主流學者也承認的基本事實。這次危機源于次貸危機，而次貸的實質就是給信用等級差的客戶提供信用。這實際反映的是住房有效需求不足導致的住房市場相對過剩。也就是說這次危機還是起之于實體經濟的供求失衡。是實體經濟的相對過剩導致虛擬經濟膨脹，按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邏輯就是職能資本循環出現障礙，為排除障礙采取信貸擴張，從而導致虛擬資本活動加劇（大量所謂金融創新工具的應用），最終形成危機。

　　事實上這次被主流學者廣為詬病的美國寅吃卯糧的消費方式，也非美國人固有的消費文化，而是資產階級廠商在上世紀二十年代為了應對美國常態化的生產過剩，創設了消費信貸制度（這種制度創設的基點就是當期支付能力不足，從而預支未來），人為培育出的消費文化。如果按主流學者的說法，這種消費文化也是危機的原因之一的話，那么根本原因還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導致的生產相對過剩。由于資本主義經濟的基本矛盾是由其基本制度決定的，那么結論只能是：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虛擬經濟危機不可避免。

　　虛擬經濟是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產物，虛擬經濟的發達程度也被看作是測度一國市場經濟成熟度的重要指癥。因此就中國而言，既然以建立和發展市場經濟為目標，那么虛擬經濟的產生和發展也是必然的。而且主流學者也確實將虛擬經濟的發展程度作為衡量中國市場經濟成熟度，及與西方金融制度接軌程度的重要標準。然而中國市場經濟中存在虛擬經濟是一回事，這種市場體制與虛擬經濟有多大的相容性是另一回事。只要堅持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取向，那么這種市場經濟所追求的根本目的就不應是也不可能是私人資本的利潤最大化。

　　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虛擬經濟的產生是資本逐利性的必然結果，它的無限膨脹同樣是以資本的逐利性為基本動因。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私人資本不應占主體，私人資本的逐利性也不應成為整個經濟運行的基本動因，其逐利性應當是受限的。因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虛擬經濟的相容性是有限的。通過層出不窮的所謂金融創新將大量資金引入虛擬經濟為私人資本牟利，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性不合。也與創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初衷有悖。那種依據西方國家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比例是5比1，中國是1比1來推斷中國應大力發展虛擬經濟的看法過于簡單。實際上西方國家5比1的比例是優點還是問題都有待討論（尤其是在金融危機爆發后），直接拿來做中國應大力發展虛擬經濟的依據是有失偏頗的。

　　當然如果我們如主流經濟學家主張的那樣，放棄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取向，使私人資本成為社會經濟的主體。那么虛擬經濟的無限膨脹就根本不是一個政策選擇問題，而是一個必然趨勢。這一過程的常態只能是：膨脹——破裂——再膨脹——再破裂，別無它途。

　　至于主流學者關于加強監管就可降低風險避免危機的言說，即使按他們信奉的西方經濟學的路數分析也可以得出相反的結論：前提是沒有不可以規避的監管（法之所以稱為“法網”就是因為網是有漏洞的），而且規避監管是理性人的必然選擇。規避監管是有成本的，監管越嚴越細，對理性人來講規避成本就越高。為了彌補這種高成本，尋求規避措施所要求的回報也就越高。而高回報在投機領域同時意味著高風險，所以我們已經看到并將還會看到的結果是，監管越嚴越細，潛在高風險轉化為現實風險時所產生的影響就越大。這是一個惡性循環：高風險要求嚴監管，嚴監管又進一步提高了風險度。那種認為加強監管就能降低風險度的邏輯忽略了資本的無限逐利性，或者說這種推論沒有將理性人的邏輯貫徹到底。

　　因此中國為避免虛擬經濟無限膨脹導致危機所能做的基本選擇只能是：堅持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取向，不使私人資本成為社會經濟的主體。在這一前提下，監管措施才是有源之水，有本之木。否則只能是舍本求末。

　　三、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德優勢在于“社會主義”

　　市場經濟不講道德本來是主流經濟學家的共識，可是只要有人對市場化過程中出現的問題進行一些負性表述，主流學者往往會祭出“反市場經濟”的大帽子，在主流學者看來，中國改革的方向是市場化，因此反市場經濟就是反改革，反改革當然就是大逆不道。主流學者的這個招數頗有奇效屢試不爽。

　　由此市場經濟似乎成為道德象征，手握市場經濟這竿大旗就等于占領了道德制高點。市場化中的任何問題都與市場經濟無關，而且是市場化不夠的結果。因此對市場經濟的任何負性之論都會被推到道德的被告席上。

　　本來對學術問題用政治道德標準做評判已屬失范，更離譜的是市場經濟這一概念在學術領域居然成了強勢的道德形象，只能頂禮膜拜，根本碰不得。這是很不正常的學術怪象，因此有必要討論。市場經濟在主流學者眼中之所以具有道德優勢，除了他們秉持的立場外，也與他們普遍認同和持有的理念和認識有關。

