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美國正式打響對中國的貿易戰。
7月7日,美方軍艦穿越臺灣海峽。
這兩個不尋常的舉動,成了全世界的新聞熱點。它們之間是否有著不同尋常的關聯?
7月10日,美國宣布了對中國另外2000億美元增加關稅的清單。這個清單將有兩個月的評論時期。
這是一連串歷史事件的結局,同時又是一連串歷史事件的起點。
我們不必回溯得太遠,就從2017年底開始。
2017年12月美國發布的《國家安全報告》就明確指出:管理世界問題的主題就是大國競爭,而且把中國定義為主要的競爭對手。大國競爭關系是全方位的,包括地緣政治、經濟、軍事等等方面。
2018年初美國國防部發布的《國防安全報告》進一步明確指出:中國是主要的競爭對手。
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不久前正式宣布:美國“太平洋司令部”正式改名為“印度-太平洋司令部”。更名儀式在珍珠港舉行。在這個儀式上美國國防部長表示:是他主導了此次改名,其主要目的是承認“所有國家對該地區都至關重要,維護對全球和平至關重要的海洋穩定”。馬蒂斯稱,為了適應印度洋和太平洋日益增長的連通性,美軍正式將太平洋司令部改名為印度-太平洋司令部。
美防長同時解釋稱,改名并不意味著“好斗”,但確實表明了美國的承諾,即所有國家無論規模大小,都不受任何國家掠奪性經濟或威脅的約束。
《國防安全報告》提到了經濟功能。軍事調整和經濟功能是聯系在一起的。國家戰略理應完整和統一。
美國的軍事調整是多方面的。
其經濟戰略調整也是多方面的。主線是重新定義了中國經濟的性質和中美經濟關系的性質。美國國防部長在這個講話里面提到了“經濟掠奪”。而美國貿易談判代表在最近的一次媒體訪談中也指出"中國的經濟掠奪",國國務卿也說中國的經濟開放是一個“笑話”。他們認為中國經濟掠奪了美國。
這是一場持久戰。經濟關系的波動性和貿易摩擦的復雜性將是新常態。一次性的讓步不可能解決戰略問題;相反,沒有原則的大規模讓步反而會招致更加嚴重的后續挑戰。中國需要堅持底線,邊打邊談,以靜制動,避免急躁冒進、急功近利。
對新的中美關系,剛剛卸任的前任太平洋司令部指揮官哈里斯上將講得直截了當:“大國競爭回來了,我相信我們正處于歷史的拐點”。
注意,哈里斯說的是“大國競爭”而不是“大國對抗”。
這種戰略差別,是基于對中國的實力和中國國家意志的認知。對此,我們要仔細拿捏把握。這是斗而不破的基礎。
在貿易戰里面,我們不怕打,敢打,狠打,邊打邊談,打持久戰。
在其他領域,中國要敢于競爭,但又不主動出擊。中國越強大,越守住底線和核心利益,就越能提高別人搞對抗的預期邊際成本。預期邊際成本越高,預期邊際收益就越低,嚴重對抗的可能性就越小。用白話講就是,在認知到對抗會帶來負面國家利益的時候,極少有人會主動選擇戰略對抗。反過來講,如果我們進退失據,經濟大幅度遭遇困難,社會政治出現動蕩,對抗的預期邊際效益就會大大增加,對抗性關系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在大國競爭時代,不敢競爭、妥協退讓是沒有出路的;四面出擊、主動刺激、不顧中國目前的實力,也是沒有出路的。
二
大國競爭時代的兩種前景:
“至暗時刻”還是崛起跳板?
