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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干強： “西化派”思想誤導使我國出現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兆頭

點擊：作者：何干強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布時間:2018-07-25 09: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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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我們堅信，只要真正做到遵循馬克思對宏觀經濟運動提出問題的方法和創造性地運用好馬克思創立的研究宏觀經濟運動的科學方法，就一定能標本兼治，不僅能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危機的風險的底線，糾正宏觀經濟存在結構性失衡，而且能促進社會再生產按比例地科學發展，使國民經濟走上可持續科學發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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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宏觀經濟的重大結構性失衡，經濟學界存在兩種對立的問題觀。

　　一種認為，失衡的原因是由于存在“資源配置”和“激勵”兩大“突出問題”，主張建立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機制”來解決；其理論來源是新自由主義，具有主觀性、表面性、片面性、欺騙性和辯護性，其解決問題的方法用于指導實踐具有極大危害性。

　　另一種認為，失衡的原因在于社會主義經濟基礎被嚴重削弱和中央政府計劃調節的作用被嚴重弱化；其理論來源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馬克思揭示的宏觀經濟運動科學原理中，包含解決宏觀經濟問題的一般科學方法。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堅持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相結合，就不僅能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糾正宏觀經濟存在的結構性失衡，而且能促進社會再生產按比例地科學發展，使國民經濟走上可持續科學發展的道路。

　　就上述兩種對立的問題觀，本刊記者采訪了中國社科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常務理事、南京財經大學教授何干強。

　　采（采訪者簡稱采，下同）：何老師您好！2016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我國宏觀經濟運行存在重大結構性失衡。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報告進一步提出，要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據我所知，我國經濟學界對結構性失衡這一問題發生的原因和解決問題的方法認識并不一致。請問您對此有何看法？

　　何（被采訪者簡稱何，下同）：您提出了很重要的論題。黨中央領導同志早在1999年，就提出，“目前經濟生活中的問題，根本的是結構不合理，結構調整緩慢”；2005年又指出，“盲目投資導致產能過剩的不良后果正在顯現”，“產業結構調整的任務相當艱巨”；2010年國務院領導同志撰文指出，我們經濟持續快速發展，“但是也要看到，我們的發展也付出了很大代價，經濟結構不合理的矛盾長期積累，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日益顯現”。2012年黨的十八大要求，“著力解決制約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重大結構性問題”；黨的十九大要求，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這說明，我國宏觀經濟重大結構性失衡問題由來已久。

　　采：確實如此。那么，經濟學界存在哪些不同認識？

　　何：可以說是眾說紛紜。但是，總起來看，可以歸結為兩種對立的問題觀：一種認為，問題發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計劃經濟的弊病未得到糾正，“市場化”改革還沒有到位；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是對立的，市場經濟的基礎應當是民營經濟（實質是私有制經濟），只有推行私有化“改制”，大力削減國有經濟，徹底否定計劃經濟，才能真正把國民經濟“轉型”為“現代市場經濟”，把“現代市場機制”建立起來，解決宏觀經濟運行失衡問題。

　　另一種則認為，根本原因在于公有制的經濟基礎被嚴重削弱和中央政府計劃調節的作用被嚴重弱化；要標本兼治地解決問題，就必須遵循價值規律和社會再生產按比例發展規律，依憲治國、依憲執政，堅持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同時利用好市場供求信息，把國家對國民經濟的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結合起來。

　　采：您可否從經濟理論上深入談談兩種認識的分歧？

　　何：這兩種宏觀經濟問題觀的對立，從理論來源看，實質上是西方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簡稱西方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的工人階級政治經濟學（簡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對立。這樣說，絕不是給不同的經濟觀點亂扣“姓社姓資”的“大帽子”，而是因為，現代世界仍然是階級社會，客觀上存在著不同階級的矛盾。在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既然并存著公有制經濟和私有制經濟，就必然存在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對立，這不能不在經濟觀念上表現出來。因此，我們不應當回避和掩蓋上述宏觀經濟問題觀在階級立場上的對立性質，而應當實事求是地對它們深入辨析，這將有利于確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指導地位，科學地解決好宏觀經濟的嚴重結構性失衡問題。

　　一、“西化派”提出的“突出問題”及其理論來源

　　采：照搬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學者分析當前宏觀經濟問題有何代表性觀點？

　　何：為了表述上的方便，我和不少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把一些照搬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尤其是照搬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來分析經濟問題的學者簡稱為“西化派”。面對我國宏觀經濟的嚴重結構性失衡，“西化派”認為，問題的根源在于計劃經濟和公有制，這就是代表性的觀點。這里不妨引述一段話：“計劃經濟遇到兩大突出問題：一是資源配置問題，二是激勵問題。前者問題是因為計劃經濟中的價格不是由市場供求決定，而是由計劃者決定，由此造成巨大的資源配置扭曲。后者問題是由于在公有制和政府主導經濟下的‘大鍋飯’和‘軟預算約束’等原因造成的激勵扭曲，表現在個人、企業、政府沒有增加效率的積極性。”為此，他們認為，只有徹底否定計劃經濟和公有制，才能解決資源配置扭曲和激勵扭曲這“兩大突出問題”，從而解決宏觀經濟運動的失衡。其實，這不是什么新思想，而是照搬了西方新自由主義代表人物米塞斯、哈耶克、科斯、德姆塞茨等人的理論觀點而提出的。

　　采：可否具體地談談這些理論來源？

　　何：好的。先看“資源配置問題”的理論來源。西方經濟學對“資源配置”的解釋有兩種：一種是，研究商品和服務如何通過經濟運行，實現有效的分配，滿足人類的需要”；另一種是“資源配置理論”是研究社會資源有效分配的。

　　后一種解釋，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看來，屬于社會再生產范疇。米塞斯1920年春發表了一篇題為《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經濟計算》的文章，提出“唯有市場定價方式不僅適用于制成品，而且適用于所有中間產品和生產要素的條件下，經濟地使用可資獲得的資源，才是可能的”；“人們根本就不可能設想出任何其他的能夠以一種與競爭市場定價過程相同的方式把所有相關的事實都考慮在內的過程”。簡言之，他認為，“競爭市場定價方式”是實現社會資源有效配置的唯一方式。

　　哈耶克認為，米塞斯的這個觀點“最成功地”闡明了資源配置的“核心問題”，這對“共產主義統治者行動的理論教條”，即社會主義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是“徹底的批判”。

