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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斌、師新華：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五項原則

點擊：作者：余斌、師新華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第3期發布時間:2017-05-22 12: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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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上世紀70年代后期中國之所以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逐步轉向具有當代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恰恰是因為我們還缺乏對生產力的本性的認識，還沒有掌握它的活動、方向和作用，同時也還不清楚應當如何有效地對生產進行社會的有計劃的調節，從而還需要摸著石頭過河來進行探索。

　　經過三十多年的摸索，從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來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遵循以下五項原則：

　　一是實現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原則；

　　二是壯大國有企業原則；

　　三是按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分配原則；

　　四是國有企業全面競爭原則；五是政企分開原則。

　　一、問題的提出

　　改革開放以來，國內一些學者就試圖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

　　例如，于祖堯最早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和理論；劉國光最早提出縮小指令性計劃和實行市場化取向改革的主張；

　　蘇星最早提出社會主義企業實行股份制的主張，等等。

　　自從黨的十四大報告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來，眾多專家學者圍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與實踐進行了大量的研究，所著專著以及文章不計其數。但時至今日，仍然有人提出“國有企業和市場經濟不相容論”，要求國有企業退出市場，甚至取消國有經濟，或者國有企業只是像一些資本主義國家那樣僅僅承擔公共服務的職能。

　　例如，陳微波認為，國有企業存在的唯一正當理由只能是為了維護、增進重大的公共利益，公共利益是設立國有企業的首要的、直接的和根本性的目的。

　　李連根認為，從理論上分析，國有企業應退出的行業是一般競爭性行業，這些行業是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標依靠市場競爭來發展的行業。國有企業從競爭性領域的退出包括兩個層次：一是國有企業退出市場，二是國有資本退出企業。國有企業退出市場是企業法人實體的消失。國有資本退出企業則是指國有資本部分或全部從企業退出，原來的企業還存在，但已不是單純的國有企業，而是混合所有制企業，有的最終可能成為非國有企業。

　　上述說法所反對的其實并不是國有企業，而是當代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旨在否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是因為，按照這種說法，只有私有企業才與市場經濟相容，從而社會主義也必然與市場經濟不相容，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只能是一句口號，其實質就只能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其實，國有企業與市場經濟是否相容的問題與其說是理論問題，不如說是實踐問題。事實上，在西方市場經濟發達國家也存在不少國有企業，因此，說國有企業與市場經濟不相容與事實不符。

　　黃書猛指出，法國是國有經濟比重最高的國家之一，國有經濟在國家經濟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其對國有企業管理比較成功。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國有企業的發展，甚至走出國門在國際競爭中的發展都表明，中國的國有企業是與市場經濟相容的，這也表明鄧小平同志所指出的“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是完全成立的。

　　另一方面，有人認為，國有企業與私有企業除了在所有權方面的差異外，在其他方面差別不大，從而在與市場經濟相容方面也沒有什么差別。

　　例如，楊學富認為，國有企業資產市場化經營管理的前提條件是：國家以國有企業資產對企業進行投資，擁有國有公司企業的“股權”，成為國有企業資產股東。國有企業資產股東喪失對投入公司的國有企業資產的直接占用、直接使用、直接收益和直接處分的權力，股東只能通過請求權和表達權間接地作用于公司的財產。國有企業資產股東對實物財產的支配轉變成對價值財產（擁有的股票）的支配。國有企業資產股東所有權的權能轉變為股權的權能。這實際上是讓中國的國有企業性質向西方國家國有企業的性質靠攏，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融化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之中。

　　當然，在國有企業與市場經濟問題上，也有人注意到了我國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因此，問題不僅是國有企業與市場經濟相容的問題，更在于國有企業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如何相互促進的問題。

