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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編者按】習近平同志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世界正處于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世界面臨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突出，世界經濟增長動能不足，貧富分化日益嚴重，地區熱點問題此起彼伏，恐怖主義、網絡安全、重大傳染性疾病、氣候變化等非傳統安全威脅持續蔓延，人類面臨許多共同挑戰。”“當前，國內外形勢正在發生深刻復雜變化，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戰也十分嚴峻。”這些重大結論，完全正確。從國際上看，當今世界相互合作、競爭、博弈直至較量的雙方與多方，均在極大、充分地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使之出現白云蒼狗、波詭云譎之態。

　　但是，經濟是基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世界格局、國際政治與國際關系僅僅是也只能是世界各國特別是各大國國內政治的延續，是全世界范圍內種種力量角逐的平行四邊形對角線的展現。

　　我國目前國際與國內機遇和挑戰都是前所未有與世所罕見的，但矛盾的重點仍在國內，矛盾的主要方面仍在國內。從根本上說，國內種種機遇和挑戰的深厚基礎，同樣深深植根于國內經濟之中。

　　為有助于加深理解當今國內外的種種機遇與挑戰，本公眾微信賬號特重新刊登2010年5月第10期《紅旗文稿》刊發的李慎明的“七大資源匱乏呼喚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一文。重新刊發的現文標題，為編者另擬。該文原載于內部刊物《中國社會科學院要報》2010年2月3日第14期和2月4日第15期，并收錄于2018年1月出版的《李慎明論金融危機》一書。

　　文中指出：“在未來一些年內，我國所面臨的所有新情況、新困難中，可持續發展的七種資源可能出現相對匱乏的情況是最重要、最基礎性的。”在今后一些年內，這七個相對匱乏的資源是：一是土地資源。二是政府性投入資源。按現在數據，就是人民幣75萬億左右的城鄉居民存款再貸出去的資源。三是物質資源。四是環境資源。五是國際國內市場資源。六是勞動力資源。七是外資資源。文中還說：“以上七種資源帶動了房地產、高速鐵路公路機場等基礎設施建設、汽車工業和外貿出口四個產業的高速增長，由此帶動了鋼鐵、水泥、化工、電力、建材等30多個行業的超常規發展。”但目前這些資源都在萎縮或相對萎縮。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所提出的首位是土地資源。毛澤東在讀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說：“現在我們都不算土地的價值。從古以來，沒有不被破壞的房屋，但是有不被破壞的土地。我國現有十五億八千萬畝耕地，絕大部分是古人留下來，是人們千秋萬代的勞動所經營出來的。到現在我們也是每年把自己的勞動加到上面去。土地是最基本的生產資料，經濟學家最好能算算土地的價值。”毛澤東主席的這一論述，至今仍熠熠生輝。從一定意義上講，我們所有的財富都離不開土地。土地是所有財富之母。離開土地，我們一無所有。除非將來能到月球和其它星球上拿資源。改革開放40年來，除了我們實行了正確的改革開放政策起決定性作用之外，我們經濟高速增長的關鍵奧妙之一，就是960萬平方公里大地上的各種物質財富進入數據化、貨幣化領域。這是毛澤東時期的“一化三改”，土地收歸國有和集體所有為我們奠定的根本的物質基礎。這樣，搞經濟特區、高新科技開發區，吸引外資，擴建城市，修建高速鐵路、高速公路、機場等，不僅毫無成本，而且可以大規模出讓土地，產生地租、級差地租、超級地租。另外，還可以把油田、煤田、稀土、金礦等種種礦山租賃出去，這其中釋放了多少“紅利”呀。70多年了，臺灣歷屆當局，都想修建一條環島高速公路，但始終無果，因為成本太高，公共財政根本無法負擔。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經營城市”即經營土地，成就巨大。但現在土地財政與我們的糧食戰略安全發生了尖銳嚴重的沖突，2017年，我國僅進口的大豆就多達9500多萬噸，折合成耕地便有8億畝左右。我國只有18億畝耕地呀。如何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我們的飯碗里必須盛著自己生產的糧食”和“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的指示的任務十分艱巨。可以說，主要依靠土地財政維持經濟增長的周期即將基本結束。如果我國經濟發展方式如再不下決心主動實行轉變，將來就會被迫轉變，代價就會更大更多，甚至經濟也極有可能會進入一個較為困難的時期。習近平總書記高瞻遠矚，及時提出了“五大發展理念”，而“五大發展理念”的首位，便是“創新”。現在必須排除一切干擾，認真扎實貫徹“五大發展理念”。現在必須認識，已經處于高位的房地產價格，已是長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身上的不得不重視的毒瘤。把房地產作為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支柱，支撐我們經濟發展的日子，已經難以為繼。我們完全贊成習近平總書記所提出的，盡快科學、合理開征房地產稅。只有這樣，才能抓住房地產改革的最后的較佳的“窗口期”，如果再錯過這一最后的“窗口期”，舍不得壯士斷腕，在不久的將來，就會累及全身，就必然會觸發嚴重的金融甚至經濟危機。

