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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強：警惕西方勢力利用宗教因素助推“顏色革命”

點擊：作者：張強來源：《科學與無神論》發布時間:2018-08-19 09: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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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結束以來，以某種“顏色”或“花卉”為象征的“非正常政權更迭”事件在世界多地頻繁上演，引發了尖銳的政治沖突和社會對抗，各種媒體和學術界普遍將其稱之為“顏色革命”。實際上，這些事件是兩方勢力針對異己國家策劃實施“和平演變”“政治滲透”“民主改造”“戰略圍堵”的必然結果。

“顏色革命”從東歐中亞到西亞北非，一度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甚至波及香港地區，對國家安全構成嚴重威脅和挑戰。目前，相關研究成果大量涌現，特別是從政治與文化相結合的視角深入剖析“顏色革命”幕后的意識形態較量，已成為學術界高度關注的熱點論題。

宗教是人類社會重要的歷史文化現象，經過漫長的發展演變，至今仍具有廣泛的社會影響力。全球化條件下，宗教運動的波及范嗣有所擴大，政治性色彩不斷凸顯，擁有助推“顏色革命”的強大能量，日益成為影響國家安全的經常性因素。歷史地看，兩方勢力慣于、善于、樂于利用宗教實施意識形態滲透，打造策動“顏色革命”的“思想利器”與“文化王牌”。充分認清宗教在西方意識形態戰略巾的地位和作用，深入了解西方勢力如何利用宗教因素助推“顏色革命”，對于有效防范和平演變、抵御西化分化、確保同家安全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主動出擊：運用宗教手段進行戰略滲透

在西方政治語境中，“顏色”屬于相當另類的概念，通常會被賦予那些與西方有明顯政治體制差異和意識形態分歧的同家。政治運動涂以某種色彩，是典型的西方話語權的表達方式。到目前為止，人們對于“顏色革命”的理解仍存在一定差異，并沒有形成統一、明晰的定義。盡管西方媒體熱衷于炒作“顏色革命”的各種話題，但西方政治勢力更愿意使用“民主浪潮” “民主運動”或“推廣民主”的提法。

事實上，西方國家向來都把“自由”“民主”當作其重要的意識形態“輸出品”，鼓吹“民主和平論”，認為國家政治體制與國際關系存有內在關聯，“民主制度”可以確保同家之間的和平。正如美國地緣政治學家威廉·恩道爾所說，西方發達國家利用“人權”“民主”作為21世紀版的殖民戰爭的武器，迫使發展中國家敞開自己，接受其統治。[1]而宗教則被認為是促成這一目標的有力手段和最佳途徑。

應該看到，西方勢力對于宗教的“青睞”很大程度上源于西方民主的“信仰基礎”。由于歷史的原因，宗教在西方政治生活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美國，“宗教一直都是政治語言的重要組成部分”。[2]“宗教的本能——始終存在、道德驅動、高度行動主義、堅持不懈、與政治相關、關注外部世界——使得其通向白宮、國務院和國會山的道路暢通無阻。”[3]諸如“山巔之城”“萬國之燈”的圣經式表述，自17世紀開始出現，歷經四個世紀之后“仍然是美國國家政治話語的主要意象”[4]。

盡管憲法明確規定了“政教分離”原則，但西方國家的政治仍深受宗教的滲透、影響和干預。同時，出于現實的需要，宗教在西方民主思想體系中的地位愈發凸顯。所謂的“良心自由”被奉為“民主基石”，而宗教則被視為“良心源泉”。任何對于“宗教自由”的挑戰都被等同于對“良心”的威脅，最終被認定為對西方民主本身的威脅。通過針對“非民主國家”的“重點關注”與“和平演變”，“宗教自由”往往作為“評判依據”和“改造目標”被予以強調。毫無疑問，當宗教由一種信仰成為意識形態，進而淪落為政治工具的時候，其自身所具有的狹隘性和排他性將被無限放大，以至走向偏激和瘋狂。

早在冷戰時期，西方勢力就非常注重利用宗教“推廣民主”，并將其視為全球意識形態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美國學者梅爾文·P·萊弗勒將冷戰的實質歸結為“人心之爭”[5]，而宗教正是西方勢力所看重和借助的主要力量之一。雖然以美國為首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針對社會主義國家的“遏制”政策主要基于政治上的考量，但宗教因素始終貫穿其中。