　　科斯則研究了社會資源配置的效率與成本（包括企業成本、市場交易成本和政府管制成本）的關系問題。他認為，如果市場交易成本為0，那么，在私人企業之間發生利益損害事件時，產權的重新界定，即無論由哪一方來承擔損害責任成本，都不會影響社會資源（總產值）配置的最大化，這是因為社會資源配置的總成本并未改變，改變的只是由誰來承擔而已；而如果市場交易成本大于0，那么，產權在不同企業之間的初始界定，就會對資源配置效率發生影響，在這種情況下，就“應減少政府管制”，只有“由市場和企業來解決問題”，才能減少總成本，給社會資源效率帶來 “更好的結果”。

　　米塞斯、哈耶克、科斯等人的共同點是，強調只有私有制的市場定價方式或市場機制，才是最有效的資源配置方式。

　　采：那么，“激勵問題”的理論來源呢？

　　何：“激勵問題”主要來自哈耶克、德姆塞茨的“激勵理論”。哈耶克認為，“激勵制度”應當建立在他提出的所謂“真個人主義秩序”上，這種秩序能“激勵人們根據自己的選擇和依從那些決定著其日常行為的動機而盡可能地為滿足所有其他人的需要貢獻出自己的力量”；而“私有財產制度在這方面確實為人們提供了這樣一種激勵”輿。

　　哈耶克設想的激勵機制“秩序”，其實是重申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家斯密關于人人有“利己心”的市場秩序。斯密認為，在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分工中，每個個人“只盤算自己的利益”，卻“使他能比在出于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斯密提出“市場秩序”是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在反封建制度上起過進步的作用。而哈耶克提出“真個人主義秩序”，則是為了堅決反對人類社會已經誕生的社會主義制度，甚至把社會主義制度與法西斯專制制度相提并論，并把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稱之為“通向奴役之路”。顯然，哈耶克提出的這種“秩序”，起的是開歷史倒車的作用。

　　德姆塞茨則研究了在所有權有一組（一束）權利、實行控制權和管理權分權的條件下，如何激勵管理者。他認為，“私有化就意味著，資源的控制者（‘所有者’）要比‘國家’所有制下的控制者（官僚）更能對自己的行為后果負責。因此，如果不實實在在地建立私人所有權，就不可能建立有效的分權體制”；只有“依賴私人所有權”，“才能建立起有效的激勵機制”。德姆塞茨提出，必須給國有經濟中的管理者私人財產所有權，即國有資產必須私有化，管理者才能得到激勵。

　　中國“西化派”顯然照搬了哈耶克和德姆塞茨的“激勵理論”。當然，也有自己的補充，即加進了前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提出的經濟管理中的“軟預算約束”問題；并把激勵從作用于私人，擴大到作用于政府、企業。他們搬用德姆塞茨的主張，主張對公有制企業的管理者實施“股權激勵”，實質是讓管理者擁有“私人產權”，由此擁有“剩余索取權”。其實，這種索取權也就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所說的資本家對剩余價值的無償占有權，因而這種“私人產權”具有明顯的資產階級性質。

　　可見，“西化派”提出的“資源配置問題”和“激勵問題”及其解決這兩個問題的方法，都來自敵視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立場是資產階級的。對這種問題觀，有必要深入分析。

　　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提出“資源配置問題”是不科學的

　　采：您提到“問題觀”，如何理解這個概念？

　　何：我把人們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思想觀念，簡稱為“問題觀”。人們提出的問題有科學問題和不科學問題之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手段同時產生”。我認為，這揭示了唯物辯證法的一個重要原理。

　　根據這個原理，如果人們提出的問題能夠反映客觀事物的內在矛盾，那么問題本身就蘊含著解決矛盾的方法，所提出的問題就是真實的，因而是科學的。而只要提出的問題是科學的，人們就可以發現問題中即客觀事物的矛盾中蘊含的內部聯系，發現解決問題的方法，并通過實踐，發揮主觀能動性，遵循事物本身運動規律的客觀要求，解決問題，推進事物向前發展。

　　如果人們提出的問題并不是事物客觀現實的內在矛盾，而是事物的表面現象或假象性質的矛盾，甚至只是主觀臆造的矛盾，那就不能弄清客觀事物的內在聯系或本來面目，也就不可能科學地解決問題，反而會提出無效的、錯誤的方法，阻礙事物的前進。按照這樣的認識，我認為，“資源配置問題”和“激勵問題”這兩大問題屬于不科學的提問。

　　采：為何您說“資源配置問題”是不科學的問題？

　　何：從經濟思想史的有關資料看，當年，米塞斯在提出這個問題不久，就受到過泰勒、蘭格、迪金森等經濟學家的質疑和批判。今天，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來分析，更可以看清楚，米塞斯、哈耶克、科斯等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代表人物對“資源配置問題”的闡釋，只涉及資本主義社會再生產和流通運動的表層現象，具有主觀性、表面性和欺騙性。

　　他們以拜物教的觀念來看待社會資源配置，因而具有主觀性、表面性。因為他們關注的是生產要素的物的形態及其相互關系，而根本不理解社會經濟資源的配置，本質上是人類的社會勞動（包括死勞動和活勞動）在社會再生產各產業部門的分配。他們像所有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一樣，不懂得馬克思揭示的生產商品的勞動具有二重性（具體有用勞動和抽象人類勞動）這個基本觀點；更不明白這是理解市場經濟的樞紐。

　　正因為如此，他們缺乏科學的宏觀經濟結構概念，認識不到在社會再生產中，社會總產品的每個部分，都必須進行價值補償和實物補償；在全社會的生產資料生產部類和消費資料生產部類的生產要素相互之間，以及這兩大部類內部的各產業部門的生產要素之間，都必須形成一定比例關系，才能保證社會再生產和市場流通持續運行。實際上，這些體現社會勞動在各部門分配的生產要素之間的比例關系，才是宏觀經濟“資源配置”的實質。

　　只有弄清了生產領域的這種比例關系，同時弄清它們與非生產領域的資源消耗的關系，以及這些關系與全社會貨幣流通之間的相互聯系，并做到從全社會大局出發，合理計劃調節人力和物力，才能避免宏觀經濟出現結構性的失衡，從而避免市場供求失衡，促使宏觀經濟穩定增長和運行。見物而不見人，只見資源物質形態而不見資源包含的社會勞動本質內容，這正是主觀性、表面性的表現。