　　八年前，作者在文中提出：“從一定意義上講，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調節‘收入分配方式’刻不容緩。這‘一個轉變’和‘一個調節’是當前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牛鼻孔’。抓住了這兩個‘牛鼻孔’，就牽住了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的‘牛鼻子’，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就可能打開新的局面。”現在重讀這篇文章和上述結論，可能仍有一定的現實意義。（2018年7月14日）

　　【正文】

　　我國正在編制“十二五”規劃。編制好一個科學、合理的規劃，對于我們抓住國內外前所未有的機遇與應對國內外世所罕見的挑戰十分重要。國際國內，國內工作是基礎；經濟政治文化，經濟工作是基礎。正確認識國內經濟形勢，是科學判斷我們所處歷史方位、科學規劃未來的重要前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多年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的經濟建設取得舉世矚目、不容置疑的巨大成就。同時，在30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中，也出現一些新的情況。一是我們絕不能把新出現的相關情況看得過于嚴重，對前途喪失信心，甚至否定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必須堅持繼續解放思想，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任何倒退都是沒有出路的。二是一定要居安思危，絕不能看不到存在的問題，盲目樂觀，拒絕與時俱進。

　　在未來一些年內，我國所面臨的所有新情況、新困難中，可持續發展的七種資源可能出現相對匱乏的情況是最重要、最基礎性的。

　　一是土地資源。國土資源部公布的2006年度全國土地利用變更調查結果報告顯示，我國耕地只占國土面積的13％，占世界總量的8.4％，人均僅有1.4畝左右。30年來，全國耕地凈減少了2億畝左右。2億畝左右耕地進入房地產商品開發和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對拉動全國GDP的增長，增加中央和地方各級財政收入，推動國民經濟發展，改善廣大人民群眾生活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但如果今后農業科技沒有較為重大的進步，就不可能再有較多的耕地資源進入商品領域，否則就會與確保糧食這一戰略性資源的安全發生根本性矛盾。截止2008年，我國共有耕地18.2574億畝，守住耕地紅線本身的任務相當艱巨。2007年我國的糧食總產量只是恢復到1996年的水平，但人口卻增加了一個億。2020—2030年，我國人口可能達到15—16億，每年需要糧食5.6-6億噸，若無大的科技進步，每年我們僅能生產5億噸左右，但現在國際上每年商品貿易糧不過是2億噸。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糧食是比黃金還要珍貴的物品。在我們這個有著13億人口的大國，其糧食的生產與供應必須立足于自力更生。

　　二是政府性投入資源。截至2009年10月底，我國城鄉居民存款共有25萬多億。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我國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通過發行長期國債、銀行直接貸款，絕大部分已經投貸出去，并且主要用于基礎設施建設，有的項目回收投資可能需要二三十年時間。政府對經濟建設的投資是完全必要的，但這一資源在今后也會明顯減少或受到限制。

　　三是物質資源。過去是肥水快流，個人、集體、國營一起上，對開發資源、推動發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也有一些是掠奪性開采。今后，糧食、石油、水、礦產等各種戰略性資源都將受到很大制約。我國經濟主要是粗放型的增長。據國家發改委統計，2006年，我國GDP總量只占世界GDP總量的5.5%，但消耗的能源占全世界的15%，消耗的鋼材占30%，消耗的水泥占54%，我國單位產值能耗是發達國家的3-4倍；我國主要產品單位用水量比發達國家高出500多倍；我國木材綜合利用率只有40%，而發達國家的木材綜合利用率已達80％。水環境狀況嚴峻。我國人均水資源擁有量只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4，全國600多個城市有2/3供水不足，其中1/6的城市嚴重缺水，很多河流開發利用率超過國際警戒線的30％。礦產資源短缺。目前，我國除煤炭和建材非金屬礦產外，其他礦產已有2/3的國有骨干礦山進入中后期。我國人均能源可采儲量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0年人均石油可采儲量只有2.6噸，人均天然氣可采儲量為1074立方米，分別為世界平均值的11.1％和4.3％。2003年，我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費國和第七大石油進口國。現在國內石油資源對需求的保證程度僅在50％左右，到2020年，可能只有42％，對外依存度將逐年提高。在已探明的45種主要礦產資源中，可以滿足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僅有21種。

