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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明：皓首策杖走天山——王震晚年關心新疆往事

點擊：作者：李慎明來源：世界社會主義研究發布時間:2018-04-12 13:2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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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4月11日，是王震同志110周年誕辰日。特刊發此篇“舊文”，以為紀念。“舊文”不舊，精神永恒，日久彌新。透過字里行間，一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一位戰爭風云中俠骨柔腸的將軍，一位為黨為國為各族人民根本利益而抱病皓首策杖走天山的長者，一位艱苦樸素、廉潔奉公的共產黨員楷模，一位無私無畏、光明磊落、心底透亮、敢于直言、關心和保護黨內優秀干部的同志，一位在生活上對自己、對家人要求嚴格的丈夫和父親的偉岸形象……宛若聳立眼前。

　　1993年3月12日王震逝世。家人和身邊工作人員依照其遺愿捐獻了眼角膜，同年4月5日其骨灰撒落在大雪初霽、晶瑩奪目的天山之巔和他魂牽夢繞的石河子墾區。

　　紀念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王震，對于我們今天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認真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努力奮斗，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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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年8月，王震視察新疆，和賽福鼎 · 艾則孜、澳門知名人士馬萬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主席鐵木爾 · 達瓦買提一起。

　　1980年9月至1981年8月，王震同志受中央委托，4次赴新疆考察。當時我任《解放軍報》記者，每次都隨行采訪。從1983年始至1993年王震去世，我又有幸被調到他身邊擔任他的秘書。在他身邊工作，時時、事事深受教益。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王震已進入古稀之年，他更加情系被他視為自己的第二故鄉——他曾經戰斗、工作和生活過的新疆。1953年，他調離新疆后到去世前曾先后14次回新疆視察工作，其中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他便8次扶杖往臨新疆考察。在他北京的住所，新疆各族干部群眾經常是他的座上客;新疆有關部門在北京舉辦有關活動，他總是在極其繁忙的公務中擠時間參加;在有關會議上，遇到新疆的同志，他總是十分關切地詢問西北邊塞的情況。王震還經常戴著老花鏡，親自動筆，字斟句酌，多次就新疆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給中央寫報告，提出建議。新疆的各族干部群眾說:“王老是身在北京，心在新疆。在晚年，他對新疆的工作更是彈精竭慮操盡了心!”王震去世后，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政府在懷念王震的悼文中，深情地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他從全黨全國工作的大局出發……在有關新疆穩定和發展的一系列重大方針、政策中，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豐富了我們黨做好少數民族邊疆地區工作的經驗。”

促進民族團結穩定新疆大局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新疆同全國各地一樣，各項工作逐步呈現大好局面。但由于境內外別有用心之人的挑動，加上工作中出現新的問題，1980年下半年，新疆的民族關系一度出現緊張態勢。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受到影響，工農業生產也呈明顯的下降趨勢。新疆各族干部群眾十分憂慮。

　　王震焦急憂慮，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對新疆局勢的發展十分關注。

　　中央對新疆形勢十分重視。1980年9月23日，胡耀邦主持召開了新疆工作座談會，王震出席會議。同時，“中央決定，派王震同志到新疆，代表中央慰問新疆各族干部、各族群眾和解放軍指戰員”。

　　此時的王震，做完膀胱癌治療手術剛剛4個月，身體十分虛弱。但他領命的第4天，即帶著《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民族問題》、《列寧、斯大林論中國》、《沙俄侵華史》、《左文襄公在西北》等書籍，登機出發。同行的有國家農委主任張平化、農墾部副部長張林池、著名詩人柯巖和王震的夫人王季青等。

　　這是王震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后第一次到新疆視察指導工作。9月27日到達新疆后，即聽取了自治區黨委、政府的工作匯報，與新疆各族干部群眾、解放軍指戰員舉行座談，直接聽取他們對新疆形勢的看法和建議。在自治區領導汪鋒等陪同下，出席自治區第三次文代會和自治區四屆政協第十次常委(擴大)會議，親切看望駐烏魯木齊部隊的部分團以上干部，并分別作了重要講話。視察期間，王震還不顧疲勞，先后到和田、喀什、阿克蘇、庫爾勒等地，看望阿克蘇地區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各族干部、群眾和當地駐軍指戰員。在視察即將結束時，在烏魯木齊還親切看望和慰問了自治區各族干部并作重要講話。

　　1981年，王震率中央巡視團到新疆巡視工作，和兄弟民族代表親切交談

　　在新疆各地視察中，王震反復強調:

　　(一)我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中華民族包括漢族和各少數民族在內，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在新疆居住的維吾爾、漢、哈薩克等13個民族，和中華民族的其他兄弟民族一樣，都有自己的光榮歷史，都是以勤勞、勇敢、智慧和團結而著稱。陳潭秋、毛澤民等在新疆傳播馬列主義犧牲了，陳云、李先念也在新疆工作過。新疆的各少數民族很早就受到中國共產黨、受到共產主義思想的影響，受到斯大林領導的蘇聯的影響。各民族之間要互相學習。

　　(二)我國各族人民共同創造了中華民族光榮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形成了親密團結的優良傳統。在歷史上，各民族之間雖然也發生過不愉快的事情，但都為時短暫，和睦友好相處是悠久的。解放30年來，新疆各族人民的團結是好的，友誼是牢固的。各民族的團結經歷了嚴峻的考驗，猶如天山上的雪蓮，在風雪中傲然盛開。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漢族干部受到沖擊;前不久，少數壞人反漢排漢，許多少數民族干部、群眾冒著危險，也要把漢族干部群眾保護起來。新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正是各族人民互相學習、互相支持、共同努力的結果，也是黨、國家和各兄弟省、市、自治區大力支援的結果。

　　(三)新疆地處祖國的西北邊陲，戰略地位十分重要，面對保衛邊疆和四化建設的重任，我們一定要深刻認識團結是新疆各族人民的大局、生命線和根本共同利益所在，人人要爭當團結的模范。要時刻警惕境內外敵對分子妄圖破壞民族團結、分裂祖國統一的罪惡陰謀。維護祖國統一，反對民族分裂是新疆各族人民的共同責任。

　　(四)要認真貫徹執行黨的民族政策。要在各族干部和群眾中堅持進行馬克思主義民族觀和宗教觀的教育，堅持和完善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要大力培養少數民族的科技人才，大力發展邊疆多民族地區的經濟、文化、教育事業，充分尊重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要旗幟鮮明地反對大漢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進一步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要堅決打擊擾亂社會治安的打砸搶分子、流氓犯罪分子。但要注意，不要一有人鬧事，就說是少數民族鬧事。要有階級分析，各民族絕大多數群眾都是很好的，各民族中都有極少數的壞人。不管是什么人，是哪一個民族的，犯了罪，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五)駐守新疆的人民解放軍指戰員，有著光榮的革命傳統，解放30年來為保衛建設邊疆作出了巨大貢獻。要進一步加強軍隊的內部團結，加強軍政之間的團結，加強和各族人民之間的團結，在學習和掌握現代軍事技術，提高軍事、政治素質的同時，積極協助地方維護社會治安，保護人民的利益。