　　首先，作為理論概念的市場經濟被認為是對優化資源配置的真理性認識，因此追尋市場經濟就是追尋真理，認同市場經濟就是認同真理，道德優勢由此而立。

　　可是且不講市場經濟作為資源配置手段的有效性只具有相對的真理性，更根本的問題在于道德標準是善惡。而真理只是對客觀規律的正確認識，真理不具有價值取向，并無善惡之分。真理并不等于善，追求真理并不等于追求善，堅持真理也并不等于崇尚善。追求真理只是追求善的必要條件，堅持真理只是崇尚善的前提。所以追尋市場經濟并不等于追尋善，堅持市場經濟也并不等于崇尚善。這種追尋和堅持無論多么強烈和必要也和道德無關，當然更談不上有什么可以傲視異端的道德優勢。

　　其次，市場機制的核心是等價交換或曰平等交易。平等屬于善的范疇，是善之表現。崇尚市場經濟就是崇尚平等，崇尚平等就是崇尚善，因而市場經濟具有內在的道德優勢。

　　然而市場經濟的平等只在等價交換的范疇才是真實的。在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中雇傭者與被雇傭者的平等只是法律意義上的幻象。兩者之間在勞動力買賣上的平等交易，所帶來的社會結果是兩極分化。隨著市場經濟模式的全球化，這種平等交易的歷史結果是全球性的兩極化，這是西方經濟學者也不敢完全否認的現實。市場經濟的基本運行邏輯是表面的起點平等最后導致結果的不平等。面對這種邏輯，中國主流學者只能拾西方經濟學之牙慧提倡追求起點平等，從而將起點平等作為市場經濟道德優勢的支撐點。當然面對日益明顯的結果不平等，這也是他們的無奈之舉。可是市場經濟這種從表面的起點平等導致結果不平等的必然邏輯，是市場經濟的道德優勢，還是市場經濟的道德尷尬則是不言而喻的。

　　再次，在主流經濟學家的歷史視域中，市場經濟是人類永恒的終極的經濟模式。在人類的美好價值追求中“善”的東西才應具有永恒性和終極性。因此永恒性和終極性事物也往往被賦予了“善”的形象。“善”是永恒的終極的，那么永恒性和終極性也就代表了善。由此而及，市場經濟的永恒性和終極性也使市場經濟具有了道德優勢。對市場經濟的負性之論就是否定必然性，永恒性和終極性，就是否定“善”，就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非道德行為。

　　然而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視域中，市場經濟只是一個歷史范疇。市場經濟的歷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同時也是其歷史暫時性之所在，市場經濟內在的運行邏輯最終將導致其自身的終結。因此即使承認永恒性終極性的模式屬“善”之范疇，具有道德優勢，市場經濟也是不在場的。主流學者用永恒性終極性為市場經濟搭建的道德形象，禁不起歷史風云的變幻。這一點與一些資深主流學者的個人學術軌跡頗為相似，曾幾何時這些學者對市場經濟的歷史暫時性做過信誓旦旦的論證。一旦風云變幻就立刻改換門庭，通過鼓吹市場經濟的永恒性終極性重尋道德制高點，以良心學者的道德形象示人。這種所謂學術偏好的轉向也為后學者留下了一份進行道德思考的遺產。

　　最后，認為市場經濟是推動生產力發展的最佳模式，往往被主流學者看作市場經濟具有道德優勢的最佳證明，也是指斥異議者的最有力的武器。任何對市場經濟的負性之論都是反對發展生產力，這一邏輯足以將任何異議者置于道德被告席。以至于只能講市場經濟好，一點也不能講孬，成為真正具有中國特色的獨一無二的學術現象。

　　這里且不講市場經濟是否就是發展生產力最佳歷史模式，即使承認目前市場經濟是最佳模式，也不會使市場經濟有絲毫的道德優勢。在西方經濟學中研究生產力屬實證經濟學，而實證經濟學也是以拒斥價值判斷和道德標準為前提的。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視域中之所以訴諸于生產力的發展，并不是認為生產力本身是“善”，而是認為生產力發展是向“善”前行的必要條件。“善”的標準不是生產力本身，而是生產力發展成果享用的社會普惠性，這也是為什么馬克思要將“按需分配”作為人類至善的最高標準。因此由市場經濟是生產力發展的最佳模式導出市場經濟具有道德優勢，起碼是一種理論誤判。

　　在古典經濟學的翹楚——亞當·斯密的理論中雖然認同市場經濟的基本動力——個人逐利具有正當性，但值得注意的是他是將個人逐利的正當性建于它能增進社會利益的基礎上（這與目前主流學者鼓吹的個人逐利本身就具正當性是不同的）。同時他認為這種逐利性能使社會財富的分配達到平等的原則。雖然這一判斷與市場經濟的社會效應并不相符，但這種辯護從反面表明了他對市場經濟“惡”的一面的潛在擔憂。所以他要竭力證明市場經濟的最終結果是“善”，是“人道”。

