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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人在論及馮小剛時，都談到他出身低微：曾為油漆工，在劇組跑龍套，等等。

但出身低微不是他的原罪。

相反，如果出身低微的人能夠不斷通過自己的努力實現夢想，那恰恰是一種勵志“正能量”，也是社會規則比較公平，比較有活力的一種表現。

作為一種文化現象的馮小剛，在他的經歷中堪稱奇跡的東西，并非是“由油漆工而著名導演”，而是他的許多作品，是反對這個社會和國家的，但卻仍然從這個社會和國家中獲得了鮮花和掌聲。

比如他的主要作品《集結號》【點擊閱讀】，把解放軍表現成了他們的手下敗將蔣匪軍，無論是扮相還是內部關系都是這樣，把決定當代中國命運同時也是新中國立國基礎的解放戰爭，表現成了毫無意義的自相殘殺。

結果如何呢？馮小剛不僅毫發無損，反而從此名聲大噪。《集結號》獲得了金雞百花最佳故事片獎，中國電影華表獎（政府獎）最佳故事片獎，今天還作為“紅色經典”，經常被各級黨組織組織黨員干部觀看。

這才是奇跡，才是最不可思議的，也是最耐人尋味的。

當然，這不是馮小剛一個人的奇跡。這種奇跡是屬于所有按照和《集結號》同一邏輯表現中國革命史的電影導演的。

比如，張藝謀拍攝了《活著》，土地革命、新中國在影片中都變成了一場鬧劇。陳凱歌拍攝了《霸王別姬》，在影片中，從北洋到新中國的歷史，變成了文化上從黃金時代向黑鐵時代演進的歷史，甚至連日本軍官都是“懂戲的”，只有新中國才是摧殘文化的。

結果又如何呢？張藝謀獲得的鮮花多于馮小剛，陳凱歌獲得的鮮花不少于馮小剛。他們今天還是中國電影界的三頭巨無霸。

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奇跡”？

對這種“奇跡”給予全面系統的解釋，不是一篇短文所能夠勝任的。這里只想給出一個具體的技術性理由——嚴肅的文藝批評/電影批評的缺位。

從八十年代開始，嚴肅的文藝批評，就變成了某種“政治不正確”，被加上了“扣帽子、打棍子”的惡謚，逐漸開始從文壇、影壇淡出直至消失了。

這一過程，很大程度上像是一個自我繳械的過程的。比如著名的“三寬”（即寬松、寬容、寬厚）原則，使任何非贊揚性的批評都不能存在了。而所謂“上綱上線”的指責，等于取消了文藝批評中的定性分析。文藝批評因此變得極為瑣碎，只能談一些雞毛蒜皮的東西。

于是，文藝批評逐漸墮落成了“娛評”，成了一種惡俗的營銷手段，事實上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中國電影導演，由此進入了中國電影史，也可能是世界電影史上罕見的享有“免于被批評的自由”的時代。

在這樣的背景下，票房成了唯一指標。中國發展成了世界最大的電影市場，也成了世界上制造爛片最多的國家。馮小剛、張藝謀、陳凱歌們主導的當代中國電影，不僅害怕好萊塢電影，也害怕印度、泰國、伊朗電影，他們甚至連一個完整的故事都講不好。

在這樣的環境中，文化侏儒就可以大膽冒充文化巨人。

馮小剛在他的作品中，把他那副頭腦的全部精力都用來抖機靈、耍嘴皮了，他甚至連社會表面發生的最明顯變化也不能領悟，所以他才會在歷史已經證明革命是完全必要和正確的時候仍然去控訴革命（如《芳華》）。他的影片中沒有任何真實的東西，只有各種投機取巧和八方討好。他已經落伍了，像“嚼過三遍的甘蔗渣”一樣無趣，只能把食指含在嘴里，用帶著心酸和嫉妒的眼光，看著《我不是藥神》的輝煌票房。

今天的中國，比任何時候都需要文化的健康與強大。而要建設健康強大的文化，當務之急是重建嚴肅的文藝批評——以馬列主義、毛澤東革命文藝思想為武器的人民立場、中國立場的文藝批評！

舍此別無他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