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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因此從本質上看，西方知識產權制度是壟斷資本家對知識的壟斷，憑借知識的所有權所獲得相對剩余價值是一種壟斷收入。正如商品的價值主要由工人勞動創(chuàng)造，卻由資本家壟斷并獲得暴利一樣，知識商品化后，這一特殊商品的價值由科研工作者、科學家、技術工人及廣大勞動者集體創(chuàng)造出來的，但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中，其所有權被資本家所壟斷，并借之謀取暴利?？萍脊ぷ髡摺⒓夹g工人有了知識及科技創(chuàng)新，獲得一定報酬乃至數倍的激勵，都是天經地義的，社會主義國家可以給自己的科研工作者的創(chuàng)新性勞動，尤其是重要的創(chuàng)新性勞動以較高的報酬。但是，當前西方壟斷資本借知識產權所獲得的利潤，不是其科研及生產成本的五倍十倍，而是百倍千倍萬倍，這顯然是不合理的，是對廣大勞動者和第三世界國家的絕對剝削和壓榨。在當前西方制定的知識產權制度中，西方壟斷資本借知識產權所獲得的暴利，只有一小部分用于支付科研工作者的勞動報酬，絕大部分被壟斷資本家這類寄生蟲據為己有。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完全可以在按勞分配原則的基礎上，給科研工作者以激勵，建立社會主義的知識產權制度，而不應照搬照抄西方資本主義的知識產權制度。

近來的兩大輿論熱點——貿易戰(zhàn)與《藥神》都與知識產權問題有關，如果說在貿易戰(zhàn)中知識產權還是一個導火索，那么《藥神》就將知識產權問題引爆了——當生命權與知識產權相碰撞時，我們才不得不反思，知識產權是否真的神圣不可侵犯？

一、“神圣”的知識產權

知識作為一種產權不是從來就有的，一開始知識產權是典型的資本主義的產物。知識產權是在資本對知識的剝削和占有中產生的，以一種極為扭曲的方式成為資本主義體系的支柱。

現代社會的知識產權包含著作權(也稱版權Copyright)、專利權(Patent Right)和商標權(Trademark Right)。類似的概念最早出現在谷登堡印刷術發(fā)明之后的英國，版權一詞，當時是指皇室給予書商的專賣權，其實是一種壟斷性權力，是政治勢力與資本勢力的聯合。

世界上最早的版權法之一，是1710年英國的《安妮法案》，在此之前，版權這一概念與版權保護都是并不存在的。而在專利領域，世界上影響最深遠的15種醫(yī)藥發(fā)明中，只有兩種曾經與專利打過交道;余下的青霉素，X光，乙醚，等等，都并非誕生于知識產權的保護傘之下。

知識產權保護的第一次高潮是在19世紀末的產業(yè)革命前后，西方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guī)缀醵冀⒘酥R產權相關的法律法規(guī)。

知識產權保護的第二次高潮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尤其是美國，推行了一系列知識產權立法法案，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而這與美國國內經濟停滯、貿易赤字等經濟現實的出現并持續(xù)惡化有關，美國等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益發(fā)依賴于產權壟斷維持在世界市場競爭中的優(yōu)勢地位，通過全球勞動分工，以壟斷租金的形式獲得其他國家尤其是發(fā)展中國家工人所生產的剩余價值。據相關研究，巴拿馬、哥倫比亞、南非、韓國、墨西哥、印度和巴西等國家每年因所引用專利的升值就多支付24億美元。高昂的專利使用費用不僅為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賺取了高額的壟斷利潤，而且也嚴重阻礙了發(fā)展中國家對知識的獲取和使用。除了全球化外，推動這一次高潮的另外一股力量來自于金融資本。專利、知識產權等依附于金融資本的運動邏輯，如某一醫(yī)藥專利或者當局對特定藥品的批復都會帶動醫(yī)藥企業(yè)的股價上漲。而金融化的發(fā)展趨勢意味著資本相對于在生產過程中追逐效率提高產生新的價值，這更依賴于租金占有既存價值，更加暴露了資本不關注生產本身而更加關注價值掠奪的本質。

就像知乎上在討論《我不是藥神》中究竟誰有罪的問題，看似承擔高昂研發(fā)費用的醫(yī)藥公司背負罵名很委屈，其實所謂高成本不過是資本主義研發(fā)模式導致的必然結果，其幕后操控的罪魁禍首是華爾街等金融資本集團，廣大科研從業(yè)者不過是資本奴役的腦力勞動者，而知識產權則成為資本家趁手的犯罪工具。整個資本主義發(fā)展史，知識產權從誕生到發(fā)展都是服務于資本主義的利潤攫取。

