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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敬亭之女：要不是毛主席，沒人能替我父親平反

點擊：  作者：高鳳英    來源： 東方偉人  發布時間:2018-07-19 08:44:12

 

       【編者按】：1939年6月24日，新四軍第四支隊司令員高敬亭，這位蔣介石花10萬大洋買其人頭卻不得的一代名將，卻被新四軍領導人向蔣介石呈請而“槍刑照準”，年僅32歲。

36年后，高敬亭的遺腹女高鳳英冒著巨大風險上書毛澤東，請求中共中央澄清其父被殺原因，并作出結論。正在病中的毛澤東親自指示有關部門重新審查高敬亭一案。1977年4月27日，沉冤38年的高敬亭案得以昭雪。2013年冬，乍冷還暖，高鳳英女士在家中接受了本刊編輯王金梅的采訪，講述她為父親平反的坎坷經歷。

“我母親要不是堅強，早死過了”

王金梅：1939年您父親高敬亭被錯殺時，您多大了？

高鳳英：當時我還在我母親肚子里，我父親1939年6月被殺，我是這年8月出生的。我還有個姐姐，當時才剛剛一歲。

王金梅：您母親史玉清也是一位老紅軍，曾經的“金剛臺英雄八姐妹”之一，您父親被錯殺后，她也受到牽連了吧？

高鳳英：我母親15歲就參加革命，1931年入黨。之前因為家里窮沒讀過書，后來有點文化都是自學的。她人很堅強，又機靈能干。當年金剛臺8個女兵，最后有的給國民黨捉去了，或賣掉或給人做了小老婆。我母親卻從沒被捉到，因為她每到一個地方首先就熟悉環境、查看地形，猜想如果敵人上來的話，她要從哪里跑。聽她講，我父親被關押不久，她就被軟禁起來了。

父親被錯殺后，她受到牽連被開除黨籍，成為“反革命家屬”，遭到無盡的歧視和打擊，甚至連平時的戰友、朋友都不能與她有任何接觸。我母親自尊心很強，參加革命后各項工作從來不落在別人后面，卻一夜之間成為打擊的對象，精神壓力可想而知。我母親要不是堅強，早死過了。她說，當時她也想過不如投河死了算了。但一想到我年幼的姐姐和肚子里的我，就于心不忍，而且也不甘心就這樣不明不白地死了。后來經過激烈的思想斗爭，她決心不管受到多大打擊也要活下去，把兩個孩子帶大。

王金梅：在這種情況下，您母親能堅持下來真的很不容易。你出世后，跟著母親也吃了不少苦吧？

高鳳英：我出世后就和母親隨部隊行軍。當時部隊給有孩子的人都安排挑夫，但我們那個挑夫身體有病，我媽把糧食都省給他吃，他還是把我掉到稻田里去了。我那時好小，都不知道哭。我母親說一次行軍途中，因為挑夫沒勁，走得慢，我們掉隊了。結果人家都到部隊吃過飯了，我們還沒到。后來部隊負責人講怎么到現在她們母女還沒到，就派人來找。這才發現原來挑夫正帶著我們往敵人方向走，幸虧找得及時，否則我們可能就被敵人發現，殺掉了。

王金梅：當時部隊戰友對你們怎么樣？

高鳳英：我母親講，其實那時大多數人心里對我們還是同情的。她生我的時候缺衣少食，我父親又剛被錯殺不久，但就這樣她還收到好多好心人送的吃的、穿的，都不知道是誰給的，全是悄悄放在窗臺上，不敢直接給我母親。因為迫于當時的形勢，大家表面上都不敢和我們多接觸。

我母親說我剛會走路的時候，有一次她去打飯，旁邊很多人在政治學習，她因為是“反革命家屬”，政治學習不讓參加。她就把我放在那里，結果她打飯回來的時候，發現我趴在泥地里，滿臉、滿鼻子、滿嘴都是泥巴，要是她遲來幾分鐘我可能就被憋死了。那些人都在旁邊學習，卻沒有一個敢過來拉。那天晚上我母親飯都沒吃，抱著我哭了一夜。

王金梅：后來您母親因行軍環境所困，不得不先后將你姐和你寄養在當地老百姓家了？

高鳳英：是的。我姐先被放在了一個老百姓家。其實開始我母親是準備把我放在這家的，后來知道他家本來小孩就多，又窮，怕我在他家受苦，就要把我領出來。但他家死活不讓我走，因為那時如果一個部隊孩子放到老百姓家，只要部隊給戰士發什么，就給這老百姓家也發什么，像糧食、毛巾、衣服都有，他家窮所以不愿放我。我母親因為我小，便把我帶出來，把我姐姐放在他家了，我就跟著母親隨部隊走。后來，我母親把我寄養在了另一戶老百姓家。