　　采：用拜物教的觀念看待市場經濟現象，這也是資產階級經濟學的通病。請您繼續分析。

　　何：所謂“競爭市場定價方式”可以使全社會的資源實現最優配置，這暴露出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代表人物并不懂得宏觀經濟運動的內在聯系。馬克思揭示出，資本主義宏觀經濟運行的實質是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運動，其中包含商品生產社會一般的社會生產和市場流通的內在聯系：社會生產是內在本質，市場流通是外部現象；社會生產是市場流通的始發性原因，市場流通是社會生產推動和發展的結果；社會生產對市場流通起決定作用，而市場流通對社會生產起反作用，只是在某種條件下，才起決定作用”。

　　離開本質就不能科學解釋現象，顛倒因果關系就不能科學闡釋事物的運動，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代表人物所謂市場自由競爭和市場定價能實現社會資源的最優配置，顯然只是著眼于宏觀經濟形態的市場流通這個表層，顛倒了社會生產和市場流通之間決定和被決定這種辯證關系。

　　他們所謂的“市場機制”實質是資本主義市場機制的現象形態。這是因為，他們所謂的“市場機制”，是私有制為基礎的，指的是對商品價格波動起作用的市場供求調節，也就是資本主義市場機制表層的市場流通現象。但是，他們并不明白資本主義市場流通的本質內容。

　　須知，在資本主義經濟形態中，價值規律的作用是同剩余價值規律結合在一起的，因而有著特殊的價格表現形式。資本主義商品生產者之間的市場競爭價格，不僅由價值規律決定，按商品中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市場價值進行競爭，而且要由剩余價值規律和平均利潤率規律決定，表現為資本主義商品生產者相互之間要為追求剩余價值最大化或利潤最大化而競爭，從而表現為追求平均利潤的競爭。

　　因此，資本主義自由競爭形成的市場價格本質上已是包含平均利潤的生產價格，體現的已是資本家階級平等地剝削雇傭工人階級的剩余價值的階級關系。而資本家階級相互間表現出的那種簡單市場流通的市場平等交易關系，則成為對這種剝削關系的掩蓋形式。顯然，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弄不清商品流通和資本流通的共性、聯系和區別，膚淺地把資本流通等同于簡單商品流通了。

　　采：是的，馬克思揭示的商品流通和資本流通的共性、聯系和區別，十分重要。這在資產階級經濟學中是看不到的。

　　何：是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代表人物把市場定價方式鼓吹為最有效的資源配置方式非常具有欺騙性。實際上，新自由主義關于市場關系能有效配置經濟資源的觀點，連簡單商品流通的科學含義也沒有弄清楚，不懂得簡單商品流通與物、物直接交換的根本區別，不懂商品流通本身的內在矛盾包含著危機的可能性；而這種可能性在私有制基礎上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必然成為現實性。

　　換句話說，資本主義的市場流通總是通過周期性危機，才實現供求關系暫時平衡的。既然這種市場流通會發生危機，也就不能把這種市場流通的定價方式對社會生產要素在各產業部門的分配作用，視為最有效的資源配置方式。值得提出的是，他們在論述市場定價方式時，完全撇開了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料私有制關系決定的收入分配關系導致的兩極分化，以及由私有制決定的生產自發性和社會分工無序性對市場供求關系失衡的決定作用。同時，他們把資本家階級與雇傭工人階級之間的經濟關系也等同于市場一般流通關系。這是對資本主義市場機制致命性弊病的掩蓋。人們不免要問：既然私有制市場定價方式能最有效地配置社會資源，那么為何從1825年爆發第一次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直到如今，資本主義市場機制從未停止發生周期性經濟危機呢？

　　采：您說的有道理。

　　何：商品供給過剩或不足，這在商品生產社會是難以避免的，而在私有制基礎上，這勢必導致經濟危機。馬克思深刻揭示的一個典型現象是，固定資本在生產中，必然發生實物形態的使用和價值消耗的分離，這通常會導致在社會再生產過程中發生固定資本商品的市場過剩或不足。

　　馬克思指出：“壽命已經完結因而要用實物補償的那部分固定資本（這里是指在消費資料生產中執行職能的固定資本）的數量大小，是逐年不同的。如果在某一年數量很大（像人一樣，超過平均死亡率），那在下一年就一定會很小。假定其他條件不變，消費資料年生產所需的原料、半成品和輔助材料的數量不會因此減少；因此，生產資料的生產總額在一個場合必須增加，在另一個場合必須減少。這種情況，只有用不斷的相對的生產過剩來補救；一方面要生產出超過直接需要的一定量固定資本；另一方面，特別是原料等等的儲備也要超過每年的直接需要（這一點特別適用于生活資料）。這種生產過剩等于社會對它本身的再生產所必需的各種物質資料的控制。”

　　這種社會的控制，只有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基礎上才具備條件。這是因為，公有制經濟基礎可以保證單個公有制企業利益與全社會整體利益具有一致性，因而社會經濟調控中心只要能夠合理計劃調節，就可以使這一時期的相對生產過剩用于補救下一時期因同一原因必然發生的相對生產不足，從而把這種過剩變為利益。

　　但是，私有制社會卻無法實施這樣的控制。因為對于私有制基礎上的商品生產來說，市場上任何商品的過剩，都意味著有生產者的商品賣不出去；市場上發生任何生產資料商品的不足，都意味著有生產者買不到再生產需要的生產資料。這兩種情況積累到一定程度，都會導致社會再生產難以持續而發生危機。因此，只有建立起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經濟基礎，才有條件使社會再生產適應固定資本補償規律，避免發生危機。

　　當然，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形式一旦廢除”的公有制經濟，是指建立了完全公有制的社會主義社會。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所有制基礎，還不是全社會的公有制。但是只要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國有經濟能夠強大到對國民經濟起主導作用，就有條件對社會再生產比例關系實施一定調節，從而最大限度地避免危機的發生。這告訴我們，唯有建立公有制經濟基礎，進行社會控制，才能真正實現沒有危機的社會資源配置。

