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抗日敵后戰場：前線中的前線
點擊： 作者：郭松民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 發布時間:2018-08-18 11:01:06
一
這些年來，關于抗日戰爭的宣傳，出現了兩個極端：
一個是對國民黨正面戰場的極端美化，似乎只有在那里才有鐵血抗戰、慷慨悲歌，挽救了中華民族；
另一個就是對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進行的敵后抗戰的極端丑化，似乎“敵后”是一種伊甸園般的舒適所在，共產黨就在那里很安閑地“七分發展”，靜候國軍和日軍兩敗俱傷，然后出來“摘桃子”。
更令人感到可氣又可悲的是，掌握了話語權的新右派公知，非常不厚道地忽悠他們的腦殘粉，以及腦回路時斷時續的國粉，故意望文生義地把“敵后”解釋成“后方”——既然是“后方”，那就一定不會有什么戰斗，至少不會有激烈戰斗。
但實際情況又是怎樣呢？
如果一定要給“敵后”下一個定義的話，那就是：
敵后，是敵人的后方，是“前線中的前線”，是“超級前線”！
國軍的正面戰場，在大多數情況下，僅是一面當敵，必要時還可以向后方撤退；
但“敵后戰場”，在大多數情況下，則是“四面當敵”，并沒有后方可以從容退卻，只能從日寇掃蕩的縫隙跳到“敵后的敵后”。
國軍的正面戰場，在抗戰進入相持階段之后，戰斗時斷時續。只要日軍不主動發起進攻，國軍從來都不主動攻擊日軍。
但敵后戰場的戰斗，則一年三百六十天，差不多天天都要戰斗。
敵后戰場，戰斗的激烈程度，超過了正面戰場；
敵后戰場，對抗的日軍兵力，大部分時間也超過正面戰場；
敵后戰場的開辟，使日軍的侵華政策歸于徹底失敗——日軍不僅不能“以戰養戰”，從占領區汲取人力物力支持戰爭，反而要從國內繼續汲取資源投入到敵后戰場的“無底洞”中；
敵后戰場，是抗日戰爭的主戰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東方主戰場中的主戰場。
由于敵后戰場成了“前線中的前線”，背面變成了正面，國軍的“正面戰場”，事實上變成“次要戰場”。
敵后戰場的開辟，實現了變敵人后方為前線、變戰略上的內線為戰略上的外線、變戰略上的被包圍為戰略上的反包圍。這種犬牙交錯的戰爭特殊形態，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是“戰爭史上的奇觀，中華民族的壯舉，驚天動地的偉業”。
口說無憑，直接看數據：
1938年10月，武漢會戰結束。這場會戰，再次以國軍的巨大傷亡和武漢淪陷而告結束。
但是，日軍為什么沒有乘勝追擊，一鼓而下重慶呢？
原因很簡單，這是因為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開始在河北、山東、江蘇等地開辟敵后戰場，牽制了日軍主力。
這個時候，距離全面抗戰爆發，剛剛一年。
據日本防衛廳研究所戰史室的資料顯示，從1938年底開始，日本的中國派遣軍共24個師團，其中華北方面軍9個師團、13軍4個師團的主要任務是在華北和華中與八路軍、新四軍作戰，21軍的4個師團擔負守備和戰略牽制任務，只有11軍的7個師團主要同國民黨軍隊作戰。
13個師團對付八路軍和新四軍，7個師團對付國軍——哪個戰場是主戰場，哪個戰場是次戰場，這還不是一目了然嗎？
從1938年10月至1943年間，日軍只對正面戰場國軍進行了一些有限規模的戰役進攻，而用于對敵后戰場作戰的兵力則分別為54萬人、47萬人、46萬人、33.2萬人、35萬人。敵后戰場抗擊侵華日軍（日本關東軍除外）的比例，分別達到62%、58%、75%、63%、58%。
兵力分配的情況如此，戰斗情況如何呢？
從1939年到1940年的兩年中，敵后抗日軍民共作戰1萬余次，粉碎日軍1000人至5萬人的“掃蕩”近百次，殲滅了大量日偽軍，僅1939年6月至1940年5月，八路軍即殲敵11萬余人。
1941年和1942年，日軍為將中國占領區變成其準備和進行太平洋戰爭的兵站基地，更加強調打擊敵后抗日武裝。
兩年中，日軍使用千人以上、萬人以下兵力對抗日根據地進行的“掃蕩”達132次之多，使用萬人以上至7萬人兵力進行的“掃蕩”達27次。
這樣的規模，按照國軍的標準都是“會戰”!
