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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嚴格意義上說，現在一些朋友假設“九一八事變以后蔣介石會積極抵抗會怎么樣”，“七七事變以后蔣介石如果像中國共產黨一樣廣泛發動群眾會怎么樣”其實都是沒有多大意義。這是因為以蔣介石為代表的舊中國統治集團本身政治基礎就是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侵略勢力，根本不具備這么做的條件，他們也深深地明白這一點。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建立的新中國才能夠擺脫帝國主義列強的奴役，這不僅是歷史的事實，而且是歷史的必然。

這幾天“七七事變”之際，不少愛國網友在相關文章中談到了蔣介石對日妥協投降所帶來的災難，指出九一八事變之后蔣介石集團長期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為日本擴大侵華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甚至七七事變之后他仍然繼續支付對日庚子賠款，為日本侵華提供了一定的資金支持。筆者在這里想補充一點九一八事變之前和日本投降之后蔣介石對日交往中鮮為人知的情況，以便大家對于蔣介石的對外政策有個更完整的了解。

首先，蔣介石早在上臺之前就取得了日本的支持。近年來公布的資料顯示，在發動四一二政變前夕，蔣介石就先后派了張群和戴季陶等人與日本方面聯系，在取得日本支持之后才正式發動反革命政變：

【蔣在與這些日本要人的會曬中明確告之：他同武漢派“尖銳對立”，“蘇俄制度不可能在中國再現”，“我們沒有想過用武力收回上海租界”，“也不打算馬上廢除不平等條約”，而且“將盡可能尊重它們”。并表示：“日本如果能尊重我們的主義和斗爭，我愿意同日本攜手”。為了讓日本“了解革命軍的真相”，取得日本對其的信任，1927年2月，戴季陶受蔣之托秘密赴日活動，并在日本專拜訪了日本外務次官出淵勝次。由于掌握了蔣之政治面目和革命營壘內部裂痕的第一手情報，日本外相幣原在革命車北伐氣勢正盛時，就已斷定蔣介石是國民黨內“穩健派的首領”，日本政府對于中國革命實行分化謀略比出兵更為適宜，并把日之對南方革命陣營分化謀略的側重點放在了“慫蔣反共”的實行上。蔣也一再信誓旦旦地向日方保證：“我打算用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請放心！我到南京就正式表明態度，你們等著瞧吧！”當然，因擔心過早暴露蔣與日勻結的意圖，黃郛在負責與佐分利聯系時，請他轉告幣原：“蔣還不能公開完全按列強要求去做，共產黨派正在極力詆毀他的威信。”幣原也同意“確認蔣是溫和派領柚，不要讓蔣為難，否則會給武漢方面制造機會。”從這里我們也可以看出“四一二”前蔣與日本的關系所到達的程度，如果把這說成是“勾結”也并無不妥。

申曉云著,民國史實重建與史論新探,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01,第39頁】

其次，在日本投降以后，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第一時間就向蔣介石提出一個荒唐的建議，也就是不要遣散日本在中國的一百多萬侵略軍，而是應該趁這些人“軍心尚未渙散之際”動員他們與共產黨作戰。蔣介石竟非常高興，原本打算采納這個建議，但是由于美國的反對才被迫放棄。這其實也是蔣介石后來宣布岡村寧次“無罪釋放”的重要原因：

【岡村首先聲稱他害的病并不嚴重，主要是為的借此可以避開美國人來談談他對中國政府(指國民黨反動政府)的一個重要建議，也是表示他投降后對中國應有的“忠誠”。接著說：“中國的對日抗戰是結束了，但今后難題尚多，主要的就是‘剿共’的問題。這是中國的心腹之患。我既受到天皇的命令投降了中國，我就應該忠實地找機會為中國政府效勞。現在我們駐在中國的完整部隊還有一百幾十萬人，裝備都是齊全的，趁現在尚未實行遣散，用來打共產黨，當能發揮一定的力量。這是替中國著想。另一方面，我們的軍隊連同軍隊附屬人員和散住各地的居留民，總共不下六七百萬人，驟然被遣散回國，不要說安置職業成問題，就是吃飯也大成問題。與其回去無法生活，還不如就在中國住下來好些。因此，我考慮的結果，決定向中國政府提出建議，希望得到采納。但事不宜遲，恐怕稍延時日，軍心一經渙散，戰斗能力就不保險，要大大削弱了。”(大意如此)冷欣當即予以慰勉，并答應他立即轉報上去，聽候指示。冷回來后即密報何應欽請示，很快便得到蔣介石從重慶來電，要冷欣攜帶岡村的具體計劃飛重慶當面報告。

事后據白崇禧(當時任國民黨政府副總參謀長)透露：岡村寧次的這份建議，深得蔣介石的“嘉許”。蔣本打算采納這個建議，但遭到了美帝國主義駐重慶的代表人員的反對。雖然經何應欽、白崇禧等極力慫恿，蔣介石再三考慮，終于在美帝的威脅和阻撓之下，不得不放棄了他的意圖。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  合訂本  第六卷  總第20—22輯,中國文史出版社,2011.06,第389頁】