　　對此恩格斯曾給予評價：

　　“亞當·斯密頌揚商業，說商業是人道的，這是對的。世界上本來就沒有絕對不道德的東西；商業對道德和人性也表示過應有的尊重。但是，是怎樣表示的啊！當中世紀的強權，即公開的攔路行劫變成了商業時，這種行動就變得人道些了；當商業上以禁止貨幣輸出為特征的第一階段轉變成重商主義學說時，商業也變得人道些了。現在連這種學說本身也變得人道些了。當然，商人為了自己的利益必須同廉價賣給他貨物的人們和高價買他的貨物的人們保持良好的關系。因此，一個民族要是惹起它的供應者和顧客的敵視，那它就實在太愚蠢了。它表現得愈友好，就對它愈有利。商業的人道就在于此，而這種為了達到不道德的目的而濫用道德的偽善手段就是貿易自由論所引以自豪的東西。偽君子叫道：難道我們沒有打倒壟斷的野蠻嗎？難道我們沒有把文明帶到窮鄉僻壤去嗎？難道我們沒有使各民族和睦起來并減少了戰爭嗎？不錯，這一切你們都做了，但是你們是怎樣做的呢！你們消滅了小的壟斷，為的是使一個巨大的根本的壟斷，即私有制能夠更自由地更漫無止境地發展起來；你們把文明帶到世界的各個角落去，為的是奪取新的天地來施展你們的卑鄙的貪欲；你們使各民族結為兄弟（但是是盜賊兄弟），你們減少了戰爭，為的是在和平時期發更大的橫財，為的是使個別人之間的仇恨和可恥的競爭達到極端尖銳的地步！你們在什么時候做事情是純粹從人道的動機出發，是從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之間不應存在對立這種意識出發的呢？你們什么時候講過道德，什么時候不在心底隱藏一些不道德的自私自利的邪念呢？”[7]

　　如果說在古典經濟學中斯密對市場經濟的社會負效應還加以掩飾的話，那么到了李嘉圖那里這種負效應則得到公開的承認。但他將這種負效應看作發展生產力的必要代價。也就是說他將市場經濟的“善”歸之于生產力的發展（這與目前主流學者的邏輯頗為一致）。在現代西方經濟學中市場經濟的“惡”則被劃入市場失靈區，而與市場經濟無關。

　　市場經濟是否具有道德價值？對市場經濟是否可以進行價值判斷？市場經濟作為資源配置手段確無價值判斷的意義，可是這種意義上的市場經濟從來就不是獨立的歷史范疇。在現實中市場經濟總是嵌于特定的社會歷史形態中，最典型最現實的鑲嵌形態當然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特點是以私有制為基礎，以私人逐利為動力。

　　在資產階級經濟學的階級視野中，自李嘉圖開始完全以以邊沁的功利主義為“善”之準則，而私有制又是功利主義的制度基礎。從古典經濟學到現代西方經濟學對市場經濟的功利主義辯護，實質是對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辯護。然而這種以私人逐利為動力的市場經濟的歷史演變，一再為這種辯護出丑。功利主義的所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原則”已成歷史笑柄。

　　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立足基礎——私有制，決定了它的運行結果只能是社會分化，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背景下則擴展為全球性的分化。僅從這一歷史結果判斷，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并無道德優勢可言。實際在西方國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擁躉者也是部分地承認這一點的。如改良資本主義的主張歷來是以此為依據的。就此而論，國內那些將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奉為圭臬的主流學者，尚未達到此種道德境界。

　　正是由于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運行的社會結果不可接受，所以中國所追求和堅持的只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它區別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最本質特點也只能是公有制為主體。

　　在此基礎上，市場經濟的逐利性不再單純是私人逐利或以私人逐利為主導，而是以追逐公利為主導。生產成果的社會分配不再單純依賴叢林規則，而是國家根據整體利益原則主導之。應當承認中國選定市場經濟模式，確是為了以市場經濟的逐利性為動力推動經濟發展，但是如果我們的社會目標選擇仍是共同富裕的話，那么就不能將私人逐利性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唯一動力和主要動力。因為這種市場經濟的運行結果只能是兩極分化。這樣不但這種市場經濟并無道德優勢可言，而且這種模式的倡導主體最后也會因此而喪失道德威信。

　　以中國的國情和當今世界的格局而言，市場經濟的私人逐利性并不足以導引出一個占社會大多數的所謂中產階級來避免社會分化。西方國家的社會模式是特定歷史條件的產物，無法克隆。中國發展市場經濟的唯一可行之路就是堅持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導向，在公有制為主體的基礎上探索以追逐公利為主導動力的市場經濟，避免社會分化，追尋共同富裕。這是一種全新的從未有過的市場經濟，中國模式的創新意義也應當體現于此。

　　因此如果要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做道德判定的話，可以這樣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德優勢不在于市場經濟本身，而在于這種市場經濟具有社會主義導向，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德優勢在于社會主義！

　　[1]《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6頁

　　[2]《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9頁

　　[3]《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8頁

　　[4]成思危，人民網2002、12、20

　　[5]《海派經濟學》第18輯第27-28頁

　　[6]《海派經濟學》第18輯第35頁

　　[7]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人性和人道主義》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66頁

　　（作者單位：北京信息科技大學人文學院；來源：昆侖策網，根據作者來稿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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