　　例如，錢津指出，在具有特性的社會主義國有企業里，企業是為職工存在的，而不是職工雇傭于企業。企業的生存與發展必須照顧到全體職工的利益，職工可以流動，但企業卻不能隨便將大批職工推出門外。所有的職工在國有企業里都具有主人地位，從邏輯上講，不能是主人將主人自己的權力取消。在傳統體制下，國有企業存在相當多的冗員，但改革決不能是以簡單地去掉冗員為己任。企業經營機制的轉換，要在改革中改到以人為核心的市場化經營中來，既不能隨意裁掉冗員，又要盡快使他們不再是冗員，而且要調動企業各個層次的經營積極性。他還提到，我國國有企業的經營機制走向市場化，需要積極地運用股份制這種經營方式，但只是在經營方式上采用股份制，而不是企業本身由股份制取代。

　　恩格斯指出，社會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樣，在我們還沒有認識和考慮到它們的時候，起著盲目的、強制的和破壞的作用。但是，一旦我們認識了它們，理解了它們的活動、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們越來越服從我們的意志并利用它們來達到我們的目的，就完全取決于我們了。這一點特別適用于今天的強大的生產力。當人們按照今天的生產力終于被認識了的本性來對待這種生產力的時候，社會的生產無政府狀態就讓位于按照社會總體和每個成員的需要對生產進行的社會的有計劃的調節。那時，資本主義的占有方式，即產品起初奴役生產者而后又奴役占有者的占有方式，就讓位于那種以現代生產資料的本性為基礎的產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會直接占有，作為維持和擴大生產的資料，另一方面由個人直接占有，作為生活資料和享受資料。

　　其實，上世紀70年代后期中國之所以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逐步轉向具有當代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恰恰是因為我們還缺乏對生產力的本性的認識，還沒有掌握它的活動、方向和作用，同時也還不清楚應當如何有效地對生產進行社會的有計劃的調節，從而還需要摸著石頭過河來進行探索。經過三十多年的摸索，從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來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遵循以下五項原則。

　　二、實現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原則

　　鄧小平同志在改革開放初期就指出，“社會主義的經濟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生產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的物質、文化需要，而不是為了剝削。”

　　他后來在談到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的問題時指出，“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顯然，這“三個有利于”標準的提出也是為了更好地實現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如今，習近平同志根據時代的發展，明確提出并完善了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理論。他在談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時指出，這個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國供給能力更好滿足廣大人民日益增長、不斷升級和個性化的物質文化和生態環境需要，從而實現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遵循實現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原則，這是具有當代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根本原則和特征。

　　相比之下，有人主張，為了促進競爭，保持勞動力廉價的比較優勢，應當用市場化的方法，比如使工人失業、延長工人的勞動時間等，壓低普通工人的實際工資水平、降低社會保障水平。這種市場化改革顯然是用資本家追逐利潤的目的取代了社會主義生產目的，不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應當堅決摒棄。同時，我們還要注意到，市場化經營并不意味著有好的效益。2003年美國賓夕法尼亞州首府哈里斯堡固體廢物管理局在市長主持下，批準了一項1.2億美元的焚化爐改造計劃。然而，到了2006年，項目的承包公司卻突然破產，留下了沒有完成的改造項目和一堆債務。

　　1922年11月，列寧答《曼徹斯特衛報》記者阿·蘭塞姆問時，針對對方認為“在俄國做買賣的收益非常之高，而生產只有在極少數情況下能夠贏利”的看法指出，

　　“掌握在私人手中、大多數居民所從事的規模很小的生產，提供的利潤最多。這是指農民的整個農業生產。一部分掌握在私人手中，一部分掌握在國營承租人或生產農村居民消費品的國營工廠手中的工業生產，也提供了同樣多的或者略少一些的利潤。留在國家手中的真正不贏利的生產，只是那種用政治經濟學的科學術語來說應當叫作生產資料（礦產、金屬等）的生產或者固定資本的生產。……對我們來說，恢復被破壞的生產資料，長時期內是不能指望得到任何利潤的，如您所說的，是‘不贏利的’。”