第三件事是蔣介石在1949年初下野之后，曾經計劃把過去的侵華日軍高級軍官動員起來為國民黨訓練軍隊，如果要是仍然無法取勝下一步就打算流亡日本了：

【1949年4月初，蔣介石命人給國民黨政府駐日本軍事代表團團長朱世明發了秘電，命他盡快回國，有要事相商。4月15 日，朱世明悄悄回到上海，處理了幾件急事，即匆匆趕到奉化溪口。第二天上午即蒙蔣介石召見。

停了一會兒，蔣介石才對朱世明說：“這次叫你回來，主要有兩件事，一是招聘日本軍事教官，幫助我訓練軍隊。二是代我在日本找一處住宅。這半年來，我們在東北、華北、徐蚌(淮海)戰役中遭受了大挫折，‘共匪’進軍江南已不可避免。根據目前形勢，我們在軍事上要迅速扭轉不利局面，不大可能。我們要扭轉敗局，戰勝‘共匪’，沒有一支訓練有素、戰斗力很強的軍隊是不行的。你返回日本后，將我們過去釋放的日本高級軍官造冊登記，然后登門拜訪，并向他們表示，我們將聘用他們為軍事教官，用日軍的訓練方法幫助我們訓練軍隊：岡村寧次回去只有幾個月，估計他會接受我們的聘請。”

蔣介石接著談了岡村寧次的問題。然后話題一轉，才談主要問題。他說：“要你代我在日本找處住房，是因為我考慮國內局勢越來越壞，李德鄰(李宗仁)他們正在與中共和談，如果和談成功，等于投降，我就不好住在國內了，桂系四處造謠說我干預政務，又屢逼我出洋，所以我想在日本買一處房子。如果局勢進一步惡化，我就到日本住一段時間。若我將來在國內實在無法立足，就長住日本了。”

山齊著,蔣介石史實真相 ,中國文史出版社,2014.11,第298頁】

最后，今天不少媒體宣傳臺灣廣泛存在的親日勢力是日本統治時代皇民化教育的產物。然而事實上，蔣介石逃往臺灣之后仍然非常推崇日本。其早在1950年就親自創辦學校并講授日本法西斯的“武士道精神”來供臺灣的官兵學習：

【蔣介石認為陽明學是日本武士道的基礎，曾稱頌過將武士道付諸實踐的明治維新，且于1950年創辦革命實踐研究院訓練團，親身講授“明治維新史”和“武士道精神”這兩門科目。

（日）川島真編；韋平和，徐麗媛等譯,對立與共存的歷史認識  日中關系150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09,第105頁】

當然，蔣介石之所以在臺灣繼續吹捧日本也是有他自身的理由的。因為他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仍然計劃一旦臺灣丟掉就逃跑到日本進行政治避難，因此其在臺灣大力宣揚日本的武士道，應該也是為下一步逃亡日本打基礎：

【夫君下一步再往哪里跑呢?成為宋美齡日夜焦慮的問題。思前想后，她給蔣介石連來兩封電報，勸其到加拿大定居，又謂夫君為國操勞了大半輩子，也該歇一歇，到外國來看一看了。再不就到瑞士避難。這是個中立國家，蔣到那里之后會受到保護，可保余生安然無憂。但蔣介石去日本的主意已定，沒有給妻子復電。這樣，宋美齡就越加著急，便求孔祥熙和宋靄齡幫忙。但事已至此，孔、宋也想不出什么妥當辦法。宋美齡不能再等.遂命孔祥熙的女婿陳繼恩專程去一趟臺灣，以“到瑞士休養一段”為由，勸說蔣介石離開臺灣。但蔣不為所動。他說，臺灣即使不保，他也不會到瑞士，而去日本避難。宋美齡聽了陳繼恩的回復，知道拗不過倔強的夫君，遂在1950年1月13日悻悻回到臺灣。

山齊著,蔣介石史實真相 ,中國文史出版社,2014.11,第300頁】

看了上面的這些事實，朋友們可能會感到不可思議。其實，這些現象的出現也是很正常的。過去我們把蔣介石說成是親英美派，汪精衛說成是親日派。然而事實上，無論是蔣介石也好，汪精衛也好，都是帝國主義列強在華共同的代理人。只不過抗日戰爭期間列強內部矛盾凸現，汪精衛看到日本侵略勢力勢頭強勁便投靠了日本，蔣介石覺得英美勢力更大便選擇了依附于英美而已。但是即使是選擇了依附于英美的蔣介石，也仍然把中國共產黨和廣大中國人民視作自己的主要敵人，把日本法西斯作為后備選項之一。

因此嚴格意義上說，現在一些朋友假設“九一八事變以后蔣介石會積極抵抗會怎么樣”，“七七事變以后蔣介石如果像中國共產黨一樣廣泛發動群眾會怎么樣”其實都是沒有多大意義。這是因為以蔣介石為代表的舊中國統治集團本身政治基礎就是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侵略勢力，根本不具備這么做的條件，他們也深深地明白這一點。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建立的新中國才能夠擺脫帝國主義列強的奴役，這不僅是歷史的事實，而且是歷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