宗教不僅為西方國家的政治判斷和外交認知提供了標尺或參照，即“以信奉宗教與否在全球層面上把世界各國劃分為敬畏上帝的有神論國家與反對上帝的無神論國家”[6];也為“民主世界”搭建了聯合起來與共產主義相抗衡的“信仰紐帶”，使得那些珍視“民主制度”的人們主動或被動地聚集起來捍衛道德和精神的“自由”。利用宗教進行滲透活動，是西方勢力的“慣用伎倆”，“也是某些共產黨領導的國家丟失政權的一個慘痛教訓”[7]。

從杜魯門積極倡議的國際反共“宗教戰線”，到里根與教皇若望保祿二世秘密訂立的“神圣同盟”，整部冷戰史充斥著西方勢力運用宗教手段針對“東方陣營”所實施的戰略滲透。特別是在20世紀80年代，宗教勢力全面介入蘇東國家國內政局，釋放出強大的政治能量，成為能夠影響民眾意愿的社會力量。

大量證據表明，宗教在積極推行和密切配合西方國家“和平演變”戰略的過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宗教滲透在蘇東劇變的過程中起到了特殊而又關鍵的作用。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如果從觀念上來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識形式的解體足以使整個時代覆滅。”[8]如果說蘇東劇變源于其意識形態的“解體”，那么西方勢力利用宗教進行的滲透就是加速這種解體的“催化劑”。

冷戰結束以來，“和平演變”的提法逐漸減少，但西方勢力以“普世價值”的名義進行意識形態滲透，策動“顏色革命”顛覆異己政權，其方法和策略相對于冷戰時期并沒有根本差別。就此而言，“顏色革命”是西方國家以“勝利”方式終結冷戰的“后續事件”。西方勢力積極奉行“民主擴張”戰略，不僅對“非民主國家”伺機加以“改造”或“重組”，也熱衷于推進“民主欠發達國家”的“優化”或“升級”，以西方的標準規劃世界“民主藍圖”。“如果把冷戰終結與蘇聯解體比喻為一次國際政治大地震，那么，連續發生的‘顏色革命’，就是不斷的余震。”[9]在這個過程中，宗教作為滲透工具的“價值”再一次被西方勢力運用到了極致。

隨著宗教的全球化和政治化，西方國家越來越注重以“信仰”為基礎的“宗教外交”，越來越注重以“西化”為本質的“宗教滲透”，越來越注重發揮宗教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輸出功能和社會復制功能”[10]。發生“顏色革命”的國家大多處于社會發展轉型期，民眾精神狀態焦慮迷茫，缺乏維系社會正常運作的思想共識。西方國家利用當地民眾對集權政治的反感和對社會民主的渴望，通過各種渠道開展宗教滲透，大肆宣揚和推廣西方思想文化和價值觀念，為政治變局制造聲勢、營造氛圍。

烏克蘭的東正教徒和天主教徒原本在維護國家統一問題上立場相近，但在西方勢力的滲透挑撥之下，隨著“東儀天主教”問題的持續發酵，兩大教派之間的矛盾分歧不斷擴大直至激化，為其后出現的政治困局埋下伏筆。

“9·11”事件之后，西方國家以打擊恐怖主義為由，加大了對中亞地區的宗教滲透，扶植資助基督教會的海外傳教活動，“利用傳教士、志愿者等民間力量在經濟、文化、教育、醫療方面發揮作用”[11]，不遺余力擴大基督教在當地民眾中的影響，盡可能“煽動民族情緒和宗教狂熱”，以期達到配合“民主改造”、助推“顏色革命”的目的。

顯而易見，對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來說，利用宗教實施滲透以實現其“民主戰略”，“是一種成本最小而收益卻可能是最大的‘投資”[12]。宗教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具有不容忽視的滲透性與影響力。“如果在宗教上做文章，則不僅比政治、經濟等明目張膽的手段更具隱蔽性，而且滲透力更強、破壞力更大。”[13]

二、借力打力：利用宗教問題攪動地區局勢

最高領導人深刻指出，宗教問題始終是“治國理政必須處理好的重大問題”[14]。全球化時代，宗教與政治的關系較之以往發生了顯著變化，宗教運動的政治性色彩不斷彰顯，宗教問題更是被各派政治和社會力量所加緊利用。冷戰結束后，一些國家或地區內部的宗教問題屢次為西方大國進行政治干預提供契機。

宗教問題與全球霸權的結合，引發地區局勢持續動蕩不安。尤其是在宗教右翼團體和政治新保守主義勢力的共同推動下，美國國會通過了《1998國際宗教自由法案》，標志著西方勢力利用宗教推行全球擴張戰略進入到了新的歷史階段。這一法案充分顯示了以國內法替代國際法的霸權主義心態和將宗教問題政治化的新冷戰意識形態，深刻影響了西方國家現今的外交實踐，成為助推“顏色革命”的重要工具。