也就是說，國軍抗戰八年打了22次會戰，但八路軍、新四軍在敵后戰場，兩年的時間就打了27次“會戰”。
日軍對敵后抗日根據地“掃蕩”時，采取空前殘酷的“總體戰”，實行慘無人道的“三光”政策，企圖徹底摧毀敵后抗日軍民的抗戰意志和生存條件。
到1942年10月，日軍在華北修筑的封鎖溝長達11860多公里，比萬里長城還要長，相當于地球圓周的1/4。
在日軍的瘋狂進攻下，抗日根據地遭到嚴重摧殘，不僅面積大為縮小，人口也降到5000萬以下，八路軍、新四軍等人民抗日武裝則由50萬人減至40余萬人。
1943年，日軍仍強調，為了適應大東亞決戰的要求，迅速消滅a中共勢力，乃是當前急務。
據日軍華北方面軍的戰報統計，1943年該方面軍與中國軍隊交戰1.5萬次，其中與中共軍隊交戰的次數占75%。
雖然日寇窮兇極惡，但敵后抗日軍民也不是吃素的。
經過艱苦的戰斗，1943年后，敵后戰場的形勢開始好轉，抗日根據地人口由5000萬人上升到8000萬人，敵后抗日正規軍由40萬回升到47萬人。
進入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已勝利在望。
敵后抗日軍民也發起了更大規模的春、夏季攻勢，殲敵16萬余人，收復縣城60余座，擴大解放區24萬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000多萬；并把日軍進一步壓縮到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線上，為轉入全面反攻創造了有利條件。
到1945年4月，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日軍民已在華北、華中、華南創建了19個解放區，擁有人口近一億，正規軍發展到91萬人，另有民兵220萬人以上。
此時日軍已經無力與敵后人民抗日武裝進行“治安戰”，抗日戰爭獲得了最終勝利。
日本歷史學家作過這樣的記述：“從（1945年）4月到8月之間，解放區的發展異常迅速。由于八路軍的進攻，華北的日軍從所有的據點和碉堡里不斷地被驅逐出來。日軍的小部隊已陷于無法行動，而大部隊則被困在鐵路沿線的城市里”，“日本對中國占領區八年間的統治，在8月15日以前已經瀕于崩潰了。”
（日本歷史學研究會編：《太平洋戰爭史》第4卷第104頁，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
與此同時，正面戰場的國軍仍然喪師失地，被日軍攆得到處跑【點擊閱讀】，國軍的“大反攻”根本就沒有開始，“勝利就從天上掉下來”了。
二
敵后戰場的輝煌成就，和毛主席正確的戰略指導有關。
在人類軍事史上，毛澤東主席第一次把游擊戰爭提高到了戰略地位。
在戰爭模式上，毛主席提出了“兩個戰場”的設想。
他于1938年5月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針對中日兩國綜合實力的考慮，指明第二戰場的戰略意義，明確提出在戰爭初期一個強而小的國家攻擊一個大而弱的國家，“敵人在我們這個大國中占地甚廣，但他們的國家是小國，兵力不足，在占領區留了很多空虛的地方，因此抗日游擊戰爭就不是在內線配合正規軍的戰役作戰，而是在外線單獨作戰”。
這樣，“兩個戰場”的構想就非常清晰了，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意義也非常清晰了——敵后游擊戰爭主要地不是配合國軍正面戰場，而是具有單獨的戰略意義，是擊敗日本侵略的主要戰場。
為了從戰略上籌劃好敵后作戰，毛主席確立了抗日游擊戰爭六個方面的戰略問題：
一是主動地、靈活地、有計劃地執行防御戰中的進攻戰、持久戰中的速決戰和內線作戰中的外線作戰；
二是和正規戰爭相配合；
三是建立根據地；
四是戰略防御和戰略進攻；
五是向運動戰發展；
六是正確的指揮關系。
毛主席認為：“這六項是全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綱領，是達到保存和發展自己，消滅和驅逐敵人，配合正規戰爭，爭取最后勝利的必要途徑”。這六個戰略問題的確立，給敵后抗日游擊戰爭確立了一個科學的框架。
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從全面抗戰一開始，八路軍就從山西向整個華北日占區拓展敵后游擊戰。