　　(六)農墾職工要繼續做好屯墾戍邊工作。屯墾戍邊，是老祖宗留下來的好辦法，毛主席也提倡。這個方針是正確的，不可動搖。在邊疆工作的漢族同志，特別是老同志，要特別注意保持和發揚艱苦創業的光榮傳統，扎根邊疆。國營農場要在搞好民族團結和農墾與地方團結上起模范帶頭作用，與地方農牧企業、農牧生產相互支援，相互學習，共同發展，共同富裕，在開發、建設、保衛邊疆中作出更大的貢獻。

　　在新疆視察慰問的17天中，王震每天往往工作十一二個小時，腳上的末梢神經炎也使他深夜難以入睡，但他仍咬牙堅持。他先后與幾百人直接座談，與近萬人會見、合影，并作了多次講話。在這次視察中，王震十分注意身體力行，帶頭為民族團結作貢獻。9月27日，他在自治區歡迎便宴后，有少數民族同志邀請他跳舞，他不顧剛動過手術、雙腳又患嚴重的末梢神經炎，依然十分高興地應邀，瀟灑地跳了一段新疆舞，贏得了在場的各族干部群眾的齊聲喝彩。王震帶來的黨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的親切慰問和他的言傳身教，使新疆各族軍民很受教育和鼓舞，從而也使一度緊張的新疆民族關系有所緩和。

　　回京后，王震給中央遞呈了《赴新疆慰問的匯報提綱》。《匯報提綱》說：一是要運用各種有效形式，堅持民族團結教育，號召各族人民團結起來，建設繁榮富強的社會主義新疆。二是加強新疆自治區的班子建設。從長期堅持在新疆戰斗、工作的同志中，選拔熟悉當地情況、懂得生產建設并善于團結各民族及與他們有長期友好合作關系而又年富力強的干部，充實進自治區領導班子。加強對少數民族干部的培養和提拔。三是把工作重點放在建設及開發新疆上，積極利用新疆資源。加強石油、有色金屬、黃金等勘探開發，新建一批發電站，橫貫塔里木盆地至青海和通往喀什、和田的鐵路修建等都要陸續進行。四是國家教育部增加高校在新疆的招生名額;增加少數民族青年入伍名額;軍隊要辦好干部子女學校。五是組織少數民族領導干部及技術人員赴內地或出國訪問，以開闊現代生產技術的眼界，有利于新疆的開發建設。這些建議在后來的工作中，逐步被中央或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所采納。《匯報提綱》最后說:“我請求黨中央、中央軍委讓我以現在的職務、身份，在新疆幫助工作”，這是“出于對新疆山山水水的情誼，出于愛國者、革命者和共產主義戰士的赤誠之心。”

　　1980年12月26日至1981年1月5日，由胡耀邦主持，中央召開了新疆問題座談會。會議決定成立以王震為團長的中央赴新疆巡視團，到新疆幫助工作。

　　此時，喀什、阿克蘇、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墾區幾千名支邊青年聚集在阿克蘇，強烈要求回滬安家落戶已達月余。1981年初，位于新疆南部的葉城縣又發生動亂事件，少數人游行示威，沖擊機關，毆打干部，揚言要建立什么“伊斯蘭共和國”。

　　1981年1月8日，王震率團迎著刺骨的寒風又一次到達新疆。在新疆的10余天時間里，王震不顧老年慢性支氣管炎的發作，走遍冰天雪地的天山南北。他到處強調，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要加強民族團結，要維護安定團結。王震還說:“現在一說到專政，就有人怕擴大化。我們當然要注意不要重犯擴大化的錯誤，但對唯恐天下不亂的打砸搶分子，對妄圖破壞祖國統一的民族分裂主義分子，要堅決實行專政。”

　　對王震這兩次視察新疆及期間的講話，新疆各族干部群眾、農墾職工、解放軍指戰員都反響強烈，歡欣鼓舞，不少人紛紛給中央寫信，表示堅決擁護。

　　5月上旬，新疆伽師縣發生反革命武裝叛亂事件，公開揚言要用槍桿子建立“伊斯蘭共和國”。根據王震請求和中央決定，5月16日至24日，王震率中央巡視團，再次來到新疆指導工作。

　　在此前后，王震還曾幾次邀請鄧小平暑期到新疆度假。8月10日至19日，王震和當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的王任重，陪同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到新疆休假。這是王震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時間內，支撐著患了癌癥的病體，第四次巡視新疆。就在臨出發的當天上午，王震在解放軍總醫院作了膀胱鏡檢查，往膀胱里注射了治療癌癥的藥物。那時，王震的心率最快時每分鐘曾達160多次，醫生讓他最少要休息半個月。王震深知這次到新疆的重要性，下午便出發了。王震陪同鄧小平到了烏魯木齊、石河子、吐魯番等地，與各族干部群眾、農墾戰士、解放軍指戰員廣泛接觸。途中，王震還向鄧小平詳細介紹了新疆的有關情況和自己的一些看法。

　　10月19日下午，胡耀邦等中央書記處的同志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和烏魯木齊軍區領導進行了談話，再一次討論了新疆工作問題。會上宣布了中央關于調王恩茂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的決定。胡耀邦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他說：新疆“戰略地位十分重要”，“自治區各級黨委務必謙虛謹慎，戒驕戒躁，不斷了解新情況，解決新問題，迎接新任務。對工作中所遇到的每個重要問題，都要在深入調查研究，摸清情況的基礎上，深思熟慮，妥善處理。全區各民族干部，要進一步發揚親密團結，共同戰斗的優良傳統;特別是漢族干部，要牢固地樹立長期在新疆工作，全心全意為新疆各族人民服務的思想。”

　　至此，新疆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逐漸恢復并發展。

　　力主恢復和發展壯大新疆生產建設兵團

　　1980年前后，新疆局勢穩定工作接連出現問題之時，恢復和發展壯大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便成為縈繞王震心頭的一件大事。