我們要從大國競爭的角度來考量貿易戰。
歷史從來不是線性的。我們處于歷史的拐點。從這一點開始,我們無法用線性的方法,把過去幾十年的經驗軌跡直線延伸向未來。未來不再是過去幾十年的線性展開。這是鏈接過去和未來的節點。它既聯系著過去和未來,又切開了過去和未來。對未來,我們需要非線性思維,即創新的思維。我們熟悉的某些東西可能會變得無用。
這場貿易戰對中國未來的影響是什么?沒有人可以完全預知所有的細節。
但是,從美國對中國提出的極限清單里面,我們可以看到大致有兩種可能。一種是光明的。即中國從國家利益和中華民族復興的要求出發,守住了底線,捍衛了我們的發展權利,順利實現新的三步走戰略目標,在2049年成為現代化強國。另一種可能是不光明的。即中國沒有守住制度底線,失去了技術和產業升級的歷史機會,失去了經濟安全,陷入漫長的低增長軌道,財富遭受大規模洗劫,國內市場被世界性過剩過度沖擊,國內產業受到世界過剩產業過度沖擊,出現就業和收入增長的嚴重困難,最后跌入漫長的中等收入陷阱。
那不僅是民族的苦難,更是千百萬普通人的困難。
對中國而言,貿易戰的實質,就是在兩種可能之間做出符合自己利益的選擇,就是要在變化了的國際環境下,在長遠的發展前景和短期的貿易得失之間做出取舍和權衡。我們是選擇舍棄長遠的發展權利而尋求短期的貿易穩定,還是為了長期的發展權利而不惜承受必要的貿易成本?毛主席講: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犧牲發展利益而尋求短期貿易穩定,那是飲鴆止渴。因為,當別人發現貿易戰爭可以成為有效阻止中國崛起的手段的時候,別人就可以反復使用,那將是沒完沒了的紛爭和沒完沒了的退讓。
幾十年,甚至幾百年以后,人們回顧我們這一段歷史的時候,將會如何評論呢?
這場貿易戰是我們這個時代書寫自己歷史的機會。歷史必將公正地記載我們所有的行為。
三
大國競爭時代的四大棋局
有人是不同意從大國競爭的現實來考量貿易戰的。他們認為,美國的貿易戰是為了推動中國的開放,他們要感謝美國。
以今天的美元計算,美國人均國民收入5萬多美元,中國不到1萬美元。中國人民追求美好生活還有一長段路要趕。更關鍵的是,我們已經出現了人口老齡化。在發達國家人口的年齡結構處于我們相似的時期,他們早就邁入了高收入社會。所以,我們的人均收入遠遠落后于人口老齡化的過程,我們必須同老齡化賽跑。嚴重的老齡化將帶來人均GDP增長的驟然放慢。如果我們不能在人口結構進入老齡化以前邁入高收入階段,我們將自然落入永久的中等收入陷阱。這就是為什么我們必須實現習主席提出的三個戰略目標。否則,僅人口老齡化一項,就會刺破中華民族那些令人蕩氣回腸的夢想。
如何實現人均GDP的高速增長呢?必須堅持幾點。
第一,堅持我們的制度。
班農對我們的經濟制度是有深刻研究的。他認為,我們的經濟制度(他稱為國家資本主義)必然打敗美國那種資本主義。所以,美國把目標對準我們的經濟制度,要我們抄襲美國的經濟制度。
美國從1980年到2017年,年均經濟增長只有2%多一點。對高收入社會,2%多點的經濟增長就足夠了,如果分配做得好,國民就可以永遠享有每年2%多點的生活改善。但是,對中國這樣面臨老齡化困擾的中等收入國家卻是一個災難。
我們的研究還發現,如果中國放棄自己的基本經濟制度,抄襲美國“現代經濟制度”,如果人民幣是世界貨幣,如果上海的金融街是華爾街,如果中國處于世界技術和產業鏈的頂部,如果中國有世界最強大的軍事力量,如果中國能夠成功避免美國過去30年出現的兩次大規模危機,總之,假如中國擁有一切我們目前尚未有的有利條件,那么中國的經濟增長也就只有2.84%。這是什么意思?即,中國建成“現代經濟制度”之時,就是中國落入漫長低增長之時,就是中國永遠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時。
這就是為什么,中美經濟之爭的實質是經濟制度之爭。
我們不能為了短期的貿易穩定而犧牲我們的經濟制度。
第二,堅持技術創新和產業創新。
這是在不掠奪其他國家財富的前提下,提高人均GDP的唯一手段。美國要打擊我們的2025戰略產業。我們在《制度與繁榮》中,深入分析了在200多年的歷史中,美國政府是如何推動技術和產業創新和升級的。在歷史分析的基礎上,我們指出,政府必須是技術和產業創新的推手,這是美國自己的成功經驗。現在美國卻要中國砍斷這只有效的手。
不只是美國,我們在《大國興衰》中指出,在大英帝國的崛起的過程中,政府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筆者對美國的經濟歷史和經濟政策進行了許多研究和收集。在立國的200多年里面,美國從來沒有依靠“比較優勢”理論來制定國家的經濟政策。
作為戰略競爭對手的美國要打擊我們的2025戰略和產業政策,我們的產業政策難道還需要更好的背書嗎?
