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日本投降日(8月15日)和抗戰勝利日(9月3日)的到來,網上和主流輿論界對抗戰的紀念又漸趨高潮。
有不少紀念,是以國民黨和國軍為主角,并且基調都是犧牲和悲情——這里一個結構性的原因,是國民黨在抗戰中基本每戰必敗,每敗必有重大傷亡。
所以,除了犧牲和悲情,也很難找到別的角度來歌頌他們。
但這里就存在一個重大隱患:國民黨的失敗被合理化了。
在紀念抗戰時,美化蔣介石和國軍,等于拒絕汲取他們失敗的教訓。
用對國軍“犧牲和悲情”的歌頌,代替對失敗教訓的總結,這就潛伏著重蹈覆轍的嚴重危險。
國民黨抗戰的“戰績”其實慘不忍睹:
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4月10日日軍占領豫陜邊界的重陽店,14年中,蔣介石國民黨喪失國土共275.3萬平方公里;丟棄1100余座(當時全國城市為1200座),遺棄同胞2.8億(當時全國人口4.5億)。
在這個歷史時期,國民黨屢戰屢敗,不斷潰退,300多個師打了八年,唯有臺兒莊一役獲勝,蔣介石還不承認。
在國民黨逃臺之后,在由蔣緯國主編,34個將領參加撰寫的國民革命軍戰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五卷中,關于“臺兒莊戰役”只有極簡單的一句話:“臺兒莊方面,戰區以第二集團軍之一部(第三十一師)固守。”僅18個字。
據《劍橋中華民國史》記載,1941年至1943年的三年時間,國民黨軍隊叛逃的將軍共有69名。50多萬軍隊跟隨這些叛逃的將軍離去,而日本人則利用這些偽軍去保衛其占領的地區,以對抗共產黨游擊隊。
此外,國民黨還發動了三次反共高潮。其中第二次反共高潮,即1940年發動的皖南事變,新四軍9千多人被國民黨8萬多人包圍,激戰7晝夜,終因寡不敵眾,3千余人壯烈犧牲,3600余人被俘或失散。
1944年,日本本土屢遭美軍猛烈轟炸,海上交通也被切斷,日軍為了挽回頹勢,于當年4月發動了豫湘桂戰役,其目的有三:
一、摧毀美軍設在中國的空軍基地;
二、貫通中國大陸南北交通;
三、吸引美軍在中國大陸決戰。
豫湘桂戰役于4月18日打響,至同年12月10日結束,緊接著又在1945年春發動了一系列的攻勢。
在日軍臨死前的一搏中,幾百萬國民黨軍在美國空軍保障空中優勢的情況下,先后丟掉了河南、湖南、廣西和福建等4個省的省會及200余座縣城,近8000萬同胞淪于日寇鐵蹄之下;遺棄美軍6個空軍基地和30余座機場。日軍基本達成了作戰目標。
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即將勝利,意大利已經投降,蘇軍已接近德國本土,中國敵后抗日軍民也已經收復了100多萬平方公里的國土,解放1億6千萬人口的情況下,國民黨軍仍是如此不堪一擊,使日軍想占哪里就能占哪里,要做什么就能做什么,連美國總統羅斯福也被激怒了,他把視線投向了延安,一度考慮撥出5個師的裝備給八路,結果釀成了“史迪威事件”【點擊閱讀】。
即便是國軍抗戰期間的唯一勝仗“臺兒莊戰役”,由于蔣介石消極抗日政策的影響,以及國軍內部“中央軍”、“雜牌軍”之間的相互矛盾,也遠沒有取得應有的戰果。
蔣介石的精銳嫡系,中央軍湯恩伯指揮的二十軍團,裝備精良,態勢有利,在戰役中一直處于日軍側背,卻畏敵如虎,消極避戰,坐看滕縣陷落,川軍122師全軍覆沒。
一直等到堅守臺兒莊的孫連仲所部和日軍消耗殆盡,湯軍團才在李宗仁的嚴令下一百個不情愿地加入戰斗,但仍然行動遲緩,導致3000多日軍逃離戰場。
國軍的精銳部隊戰斗力也極其低下。現在被吹上天的“昆侖關大捷”,實際情況是:
國軍以精銳之師27個師25萬人圍攻日軍一個師團一個旅團1.7萬人,主攻部隊10萬人(包括國軍的第一支機械化部隊,杜聿明的第五軍)攻擊日軍一個大隊800人扼守的昆侖關,47天沒有攻下來。
1940年2月4日戰役結束。18天之后,即2月22日,蔣介石在柳州主持臺開桂南會戰總結會。會上蔣介石給予白崇禧(總指揮)、陳誠(中央監督大員)降薪留職處分。第三十八集團軍總司令徐庭瑤上將以下八個將軍被撤職查辦。
今天我們要嚴肅地指出:雖然抗日戰爭取得了勝利,但國民黨的抗戰卻嚴重失敗。把失敗當成勝利來歌頌,是對中華民族嚴重的不負責任!
全面總結國民黨抗戰失敗的原因,不是一篇短文所能夠勝任的。這里只能概括幾點:
第一,政治上反動。
國民黨政權只代表占人口極少數的官僚買辦集團和大地主的利益,階級基礎極其狹窄,無法動員全民族積極投入抗戰,只能靠橫征暴斂和抓壯丁的方式支持戰爭。
第二,蔣介石和國民政府的上層精英,都有嚴重的失敗主義情緒和媚日情緒,根本不相信抗戰能夠勝利。
前期一直希望能夠妥協投降,英美參戰之后又嚴重依賴外援。軍事行動往往帶有“希望喚起英美同情”的性質,沒有最起碼的軍事合理性,經常導致慘重傷亡(如淞滬會戰);
第三,腐敗。
在國軍內部吃空晌、盜賣軍火的現象極其嚴重,一些國軍將領甚至帶著妓女打仗。在大后方重慶,國民政府的高級官員奢靡頹廢,“前方吃緊,后方緊吃”,倒賣戰時物資,大發國難財;
第四,派系傾軋。
作為最高統帥的蔣介石,不是考慮如何團結全國不同背景的軍隊共同抗戰,而是把抗戰當成是消滅“雜牌軍”,建立清一色的“黃埔系”軍隊的機會,導致在戰場上相互拆臺,見死不救,一觸即潰。
第五,蔣介石和國軍的軍事思想極其落后僵化,作戰時每每以國軍之短擊日軍之長,除了“死守”、“強攻”之外再也沒有別的戰法。
美國駐華軍事人員在觀察了國軍的“戰斗”后評論到:“國民黨早已威信掃地,國民黨的軍事指揮‘極為幼稚無能’。中國軍人很強的作戰能力完全被浪費了。”(見《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
蔣介石和在他控制下的國民政府及國軍,壟斷了全部外援,并且可以以中央的名義調動全國的資源,但未能盡到保家衛國的責任,國軍取得的微小的作戰成果和付出的巨大犧牲完全不成比例,嚴格說起來都是對國家民族的犯罪行為。
今天,作為反面教員,蔣介石和國軍是有特殊價值的,可以提醒我們不要重蹈覆轍(盡管今后的主要對手不再是日本,而是美國)。
所以,就讓他們停留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吧,那對他們是一個合適的位置,也可以發揮他們的應有作用。【點擊閱讀】
如果他們被捧上神壇——如當下這樣——那絕對是不祥之兆,可能預示著重大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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