　　王震是新疆現代屯墾事業的開創者，又是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締造者。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自1954年成立后，對發展自治區各民族的經濟、文化建設，防御霸權主義侵略，保衛祖國都作出了重大貢獻。1962年，蘇聯霸權主義者制造了伊塔事件，煽惑裹脅我數萬邊民外逃。事件發生后，生產建設兵團迅速組織軍墾戰士，分赴邊界，擔負警戒，穩定局勢，充實了邊防。到1965年，生產建設兵團累計拓荒1000多萬畝，當年的工農業生產總值達6.6億元，占全區的1/3。此間，國家投資7億元，生產建設兵團自己積累投資14億元，上繳國家稅金8億元。但在“文化大革命”中，生產建設兵團受到嚴重沖擊，人心渙散，生產下降，由盈轉虧，直至1975年生產建設兵團體制被撤銷。這不僅給國家和自治區增加了負擔，而且嚴重削弱了邊防。對此，王震感到十分痛心。

　　粉碎“四人幫”后，王震即考慮建議中央適時恢復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問題。新疆局勢出現問題之后，更加堅定了他的這個想法。

　　1980年九十月，王震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第一次到新疆視察指導工作期間，他每到一地，在講話中除了強調各族人民的團結、邊防的鞏固、四化建設外，幾乎都要強調農墾的重要地位和作用。10月5日，王震在阿克蘇接見當年跟隨他進疆開發塔里木仍留在原農一師工作的老紅軍、老八路和老標兵時說：“屯墾戍邊，是我們老祖宗留下來的。我們的農墾方針是正確的。希望老同志保持和發揚艱苦創業的光榮傳統，安心邊疆工作……在開發邊疆、建設邊疆、保衛邊疆中，作出更大的貢獻。”這次講話不僅是對那些老同志的安慰和鼓勵，而且是為盡快地恢復被撤銷的生產建設兵團體制，作了一次輿論上的準備。

　　1981年1月，王震在再次巡視新疆工作期間，在自治區黨委召開的上千名局以上干部參加的大會上，聯系到新疆的歷史和現實講到兵團的問題時，他情緒十分激動，態度十分嚴肅地說：“解散生產建設兵團，就是完全錯誤的……生產建設兵團搞了農業、畜牧業、工業、商業還有交通運輸業，這些辦得完全對，有什么錯誤?!……兵團絕不允許破壞，什么搶了‘飯碗’、占了‘資源’，這是完全錯誤的。中央確定我分管新疆的工作，我就是要管。我要管新疆的農墾，絕不允許破壞生產兵團。”這次講話，實質上為恢復生產建設兵團體制作了一次動員。

　　1981年1月20日，王震從新疆返回北京。1月30日，他正式向鄧小平遞呈了報告。報告中說：新疆農墾現有200萬人，“屯墾在全疆各地”。“主力屯墾于準葛爾(天山北)、塔里木(天山南)兩大盆地，建設起七十多個邊境團級農場，擔負生產和邊防警備。”“應恢復……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實行農工商聯合企業，歸中央農墾部和自治區雙重領導。”

　　鄧小平經過慎重考慮，于7月1日揮筆批示：“請王震同志牽頭，約集有關部門領導同志，對恢復生產兵團的必要性，作一系統的報告，并為中央擬一決議，以憑決定。”

　　此后不久，鄧小平應王震之邀來到新疆。他一下火車，便對前來迎接的自治區領導說：“我們明后天就到石河子墾區去看看。”8月13日，鄧小平在王震、王任重的陪同下視察了著名的軍墾新城石河子。鄧小平看到阡陌相連的綠洲，高聳入云的林帶和豐收在望的棉田欣喜不已、感嘆不已。鄧小平認真聽取了各族干部群眾對恢復生產建設兵團的看法。回到北京后不久，鄧小平在一次中央會議上強調指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恢復起來確實有必要。組織形式與軍墾農場不同，任務還是黨、政、軍結合。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就是現在的農墾部隊，是穩定新疆的核心。”

　　1981年鄧小平在新疆視察期間，先后接見了自治區黨政軍負責人、先進工作者代表和文藝工作者

　　遵照鄧小平的批示，王震也邀集國家農委黨組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緊鑼密鼓給中央起草《關于恢復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報告》。經過王震多次親筆修改和國家農委黨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多次討論，9月22日，報告正式成文。《報告》總結了30年來新疆農墾事業的經驗教訓，認為：“生產建設兵團這種體制，是有利于新疆的安定團結的，是適合新疆各族人民經濟、文化、事業發展需要的”。《報告》提出：“我們經慎重研究，從防御蘇聯霸權主義入侵，維護祖國的領土完整和建設社會主義的富裕文明的新新疆的戰略考慮出發，建議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恢復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體制。”

　　12月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根據上述報告，聯合發文，決定恢復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從此，被撤銷6年之久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得以恢復。

　　王震對恢復后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更是十分關心，倍加愛護。1982年6月1日，王震結束在羅馬尼亞的休假和參觀訪問之后，特意在新疆停留，代表黨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中央軍委參加“慶祝恢復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大會”。王震在會上發表了長篇講話，他要求生產建設兵團：

　　第一，“要堅決貫徹‘勞武結合、屯墾戍邊’的方針，隨時保持高度警惕，防御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武裝侵略和破壞”;第二，“要繼續保持和發揚艱苦創業的光榮傳統，為恢復和發展欣欣向榮、蒸蒸日上的農墾，為繁榮新疆各族人民的經濟文化事業而努力奮斗”;第三，“要堅定不移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搞好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建設”;第四，“要嚴格貫徹黨的方針政策，加強新疆各族人民的團結”;第五，兵團“廣大復員、轉業軍人、知識青年和專家技術人員要樹雄心、立壯志，在新疆艱苦創業，守衛自己祖國的寸土尺地，把自己的寶貴年華獻給新疆的建設事業”。王震在講話結束時語重心長地說：“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肩負著歷史的重擔，黨中央和全國人民對你們寄托著殷切的希望”。“我相信，兵團各級黨委和廣大干部、職工，一定會順利完成歷史賦予自己的使命!”

