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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入新世紀以來追求“與國際接軌”的高等教育改革當中，中國的大學雖然在西方國家制定的全球大學排名當中位子越來越高了，但是實際的教學質量卻令人擔憂，某種意義上是像香港和臺灣的大學那樣越來越淪為西方的附庸。這顯然是不利于中國科技發展的。因此，要打造中國獨立自主的科研體系，把中國建設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科技強國，在高等教育方面就必須擺脫唯美國馬首是瞻的思路。要恢復我們歷史上注重獨立自主的良好傳統，加強專業基礎知識教育，注重學以致用，并以本土的成果而非西方的承認作為主要評判標準。

2018年7月14日，清華大學物理系“基科班20年·學堂班10年慶典活動暨拔尖人才培養論壇”舉行，96歲的楊振寧作為清華物理系的“老朋友” 對“培養一流的科學家不太成功”的情況提出了三個問題。“對于創建一流科學家不太成功這件事，是值得討論的。是不是有這個現象？有沒有可以改進的地方？到底重要不重要，值不值得去研究？這三個題目相關的是值得大家討論的。”一時間又一次引爆了輿論場。筆者在這里也想簡單的談談自己的看法。

要回答“楊振寧之問”首先要弄清楚一個概念，到底什么是“一流科學家”？比如說，如果要是把牛頓和愛因斯坦那種程度的貢獻定性為“一流的科學家”，那么今天在世界范圍之內也是沒有一個“一流科學家”的。英國的教育僅僅是在幾百年前培養出了一個牛頓，德國的教育也僅僅是在100年前培養出一個愛因斯坦，美國則從來沒有培養出這個級別的科學家，甚至連較之他們稍遜一籌的麥克斯韋那種程度的科學家也是一個都沒有。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呢，是不是說人類的教育水平越來越倒退了呢？當然不是。之所以作為個體的科學家貢獻越來越小，是因為科學研究的起點不同了。且不說牛頓那個時代，單是愛因斯塔那個時代來看，科學的發展仍然是比較薄弱的，起點總體來看比較低，所以作為個體的科學家具有巨大的劃時代的貢獻是可能的。而今天的科學研究起點就已經很高，分工很細，往往由一批科學家組成的一個研究集體才能夠在某個領域取得一定的突破，因此要求今天的科學家達到牛頓和愛因斯坦那樣的貢獻本身就是不現實的。

與此相關的一個問題是，怎樣才算“創建一流科學家成功”？比如說，楊振寧應該算是當代的“一流科學家”。但是他幾乎所有的成果都是在美國做出來的，如果要是留在臺灣的話，同樣是楊振寧也不可能取得那些科研成果，因為臺灣并沒有那樣的條件與平臺。不過，我想如果我們也效仿這種“民國范”，為西方國家主要是美國培養“一流科學家”，恐怕也很難算是“創建一流科學家成功”了吧？

因此準確的說，當代高等教育的主要指向并不應該是培養牛頓和愛因斯坦一類的“一流科學家”，而是要建立一個獨立自主的科技體系，并搭建一個廣大科研工作者可以施展才華的平臺，最終把我國建設成科技強國。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在這方面已經取得了不小的進展，科技實力有了很大的增強。

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某些公知化的媒體對于當前我國高等教育的抨擊是有一些不符合事實的帶節奏了。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是，前幾天香港捐資助學的名人田家炳死時，很多媒體和微信朋友圈又重新回顧了其2003年時寄給教育部長周濟的信，以所謂全球500大學排名為例，宣稱中國的教育遠遠落后于香港和臺灣：

【全球500名大學排名，中國地區排名前13所大學中，內地6所，香港5所，臺灣2所，以第一名的臺灣大學在國家排名190名外，其他都在中下流位置。我國號稱5000年歷史悠久古國，文化博大精深，地大物博，但教育遠遠落后于立國僅百余年的美國及其他一些小國，怎不叫國人汗顏。茲再以中國13所大學言，依歷史、人口、土地、資源等綜合條件作比較，大陸教育亦遠遜于香港和臺灣地區，寧不令人欷欷慨嘆！】

可事實上，這種排名本身就是西方國家的一種輿論話語操縱，根本不帶有什么公正性。比如說，香港和臺灣在排名中教育高度發達，可是從來沒有什么獨立的科研成果。至于普通人的知識水平更是慘不忍睹，像臺灣很多人認為“大陸吃不起茶葉蛋”，香港則包括田家炳在內的很大一部分人認為美國獨立才一百多年。如果要是大陸的教育真的“上升”到香港和臺灣的水平，那才真的糟糕了。