　　列寧進而指出，對方以此認為小商販們在經濟上不斷加強而國家在經濟上不斷削弱的看法，也許會受到馬克思嘲笑庸俗政治經濟學的那種嘲笑。很顯然，國有企業在一些關系國計民生的重大項目上的投資，比如高速鐵路的建設、計算機操作系統的開發等，可能是不贏利的，但它卻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有利于實現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對于這些的企業，我們不能因為其效益不高而認為國有企業與市場經濟不相容，進而為了所謂的發展市場經濟而破壞實現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主要手段和條件。

　　在這里，需要指出的是，從資本家的角度看，利潤代表企業的效率，代表企業的新增價值。但是，從勞動的過程來看，企業新創造的價值包括勞動力價值（工資）和剩余價值兩個部分，其中后者又分為利潤（含利息）、稅收、地租，甚至高管的收入等等。因此，要比較不同所有制的效率，不應當只比較企業的利潤，而應當比較企業新創造的全部價值。由于國有企業的工資和稅收比私有企業要高，因此，只比較利潤會低估國有企業的效率，并以為國有企業的效率較低是因為市場化不足。而且從市場經濟的發展來看，市場占有率也代表企業的效率，有些企業寧愿利潤低些，也要市場占有率高些，因為前者主要代表短期利益，而后者主要代表長期利益，也就是說，從長遠來看，效率可能更高。然而，國有企業市場占有率高卻被攻擊是壟斷。其實，市場占有率高與壟斷完全是兩碼事。美國微軟公司市場占有率很高，也沒有被美國法院以壟斷之責進行分拆處罰。

　　另一方面，不僅社會主義生產目的是要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滿足廣大人民日益增長、不斷升級和個性化的物質文化和生態環境需要，反過來，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也離不開勞動人民的奉獻，而這些奉獻恰恰是市場化經營所欠缺的。

　　例如，我國的大慶石油會戰是在困難時期困難條件下進行的，當時的公共投資嚴重不足，要是采用私人投資或者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公共投資，這點投資水平是根本不可能完成會戰任務的。當時的大慶，青天一頂，草原一片，人煙稀少。幾萬人的石油會戰隊伍一下子擁到這片草原上，又是天寒地凍季節，吃、住都很困難。在生產上，器材不齊全，設備不配套，汽車吊車又不足，草原上還沒有修公路，運到火車站的器材和成套設備，有些要靠人拉肩扛來搬運安裝。面對巨大的困難，石油會戰領導小組黨委決定組織大家學習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分析面臨的重重困難和矛盾。一致認識到，眼前的困難和矛盾都是暫時的、局部的，而國家缺石油才是全局性的困難，國家需要石油才是主要矛盾，為了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只能迎著困難上。大慶人發出了“寧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邁誓言。他們心甘情愿地吃大苦，耐大勞，臨危不懼，不惜犧牲個人的一切，為國家和人民多找石油、多產石油的崇高精神，體現了中國工人階級的優秀品質。

　　最后，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平等，要求我們消除各種差別，因為這些差別妨礙了廣大人民群眾各種需要的滿足。像干部與工人身份的差別應當在國有企業中完全消除，大家都是平等的企業職工，也不應當存在職業經理人與非職業經理人的身份差別。而像艱苦崗位和非艱苦崗位的差別，一是要努力消除艱苦崗位，例如，盡管缺少能源，但列寧曾反對開采泥炭，認為它太艱苦，直到減輕艱苦程度的機器被發明出來才支持開采。二是在艱苦程度的差別客觀存在的情況下，要通過勞動報酬或休息時間的差別來抵消艱苦程度的差別，使人們覺得不同艱苦程度的崗位的選擇沒有什么不同。

　　三、壯大國有企業原則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并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

　　并建議，“按照共同的計劃增加國家工廠和生產工具，開墾荒地和改良土壤。”

　　1953年9月，周恩來在全國政協常委擴大會議的總結報告中明確指出：“我國新民主主義建設時期，就是逐步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期，也就是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在國民經濟比重中逐步增長的時期。”

　　這其實都是要求壯大國有企業，實際上就是把國有企業作為實現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依托。對此，習近平總書記也強調指出，國有企業是壯大國家綜合實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須理直氣壯做強做優做大，不斷增強活力、影響力、抗風險能力，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各級黨委和政府要牢記搞好國有企業、發展壯大國有經濟的重大責任，加強對國有企業改革的組織領導，盡快在國有企業改革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新成效。