　　王震十分關心新疆建設兵團的領導班子建設。他關注著各級領導班子的年輕化。他說，兵團各級領導班子中老同志多，那些年歲大了、身體確實難以支持工作的，就退下來。老同志要搞好傳、幫、帶，選好接班人。這些老同志是有功勞的，一定要安置好。各級領導班子成員一定要加強學習和改造，逐步確立共產主義的人生觀和宇宙觀，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王震強調，兵團各級領導要懂業務，懂經營，要根據黨和國家的政策，按社會主義經濟規律辦事，得有成績。王震一有機會，便和兵團各級領導接觸。他聽匯報，憶往事，嘮家常，談笑風生，言傳身教，使大家倍感親切，深受教育。兵團原政委郭剛回憶說：“我來兵團工作后的六七年間，曾先后12次謁見王震同志，深深感受到王震同志為兵團事業的發展壯大傾注全部心血的深情厚誼，更受到王震同志始終站在歷史的制高點上，思考和決策問題的遠見卓識的教育和啟迪。”

　　王震十分關心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體制改革和其他各項改革。兵團剛恢復之時，王震指出:兵團各級不要搞那么龐大的機關了。兵團在平時主要是一支有組織、有紀律的生產部隊，是一個經濟實體，實際上是一個大的企業公司，主要是講求經濟效益，同時是擔負維護祖國統一、鞏固祖國邊防的工作隊和戰斗隊。兵團是大農業，既要發揮全民所有制大農業的優勢，又要調動群眾的積極性。生產責任制和專業承包是對的，一定要搞好，但要有統有分。對兵團體制改革中遇到的困難，王震總是熱情關懷、幫助解決。有人認為兵團是企業，不能設立公、檢、法等機關。王震在北京聽取了兵團領導的匯報。王震和王恩茂都認為：兵團不僅是企業，它還擔負著建設、保衛邊疆的任務，擔負維護社會治安、改造勞改犯人的任務，行使著地方部分政權的職能。王震說:“我和有關同志談談，請他們解決。”在王震和王恩茂的關心下，此事經過立法，較快得到圓滿解決。

　　1989年10月全國政協副主席錢正英赴新疆考察回來后轉送王震一個報告。報告說，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恢復后，各項建設事業有了一個很大的發展，但也遇到不少問題：兵團糧、棉、油等大眾產品和糖、布、紗等生產是按照國家體制進行生產的，產品絕大部分都按平價交給國家，而農產品價格偏低，所需生產資料大部分又為議價購進，不少團場和企業出現虧損;兵團有豐富的水土資源，有強大的職工隊伍、機械化等優勢，但兵團的工農業生產計劃沒有直接列入國家或國家有關部門的計劃，致使這些優勢遠遠沒有得到發揮。王震認真閱讀了該報告，又專門聽取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政府和兵團的匯報后，即在報告上批示，“呈江澤民總書記、李鵬總理，建議作一決定，兵團依遵執行。”此后不久，國務院召集國家計委、財政部、農業部、水利部等7個部門專門研究，并形成紀要，同意對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計劃和經濟管理體制作必要的調整;兵團可向國務院各部門直接請示報告工作，各部門要積極支持兵團并在計劃行業規劃上給予安排;兵團的工農業生產計劃納入國家計劃或有關部門計劃;凡兵團自產的產品，允許兵團有經營銷售權，并享有外貿進出口權。這樣就使兵團的各項建設邁上了一個新的臺階。

　　王震十分關心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和自治區的關系。他多次對兵團領導說：自治區黨委和政府是上級，你們是下級。你們要尊重服從領導，有事要多向自治區黨委和政府請示匯報。自治區黨委和政府的決定，你們要堅決貫徹執行。兵團各個團場都要處理好與地方黨委和政府的關系。兵團干部職工要虛心向地方各族人民學習，同時有責任幫助各兄弟民族在經濟、政治、文化上的發展，為各族人民多辦好事，要尊重各少數民族風俗習慣，搞好與各少數民族的團結。王震也多次囑咐地方各級黨委和政府的領導說:兵團是鞏固邊防、繁榮邊疆的十分重要的力量，要大力支持兵團的發展。1991年8月17日，王震最后一次到石河子墾區視察。在兵團農八師一四三團的棉田里，王震特意把陪同視察的自治區政府主席鐵木爾·達瓦買提和兵團領導金云輝、郭剛拉到自己身邊，語重心長地囑托:“地方和兵團不要分你我，要互相支持，加強團結。”當這幾位領導說地方和兵團歷來團結得很好，并都表示要進一步加強團結時，王震滿意地笑了。

　　王震對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傾注了大量心血，兵團這枚鑲嵌在祖國西北邊睡的明珠更加璀璨奪目。1993年王震去世時，兵團的工農業生產總值達到了119.05億元，比恢復前的1980年的16.56億元增長了7倍;人均收入達1619元，比1980年增長了4.8倍。兵團各項經濟指標在新疆的比例，都高于人口平均所占的比例。

　　一定要把新疆的經濟建設搞好

　　1980年九十月，王震率中央慰問團在新疆慰問期間，更加感受到大力發展新疆經濟，對于加強民族團結、穩定新疆局勢、改善各族人民群眾的生活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赴新疆慰問歸來后，他在寫給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的《匯報提綱》中說:“新疆占我國版圖的六分之一，是我國自然資源極為豐富的省區之一。新疆雪山積雪徑流量就有千億立方可供貯留引灌，能源有石油、天然氣、水力、煤炭等，蘊藏量都很豐富。工農業生產建設現已有了一定基礎”;“只要政治局勢穩定下來，號召奮發圖強建四化，全力發展生產……反過來對鞏固新疆邊防，加強民族團結，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等四項基本原則，對穩定整個政治局勢，也是重要關鍵。”因此，要把新疆“工作著重點放在建設及開發新疆上”。

　　1981年1月5日下午，在中央召開的新疆問題座談會上，王震在回顧解放后新疆建設的歷程后滿懷激情地說:“新疆要成為中國最好的、最富裕的、最美麗的地方!”

　　第一次赴新疆返回后，王震即向中央建議由冶金、農委、農墾、農林、農業、水利、化工、財政、石油、三機、五機、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等十多個部委抽調專人，組成中央赴新疆巡視團，對口考察新疆的工農業生產情況，幫助解決具體問題，以加快新疆的經濟發展。中央批準了王震的建議。1981年5月中旬，王震作為中央巡視團團長，率7位副部長和幾十名部門領導、專家去新疆。在赴新疆的飛機上，王震向隨行的中央各部委的領導、專家深情地回憶了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主席勉勵他進疆后要為新疆各族人民大辦好事的情景，介紹新疆的歷史和現狀，要求大家不辭辛勞、盡心竭力為新疆的經濟建設作貢獻。到達新疆后，除少數同志隨王震活動外，其余分為各個專業調研組，分赴新疆各地調查研究，歷時一個月左右，分別對開發新疆的水利、有色金屬、石油、天然氣和各種礦產資源，加快基礎設施和重點工程建設等提出了很好的建議。有的部門現場辦公，當即解決問題;有的返回北京后向所在部委匯報，迅速進行研究、上報，列入國家“六五”計劃。

