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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是國際金融危機10周年，也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長期以來，中美兩國輿論都相當關注危機10年來中美實力消長變化。在今年特殊的時間節點，真實客觀地比較中美實力變遷以及兩國博弈的戰略走向，顯得相當重要。

　　客觀理性地看待中美兩國國力的對比與變化

　　對中美國力變化，兩國輿論普遍認為“此消彼長”，即美國在衰落、中國在崛起。不過，對兩國實力消長程度卻存在著極化的兩類看法。一類認為中國實力已全面超過美國，“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一強國”；另一類則認為中國實力與美國差距仍相當大，有的甚至驚呼“中國離美國還差50年”。

　　事實上，以上看法都不準確。美國GDP占世界經濟總量份額從2008年的23.3%上升到了2017年的24.8%，其間有小幅振蕩，但稍有上升。中國GDP占世界經濟總量份額由7.3%上升到15%，的確是快速崛起，2010年超過日本，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短短七年后GDP已是日本的近3倍。但中國國力離美國仍存在明顯差距，只是這種差距并非全面性的，而是局部性的并呈現漸進式的縮小趨勢。

　　在經濟方面，當前中國GDP約是美國的65%，但2017年中國第一產業（農業）生產總值卻是美國的約6倍，第二產業（工業）生產產值約是美國的1.5倍，兩者領先美國的幅度均逐年擴大。2018年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預期將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2013年以來，中國貨物貿易總量已多年超越美國，躍升為全球第一大貨物貿易國。目前，中國約是130個國家的第一貿易伙伴國，是美國的兩倍。5000多種商品門類中，約40%產品門類的全球市場占有率源于中國，而美國只占15%左右。可見，盡管美國GDP總量、服務貿易、第三產業等方面的發展水平領先中國，但中美經濟優勢各有千秋，中國經濟貢獻率、全球領導力與未來前景近年來更被全世界所看好。

　　在金融方面，人民幣與美元的貨幣國際化程度差距較大。近年來，美元國際化指數一直保持在55%左右，而人民幣僅在3%上下。中國資本市場體量約是美國的1/3，且金融開放程度中國還要向美國看齊。盡管如此，中國金融也在奮起直追。2016年人民幣加入SDR（特別提款權），權重達到10.92%，美元是41.7%。全球外匯儲備中，人民幣的比重開始逐漸提升。更重要的是，隨著互聯網經濟在中國的普及，中國移動支付規模一騎絕塵，2017年規模幾乎是美國的90倍。相信網絡時代將給予中國金融對美國“彎道超車”的機會。

　　在軍事方面，中國已被公認是全球三大軍事強國之一，但中國2017年軍費僅是美國的1/3左右。軍力是中美實力比較變量中差距最大的。但鑒于軍事力量在經濟全球化時代的有效作用在減弱，且中國軍力立足于和平的戰略初衷與足夠捍衛核心利益的國防信心，兩國軍力差距在當下中美比較中的重要性遠不如過去。

　　在科技方面，近年來中國科研經費投入保持在世界第二的位置，約是美國的80%，但增幅更快。且當前中國工程師的數量已遠遠超過美國。2016年以來，中國的專利申請量大幅超過美國。當前科技界較為公認的事實是，在效率驅動型與客戶中心型的科技領域，中國較美國有優勢，如基建、高鐵、家電等；而在科學研究型、工程技術型方面，美國領先的優勢較為明顯，如生物制藥、芯片等。中國注重科技應用，美國注重基礎研究，這是兩國科技發展水平的差異化特征。

　　在國家形象上，近年來全球對美國的認可度急劇下降。據皮尤中心數據，越來越多的國家對中國的認可度優于美國，美國呈“失道寡助”之勢。據“今日俄羅斯”報道，世界僅有12%的國家相信美國是值得信賴的伙伴，而高達42%的國家相信中國更值得信賴。近年來，中國在社會穩定、城市治安、基礎設施、共享經濟等方面的卓越發展，使得中國治國理政的經驗為廣大發展中國家在發展道路選擇上提供了“去西方中心主義”的新選項。相比之下，美國的社會治理長期處在種族矛盾、槍支管治、周期性危機等困境中。

　　綜上所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對中美實力變遷來講是一個節點式事件。美國實力整體上原地踏步，部分呈現被超越之勢，而中國則大步向前。從19世紀末美國躍升為全球第一經濟強國算起，德國、蘇聯與日本先后在國力上追趕美國，但全面歷史地比較支撐21世紀全球強國的綜合指標，中國毫無疑問已是過去一個世紀以來距美國實力最近的崛起大國?？梢?，比較中美實力時，必須客觀理性，既要看到中美存在的差距，也要對中國多年來的發展與前景持有信心。