在社會學意義上，宗教既是一種精神活動，又是一種現實存在;既是一種思想觀念，又是一種組織勢力;既是一種文化傳統，又是一種社會事務。通常情況下，宗教往往與特定的經濟、政治、文化、民族等方面相互交織，因而具有特殊的復雜性和強烈的依附性。

總體上看，曾經發生過“顏色革命”的國家大多處于世界上宗教問題最為集中、宗教關系最為復雜的地區，宗教充當了民族認同的標識和社會運動的旗幟。西方勢力出于地緣戰略和能源控制的考慮在這些地區實施“民主輸出”“民主援助”，更使宗教問題添上一層濃重的國際背景和政治色彩，成為導致地區局勢持續動蕩的重要因素。

從世界文明演進的歷程看，中東地區的宗教文化無疑最為發達，而橫跨歐亞大陸的特殊地緣位置，則使這一地區成為宗教信仰和世俗政治交融與碰撞的舞臺。近代以來，世俗主義、現代主義、民族主義等政治思潮在阿拉伯世界風起云涌，“向西方靠攏”與“回歸伊斯蘭”之間的路線斗爭始終未絕，各派力量在較量中此消彼長。但不論是“王室政治”，還是“強人政治”，抑或“民主政治”，都需要通過宗教尋求合法性。宗教儼然成為影響地區形勢變化和國家關系的關鍵力量。

更為重要的是，由于宗教的輻射效應和敏感屬性，中東地區很多社會矛盾都會以宗教問題的形式表現出來，從而引發宗教勢力的覺醒和復興。“這種覺醒是全面的——它不僅是關于個人虔誠;它不僅是知識的和文化的，也不僅是政治的，它是這些的總和，是對社會從上到下的全面重建。”[15]在這個過程中，中東地區長期存在的以“教派沖突”為核心的宗教問題日益加深、更趨復雜、不斷凸顯。西方勢力正是利用了這一點，積極推行所謂的“大中東民主改造”計劃，導致中東局勢持續動蕩不安，22個阿拉伯國家除卡塔爾外無一幸免， “敘利亞危機”“伊拉克亂局”至今難以收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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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預設的全球戰略格局中，中東無疑是關鍵的組成部分。如何有效掌控這一地區，從而維護自身的能源利益、經貿利益、安全利益以及戰略利益，一直都是讓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頗費思量的重大問題。

由于歷史傳統和宗教信仰等原因，中東各國在政治體制、發展道路、治理模式等方面都與西方世界有較大差異。特別是伊斯蘭教與基督教綿延近千年的恩怨糾葛，更使雙方在意識形態領域往往處于水火不容的境地。在這種情況下，利用當地由來已久的宗教問題進行政治干預，通過攪動地區局勢來趁亂獲利，就成為西方勢力的現實選擇。

自2011年發生“阿拉伯之春”以來，西方國家不斷挑動伊斯蘭世界遜尼派與什葉派之間脆弱而又敏感的關系，所采取的默許“海合會”出兵巴林、向敘利亞持續施壓等舉措，均與遏制伊朗這一目標存在密切聯系。而沙特等海灣君主制國家也希望借助西方的力量，鏟除作為伊朗盟友的敘利亞巴沙爾政權，進而實現削弱什葉派和打壓伊朗的雙重目標。就當前中東局勢的復雜性來看，教派斗爭和外部干預相結合，無疑導致“阿拉伯之春”已經蛻變為地區內外勢力展開的地緣政治博弈，進而使中東政治中的教派因素進一步凸顯。

當然，宗教激進勢力和極端勢力在整個中東變局中的破壞作用也不容忽視，“伊斯蘭國”等極端組織就是在西方勢力急于利用教派矛盾助推“顏色革命”的大背景下發展壯大的。可以說，教派紛爭本是中東的“舊傷”，一旦遭遇外部勢力的惡意利用，就將沿著破壞性軌跡發展下去，使相關國家付出沉重的代價。

教派矛盾與霸權干涉的交互作用導致地緣政治日趨復雜化，已成為中東地區政治格局演變的“周期性現象”。當教派矛盾激化，伊斯蘭世界內耗加劇到無法自行解決之際，西方勢力就乘機介入，謀求霸權利益，引發更大規模沖突，導致地區局勢長期動蕩。