　　為進一步加深中央各部委對新疆的了解，督促有關建設項目和事宜，王震在聽取了近4個小時的匯報后說，新疆的經濟建設，要立足于自己的聰明才智和艱苦奮斗，不要指望一切都靠國家的支援;請求國家解決的應是新疆經濟建設中亟待解決而自己又解決不了的事情。此后，王震即指示秘書與國家有關部委聯系，請他們聽取新疆同志的匯報。在王震的親自安排下，從6月17日起至7月6日止，新疆赴京匯報組先后向國家計委、石油工業部、鐵道部、水利電力部、輕工業部、化學工業部、煤炭工業部、電子工業部等十多個部委作了匯報。各部委的同志反映說:“國家大，新疆又地處邊遠，我們下去少，你們新疆又來人反映少，我們對不少情況了解得不清楚，聽了匯報后心里有底了。”通過這次匯報，較快地解決了新疆農業、工業、交通運輸、林業、商業、人才等六個方面的20余個問題。如北疆鐵路和博斯騰湖造紙廠一期工程列入國家“六五”勘查設計項目和預備項目;蘭新線鐵路改造和加快新疆石油勘探、大型水利工程建設的資金得到了落實;適當增加大學畢業生分配名額等。新疆赴京匯報組返疆前，王震在病榻上又專門聽取了他們的匯報，并作了重要指示。

　　對事關新疆經濟建設全局的重點項目，王震則倍加關心，千方百計促成。1981年5月18日，王震率中央巡視團聽取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工作匯報，當他得知年產30萬噸合成氨、52萬噸尿素的新疆大化肥工程于1980年11月列入停緩建項目時，十分著急，第二天就到施工現場。當他看到已花費2.3億人民幣從日本、荷蘭購進的成套設備在露天或簡易倉庫堆放，從四川等地調集的2000余名專業施工人員卻無所事事時，心里更是“上火”。王震用手杖敲著地面說:“我要罵人哩!我也知道，罵人不文明。這樣停緩建，長此以往，兩個多億的設備就會變成一堆堆廢鐵!幾千名施工人員還得發工資。不一鼓作氣建成，損失太大!國民經濟要調整，但絕不能一刀切。”接著，王震要來紙筆急速寫道:“烏魯木齊石油化工廠廠長、副廠長、總工程師各同志：新疆建大化肥計劃已是二十年了。現在設備基本進入廠址，要加強領導，加速施工，講求質量，動員建設”，“以增加糧、棉、糖、油、肉、奶人民生活必需物資”，來“鞏固國防，振興中華”。寫畢，王震囑咐大化肥建設指揮部即為他擬呈請求開工的正式報告。5月19日下午，王震又在請求開工的報告上批道:“呈趙紫陽總理:我已責成該施工單位立即按照施工計劃進度日程施工。詳情另有書面報告。”王震返京后，又向國務院有關領導詳細陳述了續建的理由。不久，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計委接到國家計委正式同意續建新疆大化肥工程的通知。

　　1982年6月3日，王震又一次親臨視察了該項工程，親切會見了施工現場的干部職工和外國專家、技術人員，勉勵大家“緊密團結，精心施工，確保質量，加速建設”。王震還多次聽取工程建設情況匯報，幫助解決有關問題。1986年7月31日，大化肥裝置一次試車投產成功。從鍋爐點火到生產出尿素，只用了102天，與國內同類裝置比，試運時間是最短的，比投資預算節省了2000余萬元。聞此喜訊，王震特致電祝賀。

　　王震還批示或直接協調有關部門，解決了烏蘇至阿拉山口段北疆鐵路第二期工程列入1988年國家計劃和240雙公里正線鋼軌，60雙公里站線舊軌等問題，從而加快了北疆鐵路，也加快了“歐亞大陸橋”建設的進度。

　　對看準的工農業新技術，王震全力支持。20世紀70年代以來，王震積極倡導在石河子墾區進行地膜植棉試驗。1981年1月12日，王震在視察石河子墾區時得知地膜棉試驗田畝產270斤時十分高興，親自到田間察看，又召集科技干部和墾區領導座談。然后對石河子墾區領導說:“地膜栽培國外已搞了多年，1957年我訪問日本時，日本已普遍應用。地膜栽培省水，發育早，雜草也長不出來，病蟲害少，要大力推廣，甜菜也可以試驗地膜栽培。對地膜要注意回收再用，不行就回收再生，不要污染土壤。”當天晚上，王震在接見石河子墾區新湖農場場長黃金山時，鼓勵他將當年3.5萬畝棉田一畝不空地改種為地膜棉。當黃金山擔心太費工時，王震說:“你們原定1981年棉花畝產70斤，搞地膜可以翻番甚至更多，利潤相當可觀。這個是費工，但你們有20多萬職工，勞動力充裕，完全可以做到。”為了確保地膜棉推廣，王震與黃金山當場簽了合同:“新湖農場植棉三萬五千畝，使用地膜植棉技術措施。單產爭取一百五十斤以上，利潤一百五十元以上。”王震還拉著陪同視察的國家農墾部副部長張修竹等一起在合同上簽字。1月13日上午，王震又與奎屯農墾局局長修新民簽訂了1981年地膜植棉20萬畝的合同。為了調動職工采用地膜植棉的新技術，合同中還寫道:“爭取單產皮棉一百五十斤以上，并力爭向石河子試驗場畝產皮棉二百七十斤奮斗。達到第一項畝產指標，則每人可得超產獎金140元，如達到畝產二百七十斤，則每人可得獎金380元。此議向全體職工宣布，進行革新競賽。”返京后，王震又專門指示國務院有關部門給新疆墾區安排了農用薄膜。1981年8月13日下午，王震陪同鄧小平來到石河子總場一分場視察。望著近一人高、長勢喜人的地膜棉，鄧小平叫著“王胡子”稱贊道:“你來新疆帶了個頭，把地膜推開了!”1981年12月10日，《人民日報》在第一版以《王震以老軍墾的名義簽訂合同鼓勵職工生產》為題報道了新湖農場全面豐收首次盈利的喜訊。

　　1991年8月，王震視察新疆，和賽福鼎 · 艾則孜、澳門知名人士馬萬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主席鐵木爾 · 達瓦買提一起

　　王震為加強新疆同內地省、市、區，同臺灣、港澳地區，同日本、歐美國家的經濟技術協作，擴大新疆的對外開放盡心盡力。王震指示新疆組派精干的參觀訪問團、經貿洽談團、高新技術和資金項目引進團赴內地、港澳臺和國外擴大交流，加強合作。他到深圳、珠海、廈門等經濟特區考察，或是到日本、美國訪問，也總是鼓勵國內外企業到新疆投資。他還把兵團有關領導召到珠海，與珠海市領導直接洽談有關項目。他還直接促成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向日本北海道派遣數百名研修生，從日本引進先進紡織設備改造新疆紡織企業。1984年6月30日，王震親自陪同日本前外相伊東正義、前眾議院副議長岡田春夫等32位日本知名人士乘專機赴新疆訪問，考察洽談有關項目。合資企業出了問題，王震也傾力解決。1982年4月間，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胡子昂、孫曉村聯名致信王震:“新疆天山毛紡廠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國紡織行業第一個大型中外合資企業。兩年來情況尚佳，但最近退步，我們想請求您……援助。”1982年5月，在新疆考察期間，王震專門到天山毛紡織品有限公司視察，明確表態支持這一改革開放的新生事物，同時協調有關方面解決企業發展中的困難和問題。