王金梅：當時把你寄養在哪里？

高鳳英：蘇北盱眙縣一個古城。當時，我媽通過地下黨找到這戶條件算不錯的人家，他家沒有孩子，就夫妻兩人和一個老父親，在農村來說因為人少，條件還好。后來鬧荒年，村里榆樹葉、榆樹皮都被人吃光了，我在他們家沒吃這個，因為他們有存的糧食種可以吃。不過那時農村孩子還是很苦啊，我在他家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干活，家里人吃的菜、豬吃的菜都是我一個人挑。所以我很能體會農村人的不易。后來農村病人來醫院找我看病，我都盡心盡力，病人家屬請吃飯，我也絕對不去。你想100斤稻子才七八十塊錢，請我吃一頓飯花四五百塊錢，要賣多少稻子？送紅包我也不收。我一生當醫生，很坦蕩。一沒出過醫療事故，二沒收過紅包。

王金梅：您在他家待了幾年？期間您知道自己的身世嗎？

高鳳英：大概有7年。我養父母人非常好，也沒有隱瞞我的身世，我從小就知道自己是紅軍寄養在百姓家的孩子。他們一家待我就像親生女兒一樣。記得有一次，因為地主告發，說我養父母家藏了共產黨，還有槍和子彈，就把我養父抓了起來。但養父為了保護我硬是不說，差點被槍斃掉。最后還是我養母花了20多擔糧食才把他擔保出來。

王金梅：在他家的這7年間，您母親來找過您嗎？

高鳳英：沒有，她后來隨部隊一路行軍到山東、東北，敵人就緊跟在后面打，那樣危險怎么可能來找我！

 “我入黨、當兵都沒受到影響”

王金梅：您是哪一年回到母親身邊的？

高鳳英：1949年3月我母親從東北一路南下到合肥后，被安排在皖北行署工作。新中國成立后，我母親派警衛員先后3次到我養父母家接我，我都不愿意。因為我和養父母感情很好，舍不得他們。最后還是他們親自把我送回合肥的。為了感謝養父母對我的恩情，我回合肥后我母親每年都寄錢給他們，也經常接他們到合肥來小住。

王金梅：那您姐呢？

高鳳英：她死了，新中國成立后我媽也派人去找了，但因為我姐待的那家人得了霍亂，全死了。

王金梅：回來后您就和母親生活在一起了？

高鳳英：回合肥后我母親就送我上學了。我在合肥讀完小學、初中，1958年考到合肥一中。在一中念了一年，因生病住院休學一年后轉到蕪湖醫專（皖南醫學院前身）上學，后又回合肥到安徽中醫學院西醫專科班學習。

王金梅：您什么時候知道您父親事情的？您母親和您說過嗎？

高鳳英：我是1958年上高中之后才知道的。此前我只知道我父親是高敬亭，被殺了，但具體怎么被殺的不知道。母親也一直沒告訴過我，因為她怕我知道事情原委后會仇恨共產黨。直到我上高中后，我父親生前的戰友、干休所好多叔叔才告訴我，我父親是被錯殺的，是冤假錯案。像干休二所的熊挺叔叔來我家提起我父親的事時，都氣憤地拄著拐棍直搗，說我父親是被冤枉的。還有上海市原副市長裴先白等，都跟我講過。

王金梅：裴先白也是您父親的部下？

高鳳英：是的，當時他是新四軍四支隊宣傳科科長，算是有文化的。我父親的事都是他們和我講的。

王金梅：那時候在學校，人家可知道您是高敬亭的女兒？

高鳳英：都知道。

王金梅：您有沒有因此受到影響？

高鳳英：沒有。因為當時大家心里都知道我父親是被冤殺的。上蕪湖醫專時，校長就是我現在愛人的父親，也是新四軍老兵，他們都知道我的情況。那時我在班上是班長，還入了黨。

王金梅：入黨也未受您父親冤案的影響？

高鳳英：沒有，可以說我入黨、當兵都沒有受到影響。入黨前，支部找我談過3次話，讓我寫入黨申請書。我提出兩點：第一，按共產黨員標準一條條對照，我不夠格；第二，我父親是高敬亭。對我提出的這兩個問題，組織上說，第一，不可能每個共產黨員對照黨章都條條符合，是要經過教育學習的；第二，你父親的問題對你沒有影響。