　　采：您說到，固定資本運動在社會再生產中引起的市場商品過剩，是商品生產社會的一般現象，馬克思揭示的這種宏觀經濟現象，人們似乎不太了解。看來，對市場的商品過剩，還要區分正常的和不正常的。我的理解對嗎？

　　何：是這樣。這告訴我們，認識市場經濟現象不能停留在表面現象。我認為“西化派”搬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提出的“資源配置問題”及其解決資源配置問題的市場機制和市場定價方式，都是不科學的。這又是與他們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僅用資本家的私人交易者的眼光看待市場關系的表層聯系在一起的。

　　三、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提出“激勵問題”也是不科學的

　　采：那么，為何您說“激勵問題”也是不科學的問題呢？

　　何：激勵的一般含義是指某種外因對人的行為產生的鼓勵、推進和鞭策作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西化派”認為，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計劃經濟必然發生“激勵扭曲”，導致對個人沒有激勵的“大鍋飯”，導致使個人、企業和政府都沒有增加效率積極性的“軟約束”。可以看出，他們談的是經濟領域的激勵，指的是經濟利益的激勵。這種觀點具有很大的片面性、主觀性和欺騙性。

　　采：請具體說說。

　　何：好的。“西化”派提出的對個人經濟利益的“激勵問題”與宏觀經濟運行并無直接關系。從簡單的數學邏輯看，通過激勵提高個別的效率，這無疑可以提高由個別構成的整體的效率；但是從辯證邏輯來看，個別運動的效率究竟能否提高整體運動的效率，還得看個別運動的方向與整體運動的方向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個別效率就會對整體效率產生負面作用。

　　遵照馬克思的社會再生產理論，提高宏觀經濟運行的效率，首先不是靠對人的激勵（“西化派”所說的對企業、政府的激勵，也仍然是對當事人的激勵），而是靠社會再生產的各生產部門和企業相互之間形成生產要素之間的相互補償的比例關系；只有在這種前提下，才談得上提高宏觀經濟效率。看看資本主義宏觀經濟運動存在的危機寅蕭條寅復蘇寅繁榮寅危機……這種一般周期現象吧！假如說繁榮是市場自由競爭和“市場定價秩序”對個人的激勵有效率的表現，那么為何緊接著繁榮的，總是危機呢？難道危機也是宏觀經濟有效率的表現嗎？

　　實際上，市場競爭和市場定價方式對人和企業的外部壓力和激勵，都是對個別、局部而言的；在市場經濟中，對個別、局部產生的效率，并不等于宏觀、整體有效。不能無視在私有制經濟基礎上，市場競爭和市場定價方式在對某些個別和某些局部產生效率的同時，還會對另一些個別和另一些局部產生虧本、破產等副作用。馬克思曾批判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利己“經濟人”假設，指出“關鍵并不在于，當每個人追求自己利益的實現的時候，也就達到私人利益的總體即普遍的利益。從這種抽象的說法反而可以得出結論：每個人都妨礙別人利益的實現，這種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所造成的后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這也是對私有制市場經濟絕對有效的否定和深刻批判。

　　采：您的意思是，對個人激勵產生的個人經濟效率，有可能對宏觀經濟產生負效率，是這樣嗎？

　　何：是這樣。所謂市場的“真個人主義秩序”能以經濟利益激勵個人提高效率，這種說法是抽象的、片面的。實際上，人類社會并不存在哈耶克提出的超越具體歷史條件的這種市場秩序。

　　唯物史觀認為，“各個人的出發點總是他們自己，不過當然是處于既有的歷史條件和關系范圍之內的自己，而不是玄想家們所理解的‘純粹的’個人”。人不能夠脫離社會關系而孤立存在，任何歷史階段的社會關系，都有自己的歷史特征；個人的經濟利益總是來自他所處的一定的分配關系，而這種分配關系又是由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生產關系決定的；而能夠對個人形成激勵的經濟利益，只能由這種歷史條件下的物質生產勞動創造出來。因此，與經濟利益相聯系的對人的“激勵”，本質上是由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生產方式及其相應的生產關系和分配關系決定的。現實生活中并不存在超越具體歷史條件對人人都有激勵作用的抽象的“激勵機制”。

　　抽象地談市場激勵對勞動人民具有極大的欺騙性。所謂“市場激勵”，實質是經濟利益的激勵。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機制中，市場主體是資本家階級，激勵資本家的是利潤占有的最大化，而雇傭工人是根本得不到這種激勵的。非但如此，在這種社會條件下，“靠每天勞動為生的人，只有貧困才能激勵他們去工作”。馬克思根據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深刻指出，“資本的積累就是無產階級的增加”。可見，資本家階級獲得利潤或剩余價值這種“效率”的提高，對于雇傭工人來說，恰恰是受剝削程度的加深，是根本不能相提并論的。

　　尤其不能忘記馬克思深刻揭示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以一般商品流通領域的平等關系掩蓋了生產領域的資本家同雇傭工人的不平等關系。所以，抽象地談市場激勵具有極大欺騙性。

　　“西化派”用計劃經濟存在所謂“軟預算約束”來否定公有制經濟的合理性，鼓吹通過私有化的“改制”，最大限度減少政府“干預”，建立市場“激勵獎懲機制”。這實質上是要建立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機制，只會“激勵”私營企業主通過競爭，追求利潤最大化，只會加重社會生產的自發性和無序性。這種市場“激勵”其實是促成經濟危機的因素。

　　采：的確，對資本家的激勵，對工人來說，意味著受剝削的程度加深；資本家之間的競爭固然能優勝劣汰，增加外部壓力，迫使他們提高效率，但是這種自發競爭同時會促成經濟危機。請您繼續分析。

　　何：“西化派”說，公有制經濟對管理者缺乏效率激勵，這是私有制維護者的主觀臆斷。他們認為，公有制只有私有化，讓管理者擁有私人資本及其帶來的利益，使他們有管理風險和責任后果的抵押品，才能對管理者建立起激勵機制；否則，企業管理就只存在“軟預算約束”，不可能有效率。這種觀點無非是用狹隘的私有觀念理解公有制的企業管理者，具有私有制永恒論的強烈辯護性。