　　王震不僅關心新疆的農業、工業，還十分關心畜牧業和農副產品加工業、旅游業等。他說，新疆是全國的幾大牧區之一，畜牧業生產要大發展。牧業生產要實現機械化，畜產品加工，特別是肉食、奶制品加工，要盡快實現機械化。發展畜牧業生產，不能只靠天然草場，還要發展牧業水利，大搞人工草場。要搞好草原基本建設，要對天然草場施用化肥，要多備飼草，防御自然災害。王震還指示，漢族群眾要多養豬。豬繁殖快，一年兩窩，一窩七八只。要養牛，有肉牛，也要有奶牛，這樣既可喝奶，吃牛肉，又可增加肥料。同時還要養雞、鴨、鵝和兔、水獺、旱獺等。要培養畜牧專家，要引進胚胎移植新技術，要發展生物工程、遺傳工程，要搞體外繁殖。同時要搞好畜牧產品深加工，搞好對內地對國外的輸出。王震還說，新疆要成立一個葡萄酒研究所，要建一個全國第一流的葡萄酒廠。新疆名勝古跡很多，發展旅游業大有可為。要注意保護旅游資源，不要把王母娘娘洗腳盆里的水(指天池)弄臟了。

　　王震還十分關心新疆的科技教育事業。他多次說過，科技教育事業搞不好，新疆經濟建設事業就沒有后勁。在新疆視察期間，他多次與中國科學院新疆分院、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農科院、新疆大學、新疆八一農學院、新疆有色金屬公司等十多個科研教學單位和企業的數百名各民族的專家、教授先后交談，勉勵他們為新疆經濟建設和教育事業獻計獻策，出力流汗。王震對他們反映的問題十分重視，能夠解決的及時解決。1981年5月23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教委的一位維吾爾族領導在座談時向王震反映，新疆原有一所石油學院，1962年被調整下馬，現在石油局要求恢復。王震當即說:“新疆的石油前景喜人，新疆石油學院要恢復，化工局所占的原校舍應搬出。口頭說了不算，你們馬上呈遞報告。”王震將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府的報告批轉給國家石油工業部。1982年10月，新疆石油學院正式掛牌恢復。王震在親筆寫就的賀信中說:“新疆蘊藏的石油和天然氣將是我國四化建設的寶貴財富。”“衷心祝愿你們辦好這所高等學院，為各族人民培養又紅又專的杰出人才，走在世界科學技術的先進行列。”

　　熟悉情況的新疆各族干部群眾十分感慨地說:“王震同志不僅是當之無愧的新疆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奠基人和開拓者;改革開放后，王震為推進新疆的經濟建設也傾注了大量的心血，作出了特殊的貢獻。”

　　安心新疆扎根邊疆

　　改革開放后，由于新疆與內地特別是東南沿海物質生活待遇差距的進一步拉大，加上新疆局勢一度不穩，一些人不安心，要求調回內地。王震高度關注著這一現象，多次勉勵當年進軍新疆的老同志、支邊知識青年、科技人員和復轉軍人要熱愛邊疆，安心邊疆，扎根邊疆，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繼承和發揚黨的艱苦奮斗的優良傳統，為屯墾戍邊大業作出新的貢獻。

　　1980年11月初開始，新疆阿克蘇地區數千名上海支邊青年，聚集阿克蘇市區，沖擊機關，圍攻干部，甚至絕食，要求返回上海。

　　11月15日晚8時半，王震打電話給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汪鋒說:“請轉告阿克蘇上海支邊知識青年，聞他們聚眾鬧事，甚表不安……我將請求數日內到阿克蘇調研。上海知青是我親自辦理入疆的，我要自始至終對國家的支邊青年依法負責到底。”

　　11月19日，王震在向黨中央、國務院遞交的報告中說:“我本人請求前往進行安撫，不管其鬧事頭頭威肋、‘王老頭來就叫他有來無回’那一套。總之要遵循國家政策法紀，妥善處理。”考慮到王震剛剛做了膀胱癌手術，10月中旬才從新疆回來，身體比較虛弱，中央沒有批準王震的請求，由國務院派工作組前往。經國務院工作組的工作，事態有所緩和，但仍未從根本上控制。

　　1980年12月26日，中央書記處討論了阿克蘇上海知青鬧事問題。王震在會上說:“從1949年起，從一些人口稠密的城市調一些青年去支援邊疆建設。青年人志在四方，這是一件很有意義、很光榮的事情。現在有些支邊青年鬧事，發展到這么沒有中華民族感情，沒有愛國主義道德，沒有一心一德為社會主義建設奮發圖強的程度”，“我主張給他們點兒辣椒吃，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挽救他們，也才能教育大多數。”王震再次請求赴新疆解決阿克蘇上海知青鬧事問題。

　　1981年11月8日，王震飛抵烏魯木齊。14日、16日，王震兩次與來自阿克蘇、庫爾勒、石河子三個墾區的幾十名上海支邊青年代表座談。這些代表中，有團場和連隊的干部，有全國三八紅旗手，還有學校教員、機修工人等。他不時提出問題，與大家深入座談。不少人談到，這主要是因為社會大環境造成的：雷鋒精神不吃香了;南泥灣傳統被說成了“老皇歷”，沒有人再提倡了;共產主義精神也不提了，甚至連愛國主義精神也被淡漠了;部分領導干部丟掉了艱苦奮斗本色，把孩子調往內地或安排到非生產單位，搞不正之風，造成極壞影響。這樣，部分青年放棄了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極端個人主義、享樂主義、無政府主義等便趁虛而入。