二、知識產權屬于資本還是屬于人民？

作為資本主義的支柱，知識產權神圣不可侵犯一直被作為一種意識形態(tài)灌輸給大眾，諸如“專利權是一種無形財產權，專利制度本質是保護創(chuàng)新”（吳廣海）“沒有專利保護，發(fā)明者可能根本不去搞發(fā)明”（張五常）這樣的聲音不絕于耳，似乎沒有知識產權的存在創(chuàng)新就將停止，經濟就會停滯。但實際上經濟學界對知識產權的批評和質疑從來沒有停止，可以說知識產權就是在西方經濟學里都沒有堅實的理論基礎。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薩繆爾森依據知識發(fā)明所具有的非競爭性與非排他性將其界定為公共產品，反對將發(fā)明專利授予私人，否則將造成社會成本的浪費。所謂非競爭性是指一部分人對某一產品的消費不會影響另一些人對該產品的消費，一些人從這一產品中受益不會影響其他人從這一產品中受益，受益對象之間不存在利益沖突。而非排他性是指是指產品在消費過程中所產生的利益不能為某個人或某些人所專有，要將一些人排斥在消費過程之外，不讓他們享受這一產品的利益是不可能的。知識是明顯的公共產品，因為知識的再生產成本為0，是一種非競爭性使用的商品。馬克思早已指出“一旦發(fā)現，電流場中磁針的偏轉，或者鐵通過電的磁場定律，成本就會將為0”。而且，知識是一種可以被多人同時使用的非排他的產品。不僅如此，知識還有其獨特性。普通的公共品因其無法進行有效的排他性使用，免費搭車者可以不付任何成本而獲得收益，但影響公共品的供給。知識是一種使用價值累進的特殊物品，技術的收益是指數化的，所有人都可以使用技術，帶來的結果是技術大爆炸?？梢哉f，知識的使用范圍越廣，知識的使用價值越大，越可能產生新的知識。

知識的這種公共產品屬性帶來的還有發(fā)明專利的定價問題。西方經濟學認為商品的市場價格應當等于其供給的邊際成本，但是上面已經指出，知識的再生產成本為零，因此知識專利的價格應當也是零。但這是資本所不允許的。隨著而來的就是隨意的一次性專利費和專利稅以及漫長的專利期制度。由此引發(fā)的不僅僅是道德問題還有巨大的市場扭曲。

因此從本質上看，西方知識產權制度是壟斷資本家對知識的壟斷，憑借知識的所有權所獲得相對剩余價值是一種壟斷收入。正如商品的價值主要由工人勞動創(chuàng)造，卻由資本家壟斷并獲得暴利一樣，知識商品化后，這一特殊商品的價值由科研工作者、科學家、技術工人及廣大勞動者集體創(chuàng)造出來的，但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中，其所有權被資本家所壟斷，并借之謀取暴利?？萍脊ぷ髡?、技術工人有了知識及科技創(chuàng)新，獲得一定報酬乃至數倍的激勵，都是天經地義的，社會主義國家可以給自己的科研工作者的創(chuàng)新性勞動，尤其是重要的創(chuàng)新性勞動以較高的報酬。但是，當前西方壟斷資本借知識產權所獲得的利潤，不是其科研及生產成本的五倍十倍，而是百倍千倍萬倍，這顯然是不合理的，是對廣大勞動者和第三世界國家的絕對剝削和壓榨。在當前西方制定的知識產權制度中，西方壟斷資本借知識產權所獲得的暴利，只有一小部分用于支付科研工作者的勞動報酬，絕大部分被壟斷資本家這類寄生蟲據為己有。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完全可以在按勞分配原則的基礎上，給科研工作者以激勵，建立社會主義的知識產權制度，而不應照搬照抄西方資本主義的知識產權制度。

中國在青蒿素的科研、生產及應用過程，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科研制度的優(yōu)越性，在知識產權領域，由于沒有私人壟斷資本獲得暴利，所以藥品價格相當便宜，以極其低廉的價格，極高的藥效，解決了非洲的瘧疾問題。在這種社會主義制度下，廣大科研工作者與廣大勞動人民以及患者的利益都得到了極大地保障。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只有私人壟斷資本（及極少數資本化的科研工作者）獲得了巨大的利益，而廣大科研工作者、勞動人民以及廣大的患者都在遭受資本的剝削。

為知識產權而支付的費用是一種類租金的支出。但是又不同于地租、利息等，因為知識產權的使用是非排他的，可以被多人同時使用，而且再生產成本接近于0。著名經濟學家普蘭特一針見血的指出“專利財產權的特殊性在于，它們并不是產生于成為私有物的物品的稀缺性。它們并不是稀缺的結果。它們是成文法刻意創(chuàng)造的產物”。