　　過去十年來，中美之間的戰略態勢發生了結構性變化

　　2018年以來，中美貿易摩擦加劇，全球輿論的焦慮感與緊張感急劇上升。這體現了全球輿論對實力排名最靠前的兩個國家互動關系的高度關切，也折射了中美兩國“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全球影響力。但從貿易摩擦真實體量與兩國合作的實際深度來看，輿論顯然高估了貿易摩擦的沖擊力，也高估了美國對中國發展的影響力。實際上，受全球矚目的中美貿易摩擦，充其量只是千百億美元體量的實際利益之爭，并未動搖兩國政治、軍事與經濟大局。

　　事實上，當前的中美關系合作與競爭并存，合作廣度、沖突烈度均完全不同于冷戰時期的美蘇關系，且在本質上有根本的不同。二戰以后的美蘇關系呈現的是兩個意識形態迥異的軍事集團惡斗，相互之間多數時候只有“軍備競賽”與“暫時妥協”兩個選項，也僅有“你死”或“我亡”兩種結局。中美關系則呈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賴狀況，年均600萬人次的社會交往、約6000億美元的貿易往來、相對穩定的中美軍事交流與國際反恐合作、100多條的雙邊官方對話渠道，支撐著中美之間的競爭與合作多數時候在并行軌道上同時行駛。幾十年間無數事實反復證明，盡管中美之間有分歧、有矛盾、有摩擦、有競爭，但中美之間的共同利益遠遠大于并壓倒這些分歧矛盾摩擦競爭。這是中美關系與當年美蘇關系最大的不同。

　　自中美建交與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尤其是國際金融危機10年來，中美之間的戰略互動態勢已發生重大的結構性變化。盡管2018年新版美國《國防戰略報告》將中國首次定位為“首要的、全面的、全球性的戰略競爭對手”， 引起了中國思想界的擔憂與全球輿論界的關切。其實，這恰恰折射了在戰略態勢上，美國真正開始正視中國崛起，而另一方面也折射了，中國對美國的戰略互動地位也不再是次要方、附屬方、被動回應方、被忽視方。

　　從整體態勢上看，中國對美國的互動地位已從戰略被動變為戰略對等。基于對國際經驗與中美互動諸多危機事件的總結，中國已深刻認識到強大國力對發展中美關系的迫切性與重要性。十年來，中國國力持續上升，迫使美國不得不正視中國。2013年，中國推出具有全球視野的“一帶一路”倡議，美國在中國戰略格局中的地位逐漸下降，中國對美國的戰略反制與塑造能力大大提升。中國不再被美國牽著鼻子走，而是有自己的發展節奏。美國推行的政策、動向對中國發展的影響也遠不如過去。相反，中國對外傳播、政策走向、金融波動對美國社會的溢出效應日益顯現。近年來，美國智庫界密切追蹤中共十九大報告、“一帶一路”進展與每年“兩會”信息，對中國“銳實力”空前關注，這些都表明中國與美國有史以來第一次成為對等的戰略行為體。更重要的是，兩國關系發展則“共同確保演進”、惡化則“相互確保摧毀”的對等狀況，促使中美雙方處在難得的戰略平衡與穩定期，從而對干擾因素具有更強的戰略承受力。兩國不得不相互尊重、相互忌憚、相互評估彼此正反饋效應的結果。

　　從全球形象上看，中國相較美國的國際地位已從戰略寡助變成戰略多助。近年來，中國“一帶一路”倡議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接連寫入聯合國官方文件，“共商共建共享”原則與新型全球治理觀受到了世界的普遍支持。中國堅持平等互利的理念廣交朋友，美國卻以“胡蘿卜+大棒”之策四處樹敵。中國主張不結盟，但結伴而行的朋友越來越多；美國盟友遍布全球，但威脅美國的敵人也越來越多。尤其是特朗普總統執政以來，“美國優先”“美國第一”政策與屢屢“退群”舉動使得美國國家形象下降到二戰結束以來的最低點，據皮尤中心數據，全球74%人群不信任美國總統，近半數人群不喜歡美國。美國的傳統盟友體系日益松散，“貌合神離”之態明顯，韓國、菲律賓近年來不再堅定追隨美國，連鐵桿盟友歐洲都頻頻發聲“美國靠不住”，在伊核、貿易與氣候變化等議題上求助于中國。