　　弄清了事情的原委，王震既激動又深情地說:“新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地大物博，資源豐富，有石油、天然氣、金屬礦藏，煤炭比山西還多，塔里木盆地是全國少有的富油富氣的寶地，還有廣大的土地資源”。“新疆地處反霸前哨”。“我是執行黨和政府的指示，動員你們來的”。“新疆面積占全國的六分之一，而人口現在也只占全國的百分之一多，從內地動員一部分青壯年和知識青年來開發新疆，是正確的，你們進行的事業是光榮的。有人說我是什么‘人販子’啊，什么‘騙子’啊，我是一個地地道道的革命老兵!我這個老兵就是要帶領革命青年走正道，讓青年人把勤勞、聰明、智慧、才華用來開發建設祖國的邊疆，用來建設幸福文明的社會主義新生活。有的上海青年說王震不行，不敢來了。我的諾言是退休也要來新疆!我是70多歲的人了，還得了病，中央的同志不讓我來，我是從北京‘開小差兒’到這兒來的，就是要見一見你們，不準那些人胡鬧!我們革命革了一輩子，就革出這些青年人向黨向國家鬧事，這多么令人痛心，不把這些人領上正道，我是死不瞑目呀!”“上海青年到新疆已經十七八年了，你們和解放軍、老墾荒隊員一起，用自己的辛勤勞動把過去的荒灘、沙漠、鹽堿沼澤建設成了美好的田園，你們作出了很大的成績嘛!現在新疆農墾系統總人口有220萬，占全疆人口的百分之十幾，耕地面積占22%，1980年總產值占全疆的23%。這是一支了不起的政治力量和經濟力量。”“你們都是30多歲的人了，都是有一兩個孩子的爸爸媽媽了，還想往自己父母的懷抱里跑，這種精神狀態不行啰!你們問一問我們干革命的那時候，有誰想自己的父母，想回家的呀!我們腦袋里裝著人民的利益，國家的前途。你們不能只裝著自己的父母，只裝著回上海。現在國家經濟有困難，上海也在搞經濟調整，還有很多待業人員要安排。現在上海一平方公里住了十來萬人，你們這么多人回去，上海受得了嗎?當然，國家也要關心你們的生活，關心你們的實際問題，該解決的又可能解決的還是要解決。你們現在辛苦一些，是為了你們的子孫后代過得好一些。”王震最后說:“我們中華民族是一個有志氣、有理想、有抱負、有能力的民族。過去，我們推翻了三座大山，趕走了帝國主義;今天，我們同樣能建設一個繁榮富強的社會主義國家。我是老了，有生之年不多，把希望寄托給你們年輕人。中華好兒女志在四方，你們要愛社會主義，愛自己的祖國;要有雄心壯志，有遠大抱負，建設好新疆，為四個現代化多作貢獻!”“總之，上海青年要為上海人、為中國人爭氣，要為上海支邊青年留下一篇光榮的歷史。”王震感人肺腑的講話激起了陣陣熱烈的掌聲。

　　王震的講話在新疆農墾上海支邊青年中傳達后，引起強烈反響，不少人給王震來電來函表示:青春無悔安心邊疆，艱苦奮斗奉獻終身。

　　王震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題詞

　　對不安心邊疆的老同志，王震同樣進行甚至更嚴厲地批評。1980年9月，新疆局勢不穩，不少人要求調回內地。一位抗戰時期參加革命的老部下要求調到西安工作。王震當即回信:“住在原地不動，特此勸告，望深思與多慮……不要乘歪風走斜路……切切所盼。”1981年8月王震在新疆視察期間，一位當年隨王震一道長征后又一起進疆的老同志前來看望王震，當王震聽說這位老同志已在1974年就調回老家湖南工作后，便劈頭蓋臉地批評說:“你雪山草地都走過了，現在卻當了逃兵，沒出息!你就一定要那么封建，一定要死在家鄉呀?戰爭年代，誰想過自己的骨頭一定要扔哪里喲!哪里不能埋忠骨。我死了不讓你給我送花圈，你死了我也不給你送花圈!”王震越說越火:“西漢的張驀到過新疆，東漢的班超、班超的兒子班勇，清朝的林則徐以及左宗棠，都曾來到新疆。即使這些封建社會的愛國志士，還不畏艱險和路途遙遠，西出陽關來到邊塞，為開發、繁榮和保衛邊疆盡心盡力，我們有的老戰士，老黨員卻開起了小差兒?!”這位老同志被批評得滿面通紅，連聲說:“我錯了，我錯了，我作自我批評!我還有三個孩子在新疆，我向您老保證，我一定教育他們安心新疆，扎根新疆!”王震這才說:“好，咱們一言為定，你一定要將功補過!”

　　每次視察新疆，在新疆每次重要的講話，王震總是勉勵漢族同志要熱愛邊疆，把新疆作為自己的第二故鄉。他在講話中經常引用左宗棠駐守新疆時同鄉贈左公的詩句:“大將籌邊尚未還，湖湘子弟滿天山。新栽楊柳三千里，引得春風度玉關。”以此鼓勵大家在祖國西北邊陲建功立業。他還多次與漢族干部職工座談，殷切希望他們在邊疆做爺爺當奶奶，教育子子孫孫，世世代代扎根邊疆，與各族人民一道，把祖國的邊疆建設得更加美好。除此之外，他還呼吁有關部門和報刊、電臺、電視臺大力宣傳安心邊疆做奉獻、扎根邊疆志不移的先進典型。1982年10月間，王震看到《光明日報》刊載新疆大學副教授夏熙提出的報紙應加強對默默無聞在祖國奉獻多年的“老邊疆”進行褒獎的建議時，當即給光明日報編輯部寫信。信中說:“我極贊成在新疆工作多年的老同志發揚社會主義愛國主義精神……子子孫孫定居邊疆，以實際行動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實邊政策，有如移民實邊，屯墾戍邊，屯墾實邊，援助和團結邊疆各民族，共同建設和繁榮邊疆。中華民族古代先人、諸多學士、軍人、巾幗英雄與邊疆中華各民族兄弟結識交往，結姻親戚，這種可歌事跡見之史書，聞之民間傳奇，觀之戲劇者凡多。我愚不能文，特請貴報報道中或做文以贊揚歌頌‘實邊’、‘戍邊’的愛國主義者。”接到王震來信，《光明日報》遂加強了這方面的宣傳報道。1982年12月底，王震看到共青團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一期簡報中刊載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團委副書記曹國琴熱愛邊疆的簡要事跡。曹國琴原是上海復旦中學的學生會主席，1963年，她和31名同學放棄了留在繁華上海和考大學的機會，主動申請到塔里木軍墾。1980年前后，很多人要求返城時，曹國琴堅定地說:“我不后悔，永遠也不后悔，因為我們走過的這條路并沒有錯。我們離不開新疆，新疆也需要我們。正是邊疆的艱苦環境磨煉了我們的意志，看到新疆逐步繁榮起來，我們這些老知青都非常高興，因為這繁榮中也有我們一份辛勤。”曹國琴還多次表示，“愿將忠骨埋天山”。王震看后，十分高興。他指示秘書打電話給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建議要好好宣傳這一典型，大力提倡“好兒女志在四方”的精神。