我們不能為了短期的貿易穩定而犧牲我們的2025戰略產業和相關政策。
第三,堅持避免過度的金融開放。
筆者提出了一個看法,即,全球財富的分配由兩個層次構成,一個是國內的財富在不同階層之間分配,另一個是全球財富在不同國家之間分配。
導致財富在國家之間分配的手段,除開戰爭掠奪以外,主要有兩個:技術和金融。
以技術為例,有人估計一部蘋果手機的成本大約237.45美元,其中中國只占了8.46美元多,即總成本的3.6%。
如果中國實施過度的金融開放,有可能導致國民財富被大規模的洗劫。基于現有的國際金融體制,金融并不是越開放越好。過去一段時間,誰的金融最開放?不是美國,而是那些墮入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
作為戰略競爭對手的美國要求我們過度開放金融。避免過度金融開放的戰略難道還需要更好的背書嗎?
我們不能為了短期的貿易穩定而冒財富被洗劫的巨大風險。
第四,堅持經濟常識,認真管理基本的總需求=總供給的關系。
現在有一種說法,那就是越開放越好,而且把“開放”等同于市場開放和產業開放。
鄧小平同志對改革開放定了幾條底線。他指出,如果改革導致了貧富懸殊,改革就失敗了,改革開放必須有利于經濟的發展,有利于綜合實力的提高等等。
“越開放越好”不符合基本的經濟原則。
這種說法忽視了我們面臨的世界經濟的基本現實。我們在《中國你要警惕》中用數據指出,我們處于一個全面過剩的世界體系里面。這是我們的一個基本判斷,這也是“新常態”背后的真正原因,也是西方中下層民眾強烈不滿的真正原因。我們不能只關注“新常態”這個現象,而忽視它的原因。在全面過剩的世界體系里面,哪里的經濟最開放,過剩就在哪里流行。
我們知道經濟里面有一個總供給必須基本等于總需求的原則,如果總供給大于總需求,經濟就出現過剩,嚴重的過剩就可能帶來衰退;任何長期的總量過剩,就可能導致漫長的經濟停滯。
從實物經濟的角度看,過度的市場開放,大范圍大幅度地降低關稅,大范圍大幅度地取消產業進入的限制,就可能導致世界過剩大規模地涌入中國。在國內生產和增長速度基本不變的情況下,進口的大幅度增長帶來市場總供給的大幅度增長,會導致總供給的嚴重過剩,會給國內相關的實體經濟帶來嚴重困難,最終導致國內生產的萎縮,導致GDP增長的放慢,甚至衰退。
也許有人說,我們可以刺激國內總需求的增長,使它達到一定程度,遠遠高于國內總供給的增長速度,既可以吸納大量的進口,又不影響國內的實體經濟。首先,消費習慣的改變不是短期的。其次,一般來講,總需求的增長不可能長期快于國內總供給的增長,因為總需求來源于總供給生產過程中所支付的工資、利息、利潤等等,除非政府實施大規模的赤字政策,或者大規模削減投資,或者動用過去的儲蓄。用政府赤字、削減投資、和動用過去的儲蓄來支撐大規模的進口和消費,是不可持續的。許多發展中國家都試驗過,都失敗了。
我們和美國處于貿易戰狀態下,我們最大的出口市場面臨嚴重萎縮的可能,即我們已經面臨供給嚴重過剩的可能。一般的思維是如何減少進口以沖抵出口的減少,維持國內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平衡,而不是如何引入大量進口,導致更大的過剩。在這時候擴大進口不符合基本經濟規律。
我們需要回歸基本的總供給=總需求的原則。否則,我們的實體經濟在出口萎縮、進口擴張的雙重壓力下,將面臨嚴重的打擊,出現就業萎縮,失業上升,企業虧損和倒閉,壞賬上升,經濟衰退,進而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果中國變成了世界過剩的吸納地,那么從金融危機以來的世界范圍內的重新洗牌,將以中國的經濟衰退為終點。
世界歷史上誰的經濟最開放?不是大英帝國,不是美國,不是德國,是殖民地經濟體。
四
大國競爭時代的經濟安全
在大國競爭時代,“越開放越好”很不符合經濟安全的原則。
在大國競爭時代,中國需要更加認真地考慮經濟安全和國家安全。
在貿易戰中我們推出了全面的金融開放和制造業的22條。
金融和產業開放不能只是就經濟而經濟,要從經濟安全的角度出發。經濟安全就是國家安全。