　　實際上，社會主義公有制既然是對資本主義私有制和一切私有制的革命，也就同時是對私有制觀念的革命。用私有制觀念是無法解釋社會主義經濟對人的激勵機制的。

　　在公有制經濟中，管理者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中管理權的人格化，他受到與私有制根本不同的利益關系和行為規范約束。公有企業的管理者絕不是資本家，而是與各行業從事復雜勞動的專門家相類似的管理專家，其個人勞動是企業自主聯合勞動的組成部分，其個人利益與聯合勞動者的共同利益是結合在一起的。因此，對企業家的激勵，應當遵循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原則，而不能以資本家的收入為參照。

　　須知，主張用私人資本作為公有制企業管理者的“風險和責任后果的抵押品”，這只會破壞工人階級企業家和一般勞動者的平等生產關系，只會起到化公為私的破壞作用。當然，在市場經濟和公私企業并存的現實條件下，可以根據具體情況對公有制的企業家制定一定的收入激勵政策，但是這絕不意味著應當把對他們的激勵與對資本家的“激勵”等量齊觀。

　　公有制企業家的個人經濟利益，不應當再和私人資本掛鉤，對他們的激勵，屬于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組成部分。只要把他們的按勞分配收入、職位、名譽以至失職處分等，與個人的責任后果聯系起來，就可以對他們形成激勵和責任壓力。那種否定公有制企業可以建立和完善風險責任后果承擔機制的論調，實質是要根本反對社會主義的企業管理制度。

　　采：您談到管理者是一定生產關系中管理權的人格化。這也就是說，不能抽象地談對管理者的激勵，首先要分清管理者處在什么歷史性質的生產關系中。

　　何：您理解得對。我認為，“西化派”抓住社會主義公有制具體制度的不完善問題，否定公有制的宏觀經濟效率優勢，是混淆視聽。社會主義公有制在人類歷史上產生時間不長，具體經濟管理體制不成熟實屬正常，這絕不能成為否定公有制的理由。

　　不可否認，在經濟體制改革前，公有制企業中確有“干部能上不能下、職工能進不能出、工資能高不能低”的現象，宏觀經濟管理也確有高度集中、過于行政化的缺陷，這確實有損社會主義宏觀經濟效率，對此，當時人們曾用“鐵飯碗”“大鍋飯”和“體制僵化”來比喻或描述（這里不討論這些比喻是否都妥當）。

　　但是，經過40年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形成并建立起來，現實公有制經濟中這些問題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決，怎能再繼續以此為由，用缺乏激勵來否定現實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呢？其實，這是一種巧妙的混淆視聽，很難說不是為了把私有化“改制”造成的宏觀經濟結構性失衡，歸罪于公有制。須知，《資本論》揭示出，分工協作勞動比許多單個人分散的勞動機械相加，可以產生更高的經濟效率”。

　　勞動的社會分工和協作，即生產社會化，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內在要求。現代資本主義企業內部管理分工越來越細，計劃性越來越強；私有制為基礎的現代資本主義經濟，也不得不出于維護資本家階級整體利益，實施某種程度的宏觀經濟調控，這些都證明生產力趨向社會化發展，是客觀趨勢；然而，只要私有制基礎沒有改變，就無法避免周期性經濟危機。

　　社會主義公有制正是適應生產力的社會化發展而產生的。理論和實踐都表明，否定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宏觀經濟效率優勢是缺乏根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1953年至2013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按不變價計算增加了122倍，年均增長8.2%，平均每9年翻一番；其中1979—2013年年平均增長9.8%，而同期世界年均增長只有2.9%。我國高速增長持續的實踐和增長的速度都超過了經濟起飛時期的日本和亞洲的四小龍”。這些事實，證明了社會主義公有制比資本主義私有制具有顯著的宏觀經濟效率優勢。

　　由上可見，“西化派”提出的所謂“資源配置問題”和“激勵問題”兩大“突出問題”，都不是科學問題。他們無非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編造理由，為私有化“改制”服務，借以達到消解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基礎，發展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目的。

　　四、唯物史觀對宏觀經濟運動提出的科學問題

　　采：那么，面對中國宏觀經濟發生的嚴重結構性失衡，怎樣提出問題、解決問題才是科學的呢？

　　何：唯物史觀認為：“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面對客觀現實提出不科學的問題，通常是由人頭腦中主觀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思維方法“改造”而成的；而提出科學問題及其解決方法，這只能運用唯物辯證的思維方法，“將豐富的感覺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才能做到。

　　而在做具體分析時，還必須“由一般到特殊”，用已知的“一般真理”指導認識特殊現象。這體現在宏觀經濟分析上，就是要善于應用馬克思揭示的宏觀經濟運動科學原理中包含的宏觀經濟一般的科學原理和方法，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

　　采：能否談談馬克思的宏觀經濟“問題觀”。

　　何：深入研究馬克思的《資本論》，至少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理解這個問題。其一，研究宏觀經濟運動應正確把握社會再生產的出發點，提出問題。

　　如前所述，社會生產對市場流通起決定作用，因此，首先需要弄清，物質生產領域的社會再生產運動怎樣才能持續或連續進行。這只能從社會生產的總產品（通常是年總產品）出發。因為在商品生產社會中，構成宏觀經濟的所有商品生產者，要能賣出生產出來的商品，都要依賴社會總產品中的某個部分賣掉后所轉化的貨幣來購買；而在生產中消耗掉的生產資料，也都要通過購買社會總產品中的某種生產資料來繼續投入。

　　因此，馬克思指出：“直接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是：生產上消費掉的資本，就它的價值來說，怎樣由年產品得到補償？這種補償的運動怎樣同資本家對剩余價值的消費和工人對工資的消費交織在一起？”這里，包含的一般規律是，在商品生產社會中，從事社會生產的無數企業進行投入產出，只有使它們所生產的具有使用價值和價值的商品（包括生產資料商品和消費資料商品），都能夠從社會總產品的賣和買中，得到價值補償和實物補償，社會再生產從而宏觀經濟運動才能夠持續進行。其中，社會再生產中消費掉的生產資料如何得到補償，這是需要研究的“最重要的問題”。

　　簡言之，對于宏觀經濟持續運動提出一般的最直接的科學問題是：社會總產品怎樣能使社會再生產消費掉的生產資料和個人消費資料都得到補償？

　　采：這個問題深入到物質生產領域，的確是宏觀經濟運動首先要解決的問題。

　　何：其二，研究宏觀經濟的市場機制應當弄清市場供求關系與社會生產的內在聯系，提出問題。唯物史觀認為，市場機制是市場供求與社會生產相互作用的運動過程；市場供求的調節作用本質上是市場流通對社會生產的反作用，這種反作用歸根到底不能離開社會生產的始發性決定作用。

