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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辰：“四·一二”的前夜，中國共產黨為何成了眾矢之的？

點擊：  作者：易辰    來源：青年力  發布時間:2018-04-12 12:53:15

 

1927年4月12日，在蔣介石的命令下，在上海的國民黨反動派對共產黨人舉起了屠刀，大批共產黨人、革命群眾被反動軍警逮捕殺害，上海街頭頓時血流成河，這一事件史稱“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暴行自上海始，卻并沒有在上海終，很快杭州、寧波、湖州、溫州等地的國民黨反動派都開始了抓捕殺害共產黨人的行動。同年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宣布“分共”，第一次國共合作完全破裂，大革命宣告失敗。

 

2017年7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90周年的獻禮片《建軍大業》上映。電影將“四·一二”之后共產黨人于八月一日發動起義，從此走向武裝斗爭路線的這段歷史搬上了熒屏，并就其主要過程進行了藝術化表達。但是限于篇幅和主題，電影對一個重要的問題沒有進行回答，那就是——為什么共產黨人會成為眾矢之的，被如此追殺？

 

 

 

共產黨人之所以稱為眾矢之的，慘遭屠戮，其緣由很簡單，那就是她“得罪”了足夠多的有權勢的人。這些有權勢的人聯合起來，利用手中的力量，毫無底限地絞殺共產黨人，恨不得除之而后快，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了血腥的一頁。那么，為什么共產黨人會“得罪”這些有權有勢，有些甚至到現在還粉絲眾多的“大人物”們呢？

 

 

 

1、在農村，共產黨人得罪了土豪劣紳、鄉間惡霸

 

民國時的農村是什么樣子？那是充滿了黑暗與暴政的荒謬世界。雖然清王朝滅亡了，但是清代以來中國農村的封建秩序與權力均沒有發生大的變化，地主依舊是農村社會的統治者。地主們不僅擁有大量的土地和對于農民來說龐大的財富，還與當地的軍政要員有著密切的聯系，二者相輔相成之下，構成了對農村的絕對統治。地主們過著“殺人不犯法、打人不算事”的幸福生活。

 

 

 

民國時的農民過的是什么樣的生活？在軍閥與地主的壓迫下，民國的農村就是一副人間地獄的凄慘景象。這里以廣東海豐為例，令讀者可以對民國時的農村有個大致的印象。海豐在廣東軍閥陳炯明主政時期，陳炯明曾為了搜集軍餉資材、統治農村，在海豐設立了一個“將軍府”，由他的母親和六叔負責管理，“凡行政、司法、教育、苛捐雜稅、派勒軍餉以及商場買賣——人家死一貓、死一狗都要經過他的將軍府一道衙門。”而這樣的機構，在全國各地可以說是比比皆是，成為了壓在農民頭上的沉重負擔。相比軍閥的“將軍府”，大地主開設的“租館”也不遑多讓。民國時海豐縣的高沙約地區，大部分農民都租種一家蔡氏地主的土地，蔡地主為了方便向農民收取高昂的地租（民國時期的地主理論上可以隨意提高地租），專門設立了“租館”，用來收租。如果農民上交地租晚了或者上交不夠，便會被租館中的打手抓起來關在租館里折磨，只有家里多出錢才肯放人。有些農民家里窮得沒辦法，便只能變賣生產資料（牛）甚至家庭成員（妻女，民國事實上存在著大量的人口販賣）來交齊地租，結果是農民即使從租館中被放出來，也已經家徒四壁甚至家破人亡了。老電影中“周扒皮”“黃世仁”“南霸天”“彭霸天”等藝術形象均是對這種無法無天、草菅人命的民國大地主的生動描寫。有些人可能會覺得這些文藝作品對事實有所扭曲，但是從歷史上看，這些文藝作品的扭曲之處往往在于對這些地主的丑惡面目揭露得不夠充分。

 

 

 

后來發生了什么？共產黨人來了，一切都發生了變化。這里還以海豐縣為例子，1922年6月，共產黨人彭湃回到海豐縣老家開展農民運動。他出身富家，因此最初下鄉都是一副城市學生打扮，農村見到他都以為是來“收賬的”，唯恐避之不及。彭湃經過一番思考后，為了貼近農民，穿上粗布衣服、戴上竹制斗笠、赤腳走在農村鄉間，頓時與農民們拉近了距離。彭湃免租金、燒田契（前文提到了，彭湃出身富家），還主動到農民家里幫農民干活，與農民熟食起來后，便開始宣傳共產主義思想，并組織農民團結起來建立農會（農民協會），對抗土豪劣紳。1923年3月，一條名叫朱墨的地主擅自給佃戶增加地租，佃戶余坤等人退辭田地以示抗議，而農會方面也聯合其他農民不來耕種這片被退辭的田地，以示支持。地主朱墨見無人來種地，竟以余坤等人退辭田地數量不足為由將其告上法庭，還聯合其他地主組織了一個“糧業維持會”（臭名昭著的維持會）向法院施加壓力。面對這種情況，農會經過商討，迅速集結數千民眾來到法院，聲援被抓的余坤等人。最終，法院見農會比地主勢大，便宣判余坤等人無罪，并當庭釋放。此事轟動了全縣，并在惠州其他地區造成了巨大反響，農民們紛紛加入農會，“要求入會者紛至沓來，實有應接不暇之勢”，海豐縣的農民運動漸成聲勢。