王金梅：那說明雖然當時您父親的冤案還沒有被平反，但大家心中都有桿秤。

高鳳英：是的。就這樣組織找我談過3次話后，我寫了入黨申請書，之后就批準我入黨。

王金梅：從安徽中醫學院畢業后您到了哪里？

高鳳英：我被分到四川了。因為那時修成（都）昆（明）線，沿途部隊醫院急需人，就從安徽、遼寧、上海、浙江、北京這幾個地方的醫學院要人。我被挑中分到了四川西昌的三十七醫院，因為當時我是黨員，他們認為我比較優秀。挑我的人和我講，西昌這個地方氣候很好，冬暖夏涼，去了之后確實是這樣。后來我們醫院又轉到四川雅安，離成都近一些。

王金梅：反右和“文革”的時候，您和您母親可受到沖擊了？

高鳳英：沒有。反右我們都沒受沖擊。“文革”時，我母親在省牙防所（即今天的合肥市口腔醫院）任領導，當時醫院有3個領導，另兩個領導一人參加一派，我媽哪一派都不參加，因為參加哪一派，都要和另外一派斗。我因為在部隊也沒受沖擊。

 “做好脫下軍裝的準備，給毛主席寫信”

王金梅：據說在您上書毛澤東之前，您母親就曾萌發過為您父親申訴的念頭，后來也寫過信給毛主席，您知道嗎？

高鳳英：我知道。1959年毛主席視察安徽后，我母親曾為我父親的問題給黨中央寫過一封信，但那封信未轉到毛主席手上就被轉回安徽省委了，我母親還因此遭到一些人的訓責。1963年開展甄別平反工作時，我母親日思夜想就是有一天黨中央能為我父親說句公道話：“高敬亭不是反革命。”但因為之前寫信遇阻，我母親對再次向黨中央申訴就心有疑慮。

王金梅：您是哪一年為父親的事寫信給毛主席的？

高鳳英：我最后寫信的時間是1975年11月10日，我記得很清楚。當時我已經從四川調到合肥一○五醫院了。

王金梅：您是哪一年從四川調回來的？

高鳳英：1971年。當時因為我母親身體不好需要人照顧，她又只有我一個親人，便給省軍區打報告，希望調我回合肥。后來省軍區調令到成都軍區，正好成都軍區政治部主任和安徽省軍區政治部主任是老鄉，一通電話就同意放我了。那時正值林彪事件后，部隊團以上干部都要學習一個星期，學完后我就辦手續回來了。

王金梅：您寫信時“文革”還未結束，在這樣的背景下您是冒了很大風險的。當時是怎么想起來給毛主席寫信的？

高鳳英：那時我正好看了一部戲叫《楊三姐告狀》，對我觸動很大。我想楊三姐一個農村姑娘都能把自己姐姐的冤案告贏，我不管怎么說還是個大學生，有知識有文化，為什么不能為我父親的問題寫信給毛主席呢？父親被錯殺的時候，我還沒出生，我要向毛主席把這個問題問清楚。于是，我就鼓起勇氣，做好脫下軍裝的準備給毛主席寫信。

當時我還和我愛人說，可能因此要倒霉。我愛人講，怕什么，大不了回農村，我們父輩不都是從農村來的嗎？我想也是，就算回農村，他有知識，我有技術，實在不行給人家看病不收錢討口飯吃總行吧。就這樣，我提筆給主席寫了一封信，開始寫得很長，有8張紙。我母親看后說，你寫那么長，主席哪有時間看啊？所以我就把信的內容減啊減，最后只剩不到兩張紙。后來這封信是托人帶到北京寄的。

王金梅：也是通過郵局寄的嗎？

高鳳英：是的。

王金梅：您信封上是怎么寫的？

高鳳英：我寫的是“北京市中央毛澤東主席收”。

王金梅：信發出后，你們等得很焦急吧，可知道一些進展？

高鳳英：從信發出后，我和我母親可以說是天天想、夜夜盼，那種萬分焦急的心情真是難以形容。后來我聽人說毛主席收到信后20天，也就是11月30日，便叫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調查我父親的案子，并囑“以其結果告我”。