　　四是環境資源。全國七大水系已有一半河段存在嚴重污染問題。污染物排放量大，江河湖海污染嚴重。全國75％的湖泊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富營養化。截止2009年，全國尚有3億左右農村人口喝不上符合標準的飲用水。前幾年，我國污水排放量居世界第一，超過環保標準允許量的68%；二氧化硫排放量也居世界第一，超過環保標準允許量的77%。全國90%以上的天然草原不同程度地退化，草原退化、沙化和堿化的面積達1.35億公頃，占草原總面積的1/3，并仍以每年200萬公頃的速度增加。大氣環境處于嚴重污染水平。在2003年監測的340個城市中，輕微污染、嚴重污染的分別占32％和27％。過去不少地方可以先污染、后治理，現在不僅不能這樣做，而且對過去污染的治理需要大量的投入。從1993年起，淮河水污染治理已經進行了16年，各級政府已投入700多億人民幣，但也僅是維持原來污染的程度，沒有繼續加劇惡化而已。據環保部《2006年中國環保狀況報告》披露，淮河2000公里的河段中，78.7%的河段不符合飲用水的標準，79.7%的河段不符合魚類用水，32%的河段不符合灌溉的標準，10年前淮河還生長60多種魚類，現在幾乎絕跡。如果現在不抓緊防治，10多年后的長江將會成為今天的又一條淮河。

　　五是國際國內市場資源。我國的GDP無非由三個部分組成。一是對國際市場的凈出口，即外貿。前些年中國進出口增長幅度每年都達30％以上，可以說已充分享受入世好處。根據國家統計局統計，我國進出口在2004年就已超過1.15萬億美元，占GDP的比重高達70％（世界各主要大國一般在20％左右），國外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市場，中國可以占領的已經基本占領，所以今后我國進出口再繼續高速增長的潛力有限。2008年10月，我國的進出口同比增長17.6%，但到了11月便急速下降9%，12月份總值下降11.1%。2009年上半年我國進出口總值同比下降23.5％。其中出口下降21.8％；進口下降25.4％。二是國內投資。2007年我國投資率仍高達42%以上，消費率降至48%。2009年上半年，我國的投資率達33.5%，如果扣除資源價格下降因素，則為41.2%。這樣高的投資率很難維持。三是國內市場中的城鄉居民消費。這些年來，我國經濟上最大的隱憂就是城鄉居民內需相對不足。在初次分配中，我國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1990年占53.4%，2005年下降到41.4%，15年間，下降了12%；近幾年還在下降。但一般市場經濟國家勞動報酬都占GDP的60%以上。在我國大陸居民所擁有的金融產品中，20%的富人占有66%，而20%的低收入者只占有1.3%。要貫徹科學發展觀，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城鄉居民的購買力是基礎。這些年來，出于養老、醫療、教育、住房等方面的考慮，老百姓口袋里有點錢也大都不敢花。尤其有著8億人口的農村收入明顯增長乏力。2009年上半年國內消費僅占15.5%。現在全國有4萬億左右的庫存積壓。2009年粗鋼產量約7億噸，但市場需求僅為5億噸左右。供過于求的商品占全部調查商品的比例可能達到70%—80%。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必然是消費最終決定生產，決定GDP。東西賣不出去，誰還敢投資？投資少，較高的GDP增長率就很難長久地維持。

　　六是勞動力資源。改革開放30多年來，沿海發達地區絕大多數農民工工資基本上維持在800—1000元左右。豐裕廉價的勞動力支撐了我國商品在海外市場的競爭力，但這種依靠廉價勞動力的競爭力將很難維持。我國目前未富卻已進入準老齡社會，到2015年生產年齡（15—64歲）人員將明顯減少。等到“80后”、“90后”進入生產年齡，有的可能要兩個人撫養兩個孩子、四個老人。此時，我國的廉價勞動力將不復存在。按照現有的經濟增長方式，屆時我國商品在海外市場的競爭力將明顯下降。

　　七是外資資源。由于過去以上六種資源相對充裕，加上我國良好的投資環境，出臺了各種鼓勵吸引外資的政策，外資進入我國后能獲得豐厚的利潤，我國吸引外資水平繼續提升，連續17年居發展中國家首位。我國外資企業的出口與進口均占全國總量的50％以上。外資帶來了經濟繁榮，使得我國GDP迅速增加。目前，外資進入我國仍會保持一定的額度（僅2009年4—6月，國外“異常資金”進來共有880億美元），主要一是看準人民幣在最近幾年內是升值的趨勢，這些“異常資金”進來是為了賺取人民幣升值的匯差。二是投入和推高我們的房市、股市，“吹大”房市、股市“泡沫”，企圖賺取暴利。三是收購我們關鍵行業的國有和民營企業，再包裝上市賺錢或直接“做黃”以實現其對我國內消費市場的壟斷。四是想占領我們的服務行業，特別是金融、保險、文化產業等領域。但是，我們應注意外資進來的根本目的是為了賺錢，如果三至五年、十年八年之后，上述六個資源都有明顯萎縮或受到限制，賺錢難度加大，外資這第七個資源也就可能逐漸乃至大量減少。因此，在近些年內，我們要高度重視防范和化解在特定的條件下外資大規模撤離給我們帶來的金融及社會等風險。