　　從民眾底氣上看，中國民眾看美國的社會心理已從戰略自卑變為戰略自信。十年來，中國社會的美國觀逐漸“去神話化”。在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眼里，美國不再是“自由民主燈塔”，中國也沒有必要復制美國道路。伊拉克戰爭、國際金融危機、斯諾登事件、敘利亞危機、中美貿易戰等事件像是給中國人上了一堂又一堂生動的全民愛國主義教育課，“美式民主”與“美式監管”的虛偽性已被廣大中國人充分認清。而近年來，高鐵、微信、網購、共享單車等給中國人生活帶來的便捷，使中國人對本國社會發展普遍持有巨大信心。尤其是90后、00后的下一代中國人，與世界最發達國家與地區同步甚至優先享受最新產品、信息與消費時尚的紅利，對國家的擁戴與支持更是他國無法比擬的。多項國際民調顯示，中國人是對國家未來發展最有信心的民眾，也是最支持政府發展戰略的民眾。相較于美國的社會分裂、政治黨爭以及近年來美國學界對本國體制越來越多的自我否定，社會高度團結是中國在中美博弈進程中占優勢的重要籌碼。

　　可見，評估中美實力比較與博弈進程時，不能只看一時一事，更要看長遠走向；不能只在乎一城一池，還要看戰略態勢。“時”與“勢”結合，“道”與“術”統一，才能在當下紛繁復雜的全球大背景下認清中美互動的現狀。

　　對美國要保持戰略定力、精準施策

　　二戰結束后，美國在與越南、古巴、蘇聯、南斯拉夫、利比亞、伊朗、伊拉克、敘利亞、俄羅斯、朝鮮等國的戰略博弈中損耗了大量寶貴的戰略資源，揮霍了大量的信譽儲備，明顯暴露了美國的戰略缺點，更讓中國積累了正確認識美國的充足歷史經驗與分析素材。

　　第一，要認清美國在對外博弈中善于“拳擊”、弱于“太極”，善于“速決戰”、弱于“持久戰”的特點。歷史經驗表明，在硬碰硬的短期“對撞”中，美國會越戰越勇，勝算更高。但在曠日持久的拉鋸戰上，美國則會由于國內選舉、總統換屆、社會輿論等諸多因素而出現失誤與政策調整。美國的政治體制決定了總統更樂見短期收益，而中國更看重長遠獲得。對此，中國一定要對美國展開迂回策略，以持久戰的心態對美國展開全方位的耐心博弈。事實上，40年來中國對美國保持一以貫之的戰略定力與策略韌性，恰恰是在每一輪殘酷的中美博弈中化險為夷的根本原因。從中美實力消長的角度看，未來的時間站在中國一邊。

　　第二，要認清美國是社會內部分裂、靠外部樹敵而粘合的政治共同體。從好萊塢大片到反恐戰爭，從美蘇冷戰到美朝博弈，事實證明，美國一旦認定外部敵人，就會產生巨大的社會凝聚力與政策動員力。長期以來，中國不愿與美國為敵，屢屢四兩撥千斤式地化解美國挑釁，使美國始終確立不了統一的、持續的對華戰略。當下，美國對中國快速發展空前警覺，主張對華強硬的戰略認識已日趨一致，但如何對華強硬仍存在“分歧”，即怎么強硬、強硬程度幾何、什么時候強硬等。中國須抓住美國內部矛盾，團結所有可團結的全球力量，以堅忍明智的戰略定力，繼續以“太極”之法與之周旋，在韌性的戰略周旋中把握機遇，贏得主動。

　　第三，要認清中美比拼的最終歸宿是兩國國內的治國理政水平。從兩國實力現狀看，作為外部力量，美國僅是中國發展的長期干預變量，已失去了遏制中國的能力與時機。當下的中美博弈，比的是意志與內力，而非招式與拳腳。“中國不會被他殺，但會被騙自殺”，警惕被外力伐謀，維持國內穩定、發展與改革的有機統一，是中國長遠發展的基礎。抓住美國對華的擠壓時機，深化與落實國內新一輪改革開放的各項政策，按“兩個一百年”與2035年、2050年“兩步走”的戰略步驟，以既定的發展戰略繼續前行，中國定會成為兩者博弈的最終優勝方。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執行主任；來源：紅旗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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