長久以來，西方國家在中東地區以“調停者”或“中間人”的身份保持存在，但其實際態度和作為已經表明，帶有濃厚宗教背景的中東問題，在外部勢力的刻意編排和精心設計之下，日益成為“死結”、陷入“絕境”。而伊斯蘭教內部的“鷸蚌相爭”，也使得西方大國能夠坐收“漁翁之利”。“顏色革命”不但沒有為阿拉伯國家迎來“春天”，反而使其加速滑向“寒冬”。

可以預見，西方勢力對于由其所認定的“特別關注國”的宗教問題還會繼續抱有極大的“熱情”，通過將宗教與“人權”“民主”掛鉤，推動一國內政的國際化，為策動“顏色革命”尋求時機，最終目的是顛覆異己國家的政治體制，進而改變世界政治版圖。

三、旁敲側擊：操縱宗教勢力干預他國內政

自近代以來，世界各國普遍奉行“政教分離”原則，以法律的形式禁止宗教與政治相互干預。但在現實生活中，宗教與政治之間仍存在著可以覺察到的關聯。隨著全球化和多極化的深入發展，宗教在社會領域呈現出某種意義上的“復興”，越來越多地出現于公共視野，對于政治問題的關注有所“升溫”，“具有宗教信仰的群體和世俗的意識形態在利益合作上”日趨“膨脹”，導致了“表面上的宗教活動在政治領域的擴張”以及“表面上是世俗政治領域的事物向宗教解釋的轉變”。[16]特別是在一些發展中國家和保守思潮比較盛行的地區，所謂“弱國強宗教”的現象開始初露端倪，宗教勢力具有顯性或隱性的政治作用，對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產生不容忽視的影響。

出于意識形態的原因，雖然西方國家表面上也主張“政教分離”，但在現實的政治實踐中并不特別避諱宗教的政治意向，反而有意識地對宗教勢力加以操控和利用。冷戰時期，美國領導人就經常使用“宗教話語”來為其外交政策及行動辯護，“甚至嘗試建立一種新的公民宗教以動員國內民眾對冷戰政策的支持”[17]。事實上，“在冷戰期間對宗教的利用和濫用升起了鐵幕”，梵蒂岡等宗教勢力“都成為冷戰競技場上的游戲者”。[18]“9·11”事件之后，西方國家更加注重與敏感熱點地區宗教勢力的聯絡，對其政治價值進行評估，對其政治前景作出預判，充分利用其特有的社會網絡和民眾資源為“顏色革命”開辟道路。

事實證明，作為西方勢力推行干涉、大搞顛覆的工具，“顏色革命”極具迷惑性和隱蔽性。“西方躲在幕后，借助基金會、非政府組織以及互聯網等新媒體，通過無形之手資助、拉攏和培養親西方的反政府人士，對目標國進行長期政治滲透，待機會來臨，直接幫助策劃、起事。”[19]在這個過程中，一些熱衷于政治的宗教勢力及其代表人物往往容易被西方國家所“看好”。

根據威廉·恩道爾披露，被西方人士稱為“顏色革命教父”的吉恩·夏普，“是緬甸僧侶領導的非暴力抗議活動實施政權更迭的組織協調人，更準確地說，是這場活動的戰術理論家”。夏普所屬的“愛因斯坦研究所”“名稱完全是欺騙性的”，與臭名昭著的“國家民主基金會”聯系緊密，與中央情報局也有不可告人的“業務往來”，“其使命是在世界關鍵地區促進有利于美國的政權更迭”。[20]由夏普所撰寫的《從獨裁到民主》一書充斥著“街頭政治” “民主運動”“非暴力行動”的思想，極大地影響了泰國、緬甸以及烏克蘭、突尼斯、敘利亞等國的“持不同政見者”。

實際上，西方勢力謀劃已久在上述地區策動“顏色革命”，積極尋覓適合的社會力量來實踐夏普的策略。2007年夏天，緬甸政府決定提升油價，引起了國內的抗議浪潮。“國家民主基金會”極力挑動緬甸國內的一些佛教群體參與抗議活動，制造了所謂的“袈裟革命”。夏普的“研究所”“培訓了數百名佛教僧侶，教會他們非暴力抵抗和社群組織的方法和戰略”，并鼓動他們回到各自的地方，“與其他渴望變革的人們分享這些觀念”。[21]緬甸是東南亞典型的佛教國家，僧人有很高的社會地位。這場由佛教僧侶發起并主導的抗議示威活動迅速波及到普通民眾，并升級為暴力沖突。西方勢力的這場陰謀雖然最終以失敗告終，但給緬甸社會帶來的危害、造成的裂痕至今未能平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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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獨有偶，被西方媒體稱為“雨傘革命”的香港非法“占中”事件，同樣有外部力量挑動本土宗教勢力的背景。曾任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的陳日君，身為宗教人士卻熱衷于政治，頭頂“樞機主教”的光環，一直充當為梵蒂岡提供中國政策建議的角色。陳日君長期以來罔顧事實、扭曲真相，擅長抹黑愛國愛港人士，被美國駐港總領事稱為“捍衛宗教自由敢言者” 和“推動香港民主領導人物”。