　　馬克思針對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離開社會生產談市場供求作用的膚淺看法，深刻指出：“在供求關系借以發生作用的基礎得到說明以前，供求關系絕對不能說明什么問題。”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構成這種基礎的兩大基本因素：一是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決定的不同的階級和階層對社會總收入的分配關系，這種關系決定了市場的總購買力及其結構。

　　資本主義經濟的剩余價值規律決定了：社會的“全部剩余價值和工資的比率”（即剩余價值率）越高，全社會資本家階級和其他剝削階級在社會總產品的價值產品（全社會新創造的價值）中占的比重就越多，也就是在“社會的總收入”中占的比重就越大，雇傭勞動者階級的收入在其中占的比重就越小。

　　這又決定了剝削階級收入形成的市場需求，包括資本家階級為擴大再生產的投資需求和剝削階級追求奢侈生活的消費需求，占市場需求的很大部分；雇傭勞動者階級的收入只能占市場需求（有購買力的需求）的很小部分。而資本家階級為追求剩余價值無限增長的擴大再生產，則形成不斷擴大的市場供給。這種市場供給擴大的無限性和工人階級對市場消費需求的有限性，勢必造成全社會市場供求關系的矛盾，并由此必然導致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生經濟危機。

　　二是物質生產領域各部門之間生產要素之間的比例關系。它包括生產資料生產部類[Ⅰc+v+m]和消費資料生產部類[Ⅱc+v+m]兩大部類的生產要素之間，以及各部類內部生產要素之間的比例關系，這些相互關系既對市場需求，又對市場供給起重要作用。

　　可見，上述全社會的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和生產要素之間的比例關系這兩大基本因素，決定了市場的供求關系，從而形成市場價格的實際狀態。而在這兩大基本因素中，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對市場供求關系起著更主要的作用。這是因為，它不但決定產品中新創造價值?v+m?的分配，而且由于生產資料所有者是掌握生產中投入產出決定權的，因而必然對社會再生產的生產要素之間的比例關系狀況，起決定性作用。這兩大基本因素對市場供求關系的決定作用，尤其是生產資料所有制的主要決定作用，在商品生產社會普遍存在。

　　可見，認識宏觀經濟的市場機制，應當提出的科學問題是，決定市場供求關系起調節作用的基礎是什么？

　　采：這的確是個科學問題。現在，不少人受西方經濟學的影響，往往只從市場供求關系本身談市場調節作用，卻想不到還有生產領域更深層的因素在決定著市場供求作用。請您繼續談。

　　何：其三，研究宏觀經濟運行狀態應當根據貨幣流回規律和社會再生產之間的內在聯系，提出問題。

　　在資本主義經濟中，貨幣流通是全社會商品流通的中介；貨幣資本是“每一個新開辦的企業的第一推動力和持續的動力”；社會再生產過程是結合著貨幣流回規律進行的。“當再生產（無論是簡單的、還是規模擴大的）正常進行時，由資本主義生產者預付到流通中去的貨幣，必須流回到它的起點（無論這些貨幣是他們自己的，還是借來的）。這是一個規律。”這個規律在商品生產社會具有一般性。它是唯物史觀關于生產決定流通，流通對生產有反作用這一基本原理的體現。

　　在市場經濟形態中，只有社會生產各部門生產要素的投入產出形成一定比例關系，全社會商品相互間能夠實現價值補償和實物補償，貨幣流通才能順暢無阻；如果貨幣流通不暢，就反映出社會再生產生產要素之間的比例關系存在失衡問題。因此，貨幣流回規律成為觀察、判斷社會產業結構比例關系是否平衡的晴雨表。

　　一旦商品生產社會形成比較發達的銀行信用制度，中央銀行成為全社會銀行體系的貨幣（包括資本的貨幣形態）發行和流回中心，那么全社會的貨幣都會以中央銀行作為起點或終點。企業的貨幣和貨幣資本如果從中央銀行為核心的銀行系統取出，在宏觀經濟運行比較暢通的條件下，企業資本在流通過程結束后，就會遵循貨幣流回規律返回企業，又會存入這樣的銀行系統。

　　據此，在一定時期，當中央銀行為核心的銀行系統發生的貸出的貨幣或貨幣資本普遍不能按期流回時，這就勢必意味著社會再生產各部門生產要素的比例關系出現了不平衡。由此可見，貨幣流回規律實質是社會再生產正常實現的表現形式。一旦社會再生產不能正常實現，以中央銀行為中心的銀行系統就會出現貨幣不能如期流回的危機。

　　因此，面對可能的系統性金融風險，提出科學的問題就應當是：社會生產領域發生社會再生產比例關系失衡了嗎？

　　采：關于貨幣流回規律和社會再生產的關系，理論界似乎議論不多。看來，弄清這種關系對于防范宏觀經濟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十分重要。

　　何：是的，只有弄清這種關系，才能避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形而上學的宏觀經濟治理方法。從馬克思在揭示宏觀經濟運動一般規律過程中，以唯物史觀為指導提出的科學問題來看，這與“西化派”照搬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提出的問題，是有根本區別的。這每一方面的問題，都有助于人們的認識從經濟現象深入到經濟本質，從市場流通深入到生產領域，追問宏觀經濟運動的內在聯系是什么。

　　五、當前我國宏觀經濟結構性失衡的主要原因

　　采：以馬克思的宏觀經濟理論和方法為指導，您認為應當如何解決當下我國宏觀經濟出現的結構性失衡？

　　何：這需要弄清宏觀經濟發生結構性失衡的主要原因。在馬克思揭示的資本主義宏觀經濟運動的內在聯系中，包含著商品生產社會宏觀經濟形態的一般結構及其內部聯系。正確把握這些聯系，對于弄清宏觀經濟發生重大結構性失衡的真實含義及其失衡的主要原因，從而解決問題，具有極為重要的方法論指導意義。

　　研究《資本論》可以知道，這種一般結構可以歸納為五個層面：（1）商品流通（包括商品流通一般、貨幣流通一般）；（2）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生產資料所有制或生產關系；（3）社會化大生產基礎上的各生產部門生產要素的比例關系或社會分工關系；（4）社會總資本一般的結構關系，即總量上的“貨幣資本形態”“商品資本形態”和“生產資本形態”之間的結構關系；（5）社會生產中人與自然之間（包括人與生態環境之間）的關系。