創(chuàng)新也從來不是知識產權的結果。如果像張五常之流所言的“沒有專利保護，發(fā)明者可能根本不去搞發(fā)明”，那么在專利制度誕生之前人類根本不可能有發(fā)明，這顯然是荒謬的。難道孔孟老莊，希臘先哲，沒有知識產權便沒有辦法激勵自己為整個人類思考、創(chuàng)造嗎？難道近代自然科學，沒有知識產權就不能產生嗎？事實卻是，他們不僅不希望自己的東西被隔離起來、為少數人占有和獲利，反而希望能用自己的智慧造福整個人類社會和歷史。畢竟，偉大的思想和人格從來不是用來兜售的。正如著名經濟學家陶西格所指出的“有一件事情特別清楚：發(fā)明者們天生具有不可抗拒的動力，從小就開始計劃和實驗，并且殫精竭慮。重要的并不是是否賺了錢或者是否長期忍受貧困”。

即使是在專利制度誕生之后，真正的創(chuàng)新也往往與專利的激勵無關。資本主義國家的技術創(chuàng)新往往并非主流經濟學家所鼓吹的私人創(chuàng)新，大多數的技術突破都來自于政府部門資助。據估計，在1950年到1962年期間，美國72%的重大技術突破是政府資助的。為了支持計算機產業(yè)發(fā)展，美國聯邦政府的研發(fā)投入從1976年不足2億美元增長到1995年的9.6億美元。在這二十年間，美國承擔了大學中計算機科學、電子工程等項目百分之六七十的研發(fā)經費。而這些政府支持的研發(fā)項目最終大部分變成了私人企業(yè)的專利。互聯網產業(yè)尤其如此。20世紀60年代第一個大型計算機網絡ARPANET就是美國國家政府支持的項目，這一項目最早是用于連接幾所主要大學之間的計算機研究中心，最終促成了Internet的產生?，F在，這一網絡已經成了眾多企業(yè)盈利的工具。而《藥神》中的藥企就曾獲得美國政府的大量資助。

雖然西方的重大科技創(chuàng)新主要由政府資助和推動，但是西方政府資助和推動的創(chuàng)新，最終被私人壟斷資本所利用和獲利，老百姓沒有獲得好處。在社會主義國家則完全相反，科技創(chuàng)新成果完全由人民和科技工作者所創(chuàng)造、所有和共享。這才是林肯所說的“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

實際上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羅早已指出應當由政府投資發(fā)明，而后面的使用者不需要再付費。而中國的青蒿素的研制正是走的這樣一條道路，政府出資研制，而屠呦呦團隊也并沒有將青蒿素的提取技術申請知識產權保護，才使得這一廉價藥物挽救了許許多多的生命。

生命是無價的，知識是無價的，然而知識產權對知識的資本化和產業(yè)化處理，不僅為生命和知識標上了價格，還讓這一壟斷價格變得極不合理。

三、不再神圣的知識產權

資本主義知識產權制度是資本主義的產物，不是從來就有的，更不會永遠存在。對資本主義知識產權制度的質疑和反對從未停歇。除了上述理論上的質疑，還有許多用實際行動反對和抵制資本主義知識產權制度。

2011年，為反對現行的期刊版權制度對知識的封鎖，被稱作“數字羅賓漢”的黑客艾倫·斯沃茲入侵了著名的“西文過刊全文庫”(JSTOR)，下載了約500萬份論文到他的個人電腦并打算公之于眾，但還未行動，就已被警方逮捕，面臨最高35年監(jiān)禁和100萬美元罰款的風險。事件最終以艾倫·斯沃茲上吊自殺這樣的悲劇收場。該事件引發(fā)了美國對于學術資源開放的很多反思，之后美國國會開始推動“艾倫法案”——《公平開放科研文獻法案》(Fair Access t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Act)：由財政資助的研究文獻必須開放。

斯沃茲生前曾發(fā)表公開宣言：

【“信息就是權力，總有人想將它據為己有。全世界的科學與文化遺產、數百年累積的出版書籍與文章，隨著數字化腳步逐漸被少數企業(yè)把持……分享并非惡行刁風、而是道德責任，只有被貪婪蒙蔽的人，才會拒絕讓人分享。”】

《藥神》中印度仿制藥價格之所以如此低廉，也是印度政府對醫(yī)藥專利制度的努力抗爭的結果。1947年，印度獲得獨立。這時，印度醫(yī)藥市場80%以上都被跨國藥企控制，藥價的高昂與印度經濟的疲弱、居民的貧困形成鮮明對比，尤其是國外治療癌癥的藥品價格，高達印度人均收入的30倍。1970年，在總理英迪拉·甘地主導下，印度獨立后的第一部專利法律《專利法》出現，規(guī)定對食品、藥品只授予工藝專利，不授予產品專利。這意味著，在印度，藥品專利保護自此被廢除，低價格才是主旋律。印度政府還同時出臺了《藥品價格控制規(guī)則》(DPCO)，堅持食品和醫(yī)藥消費是窮人不可剝奪的基本權利。