經濟安全必須是中國開放的底線。
這其實是美國的立場。貿易糾紛中美國首先考慮的不是經濟,而是國家安全。
特朗普認為經濟安全就是國家安全。如果能在經濟上遏制中國,就能徹底解除任何可能的來自中國的安全問題。2017年12月美國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更是提出經濟安全是國家安全的基礎,就是國家安全。把經濟安全納入國家安全戰略中,可見這場貿易糾紛已經被定義在國家安全的框架內。
美國商務部長WilburRoss在最近的一次電視訪談中就反復強調,經濟安全就是國家安全,就業安全就是國家安全,經濟安全就是軍事安全,沒有經濟安全就沒有軍事安全。這是唯一超級大國的商務部長的觀點!大家看看美國那個代表團,許多成員都有安全背景。美國國務卿的背景就有安全背景,美國的貿易談判代表也非常關切國家安全。總之,美方是從國家安全戰略的角度來布局這場貿易糾紛的。在這個戰略層次上,相信中國也是如此。
經濟安全的定義非常廣。首先就是整體經濟的獨立,經濟體系的獨立。毛主席是這樣論述的,漢密爾頓也是這樣講的。其次,經濟安全還包括對高端產業和技術的控制。毛澤東畢其一生都要在中國建立完整的工業體系,要攀登產業和科技高峰。在美國立國之初,漢密爾頓認為,經濟安全就是要有獨立的制造業,用今天的話講,就是要有獨立的高科技和高端產業。此外,美國根據自己的安全要求,對經濟安全做出了自己的定義,它認為經濟安全包括就業、金融、能源、鋼材、糧食和汽車產業等等。以能源安全為例,為什么在美國依靠進口能源的時代,它還要在中東投入巨大的資源和力量?保證能源安全。最后,經濟安全還包括市場安全。把經濟的起飛建立在自己無法管控的市場上,那本身就是不安全的。
第一,經濟安全就是國家安全,是中外偉大戰略家的共同看法。
毛主席反復而且一直強調經濟安全就是國家安全,是國家獨立的基礎,強調要自力更生,獨立自主。習主席反復強調"國之重器"要掌握在自己手中,批評“造不如買”的思路。漢密爾頓是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長,而且是聯邦黨人的領軍人物,他在美國立國之初就指出,獨立于英國的經濟獨立和技術獨立是美國政治獨立的基礎。美國在200多年的發展中,雖然沒有提出“獨立自主”幾個字,但其實是堅持獨立自主的。
第二,經濟安全就是國家安全,是世界貿易體系的共識。
WTO總章的21則(ARTICLEXXI)就是安全豁免條款。當貿易危害了國家安全的時候,當事國可依據豁免市場原則為了國家安全而采取非市場行動。可見經濟安全地位處于市場原則之上,已經是全球共識。市場原則必須服從經濟安全,而不是經濟安全服從市場原則。這就是WTO總章的21則的精神實質。我們對世貿條約有廣泛的接軌,我們相信,同安全豁免條款的制度接軌也將是必然的。
第三,經濟安全就是國家安全,是美國民間的廣泛看法。
美國蘭德集團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增加國際經濟安全就是增進美國的經濟安全,就是增進美國本身的安全,經濟手段可以是非軍事的國家防務手段。華爾街日報曾經刊文指出,經濟增長就是國家安全問題。國家安全和經濟問題是美國選民關切的兩個主要問題。布魯金斯2008年7月看出的一篇研究報告中指出,要把全球化納入國家安全戰略的框架之內。美國退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主要原因是國家安全問題。在2016年,前CIA代理主任MichaelMorell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指出,國家經濟的健康是國家安全的重要決定因素。
第四,經濟安全就是國家安全,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
馬克思主義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經濟都不能獨立自主,還有什么國家利益,國家的獨立?