 

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讓一貫在農村中作威作福的地主們“受了委屈”，他們紛紛逃往城市，與相熟的官員名流們訴說農民的“種種暴行”。一時之間，農民運動廣受質疑，在某些人口中更是成了“痞子運動”“惰農運動”。面對這種情況，毛澤東親自前往農民運動的中心——湖南考察實際情況，并撰寫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根據實際調查，毛澤東發現農民運動之所以備受攻訐質疑，純粹是因為農民運動讓曾經的土豪劣紳和鄉間惡霸不能再為所欲為，從而得罪了他們。而對于某些對此表示“擔憂”的“先生小姐”們，毛澤東則辛辣地諷刺道：“嘴里天天說喚起民眾，民眾起來了又害怕得要死，這和葉公好龍有什么兩樣！”

 

 

 

2、在城市，共產黨人得罪了資本大鱷、黑幫大佬

 

共產黨人在農村發動農民，在城市里則是動員工人。當時的共產黨人發現，大部分工人都處于幫會即黑社會的控制之下。工人加入幫會的初衷，往往是因為在城市中舉目無親，人生地不熟，所以為了尋得庇護而加入幫會，當時城市中幫會的大多數人員都是這樣的工人。而幫會中的中上層，則往往都是些擁有一定財產和社會關系的中產或大資產階級，他們中的佼佼者便是黃金榮、杜月笙等耳熟能詳的人物。這些黑幫大佬一方面利用下層幫眾為個人謀取利益，另一方面在面對資本大鱷收買的時候便會毫不猶豫地出賣下層幫眾的利益。事實上，黑幫的存在，其本質上也是一種對城市人民的壓迫，而這種壓迫被掩蓋在紛繁的“江湖規矩”“幫會沖突”和“哥們義氣”中，迷惑了很多人，使城市中的工人得不到真正地團結，陷入到“群眾斗群眾”的可悲螺旋中。

 

 

共產黨人到來后，一切又有了變化。共產黨人通過建立工人補習學校、工人俱樂部的方式向工人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讓他們充分認識到自己工人的階級身份與無產階級的社會地位。“工人都是無產階級，無產階級之間不應該相互仇殺”，其結果是工人們越發認識到了幫會組織的局限性和工人階級團結的正確性，逐漸團結到了共產黨人身邊。

 

 

 

而這種團結的必要性與幫會的局限性，很快就在事實的考驗下得到了驗證。1921年7月，上海一家外資工廠的工人因為監工克扣工資和毆打工人舉行了罷工。一段時間后，洋人工廠主找到了工頭、青幫頭目王鳳山，試圖用500元大洋收買他，令他出面讓工人停止罷工。這家工廠中的工人里有很大一部分青幫幫眾，王鳳山很快就說服了一些人復工。面對這種情況，打入青幫的共產黨員李啟漢對其他幫眾進行勸說，指出青幫應該講義氣，而“老頭子”（王鳳山）擅自帶人復工，被工廠主收買就是不講義氣，是犯了幫規。得到了大量幫眾的贊同。于是第二天，王鳳山帶人復工時，被大批幫眾擋在門外。最后罷工取得了勝利，也令更多的幫眾認識到了幫會上層的本質和共產黨人為大眾謀利益的本色。

 

共產黨人的到來，極大地改變了城市中的形勢。以往在工人中“一呼百應”的黑幫大佬，如今唯有跟著共產黨才能維持自己的“江湖地位”，因為如果不跟著共產黨，他們那用來拉攏人心的“江湖義氣”大旗就成了散發著腥膻惡臭的破布。而那些一貫依靠黑幫大佬們彈壓工人罷工的資本大鱷們，在面對共產黨組織的罷工時束手無策，只能乖乖答應工人的要求，對共產黨更是恨得咬牙切齒。結果便是，共產黨人在城市里得罪了資本大鱷與黑幫大佬兩方勢力。后來，青幫大佬杜月笙秘密聯絡黃金榮等其他黑幫大佬，提出：“共產黨勝利了絕不會對他們有好處，只會是和國民黨同歸于盡，與其這樣，不如全力與國民黨合作反共，使國民黨取勝，才有前途。”

 

 

 

3、內政上，共產黨人得罪了國民黨右派

 

共產黨人在農村發起農民運動，在城市發起工人運動，動搖了城市與農村的封建秩序，不僅令前文提到的那些勢力恨之入骨，得罪了他們，也得罪了與這些勢力有著密切關系的國民黨右派。

 

從現實來看，如彭湃那樣出身富家但是愿意為了農民的翻身得解放而窮盡心心力的人只能代表一部分人。還有很多同樣出身的人，他們視農民被壓迫、工人被剝削為等閑，絲毫不認為這種情況有什么需要改變的地方，甚至夢想著有朝一日也能如此“快活”。這些人加入國民黨后，形成了龐大的反動勢力，一般稱之為國民黨右派。