甘地夫人在1981年WHO日內瓦大會上說：

【“富裕社會認為，花費巨額資金去研發(fā)新藥和生產工藝以減緩病痛和延長壽命是理所當然的。在此過程中，制藥業(yè)成為了一個強大的產業(yè)……我認為，在一個良好秩序的世界中，醫(yī)藥發(fā)現是應該沒有專利的，不應該從人的生與死之間謀取暴利。”】

即使是在加入WTO而不得不修改專利法之后，2013年4月，印度最高法院仍然駁回了瑞士諾華制藥公司對改進后的格列衛(wèi)專利保護的要求，否決了跨國藥企通過輕微改進某專利以保護即將到期的藥品，以達到藥品專利“長青”的目的。印度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在專利法中明文禁止和打擊專利常青行為的國家。

對西方知識產權制度的辯護認為其能促進創(chuàng)新，而進入信息時代以來，不以產權盈利為目的的技術創(chuàng)新得到了廣泛、快速的發(fā)展。最典型的案例是用戶群體共同開發(fā)的開源軟件(Open Source Software，OSS)。目前全世界范圍內有數百萬軟件開發(fā)志愿者，Linux、Apache等開源軟件在既沒有產權所有者、也沒有任何經濟鼓勵的環(huán)境下被廣泛使用。事實上，使用者創(chuàng)新在許多領域已經成為創(chuàng)新的主體。

資本主義知識產權制度作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在確立了創(chuàng)作者的財產權利之后，制造出了巨大的矛盾。一方面是智力成果成為特定的少數人用以盈利的工具，在資本主義的經濟不平等結構下促成了文化層面的不斷分化，資源愈加趨于壟斷；另一方面，知識被限制在法律保護范圍的框架下，不能充分流動，從而知識文化本身的應用和發(fā)展受到直接的阻礙。進入信息時代以后這一矛盾變得更為突出。西方知識產權制度已經在實然上成為了信息共享和文明進步的桎梏，就像《信息封建主義》一書所指出的那樣：

【“現有國際知識產權制度給一些國家和人民帶來的信息壟斷比封建時期地主對農民的奴役還要強烈。”】

正如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伊本·莫格勒在《網絡共產黨宣言》中所言：

【“我們要對那些知識產權的擁有者說：你們在認識上的錯誤在於，你們把現存的生產關系和現存的所有制關系下的社會形式，當作是永恒的自然規(guī)律和理性規(guī)律，因此看不到，所有這一切不過是在生產進程中不斷在產生和消亡中的歷史關系。”】

整個資本主義發(fā)展史，知識產權伴隨著現代資本主義崛起、伴隨著生產資料的壟斷與集中、伴隨著壟斷的權力和壟斷的資本的結合而越來越重要的概念，不是永恒的，更不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它勢必被社會主義的知識產權制度所擊垮和代替。

四、正確看待知識產權

揭露西方知識產權制度的非神圣性，并不意味著我們在現階段就要廢除資本主義的知識產權制度。正如馬克思所言，一個社會即便認識到自身的發(fā)展規(guī)律也不可能超越發(fā)展階段，知識的私有化在某種程度上還將繼續(xù)存在。我國的社會主義脫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成長于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不可避免地保留非公有制的經濟成分，而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fā)展要求必須要鼓勵多種所有制形式與公有制共同發(fā)展，這也就意味著不可能徹底取消知識的私有化，而是需要正確地鼓勵、引導私有經濟的創(chuàng)新動力和方向，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在過去的歷史實踐中，私營企業(yè)如華為，在國家政策的支持和引導下，已成為民營創(chuàng)新型企業(yè)的標桿。

我們反對神化知識產權并不意味著我們反對知識產權制度，我們反對的是某些國家和跨國壟斷資本集團通過神化知識產權，牟取暴利，打壓別國。正如外交部發(fā)言人華春瑩指出的：

【“創(chuàng)新和知識產權絕非美國的獨家‘專利’，應用知識產權、推動經濟社會進步也不是美國獨享的權利。創(chuàng)新和知識產權應該服務于全人類的進步與福祉，而不應淪為美國打壓別國發(fā)展、維護一己私利的工具。”】

因為，在當前不平等的國際經濟體系下，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利用先發(fā)優(yōu)勢占據人類文明成果，通過嚴格的知識產權壟斷對發(fā)展中國家進行技術封鎖、攫取發(fā)展中國家工人所生產的剩余價值。我國作為最大的發(fā)展中國家，在這種不平等的國際分工中長期以來處于被剝削的地位。所以，在當前階段，我們的關鍵任務是認識到知識公共性的本質與知識資本化私有化的局限性，真正建立社會主義的知識產權制度，以更好地推動我國創(chuàng)新型國家更好更快地發(fā)展和建設，推動知識為人類共同福祉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