王金梅：您可知道是誰把這封信轉到毛主席手上的？因為當時主席的眼睛已看不清東西了，剛剛做過手術。這中間肯定有人幫您轉這封信，否則這封信到不了主席手里。即使到了，也不一定會看并作出批示。

高鳳英：1975年7月唐由之給毛主席做過白內障手術，這我知道，當時我正在北京廣安門醫院進修。這封信最后能到主席手里，過程很復雜，確實有人幫我，但我不能告訴你，這個我和誰都不會說的！我只能說這個社會好人還是多數，人家都知道我父親是被錯殺的，他太冤了！

王金梅：什么時候有了進展！

高鳳英：12月14日，毛主席批示：請軍委討論一次，我意此案處理不當，其責任我懷疑是項英。

王金梅：也就是說對于這封信辦理過程的每一步，基本上您都知道？

高鳳英：差不多。1976年4月我再到北京進修，每個周末休息時我父親生前的老部下、老戰友就喊我去，還帶我到解放軍總政治部去了解情況。我這才知道毛主席批示后，中央軍委辦公廳為調查我父親的事，專門召開了知情老同志座談會，我父親生前的很多戰友都為我父親寫了證明材料。

王金梅：應該說您父親的那些老戰友，為您父親的平反做了很多工作。

高鳳英：可以這樣說。

 “要不是毛主席， 沒人能替我父親平反”

王金梅：毛主席在批示中明確說，懷疑您父親冤案的責任在項英？

高鳳英：是的。雖然葉挺當時是新四軍軍長，和蔣介石一直有聯系，處死我父親的電報也是蔣介石批的，但葉挺畢竟是黨外人士，項英作為新四軍政委，難道會毫不知情？

王金梅：當時蔣介石在新四軍領導人所呈電文上的批示是“所請將高敬亭處以槍刑照準”。

高鳳英：你想當年蔣介石懸賞10萬大洋都抓不到我父親，現在白送上來，還不高興死了。所以我父親的死和葉挺有很大關系，但項英也有責任。現在看批判我父親時歷數他的“七大罪狀”，一條都不成立。還講他貪污軍餉回家買房置地，真是可笑。

王金梅：主要原因是“曹楊叛變”。

高鳳英：當時都講是我父親讓曹玉福、楊克志投靠國民黨的，哪有這個事呢？其實“曹楊叛變”我父親事前根本就不知道，我后來聽我父親一些老戰友講，當時曹、楊跑掉以后，我父親氣得不得了，還罵了句“媽的，跑什么跑啊，有事照事講啊”。但結果就把這個事情加在我父親頭上。你想，國民黨把我父親的父親、哥哥們都殺了，我父親可能投靠國民黨嗎？還講我父母結婚時，炮竹紙就有一尺厚，可能嗎？

王金梅：我看材料講，您父母結婚時條件非常差，在一個破廟里，什么都是破的，只有一副對聯是新的。而且那時也不敢放那么多炮竹啊，要是把國民黨軍引來怎么辦？

高鳳英：講我父親對中央派來的同志不尊敬，他戰友后來都跟我講，這是胡說，中央來人后，我父親把自己的床都讓給他們睡，把他們安頓好好的。不能說因為有一點不同意見就是對中央不尊重啊？我母親講，長征前中共（鄂豫皖省委）領導讓我父親把藏在大別山老百姓家的傷員集中起來，繼續堅持武裝斗爭。

當時困難得很，很多老兵、傷兵都是從一家一戶找到治好后加入我父親部隊的。國民黨又實行殘酷的清剿計劃，兩里就設一個崗嚴查，不許百姓和紅軍接觸。我父親他們冬天沒有吃的，沒有穿的，但就這樣我父親部隊的人數卻越來越多，成為新四軍成立后4個支隊中人數最多、裝備最強的支隊。為什么？就是因為他勝仗打得多，得民心。人家都講他愛兵如子，哪怕一個戰士犧牲了，他都絕對不會丟下不管。

王金梅：那時交通很不方便，您父親能在失去與黨中央任何聯系、敵我力量懸殊的極端困難情況下，獨立堅持游擊戰爭3年之久，把紅二十八軍發展壯大，使大別山紅旗不倒，可謂功勛卓著。不過，我也從一些資料上了解到，說您父親有一些軍閥作風。

高鳳英：這你講得對，我也聽我母親講過我父親這方面的事。那時子彈不是很缺乏嘛，一次李占彪開了兩槍沒打到敵人，我父親一生氣就甩了他一鞭子，罵道：“媽的，你子彈打哪里去了？”

