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28日,山東蘭陵的農業園。 澎湃新聞記者 傅旦妮 攝
2018年6月,澎湃新聞的英文產品——第六聲(Sixth Tone)與復旦大學發展研究院聯合主辦“第六聲學者計劃”,資助八位青年學者在中國八個省進行為期六周的田野調查。此次田野調查的主題是“科技如何改變鄉村”,其中包括四個具體議題:農村電商、大數據、農業無人機和荒漠化治理。本系列為青年學者的田野調查成果。
走進代村村委會接待室,首先映入眼簾的是那面掛滿了各種獎牌和證書的榮譽墻。“先進村”、“模范村”、“示范點”、“先進集體”“先進基層黨組織”等頻繁出現的關鍵詞無時無刻不在提醒來訪者:這里和中國數以萬計的普通村落不一樣,是一個走集體化道路的成功樣版。 和山西大寨村、河南南街村、江蘇華西村等在改革開放以后一直沒有實行包產到戶,堅持走集體化道路的村莊不同,代村是在2000年以后才開始將土地經營權收回集體,發展集體經濟。這個村莊重返集體化道路的原因是什么呢?這其中的轉變又是如何可能的呢? 1978年以后,代村和中國廣大地區的農村一樣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將土地承包給一家一戶進行耕種。由于代村由河西、前圩子、后圩子三個自然村組成,生產隊(即行政村的前身)解體以后,三個自然村在集體資產分配的問題上爭執不下,導致村委會幾度陷入癱瘓。由此,在八九十年代全國各地都在迅速發展的時候,代村卻一度陷入了停滯。 1999年,代村所在的卞莊鎮派駐工作組進入代村,重新選舉村委領導班子。出于對經濟發展的熱切渴望,時任蘭陵縣第二建筑公司項目部經理的王傳喜被推選為村黨支部書記和村委會主任,兩委工作“一肩挑”。 王傳喜就任以后帶村委領導班子考察了走集體經濟道路的先進典型——南街村。目睹南街村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王傳喜在南街村紅色文化展覽館的留言簿中寫下了“南街村的今天就是代村的明天”,決心要在代村效仿南街村的發展模式,走集體化道路。 確定目標以后,王傳喜所做的第一件事是重新分配全村的土地。因為經過調研他發現,盡管包產到戶以后代村所有村民都分到了土地,但卻存在著嚴重分配不均的現象。“有的村民一人有兩三畝地,有的卻只有兩三分,相差近十倍。大部分群眾心里都不平衡,很有意見。”在這種情況下,2000年初王傳喜帶領村干部制訂了土地調整方案,將土地劃分成兩個等級,所有村民抓鬮選地,每戶村民都分得一塊優等田,一塊劣等田。 土地調整解決了代村人地不均的問題,但未能解決土地分散經營的問題。2000年以后,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代村外出務工的村民越來越多,愿意種地的人越來越少。 在這種情況下,代村在2002年開始推行土地規模化經營。具體措施是將土地的經營權從農民手中租賃過來,然后由村集體投資對土地進行平整和基礎設施建設,再將連片的土地返租給愿意種地的村民、合作社或公司進行規模化種養殖。通過這種方式,到2005年代村將全村土地的經營權都收歸到了村集體。2008年, 代村以同樣的方式與毗鄰5個村的2200多家農戶簽訂了土地流轉協議,流轉土地7000余畝。 通過土地流轉,代村將土地的經營權重新收回到村集體。由此村里的土地實行了統一規劃管理,先后建設了“五園一帶”(花卉園、果品園、蔬菜園、良種示范園、農業觀光園和全民健身帶)、代村商城和國家農業公園等眾多產業項目,極大提高了土地產出率,增加了村集體的收入。 到2017年,代村村集體資產已有20多億元,當年純收入1.1億元。村集體經濟的壯大讓村民享受到諸多福利:村里每年向居民統一分紅(每人每年500元),統一發放住房補貼,統一支付新型合作醫療資金,統一安排60歲以上老年人入住老年公寓,統一實行居民子女助學獎學制度等等。 2018年6月28日,山東蘭陵一家農業園的學生夏令營旅游項目。 澎湃新聞記者 傅旦妮 攝 到目前為止,代村的集體經濟無疑是非常成功的。在眾多媒體的報導中,時年50歲的村支書王進喜被認為是帶領代村重新走上集體化道路的決定性人物。這位“全國優秀共產黨員”、“全國勞動模范”、“十九大代表” 剛剛被中宣部授予“時代楷模”的榮譽稱號,顯示出官方對其卓越領導能力的認可。然而,有理想、有能力的典型人物的存在并非唯一的決定性因素。事實上,除此之外,代村的成功離不開其獨特的集體文化傳統以及新世紀村落城市化帶來的巨大紅利。 代村在集體化時代曾有過輝煌的歷史。農業學大寨時期(1964-1978),代村在“鐵姑娘”李桂蘭的帶領下將全村3000多畝旱地改造為水田,田里種植的水稻畝產達到了1000斤以上。從1973年到1975年,代村連續三年向國家上繳愛國糧100多萬斤,相當于蘭陵縣下面十二個鄉鎮所上繳糧食數量的總和。代村由此成為全國農業學大寨的先進典型。今年77歲的李學全是這段歷史的親歷者,回憶起這段歷史,他顯得格外自豪:“那時候的代村人都特別有干勁,在集體的帶領下日子過得非常紅火。” 集體化時代的輝煌歷史造成了代村人對集體的特殊依賴。包產到戶以后,集體化時代修建的龐大的水利灌溉設施難以維系,村里的水田很快又變回了旱地,由此導致村民的收入并沒有像其他地方一樣得到顯著的提高。在市場化的浪潮中,周邊的村落在九十年代開始出現了萬元戶,而集體化時代的先進村代村卻一直沒有出現,村民陷入了一種“均貧”的狀態。包產到戶以后的經濟困境引發了治安變亂、環境變差、社會矛盾增加等種種社會問題。代村人對集體化時代的美好記憶成為代村后來再集體化的大眾心理基礎。 此外,代村的成功離不開城市化帶來的巨大紅利。代村位于蘭陵縣城鄉結合部。2000年以來,由于蘭陵縣城市化的迅速發展,代村在十年左右的時間里和縣城完全融為了一體。在此過程中,代村進城務工的村民越來越多,這為土地流轉提供了有利的契機。此外,城市化也使得代村的土地價格快速增殖,在十年左右的時間翻了十倍以上。地價的快速上漲使得村集體有能力完成集體資本的原始積累和不斷增殖。村集體將土地從村民手中流轉過來以后所建設的現代農業示范園、代村商城和國家農業公園等項目每年都給村集體帶來巨額的現金收益,為代村福利體系建設提供了穩定的資金來源。 由此可以看出,集體化時代的輝煌傳統、村落城市化紅利以及年輕有為的經濟能人,這三大因素在2000年以后的歷史性匯合促成了代村的再集體化進程。
(來源:“東方偉人”微信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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