 

其實，對于這些人，國民黨中有遠見的元老早已認識到他們的危害。國民黨元老于右任就認為國民黨之所以經常失敗，其原因就在于國民黨內部大量人員“沾染官僚惡習”，孫中山先生也說：“二十年以來，黨員總是阻撓我革命，總是丟掉民主主義。跟隨我的很多，但總是想打自己的主意。”但這些人因為人員眾多、勢力龐大，始終在國民黨中有很大影響。也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孫中山才試圖通過國共合作改組國民黨來改變國民黨內的腐敗風氣，通過黃埔軍校來培養一支新的革命軍隊。但面對絕大多數右派和右派掌握的軍閥氣息濃厚的軍隊來說，這些都只是杯水車薪。

 

 

當農村與城市在共產黨人的努力下掀起轟轟烈烈的工農運動的時候，這些人終于坐不住了。他們說農村的農民運動“是痞子運動，是惰農運動”，利用手中的權力抓捕農會成員，為地主階級張目。在城市里，他們暗中聯絡，尋找“同路人”，謀劃有朝一日對共產黨人的反攻倒算。他們之中有政府要員，有“革命”軍人，還有因為戰敗而不得不歸附的前北洋軍閥，但是他們無一例外地都認為共產黨是他們的心腹大患。最終，這些人團結在了蔣介石的周圍。

 

 

 

4、外交上，共產黨人得罪了外國列強

 

眾所周知，國共第一次合作的一大重要目標，就是要統一中國、驅趕列強，“打倒列強除軍閥”更是成為了北伐軍的口號。而身為“列強”的各個帝國主義國家，對于北伐軍、對于中國的革命、對于革命的主要推動者共產黨人無疑是充滿了敵視的，可以說共產黨人的存在就得罪了各國列強。而其中有大量共產黨人擔任作戰骨干的北伐軍的高歌猛進，也令各國列強戰戰兢兢。長期以來，列強只承認北京的北洋政府，并不承認廣東的國民政府，雙方可以說是積怨已久。

 

而這股他們曾經完全漠視的力量，很快就給他們來了個下馬威。1927年1月，愛國群眾沖入英國位于漢口和九江的租界，國民政府順勢將其收回，而英國方面則束手無策，只能接受。事后，英美各國列強更是如坐針氈，他們擔心眼看就要統一中國的的國民政府不承認那些不平等條約，不承認外國人在中國的種種特權，甚至還擔心在中國的企業是否會被國民政府所沒收。種種擔憂令他們一方面增加派駐中國的軍隊與軍艦，另一方面又暗中在國民政府中尋找合作者。最終，他們發現了一直在培植個人勢力，對打倒列強除軍閥興趣缺缺，對共產黨卻恨之入骨的蔣介石。

 

 

 

5、歷史的吊詭：注定了悲劇的過程，預示著光輝的結局

 

正如前文所言，在“四·一二”前夜，共產黨人已經得罪了以上這么多群體，這些群體有的有錢、有的有人、有的有軍隊、有的有槍、有的有炮，還有的連軍艦飛機都有，他們最終都選擇了蔣介石作為自己的代理人。而當時的共產黨人手中，能真正握在手中的，只有一支支筆，和寥寥幾桿槍。

 

這懸殊的實力差距，導致了一個悲慘的結果，那就是當這些被共產黨人得罪過的群體合起伙來對共產黨人不利的時候，共產黨人根本無法與之抗衡。在中外反動勢力掀起的血雨腥風之中，無數共產黨人被捕犧牲，無數工農群眾慘遭屠戮，而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那就是共產黨人“打倒列強除軍閥”和幫助人民大眾“翻身得解放”的宏愿在中外反動勢力看來都是無法接受的“妄想”，是不可容忍的“僭越”，是對他們根本利益的極大損害。因此他們勾結起來，對共產黨人舉起了屠刀，毫不顧忌人類社會中的任何道德與公理。

 

 

 

初心，還記得嗎？共產黨人為了人民大眾、為了國家民族，不惜得罪土豪劣紳、鄉間惡霸、資本大鱷、黑幫大佬、國黨右派、外國列強的決心與行動，注定了共產黨人會遭遇腥風血雨，但為了人民大眾、為了國家與民族的未來，縱然成為了眾矢之的，也是榮耀與光榮！因為仇恨義人者皆是惡人，一個義人所有的雖少，卻強過許多惡人的富余！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共產黨人為人民而死，重于泰山！而歷史也雄辯的證明了，只有人民才是決定歷史的根本力量，只有站在人民一邊才能獲取最終的勝利，所有的反動勢力在人民的力量下，都必將在人民的唾罵聲中灰飛煙滅，化為歷史的塵埃。縱使反動勢力能依靠刀槍制造慘案、筆墨混淆視聽，但終究逃不過人民的制裁與審判，終究逃不脫失敗的命運，正印證了那句老話：“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

 

打倒法西斯！自由屬于人民！

 

 

謹以此文悼念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中犧牲的、為人民大眾、為中華之崛起而獻出生命的無數志士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