王金梅：我看臺灣余英時先生的書上講，他父親當時是岳西大別山一帶的地主，也就是通過勤儉節約攢了點錢的小地主，后來紅二十八軍的人去籌集軍餉，讓他們家交兩三萬大洋，他家沒湊到這么多錢，最后就被紅二十八軍槍斃了。

高鳳英：這個我不清楚，你要到當地去了解。據我父親戰友和我說，我父親當年在大別山群眾中影響很大，他被錯殺后，百姓都很懷念他。如果有你說的這種事，恐怕也是在當時戰爭的惡劣環境下，沒辦法。但你看當時肥東褚老圩子等地的大地主，我父親都沒有槍斃啊。

王金梅：我曾聽離休老干部龔緯說，他當時在褚老圩當兒童團團長，看到了槍斃您父親。

高鳳英：我父親性格很剛毅。當時殺我父親的時候，他不服，一直講我沒有錯，最后被按到水里。

王金梅：我看他穿軍服的那張照片臉很瘦，戴個軍帽，您的眉眼和他很像。

高鳳英：我母親說我父親是很瘦，高個子，臉長長的，身體不好，常打瘧疾，一打瘧疾就用擔架抬著。我父親很好學，小時因家里窮，沒念過書，后來在部隊就跟鄭位三他們學知識。當時他練毛筆字的紙都能堆一房間，后來他毛筆字寫得很漂亮。

王金梅：那時在大別山區，很多人都聽過“高敬亭”這個名字，但不知道人長什么樣子。據說那時候國民黨緝拿您父親的懸賞告示上，名字都寫錯了。

高鳳英：所以講，為什么在大別山我父親被國民黨那么多軍隊圍剿，最后都沒抓到。當時他得不到黨中央任何信息，就靠看國民黨的報紙來分析形勢。

王金梅：后來搞國共談判也是您父親之前在報紙上看到了，然后自己去談的，還用的化名。

高鳳英：談判的時候，我父親寸步沒讓。抗戰中，他帶著四支隊在廬江、巢縣一帶和日軍打仗，也是節節勝利，還繳獲了很多槍支彈藥等。

王金梅：對啊，新四軍東進抗日第一戰——蔣家河口伏擊戰就是他們打的。

高鳳英：所以講我父親太冤了。要不是毛主席，沒有人能替他平反。

王金梅：后來哪一年正式給您父親平反的？

高鳳英：1976年因為毛主席去世，他生前批示對我父親冤案的復議和討論被擱置下來，直到1977年4月2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才正式發出《關于給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

王金梅：接到這個平反通知后，您很激動吧？

高鳳英：那是啊。我是5月份被省軍區和一○五醫院領導喊去后，才知道我父親的冤案正式平反了。當領導把平反通知交到我手上時，我忍不住哭了，心里百感交集。院領導就安慰我說，小高別難過了，您父親總算平反了，這是好事，你和你母親也應該欣慰了。到家后我激動地告訴母親，爸爸平反了！我母親看著盼了多年的平反通知，既高興又難過，往事一件件、一樁樁都涌上心頭。

 “我爸生前的老戰友對我都很好”

王金梅：您父親平反后，組織上可對你們母女給予一些照顧？

高鳳英：平反后，很多關心我們的老同志都到我家來看平反文件，大家都為我們感到高興。中央軍委、南京軍區、安徽省軍區、一○五醫院領導也都來看望我們，對我們母女很關心，并征求我們意見，詢問我們有些什么要求。我們實事求是提出的幾條意見，基本都得到了采納。后來民政部部長程子華還專程來合肥找到我們母女，詢問我們幾十年來的生活情況，希望我們能正確看待我父親的問題，還勉勵我們要繼續聽黨的話。

王金梅：聽說您父親平反后，為尋找他的遺骸還費了一番周折，最后是在哪找到的？

高鳳英：我父親當年被錯殺后就葬在肥東青龍廠，當時也沒有墓，所以很難找到準確的埋葬地點。為了找他的遺骨，我在肥東縣人武部和我們醫院領導的幫助下，曾經3次到青龍廠找當地老同志開座談會，后來找到一位當年給我父親抬棺的老人，按照他的指點，終于在一個三角形的水田下找到了我父親的棺材。棺材挖出來的時候都爛掉了，我就把骨頭撿起來火化了。