　　王震十分愛聽、愛唱《新疆好》這首歌。在北京或到外地視察，一有機會他便夸新疆好，動員大家到新疆安家落戶。他駐地警衛班的戰士有幾個復員后便被他動員到了新疆。1992年就在他重病之時，仍忍著巨大的病痛，動員守候在身邊的北京衛戍區的戰士復員后到新疆工作。對已調離新疆工作的老同志，王震則多次鼓勵他們退休后重返新疆安家。1986年10月，當他得知南京軍區原副司令員張希欽、工程兵副司令員徐國賢、成都軍區原副政委金忠藩結伴退休新疆安家后，十分欣慰，他提筆給這三位原三五九旅的老戰士寫信。信中說:“你們把天山當成你們的家鄉和歸宿，是光榮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和公民。我向你們致以崇高的敬禮。祝你們在黨中央的正確路線指引下，與新疆各族干部群眾互相團結友愛，歡度晚年，為祖國的安全，為世界和平，為共產主義崇高而又偉大的事業奮斗終身。”由于王震的表彰和這三位老同志的示范，使一些調離新疆的老同志退休后重返新疆落戶。

　　王震強調，一方面要大力提倡安心邊疆、扎根邊疆的精神;另一方面要求各級領導關心群眾疾苦，為大家安心邊疆、扎根邊疆創造條件。1984年3月3日，王震在中央廣播電視部總編室編的《情況》中看到，新疆漢族干部不安心于新疆的原因之一，是經濟負擔較重。1960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取消了15%的邊疆津貼，而其他邊疆省區仍有邊疆補貼;新疆的生活補貼是按1953年的物價定的，而物價漲了好幾倍。新疆的漢族干部職工，在內地大都有親人，他們回內地探一次親，一般花費都在千元左右，但其中能報銷的路費僅有200多元，因此《情況》建議恢復邊疆津貼。王震在這份《情況》上批示:“送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王恩茂同志，請指定人研究，如何解決，有何意見，盼復我一信以便考慮向中央作建議。”1984年4月19日，王恩茂給王震復信說:“關于恢復邊疆津貼，近幾年來干部群眾呼聲較大，我們也反復進行過研究。鑒于新疆屬邊疆地區，工作和生活條件比較艱苦，漢族干部、職工幾年回內地探親一次花費較多。為鼓勵漢族干部職工安心邊疆，并爭取內地漢族干部繼續支援邊疆，我們意見是恢復邊疆津貼比不恢復好。”信中還提出了恢復的幾種具體方案。王震將來信批給國務院有關部門。1988年，中央正式批準新疆恢復邊疆津貼。

　　王震十分關心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職工居住條件的改善。他鼓勵兵團改革建房形式，提出實行自建、互建或自建公助的辦法。1985年春，他召集兵團領導同志商議此事，提出“在住房問題上應是以連(排)為統一規劃，在有利于武備的前提下，幫助軍墾職工自建家園，逐步形成以團部為中心，平戰結合，屯墾戍邊的現代化小城鎮群，以促進生產發展，職工生活改善，有利于邊防的安全和鞏固”。在王震的關懷和指導下，兵團在新疆廣裹的戈壁深處建起200個大農場套小農場的小城鎮，以獨有的風姿屹立于天山南北。兵團的教育、科研、文化、衛生等各項社會事業也有了很大的發展，為各族干部職工安心邊疆、扎根邊疆創造了良好的生活環境和條件。

　　將軍忠魂伴天山

　　1993年4月5日上午11時30分，王震的骨灰伴隨著鮮艷的月季、菊花和玫瑰，撒落到大雪初霽、晶瑩奪目的天山之巔和他魂牽夢繞的石河子墾區。

　　與此同時，新疆人民以不同的方式追思著將軍的豐功偉績。人們清楚地記得，1980年10月16日，王震視察新疆返回北京后在《人民日報》發表了《各族人民團結起來，建設富強文明的社會主義新疆》的長篇文章。文章結尾寫道:“‘革命豈須桑梓地，青山處處埋忠骨。’我希望在新疆工作的同志們，都能一如既往，安心邊疆，扎根邊疆，把祖國邊陲保衛好，把新疆建設好。我雖年過古稀，身患疾病，但是，我的心是和新疆各族人民連在一起的，我期望新疆更加繁榮昌盛。我十分擁護我們黨和國家不搞黨政軍領導干部終身制，在我們黨召開十二大的時候，倘若我還活在人間，我將申請辭去黨的領導職務，退休到新疆來，和各族人民一道，共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安全、繁榮、昌盛而奮斗到底!如果去見馬克思，我已委托戰友和親屬，將我的骨灰撒在天山上!在四個現代化實現之日，同新疆各族人民共享歡樂，同慶勝利。”

　　人們清楚地記得，1982年6月2日，王震在烏魯木齊接見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工交企業負責人座談會全體代表及兵團、各師部分領導和兵團機關處以上干部時說的話:“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多年了，當年二十多歲的小伙子，現在也五六十歲了。我也到了退休年齡了。今年下半年開黨代會，我準備辭掉一切職務，到你們這兒來離休。我這個人好講真話，愛管閑事。你既然信仰馬克思主義，就得像奧斯特洛夫斯基說的:‘要把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獻給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人類解放而斗爭。’”

　　人們更難忘的是，1991年8月16日至24日，在原中顧委常委蕭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廖漢生、賽福鼎，全國政協副主席王恩茂、馬萬祺的陪同下，王震以83歲高齡回新疆視察工作，看望各族人民。在9天時間里，王震不顧年事已高，越天山，穿戈壁，走綠洲，視察了烏魯木齊、石河子、喀什、巴音郭楞等市州。他深入田間地頭、農民家中、兵團農場、石油探區、駐疆部隊調查研究，親切會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政、軍和生產建設兵團的領導干部，看望離退休老紅軍、老干部、老農墾、老勞模、老知識分子和各族干部群眾，親切與他們見面握手、合影、座談，先后有4000多人受到王震接見。在石河子墾區，他不僅與部分老農墾促膝談心，而且與農墾第二代、第三代座談。他深情地說:“你們父母、爺爺、奶奶走過的道路是完全正確的道路，是無比光明無尚光榮的道路。希望你們要把這一傳統發揚光大，永遠安心邊疆，扎根邊疆，建設邊疆，保衛邊疆!” 8月23日下午，在與新疆黨政軍領導干部話別的座談會上，王震又一次十分動情地說:“我在1980年曾經說過，現在我重申，如果去見馬克思、毛主席，我已委托戰友和親屬將我的骨灰撒在天山上，永遠同各族人民守衛在社會主義祖國的西北邊疆。”24日上午，王震特意穿上維吾爾族民族服裝返京。在機艙門口，王震久久地揮動手臂，向歡送的人群致意。在艙門就要關閉之時，王震緩緩地彎下腰，向新疆大地、向新疆各族人民深深地鞠了一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