早在2006年，陳日君就與《蘋果日報》老板黎智英、“泛民主派”代表人物李柱銘一同前往梵蒂岡“朝圣”，并與教皇面談，在香港產生了較大的社會影響。“此后，美國逐步認識到傳媒(黎智英)、政治(李柱銘)與宗教(陳日君)在香港可以結盟并能對香港政治產生深遠意義。美國駐港領事館官員多次接觸這三人，逐步擴大‘泛民主派’領導力量。”[22]陳日君在“占中”事件中發揮了穿針引線的作用，從預謀到實施，每個環節都有其四處聯絡的身影。

而“占中”代表人物之一的朱耀明系香港基督教“浸信會”牧師，依仗個人特殊身份參與“香港民主發展網絡”，與陳日君等人關系密切、相互勾連，利用宗教干涉香港政治事務。毫無疑問，西方國家通過操縱宗教勢力來干預香港事務的做法在較長一段時期內不會改變，屆時必將有新的“民主代言人”出現，應當引起高度關注和警惕。

美國前國務卿喬治·舒爾茨曾經直言，“從宗教信仰到政治行動，只有一小步的距離。一旦教會人士把個人負責和自由意志這些宗教原則應用到政治問題上來，他們就會要求在國家決策方面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23]長期以來，西方國家利用和操縱宗教勢力，不斷培植“民主轉型”的行動力量，擴大“顏色革命”的社會基礎，試圖將宗教作為干預他國內政和對抗非西方意識形態的重要工具。

應該看到，在世俗化大背景下，宗教已不可能作為一種自上而下的社會整合系統發揮作用。但是，在多元多樣多變的現代社會，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更加頻繁，宗教依然可以憑借基于信仰的關系網絡和相對完善的傳播路徑對社會成員產生一定影響。宗教能夠“在共同的責任和無限的忠誠中將原本彼此陌生之人緊密聯系起來”，從而展現出強大的凝聚力，并“倚仗其獨有的神圣屬性在特定群體中間傳播或重建關于生活世界的價值觀念，確立并鞏固集體意識和對于某種象征的強烈認同”。[24]

正因如此，最高領導人明確指出： “要構建積極健康的宗教關系”，要處理好“黨和政府與宗教、社會與宗教”之問的關系，“必須牢牢把握堅持黨的領導、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強化黨的執政基礎這個根本，必須堅持政教分離，堅持宗教不得干預行政、司法、教育等國家職能實施，堅持政府依法對涉及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務進行管理”。[25]可以說，充分認識西方勢力利用宗教因素助推“顏色革命”的動機、手法與目的，有助于深刻理解最高領導人相關重要講話精神，對于有效防范和抵御“顏色革命”也具有現實的價值和意義。

注釋：

[1][美]威廉·恩道爾：《霸權背后——美國全方位主導戰略》，呂德宏等譯，知識產權出版社2009年版，第62頁。

[2][美]安德魯·普雷斯頓：《靈魂之劍信仰之盾：美國戰爭與外交中的宗教》，羅輝譯，東方出版社2015年版，第7頁。

[3]同上，第9頁。

[4][美]托馬斯·班科夫：《美國中東外交政策與公民宗教》，陳杰譯，《阿拉伯世界研究》2013年第4期。

[5][美]梅爾文·P·萊弗勒：《人心之爭：美國、蘇聯與冷戰》，孫閔欣等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6]賈付強：《宗教與冷戰初期的美蘇外交研究(1945-1953)》，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58頁。

[7]《陳云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4頁。

[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9頁。

[9]張志洲：《“顏色革命”的深層原因與教til1))，《新華月報》2015年第14期。

[10]段德智：《宗教殖民主義及其哲學基礎》，《世界宗教研究》2014年第2期。

[11]楊恕、王靜：《基督教在中亞的現狀研究》，《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