1938年5月，新四軍也進至上海與武漢之間的長江南北日占區開辟抗日根據地。同年10月，武漢淪陷前后八路軍和新四軍又在華北和華中先后開辟了晉察冀、晉冀魯豫、晉綏、山東、蘇南和江北六個抗日根據地。
抗日戰爭第二戰場正式形成。
敵后戰場的形成，迫使日軍除了在他們擅長的正規戰模式下與國民黨軍隊作戰，還不得不在他們不擅長的游擊戰模式下與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作戰，從而始終處于兩線分兵的不利戰略態勢。
這注定了他們必敗的命運。
三
下面是一張抗日戰爭的態勢圖——
從這張圖就可以看出長征時期毛主席堅持北上抗日的決策是何等英明——
延安地處西北，但最靠近華北，遠比重慶更接近抗日前線，是指導全國抗戰的合適地點。如果按照張國燾的南下逃跑路線，在四川建立根據地（如果能夠成功的話），抗戰爆發后共產黨和紅軍在政治上何等被動也就不難想見了。
概而言之，敵后戰場抗擊了大約60%的侵華日軍和95%的偽軍，成為抗日主戰場，為贏得抗日戰爭勝利作出了決定性貢獻。
在抗戰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人民抗日游擊隊對敵作戰12.5萬次，消滅日偽軍171.4萬人，其中日軍52.7萬人。
四
但是，敵后戰場的意義，還不僅僅在于拖住，消滅了幾十萬日軍，更在于根本擊破了日本滅亡中國的“大戰略”。
日本作為一個只有七千萬左右人口（1937年）的彈丸小國，之所以敢于以“蛇吞象”的態勢侵略中國，除了它已經先于中國完成了工業化，還在于中國在歷史上曾經有數次被異族統治的歷史。
這些統治了漢民族的“異族”，如蒙元、滿清等，人數都遠遠少于漢族，但他們能夠在被征服的漢族地區組織起規模龐大的軍隊，然后統馭這些軍隊滅掉漢族的宋、明政權。
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因此狂妄地認為，中國不是一個“民族國家”，而不過是一個地理概念，蒙元、滿清可以做到的事情，他們也可以做到。
的確，如果沒有毛主席、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日根據地，幾百年前成吉思汗統治幾乎整個歐亞大陸的歷史可能會重演。
那時，絕對人口并不多的蒙古人，率領著滿族人、契丹人、北方漢人、特別是數量龐大的回族人部隊，打下了大半個歐洲后，回過頭來又滅掉了南宋。
日本軍國主義分子也夢想能夠以中國豐富的物產為資源，以中國龐大的人口為勞動力和兵員，由少數精銳的“大日本皇軍”驅使著由朝鮮人、臺灣人、“滿洲國”人、察蒙人和漢族人為主體的仆從軍，趕走英美法荷等老牌殖民勢力，建立日本自己主宰的新殖民帝國——“大東亞共榮圈”。
中國敵后抗日戰場的開辟，使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這一“大戰略”被徹底粉碎。
毛主席、共產黨領導敵后抗日人民武裝，不僅在中國大陸牽制住了日本陸軍主力，而且牽制、消耗了大部分朝鮮仆從軍，幾乎全部的臺灣仆從軍、偽“滿洲國”軍、察蒙仆從軍、華北偽政權和南京汪偽政權的偽軍，并使得日軍不能利用山東、華北的人力物力支持戰爭——日本軍部曾計劃把華北建成規模超過日本本土的煤鋼基地。
這一戰略，迫使日軍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不得不向太平洋和東南亞、南亞派出自己的本土軍隊，并在美軍優勢火力的打擊下損失慘重，戰爭潛力迅速耗竭，走上了滅亡的不歸路。
從這個意義上說，抗日戰爭中的中國敵后戰場，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意義，絕不亞于蘇德戰場上的坦克大會戰，也不亞于太平洋戰場上美日海空大戰，更是孱弱的國軍正面戰場難以望其項背的。
敵后戰場的開辟，使日本被鎖定在“窮酸帝國主義”的狀態，不能把初期的勝利轉化為資源，而只能變成包袱和絞索。
敵后戰場的勝利，是中華民族永遠的驕傲，是中國對人類的巨大貢獻，也是一筆厚重的精神財富，值得今天的我們永遠珍惜！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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