　　但是，要壯大國有企業，必須有資金或資本的投入。這些投入從哪里來呢？有人主張，引入非國有資本并把它作為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與目標。但這顯然不是國有企業應有的投入來源。而且私人資本包括外資不去獨立運營私人所有的企業，反而非要進入國有企業，只能說明一個問題，那就是這些私人資本獨自運營的收益會遠低于它們進入國有企業后得到的收益，這說明國有企業的效率比私有企業高，同時這也說明混合所有制其實是私人資本家包括外國資本家吃國有企業的大鍋飯，打國有資本的秋風。引進一些外來資本進入中國，彌補國有企業的發展不足是可以的，甚至把一些外來資本連同其先進的技術和先進的管理體系引入國有企業，也有利于國有企業發展生產力，但是純粹引入貨幣資本，使其占有國有企業的生產力和利益，則意味著國有企業和公共利益的損失。

　　我們知道，私有企業資本的首要來源是其所有者的股本投入。那么，國有企業資本或資金的首要來源也應當是其出資人的出資。顯然，除了自身的資本積累外，就只能從政府的財政收入特別是要從國有資源如土地、礦產等的出讓收入中來。因此，從社會主義性質來看，每年財政收入的一定比例轉化為國有企業的投資，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應有之義，它與市場化經營不相背，都是所有者在追加投資。但是，當前，一些國有企業的國有資本來源主要是企業自身利潤的留存，其資金不足部分要么到銀行去借款從而承擔很高的利息負擔，要么引入私人資本，從而稀釋國有資本。這些方式被稱為市場化方式。更嚴重的是，國有企業出資人不僅很少出資或追加出資，而且還要從國有企業中抽離資金即要求國有企業拿出稅后利潤來分紅給政府財政使用。這其實就是減輕非公企業尤其是外資企業的稅負，就是拿國有企業的利潤去補貼非公企業。我們必須糾正這種錯誤的做法。

　　當前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這使得壯大國有企業有了更深一層的意義。中國經濟新常態是中國經濟從小微企業的自由競爭階段發展到大企業壟斷競爭階段的標志。從自由競爭向壟斷競爭的發展是歷史的進步，是社會生產力水平提高的表現，是社會主義社會物質條件日益具備、日益突破初級階段的表現，是小康社會全面建成的標志。但是，要在中國推動壟斷競爭，那么我們既不能讓外資壟斷中國，使中國成為外國的經濟殖民地；又不能像西方國家那樣讓國內的少數家族壟斷本國經濟，重回四大家族統治中國的黑暗時代；我們愿意做的，只能是完善生產關系，按照“兩個不能動搖”（即公有制主體地位不能動搖和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能動搖），實現和強化公有制經濟的壟斷競爭地位。這也要求我們用國有股本的形式強化對國有企業的投資，并認識到這種壟斷競爭其實也是市場化經營，決不能把市場化經營狹隘地理解為一盤散沙式的自由競爭。

　　四、按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分配原則

　　在談到社會主義分配時人們通常會提到按勞分配原則，今天我們在談到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時也強調要以按勞分配為主體，但人們并不明確的是，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并不是按個人勞動時間，而是按社會必要勞動時間。

　　馬克思曾經指出，“可能會有人這樣認為，既然商品的價值由生產商品所耗費的勞動量來決定，那么一個人越懶，越不熟練，他的商品就越有價值，因為他制造商品需要花費的時間越多。但是，形成價值實體的勞動是相同的人類勞動，是同一的人類勞動力的耗費。體現在商品世界全部價值中的社會的全部勞動力，在這里是當作一個同一的人類勞動力，雖然它是由無數單個勞動力構成的。每一個這種單個勞動力，同別一個勞動力一樣，都是同一的人類勞動力，只要它具有社會平均勞動力的性質，起著這種社會平均勞動力的作用，從而在商品的生產上只使用平均必要勞動時間或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在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制造某種使用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