　　這五個經濟層面的運動在相互之間、在各層面內部的構成部分之間，都存在辯證關系；它們的運動綜合起來，就形成整個宏觀經濟運動。因此，說到宏觀經濟的結構性失衡，應當理解為上述五個層面之間和每個層面內部之間的結構失衡。而遵循唯物辯證法進一步思考，可以明白，在這些層面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是生產資料所有制或生產關系層面。

　　采：為什么這么說？

　　何：只要摒棄西方經濟學的拜物教觀念，弄清在這些經濟層面的運動中起能動性作用的是人，而不是物，就容易理解這個道理。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看來，在商品流通層面，商品—貨幣、貨幣—商品這種交換關系的背后，是人與人的社會勞動關系，是由人來推動的；從生產關系和社會分工兩個層面看，它們都是物質生產領域的人與人的相互關系；從社會總資本三種資本形態的結構關系看，在資本物質形態的背后起推動作用的，顯然是各種資本所有者之間以及各類資本內部包含的社會關系，也都是人與人的關系；而從人與自然的關系看，起能動作用的，只能是人。因此，這五個經濟層面的本質是經濟的社會形態，即人與人的關系和人起能動作用的形態。

　　唯物史觀揭示出，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必然處在一定歷史形式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為核心的生產關系之中。所以，在上述宏觀經濟形態一般結構的五個經濟層面中，體現人與人相互關系的生產關系這個層面，是起決定性的能動作用的。而人們在生產關系中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關系，又決定了人在經濟活動中的地位，占控制地位的，也就是在經濟活動中起決定作用的，乃是掌握生產資料所有權的人們構成的階級，即統治階級。由此，我們可以深入領會馬克思指出的，“生產條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產者的直接關系———這種關系的任何當時的形式必然總是同勞動方式和勞動社會生產力的一定的發展階段相適應”，乃是“整個社會結構”的“隱藏著的基礎”。簡言之，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是在宏觀經濟結構乃至整個社會結構中起決定作用的層面。

　　采：您引述的馬克思關于“生產條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產者的直接關系”是否指的是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

　　何：從原著的上下行文來看，應當這樣理解。應用上述原理來研究資本主義宏觀經濟運動，就可以更深入地理解，發生周期性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是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與生產社會化存在對抗性固有矛盾，從而造成其他經濟層面發生一系列難以解決的矛盾。因而，解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根本出路只能是《共產黨宣言》概括的一句話：“消滅私有制”，建立沒有人剝削人的科學社會主義制度。

　　用上述基本觀點來研究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宏觀經濟運動，就可以認識到，決定國民經濟的社會性質以及宏觀運行狀態的，必然是生產資料所有制層面。只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并使全民所有制性質的國有經濟壯大到足以成為國民經濟主導力量的程度，就有條件避免出現資本主義那樣的宏觀經濟結構嚴重失衡乃至危機的后果；即使因經濟管理出現工作失誤而發生宏觀經濟結構失衡，也便于較快地糾正。

　　這是因為，其一，公有制占主體，決定了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以按勞分配為主體。這就能夠使私營經濟成分造成的剝削性分配關系，只在社會有限的范圍內存在。這就有條件避免全社會產生收入兩極分化，保證市場有購買力的需求與生產的供給基本實現同步增長。

　　其二，公有制經濟基礎使全社會有條件形成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一致的經濟發展目標。由此出發，國家就能夠遵循價值規律、社會擴大再生產按比例發展規律等客觀經濟規律，根據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從生產和流通兩方面的結合上，從社會總產品的使用價值結構和價值結構兩方面，制定具有預測性的宏觀經濟發展計劃，進行科學的計劃調節。努力做到從國情實際出發，處理好積累與消費的關系，堅持以農業為基礎，堅持經濟發展速度以產業結構平衡為前提，并把按比例地發展經濟，建立在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上。

　　其三，只要國有經濟壯大到能起主導作用的程度，中央政府的計劃調節中心就能把它作為“抓手”，主動地調節國民經濟運行。一方面，可以通過控制和調整好國有經濟本身的整體結構和收入分配關系，帶動城鄉集體經濟，控制社會收入的變化；另一方面，也可根據國有經濟的市場流通狀況，及時掌握和利用市場供求信息，防止計劃工作的主觀性，調節生產領域經濟結構趨向合理；同時，國有經濟科技先進、資本雄厚、具有市場競爭優勢，這也有利于中央政府控制私有制經濟成分的生產自發性。

　　由于上述有利因素，就能夠避免市場總供給和總需求出現大的失衡，從而把商品流通發生危機的可能性控制在不轉化為現實性的范圍內，并有條件促進國民經濟運行在可持續的軌道上。然而，如果公有制經濟基礎遭到削弱，私有制經濟超過一定限度，中央政府計劃調節的作用被嚴重弱化，宏觀經濟就有可能發生嚴重的結構性失衡，并勢必由此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

　　采：按照您的分析邏輯，是否說，我國一段時期以來宏觀經濟出現嚴重的結構性失衡，主要原因在生產資料所有制層面？請您具體談談。

　　何：是的。一段時間以來，在國內外新自由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思潮沖擊下，某些人把黨中央在1984年就提出的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的重要指導方針束之高閣，有一些擔任要職的領導干部甚至把“私有化”改制，作為改革的“攻關”方向。這就導致了我國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成分不斷加大，公有制主體地位被嚴重削弱。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表明，在全國第二、三產業全部企業法人單位的實收資本總額中，2004年末，國有資本占48.1%，集體資本占7.9%，個人資本占28.0%，港澳臺資本占7.3%，外國資本占8.7%。2008年末，國家資本占33.4%，集體資本占3.0%，法人資本占25.5%，個人資本占22.9%，港澳臺資本占6.1%，外商資本占9.1%。

　　此后，國家統計局沒有再公布按企業實收資本統計的所有制結構，但是公布了2013年末全國第二、第三產業中九個行業（從業人員占總從業人員的91.5%）的企業法人單位從業人員的所有制結構。按各種經濟成分從業人員人數加權平均的占比計算表明，公有制企業的從業人員只占7.5%；如果把“股份制和其他企業”中的一半算成公有資本控股（實際上可能不到一半），公有制企業的從業人員也只占25.5%。