　　以上七種資源帶動了房地產、高速鐵路公路機場等基礎設施建設、汽車工業和外貿出口四個產業的高速增長，由此帶動了鋼鐵、水泥、化工、電力、建材等30多個行業的超常規發展。由于以上七種資源的限制，從一定意義上講，這四個產業可能會變為“夕陽產業”。我們亟需尋求和培養新的經濟增長產業。我們要貫徹科學發展觀，實現可持續發展，就不能僅從技術經濟學、經濟運營學的角度考慮問題；預測經濟、規劃發展也不能僅僅只是關心今年、明年、后年，而應是5年、10年甚至20年，應該有中長期的戰略考慮。從2020年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上去考慮，如何解決未來一些年內以上七種戰略性資源可能相對萎縮的問題呢？必須在“十二五”規劃中，高度重視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調節“收入分配方式”。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必須貫徹科學發展觀中建設創新型國家的要求。據2005年國家統計局經濟普查數據第二號公報披露，我國工業企業投入的研發費用平均僅占銷售收入的0.61%。即使大中型企業，技術開發投入占銷售收入的比例也只有1.7%。國內擁有自主知識產權核心技術的企業僅為萬分之三，98.6%的企業沒有申請專利。我國科研投入占GDP的比重僅有1.3%，而以色列為4.9%，瑞典是4%，芬蘭是3.9%。以我國企業生產的耐克鞋為例，價格為200美元，外國設計者可得到100美元，品牌商可得90美元，我們的企業所得僅為10美元，工人工資則更是低微。我國生產一臺DVD交給外國的專利費是18美元，企業只賺1美元。我國生產的一些產品往往只有2%－3％的利潤。中國的崛起不能僅靠“汗水工業”、環境污染和資源的過度消耗。因此，在制定“十二五”規劃中，要高度重視把科學發展中的建設創新型國家戰略貫穿其中，切實加大對教育、科研和新技術、新產業、新產品開發等支持力度。對核心技術我們決不排除并要大力引進，但一定要立足自力更生，自主自創；在核心技術這一關鍵性問題上，越是立足自力更生，就越容易引進先進技術。我們與前些年有了根本變化，我們現在并不缺乏外匯儲備。現在利用外資時，一定要“抬高門檻”，高度重視對新技術等的引進。

　　調節“收入分配方式”必須從統籌全國的分配入手，讓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收入明顯增加。從中長期來說，我們要確保小康社會的全面實現，必須培育消費市場。培育消費市場，最根本的是收入差距不能太大。但目前收入差距還在拉大，而不是縮小。從中長期看，這必然會制約經濟發展，影響社會穩定。分配屬于生產關系的范疇，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但是，我們也應記住，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分配搞不好，最終要制約生產力的發展。所以研究經濟學、指導經濟工作，不僅要從生產力的角度，更要注重從生產關系的角度來研究和指導。要注重用黨的基本理論特別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指導我們的經濟工作。鄧小平同志在晚年數次提到分配問題。他指出：如果僅僅是少數人富有，那就會落到資本主義去了；分配的問題大得很。中央強調要高度重視解決分配問題有著十分深刻的意義。現在的關鍵是如何在具體工作部署中扎扎實實有效地解決分配問題。如果這一問題長期得不到有效解決，不僅會嚴重影響社會穩定，還會影響我們黨和國家的性質。當然，我們也不能一下子把人們的胃口吊得太高，或重走平均主義的老路。但現在的主要傾向并不是胃口吊得太高或重走老路的問題。我們應該繼續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不能有任何教條主義，而應真正從我國國情出發，從當今時代的特點和當今世界發展的大勢出發，從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這個根本利益應該是個人和集體、局部和全局、眼前和長遠利益的有機統一）。要堅定不移地貫徹科學發展觀，從統籌中國整體的長遠發展的高度來調整分配政策。

　　從一定意義上講，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調節“收入分配方式”刻不容緩。這“一個轉變”和“一個調節”是當前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牛鼻孔”。抓住了這兩個“牛鼻孔”，就牽住了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的“牛鼻子”，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就可能打開新的局面。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研究員；文章來源：《李慎明論金融危機》，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轉自：世界社會主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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