　　這一論述不僅適用于資本主義社會，也同樣適用于存在商品生產和貨幣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列寧在1922年2月1日致索柯里尼柯夫的信中提到，“您曾同我談過，我們的某些托拉斯不久就會沒有資金了，因而會斷然要求我們由國家來接管。我想，托拉斯和企業建立在經濟核算的基礎上正是為了要它們自己承擔責任，而且要承擔全部責任，使自己的企業不虧損。如果它們做不到這一點，我認為它們就應當受到法庭審判，管理委員會全體委員都應當受到長期剝奪自由（也許過一定的時期可予以假釋）和沒收全部財產等等的懲罰。如果我們建立了實行經濟核算的托拉斯和企業，卻不會用精明的、商人的辦法來充分保證我們的利益，那我們便是地道的傻瓜。”

　　在這里，國有企業進行的經濟核算，其實就是按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核算和分配。這里的虧損，其主要原因就是企業的個別勞動時間大大超過了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在這種情況下，就應當撤換經營無能的負責人而不是能夠按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進行勞動的工人，同時還要視經營不善的情況，追究其負責人一定的刑事責任和民事賠償責任，嚴肅問責。這樣不僅有助于嚇退無能者，讓有能力的人有機會掌管國有企業，也有助于避免對國有企業軟約束的指責。

　　確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在市場經濟中是通過商品交換和競爭來實現的，而在計劃經濟中則是通過計算來確定的。前者相比后者要容易一些。因為后者需要通過勞動者的輪崗，才能用平均的辦法來加以計算，或者通過競賽，普遍推廣先進企業的辦法來實現。因此，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按勞分配借助市場經濟來實現就是完全合理的，同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有企業的市場化經營，其根本在于提高國有企業的社會生產力水平，也就是要不斷地縮短生產商品所需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把生產商品所需要的勞動的每一個部分都縮減到它的最低限度。在這一點上，社會主義也有其相比較于資本主義的優勢。因為在社會主義國有企業中，工人階級是主人翁，具有主動的生產精神。事實上，國有企業里各種縮短生產商品所需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合理化建議非常多，只是有些國有企業領導人缺乏對工人階級主動性的尊重，在國有企業管理體系的設置上，工人沒有參與國有企業管理的實際權力，導致許多合理化建議被束之高閣，國有企業效率的提高遠遠達不到應有的水平。這一點需要加強黨在國有企業中的領導和提高工人在企業中的地位來克服。

　　馬克思還指出，“資本有一種趨勢，要在直接使用活勞動時，把它縮減為必要勞動，并且要利用勞動的各種社會生產力來不斷縮減生產產品所必要的勞動，因而要盡量節約直接使用的活勞動，同樣，它還有一種趨勢，要在最經濟的條件下使用這種已經縮減到必要程度的勞動，也就是說，要把所使用的不變資本的價值縮減到它的盡可能最低限度。如果說商品價值是由商品包含的必要勞動時間決定，而不是由商品一般地包含的勞動時間決定，那么，正是資本才能實現這種決定，同時不斷地縮短生產商品所需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樣一來，商品的價格就縮減到它的最低限度，因為生產商品所需要的勞動的每一個部分都縮減到它的最低限度了。”

　　但是，在提高勞動生產率即縮短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方面，資本主義存在一個重大缺陷。這是因為，資本追求的是剩余價值，從而一項能夠縮短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技術如果不能同時降低生產該商品的成本，也就是說，如果機器設備方面增加的開支不能小于節省的工資，這項技術就不會被資本家采用。從而，在工資水平很低的情況下，使用機器會使生產變貴。這也是勞動力廉價的發展中國家產業難以升級的一個原因。

　　五、國有企業全面競爭原則

　　鄧小平同志指出，“吸收外資也好，允許個體經濟的存在和發展也好，歸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發展生產力，加強公有制經濟。”