王金梅：當時您母親也去了？

高鳳英：沒有，因為她身體不太好，就我去的。

王金梅：挖出來的一剎那，您應該是淚水縱橫吧？

高鳳英：心里很難過，心情根本就沒辦法形容，悲傷和恨都融合在一起了。我當時真是恨，這也才理解為什么我母親以前一直都不和我講我父親的事。

王金梅：您父親火化后，骨灰安放在什么地方啊？

高鳳英：安放在南京，開始是讓安放在北京八寶山，因為太遠了我就沒同意。

王金梅：以您父親的資歷安放在北京八寶山是足夠的。當時他是新四軍四支隊司令員，一支隊司令員是陳毅，二支隊司令員是張鼎丞，三支隊司令員是張云逸。

高鳳英：因為那時南京我還有個叔叔，我叔叔孩子都在南京。

王金梅：您還有一個叔叔？

高鳳英：是我的親叔叔。

王金梅：那他也應該受到您父親的牽連了？

高鳳英：我叔叔叫高志強，是我父親帶出來參加革命的，我父親被錯殺后，他離開了四支隊，好像到了沙家浜那一塊，我母親就和他失去了聯系。解放后，他在南京軍區后勤部工作，后來是南京八一醫院的副院長。當時為了聯系我們，他找了全國28個省都沒找到，最后還是寫信到安徽省委才找到我們。

找到我們后，他就叫我到南京去。我初二放暑假的時候去了他那里，他讓我到南京上學，我舍不得我母親，就沒去。我叔叔是個軍事干部，性格很強硬。“文革”期間有人因為我父親的問題批斗他，他當場就把桌子一拍，指著那些人，“你們給高敬亭定性，給他定性啊！”結果他們都不敢吭聲了。當時我嬸嬸是南京一個大廠的書記，也因為我父親的問題被免職了。

王金梅：據說您父親骨灰安放儀式舉行時，遺像還被搞錯了？

高鳳英：是的。骨灰安放時要我父親的照片，但戰爭年代哪有幾個照相的啊？我叔叔原來有一張我父親的照片，后來打黃花塘的時候身上一張紙片都不給帶，就搞丟了。我父親被錯殺后，身邊的東西都被搜走了，我母親也沒留任何紀念品。后來是一位老同志提供了一張1938年葉挺、項英、周子昆等5人的合影，錯把周子昆當成了我父親。

王金梅：您母親當時也沒認出來？

高鳳英：因為時間太長了，加上我母親父親結婚在一起也僅有一年多，我父親就被錯殺了，所以沒認出來。

王金梅：那后來怎么找到您父親照片的？

高鳳英：是在解放軍陸軍第61師武漢辦事處找到的。該師的前身就是新四軍第四支隊。

王金梅：您父親平反后，他生前的那些老戰友都來了嗎？

高鳳英：是的。像萬海峰叔叔他們都來了。

王金梅：成都軍區原政委萬海峰以前是您父親的警衛員吧？

高鳳英：對，萬海峰這個名字還是我父親幫他起的，他剛參加革命的時候叫毛頭。所以他對我父親很有感情，現在每次我到北京去，他都讓我住他家。還有其他一些我爸生前的老戰友對我都很好。其實他們是把對我父親的感情，寄托在我身上了。

王金梅：他們看到您的時候，會感慨萬千，這是我老首長的女兒啊！從小受那么多磨難，老首長又被錯殺，而且他們中有的人還受到了牽連。

高鳳英：有的人受到牽連，有的沒有。后來離開這支部隊的都沒受到牽連，還在安徽這一片的就受到了牽連。像萬海峰叔叔后來調到其他地方去了，就沒受到影響。我父親平反后，李先念高興得不得了，講我們是老朋友了，這是大好事啊。我聽說后心里還很疑惑：他和我父親當年不在一個支隊啊。后來才知道，那時李先念的部隊打得沒什么人了，就到紅安來找我父親。我父親在紅安有個留守處，留守處的人就和李先念講，首長，你不要到山里去找高敬亭了，我們也是高敬亭的部隊，你就在這領導我們打仗，也是一樣的。

王金梅：李先念后來是五師政委，其實他一直有一個情結，總覺得大別山區的這些指戰員們受委屈了。

高鳳英：是啊，所以我為什么寫信給毛主席，一個是為我父親，第二個是為當年大別山區犧牲的那么多同志，還有那些受我父親冤案牽連的同志，他們有的后來作為“高敬亭余毒”被肅清，或降職或離隊，我也要為他們鳴不平啊。

文章來源：《江淮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