第五,經濟安全就是國家安全,是美國的成功經驗。
以美國為例。獨立之初,美國是農業國和工業國英國的原材料產地。當時的全球價值鏈是:美國提供原材料和農產品,英國控制機器制造業和現代工業。如果美國要把這個全球價值鏈最大化,那么就必須走比較優勢的發展道路,即美國在戰略上選擇為英國提供農產品和原材料,英國控制先進的工業和技術。美國內部對發展戰略是有激烈爭論的。
美國是走了一段時間的比較優勢道路的。但是,到了1812年的第二次獨立戰爭,美國精英發現,那個比較優勢戰略對國家安全造成了巨大威脅,從而走上了自主發展道路。但是,自主發展最初那20—30年是非常艱辛的。一起從零開始,沒有技術,沒有人才,沒有市場,沒有資本,還有利益集團的極端反對和對抗。但是,美國精英沒有因為最初的艱辛而改變初衷。他們堅決放棄了比較優勢的道路,堅持自主發展200多年,這才有了現在的美國。
所以,美國是從國家安全考慮,放棄了比較優勢戰略,放棄了全球價值鏈最大化的戰略,突破了比較優勢,突破了現存全球價值鏈,實現了產業的全面升值和創新,把制造業和技術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美國走了200多年的比較優勢發展道路,如果美國因為自主發展最初幾十年的艱辛而放棄,美國肯定不是現在的美國,美國的發展隨時可以被大英帝國打斷。
比較優勢發展戰略是不考慮經濟安全的。
第六,中興事件把我們經濟安全即國家安全的隱患完全暴露了出來。
不止中興才面臨這種風險。就以糧食為例吧,如果從安全考慮出發,我們就絕對不會把14億人的飯碗放在戰略競爭對手的手里,我們就不可能把中國的崛起寄托于戰略對手的善意上。假如飯碗端在別人手中,一個制裁,中國就會民不聊生,天下大亂了。國家安全必須建立在現實的自己可控的基礎上,任何不可控的因素都有巨大的不確定性。14億人的生存,是不應當有巨大的不確定性的。哪個百姓想把自己三餐的口糧放在不確定上?
再舉一個例子。假如有一天臺灣宣布獨立,大陸怎么辦?不解決這個問題,失去領土,可能有太大的難以承受的政治成本,也無法向歷史交代。看看近代歷史上那些丟失國土的命運就知道了。如果大陸選擇軍事手段,非常高的概率就是美國必然要出手。如果中美交手,美國可能會制裁中國,停止對中國的芯片出口,也可以關閉中國的進口市場,可以停止農業品的對華出口,凍結中國幾萬億的外儲儲備,凍結中國在美國的黃金儲備,等等。美國從來都是把國家安全放在經濟利益之上的。美國的經濟戰略非常明確,即使所有國際貿易都沒有了,美國依然能夠站立不倒。這也是美國經濟的現實。沒有國際貿易,它會出現巨大困難,但是不會倒下。美國是比較開放的經濟,但是,美國把自己定義為“封閉經濟”(CLOSE ECONOMY)。他們是以此自豪的。在這個基礎上,他們認為中國對美國的需要,大于美國對中國的需要。
如果以短期的經濟利益犧牲長遠的國家安全,在戰略競爭的框架下,那是很難面對歷史的。
吃一塹,長一智。中興事件及其這場中美貿易糾紛是歷史給我們的一個珍貴的反思機會,思考收入增加和經濟安全的關系,思考經濟安全在經濟發展戰略中的位置。制定以經濟安全為中心的發展戰略,而不是相反,堅決不走以犧牲經濟安全來謀求發展的道路。
所以,我們要從經濟安全的角度來思考金融開放和產業22條。
(來源:“地球村9號”微信公號)
【昆侖策研究院】作為綜合性戰略研究和咨詢服務機構,遵循國家憲法和法律,秉持對國家、對社會、對客戶負責,講真話、講實話的信條,追崇研究價值的客觀性、公正性,旨在聚賢才、集民智、析實情、獻明策,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歡迎您積極參與和投稿。
電子郵箱:gy121302@163.com
更多文章請看《昆侖策網》,網址:
http://www.kunlunce.cn
http://www.jqdstudio.net
1、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僅供大家學習參考;
2、本站屬于非營利性網站,如涉及版權和名譽問題,請及時與本站聯系,我們將及時做相應處理;
3、歡迎各位網友光臨閱覽,文明上網,依法守規,IP可查。
作者 相關信息
內容 相關信息
? 昆侖專題 ?
? 十九大報告深度談 ?
? 新征程 新任務 新前景 ?
? 習近平治國理政 理論與實踐 ?
? 我為中國夢獻一策 ?
? 國資國企改革 ?
? 雄安新區建設 ?
? 黨要管黨 從嚴治黨 ?
圖片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