　　他還指出，“我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完成，是我國和世界社會主義歷史上最光輝的勝利之一。”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但是，市場只是一個作為客體的場所，在其中起作用的是法人，包括企業法人和自然法人。因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就必須由國有經濟來起主導作用，這一點決不能動搖，否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會發生質變，就會淪落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就無法保證我國各族人民共享發展成果，就會動搖黨的執政地位、動搖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就會存在重蹈前蘇聯滅黨亡國陷入分裂的危險。

　　而國有企業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本身就意味著國有企業在市場中的全面競爭。其實，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存在國有企業設立的主要原因，是“工廠內部的生產的社會化組織，已經發展到同存在于它之旁并凌駕于它之上的社會中的生產無政府狀態不能相容的地步。”這也算是對市場經濟內在缺陷的彌補。在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危機中，我們看到，當某些私有企業瀕臨破產之時，西方國家政府以維持就業水平或保證經濟的正常運行的名義，出面收購或接管這些企業，使之成為國有企業，從而以讓公眾買單的方式來保證某些（不是全部）經營不善的資本家的私人利益。這種做法其實破壞了市場競爭的公平性，也不能導致資源的優化配置。相反地，如果能夠遠在這些私人企業瀕臨破產之前政府就按同樣的價格接管它們，使之成為國有企業，不僅可以用之前的盈利來為后來的維持成本買單，而且也符合市場競爭的公平原則。

　　近些年來，有人提出國有企業市場化。而國有企業市場化或國有企業的市場化經營其實意味著國有企業可以甚至必須進入所有的市場領域，包括一般競爭性領域，而不僅僅是公共事業領域。

　　馬克思指出，英國議會的“食物攙假”調查委員會曾經承認，“自由貿易實質上是假貨貿易”。

　　馬克思還曾提到，資本“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如果動亂和紛爭能帶來利潤，它就會鼓勵動亂和紛爭。走私和販賣奴隸就是證明。”

　　如果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領域，聽任私人資本在競爭性領域橫行，假冒偽劣勢必泛濫成災。如今鹽業專營剛剛放開，私人企業制造的假鹽就已經令人觸目驚心。很顯然，只有不以利潤為唯一目標的國有企業才能克服自由競爭的這些弊端，維護人民群眾的生命和健康。

　　不過，在國有企業設立的過程中，我們也有一些不按經濟規律辦事的經驗教訓要吸取。例如，湖南省桃源縣觀音寺鎮政府上個世紀90年代前后因為集資興辦水泥廠失敗、墊交稅費等原因，負債高達1.27億元，鎮上5000多戶居民幾乎全是政府的債權人。這些居民討債最激烈時，曾有人摘鎮政府招牌。如果當初水泥廠的興辦采取集體經濟的方式，自負盈虧，鎮政府不去大包大攬，就不會出現后來的惡果。即便是鎮政府要自己投資創辦這樣的企業，也應當根據自己的財力來投資，不應當負債經營，這樣如果辦不成功，損失也是有限的，不會連累到后面幾屆鎮政府的運作。

　　列寧曾經指出，如果還不具備條件，沒有做好準備，就急急忙忙地設立國營農場（國有企業也一樣），“那么只能破壞無產階級政權的威信”。

　　六、政企分開原則

　　要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首先要理順國有企業的管理體制。目前為了更好地管理國有企業，在政企分開的改革中，各級政府成立了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進行管理。但是，由于國資委仍然是各級政府中的一個部門，國有企業的改革仍然是政府工作報告中的重要內容，事實上，這一做法并沒有做到政企分開，仍然是政府在隨意干涉國有企業的經營，眾多改革措施的紛紛出臺，即便旨在推進國有企業的市場化經營，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但也使得國有企業不得不把很大一部分精力從正常的經營活動中轉移到認識和適應這些改革措施上來，把大量的精力從市場化經營中轉移出去，更何況，國有企業還經常接到各種政府指令，如在經濟危機爆發期間不得解聘員工或增加招收待業的大學生等，更為可惡的是，一些地方政府為了獲得稅收，強令國有企業在市場不景氣的狀態下繼續大規模虧損經營，而不是縮減生產，使國有企業和貸款給它們的銀行都背上了沉重的包袱。這不僅嚴重地干擾了國有企業的正常經營，而且危及國家經濟安全，必須制止這種做法。