但是，這并不是說中國的高等教育對于尖端科學人才的培養沒有問題。事實上，高等教育最大的問題恰恰是近年來盲目效仿美國，幾乎喪失了自己的思想與話語體系。

就整個人類的歷史發展來看，美國的科技崛起是具有特殊性的。其主要是通過二戰之機從歐洲特別是德國挖走了以愛因斯坦為代表的一大批人才，二戰以后又利用美國在國際經濟和金融的主導地位提供高水平的科研條件來拉攏全世界的人才。這種發展模式和高等教育的關系并不太大，也是中國學不來的。

真正憑借自己的高等教育培養人才崛起為頂級科技強國的在歷史上一共有兩個，一個是德國，一個是蘇聯。實際上蘇聯的高等教育，特別是理工科的高等教育主要模仿的也是德國的模式。這種模式的主要特點就是特別強調數理基礎知識的教育。像蘇聯高校所有的工科類專業僅必修的數學課就有12門近2000個課時：

褚維盤 、龔冬保，蘇聯工科院校高等數學教學特點，《大學數學》 , 1994 (s2) :109-113

新中國成立以后之所以能夠在科學技術上面取得很大的成就，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就是高等教育之中沿襲了蘇聯這一套重視數理基礎教育的課程體系。像1965年時，同濟大學當中的理工科各專業僅高等數學一門課就高達700多個學時，力學課則高達600多個學時，均占了總學時數量的10%以上：

彭靜雯著,高等工程教育改革：對學科規訓的突圍,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11,第113頁

可是80年代以后，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來，由于盲目模仿美國的教育模式，高等教育當中理工科專業的數理基礎被極大的弱化。像現在絕大多數高校當中的高等數學課已經被壓縮到了一百多個課時，普通物理課時則更少，取而代之的是形形色色的導師們根據自己研究方向開設的所謂“前沿課程”。問題是，在高等教育與普通物理這些基礎知識沒學好的情況下，談何前沿與創新呢？

蘇聯高校對于理工科人才培養的第二個優勢是其合理了處理的外語學習與專業知識的關系。其認為，高校的外語教育應該以學以致用為中心，決不能讓外語喧賓奪主。具體學不學外語，學習哪種外語，應該看專業知識的需求。

比如說，計算機專業的就必須學習英語，因為不僅美國在信息技術方面是世界最先進的國家，而且英語也是計算機很多應用上不可或缺的工具。在光學領域則應該學習德語，因為德國在光學方面則是世界最先進的。但是絕大多數理工科專業則沒有必要學習外語，因為蘇聯本身的科學技術水平并不弱，把學習外語的時間騰出來用在學習數理基礎知識上面，然后在本國前人研究成果基礎上進一步開展研究顯然效率更高。

新中國成立初期也基本模仿了蘇聯的模式，對于高校的外語教育并不太看重，主要追求的是教學的本土化，先是翻譯了一大批蘇聯的高校教材，然后又根據中國自己的實際情況編寫了本土的高校教材。從而根本改變了民國時期理工科專業課本普遍從外國進口，沒有像樣的本土課本的現象，大大節省了學生的學習時間和精力。

但是在進入新世紀以來，追求“與國際接軌”的中國高等教育又出現了“去本土化”的現象。不僅大學當中外國語所占的比重越來越高，甚至很多高校理工科專業課也恢復了民國時期流行的直接進口外國原版外語課本的模式，這顯然不如本土語言的教學效率更高。

一個與之相關的方面是，蘇聯在建國之初就規定，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工作人員在職稱評定和其他成績考核當中只能以本土的科研成果為依據，在國外期刊上發表的論文一律不得計入。這一規定讓蘇聯的科技工作者真真正正把精力用在了研究方面，而不是整天忙著在西方國家的期刊上發外語論文，也極大的促進了蘇聯的獨立科研體系建設，為蘇聯崛起成為可以和美國比肩的科技大國奠定了基礎。

而中國近些年來的做法則與之相反，無論是高等教育機構還是科研院所普遍以在西方國家的期刊上發的外語論文作為主要的考核標準。這顯然是不利于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有獨立科研體系的科技強國的。大概也正是因為這個緣故，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科技創新大會、中國科學院第十八次院士大會和中國工程院第十三次院士大會、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明確提出：

【科學研究既要追求知識和真理，也要服務于經濟社會發展和廣大人民群眾。廣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論文寫在祖國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應用在實現現代化的偉大事業中?！?span lang="EN-US">

綜上所述，在進入新世紀以來追求“與國際接軌”的高等教育改革當中，中國的大學雖然在西方國家制定的全球大學排名當中位子越來越高了，但是實際的教學質量卻令人擔憂，某種意義上是像香港和臺灣的大學那樣越來越淪為西方的附庸。這顯然是不利于中國科技發展的。

因此，要打造中國獨立自主的科研體系，把中國建設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科技強國，在高等教育方面就必須擺脫唯美國馬首是瞻的思路。要恢復我們歷史上注重獨立自主的良好傳統，加強專業基礎知識教育，注重學以致用，并以本土的成果而非西方的承認作為主要評判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