　　不難看出，21世紀以來，在我國第二、三產業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中，公有制比重在不斷地減少，近年已經跌破了憲法規定的主體地位的底線。與此相聯系，全社會收入分配關系呈現出不良態勢。

　　國家統計局披露，反映收入差距的全國基尼系數在2012年以前，已連續10多年超出國際安全警戒線的0.4，在0.47以上；經過努力，近年來盡管全國基尼系數有所下降，2015年和2016年也仍分別為0.462和0.465。

　　與此同時，中央政府的計劃調節和管理職能也存在明顯減弱的情況，這可用兩個實例來說明：一是國家統計局在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之后，公布了2004年末全國第二、三產業不同所有制的企業法人單位實收資本比重，此后沒有再公布這種能夠準確反映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狀況的數據，這顯然不利于國家胸中有數地及時調節所有制結構。二是2017年12月30日，黨中央提出《中共中央關于建立國務院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國有資產管理情況制度的意見》，反映出國有資產管理和治理方面存在必須彌補的薄弱環節。

　　正是公有制主體地位的嚴重削弱變化和中央政府計劃調節和管理職能的減弱，致使在國民經濟中，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成分滋長。這就勢必導致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規律已在相當大程度上起不良作用余。因此，我國宏觀經濟發生由來已久的宏觀經濟結構性失衡，并出現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兆頭，就不奇怪了。

　　采：您用實際數據分析了宏觀經濟發生結構性失衡的主要原因，那么，應當如何解決問題呢？

　　何：從理論和實際的結合上弄清了產生問題的主要原因，科學解決問題的基本辦法也就形成了。簡言之，就是必須盡快壯大國有經濟，振興城鄉集體經濟，恢復和鞏固公有制主體地位，同時加強中央政府計劃調節，并采取多方面的配套措施。當然，具體解決問題涉及方方面面，不可能那么簡單，尤其是所有制結構的調整，涉及社會各階級、階層利益關系的調整，這里必然伴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經濟成分的矛盾和斗爭，并相應地伴隨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斗爭。這需要在黨的領導下，有步驟、有計劃地解決。

　　六、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對經濟工作的指導

　　采：從您的上述分析來看，面對現實中宏觀經濟的重大結構性失衡，確實存在兩種根本對立的問題觀。

　　何：我認為，更應當認清這種問題觀的對立，實質上是工人階級經濟學和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根本對立。有必要指出，正是“西化派”提出的兩個“突出問題”，搞亂了人們的思想，這實際上是一些政府管理部門在改革實踐中搞私有化“改制”的主要原因。而如果按照“西化派”提出問題、解決問題的方式繼續做下去，那么，必然是導致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瓦解，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這就不只是發生一次經濟危機的問題，而是會產生蘇聯、東歐國家那樣的社會主義根本制度被顛覆的后果。這絕不是危言聳聽。

　　采：那么，針對這種情況，您認為當下應當采取何種措施？

　　何：當前，要從根本上消解宏觀經濟存在的重大結構性失衡，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最重要的就是要貫徹黨的十九大關于“黨是領導一切”的重要精神，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尤其是加強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實際經濟工作中的指導地位，這包括在經濟工作中拋棄“西化派”的問題觀，樹立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問題觀。

　　習近平指出，“我們黨歷來重視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學習、研究、運用”，“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這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立場”。他強調：“堅持問題導向是馬克思主義的鮮明特點。問題是創新的起點，也是創新的動力源。只有聆聽時代的聲音，回應時代的呼喚，認真研究解決重大而緊迫的問題，才能真正把握住歷史脈絡、找到發展規律，推動理論創新。”

　　他針對宏觀經濟結構失衡問題，著重提出：“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十分重視并善于運用唯物辯證法來認識和探索人類社會發展中的矛盾運動規律。比如，馬克思提出，社會再生產分為生產資料生產和消費資料生產兩大部類，兩大部類必須保持一定比例關系才能保證社會再生產順利實現。”這些重要講話精神，對于扭轉目前存在的照搬西方經濟學指導實際經濟工作的不良傾向，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采：您把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同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經濟工作中的指導地位結合起來，這很重要，很有針對性。

　　何：眾所周知，一段時間以來，在經濟工作中尤其是經濟體制改革中，確實存在“邊緣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照搬西方經濟學的嚴重傾向。這實質上是對黨的領導的嚴重削弱。因為黨的領導是以科學指導思想為前提的，黨的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只能是馬克思主義，在經濟工作中的指導思想只能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那種認為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要照搬實質是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所謂“現代市場經濟學”，放任私有化“改制”的傾向，無疑是放棄黨對實際經濟工作的領導，是與黨中央的要求背道而馳的。

　　我認為，各級領導干部必須認清“西化派”問題觀的反社會主義制度實質。初看起來，“西化派”似乎很重視“市場化改革”，其實他們是把公有制與市場調節根本對立起來，是用私有制市場經濟觀來反對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里特別要強調，市場流通關系對社會生產能起分配生產要素的反作用，但絕不是萬能的。

　　要實現以人民為中心，統籌兼顧地對社會生產力合理布局和總量平衡；防止市場競爭產生壟斷；保護生態環境；促進收入公平分配，實現共同富裕；面向國際市場競爭，組織民族經濟內部的大協作，提高民族經濟國際競爭力等，這些都不能指望市場自發的作用。

　　為此，必須重申黨中央早在1984年就提出的“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的基本指導方針”，在發揮商品生產、市場流通積極作用的同時，堅決維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堅持中央政府對宏觀經濟的計劃調節，高度警惕在“西化派”的誤導下，走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誤區。

　　我們堅信，只要真正做到遵循馬克思對宏觀經濟運動提出問題的方法和創造性地運用好馬克思創立的研究宏觀經濟運動的科學方法，就一定能標本兼治，不僅能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危機的風險的底線，糾正宏觀經濟存在結構性失衡，而且能促進社會再生產按比例地科學發展，使國民經濟走上可持續科學發展的道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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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黃范章：《三十年代以來西方經濟學界關于計劃經濟的挑戰》，《國外經濟學講座》第1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年。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南京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中國社科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常務理事、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特聘研究員；來源：原載“察網智庫”微信公號【作者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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