　　顯然，只有實現真正的政企分開，使政府對于國有企業的占有和支配與對于非公企業的占有和支配相當，才可以改變政府既做裁判員又做運動員的狀況，才可以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這決不是要消除國有企業，而是把國有企業從政府的直接支配下解放出來，這些國有企業仍然由國資委管理，但國資委要劃歸相應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名下進行管理，從而真正實現政企分開。

　　真正實現政企分開，使政府無權單獨決定出售國有資產，包括出售國有土地和礦產資源的使用權，同時使中央銀行即中國人民銀行像最高法院那樣直接向全國人大報告工作，都是理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必須的。涉及國有企業產權消除的事項，如破產申請、出售給非公經濟組織等，必須經過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投票通過；涉及國有企業產權的一般事項，包括國有企業產權在不同國有企業之間以出售的方式轉移，投資入股非公有制企業，國有企業分紅和追加投資，國有企業董事會或混合所有制中的國有董事名單，由國資委提出意見報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準。國資委直接掌管國有企業中的監事會，對國有企業依法監督。各國有企業董事會依照憲法和相關法律的規定自主經營，并通過職工代表大會和其他形式，實行民主管理。任何部門尤其是政府部門不得干涉國有企業的依法經營，尤其是不能隨便以改革的名義進行干涉。政府部門需要國有企業履行某些社會責任時，除非同樣或類似條件下的非公經濟單位同等履行，否則政府要對相應的國有企業為此付出的成本和犧牲的收益按照市場價格進行等價補償。

　　七、小結

　　社會主義生產目的與資本主義生產目的不同，因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存在本質的差異。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主體即資本家以追逐剩余價值為目的，漠視勞動者的生活狀況，其市場化經營機制具有強烈的剝削色彩，他們甚至認為，這個世界上80%的人口是多余的，應當被犧牲掉。但是，社會主義的目的是實現大多數人的幸福生活，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淡化剝削色彩，其中國有企業更要以消滅剝削、體現社會主義優越性為己任。因此，在社會主義國家里，國有企業與市場經濟相容具有自己獨特的特點。與資本主義不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方面是因為由于普遍交往的存在，產品對外表現為商品，那么它對內部也成為商品；資金對外表現為資本，那么它對內部也成為資本或具有資本性質。另一方面，由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不夠發達，社會主義實行按勞分配制度，它其實要求按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而不是個人勞動時間進行分配，而確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方式，一是通過復雜的計算，二是直接通過市場交換。后者相對前者要容易得多。因此，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各個生產單位包括國有企業的產品，通過市場交換來確定其價值，確定社會勞動時間，就是采用市場經濟的方式，就是實行市場化經營。國有企業的市場化經營意味著國有企業在保值增值的前提下，可以進入一切行業，包括房地產行業。如果有某個行業或領域只能由私有企業特別是外資企業進入而國有企業不能進入，那就談不上國有企業的市場化經營。國有企業進入不同的行業，要根據行業的特點進行運作。例如，風險投資與非風險投資存在較大的差別，從事風險投資的國有企業與從事非風險投資的國有企業要分開管理。風險投資涉及對知識產權的定價，其定價可以高一些，但只是在股權中占得高，不讓其直接變現。股權中的占比可以分年兌現，如果經營得不好，就要實際占比進行清算。

　　由于資本主義的典型特征是勞動者與生產資料之間被資本家人為地分離，勞動者只有向資本家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才能與生產資料相結合。相比之下，社會主義，哪怕是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要努力消除勞動者與生產資料之間的人為分離。因此，在國有企業里，勞動者被除名需要由職工代表大會決定，這也是社會主義國有企業市場化經營的應有之義。相應地，國有企業的冗員不是或主要不是靠失業來解決，而是靠國有企業的擴張或轉崗其他國有企業或事業單位，包括公務員崗位來解決。這是不同于資本主義市場化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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