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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有點郁悶，心情不愉快，主要是我們剛播了《厲害了，我的國》，中興就被制裁了，立刻我們就停播了，說明我們不夠厲害。為什么不夠厲害？是因為我們技術不行，技術不行是人不行，人不行是教育不行，在座的都是搞教育的，我們有責任。”

作為秘書長，杜子德的開場白帶著幾分凝重。這是7月底的南京，中國計算機學會主辦的未來計算機教育峰會如期舉行。

擁有47000名會員的中國計算機學會，在學術界、企業界、教育界有廣泛影響力。這是他們舉辦的第二屆教育峰會，主題是“計算機教育的競爭力塑造”。

中國正在加速產業轉型升級，即使在計算機領域，人才缺口也十分巨大，而教育作為人才培養的主渠道，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本屆峰會上，與會者拋出了當前計算機教育面臨的很多新老問題，引人深思，一些問題也并不為計算機領域所獨有。

都想建人工智能學院？

2017年7月，國務院發布《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其中提出“建設人工智能學科”，“完善人工智能領域學科布局，設立人工智能專業，推動人工智能領域一級學科建設，盡快在試點院校建立人工智能學院，增加人工智能相關學科方向的博士、碩士招生名額。” 

為了落實這一規劃，教育部于今年4月2日頒布《高等學校人工智能創新行動計劃》，提出“支持高校在計算機科學與技術學科設置人工智能學科方向，推進人工智能領域一級學科建設，完善人工智能基礎理論、計算機視覺與模式識別、數據分析與機器學習、自然語言處理、知識工程、智能系統等相關方向建設”。

通過開設新的專業、學院以“促進”某個領域的發展，已不是新鮮事，比如“大數據”火熱就已使得今年的大數據專業點突增250個，而去年才35個。

對此，與會的一些人士感到困惑：開新專業是否就能促進人工智能的發展？

“這是一直困擾我的問題，也是大家遇到的問題，因為我也觀察了，像一些985高校包括清北等等，到現在為止就只有一個專業，但是在座一般的院校，卻在不斷申請其他專業，現在是大數據、人工智能、物聯網工程（都上）。”南京航空航天大學副教授孫涵說。

在去年北京舉行的首屆峰會上，曾有提問者拋出這一疑問，詢問該如何應付濫開新專業。當時作為論壇嘉賓的周傲英詼諧地說了一句“看著辦”，引發全場爆笑。周傲英是華東師范大學教授，當時他正籌備成立大數據學院。

 “專業越辦越多，課程越開越多，學院越來越多，這是行政干預造成的。”一位不愿具名的大學教授A說。他進一步解釋，不管人工智能、大數據、還是物聯網，這些專業百分之七八十的課程還是計算機的課程，只是換了名字而已。他認為最佳的方式是對計算機專業進行知識結構優化，在此基礎上，根據發展設置多個專業方向，這要比辦各個專業效果好，資源也更加優化。

 “有實力辦新專業，人工智能、大數據，個別的可以搞，如果沒有實力非要辦就是誤人子弟。”他說。

某大學教授B也講述了學院的“遭遇”。他所在計算機學院不到500人，現在已經有不少專業，新的專業還在醞釀當中。“怎么拆，這個沒法拆，所以我們一定會把自己辦垮的。”他說。他還介紹說，由于這些專業80%的課程都一樣，有的專業為了防止學生隨后再轉別的專業，會在第一學期開設一門特別的課，到二年級時，如果改專業還會有一大堆限制，所以學生基本不可能改換到其它專業。

他把學校爭相辦新專業的行為稱為“有限理性行為”。“大家都想搶資源，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多弄一點總不是壞事，所以大家都想建人工智能學院。”他還認為，因為資源太過集中，管理分配上是一個典型的樹形結構，大學短期內很難有太大的變化。

再辯帽子是與非

帽子問題已成為科研界的公共話題，計算機學界當然也不例外。去年9月份，中國計算機學會青年計算機科技論壇（YOCSEF）就曾討論帽子的利弊。在這次峰會中，“唯帽子論人才”的現象被再次提了出來。

清華大學教授楊士強形象地用“表格人才”來形容高校的人才考核——上得了表格的才算數。他呼吁，大家應該追求的是“口碑人才”，“追求真才實學，而不是去追求特別虛的東西”。他還提到了由表格人才衍生出的新物種，叫做“投機人才”，也就是“到處去鉆研投機，為帽子而帽子，拿了帽子就走”。

不幸的是，陳松燦教授就遇到過這樣的情況。他所在的南京航空航天大學計算機科學與工程學院計劃引進一名某校的杰青，但發現該杰青轉了好幾個學校，給任何條件都不答應，只好放棄引進。

不過，盡管帽子產生的各種問題遭受詬病，哈爾濱工業大學劉宏偉教授卻認為，從歷史來看，帽子作為一種激勵機制，同時也被很多科研人員當成了一種科研和教學當中的“奔頭”，很多人為此付出了很多艱辛和努力，本身沒什么問題。同時，帽子也體現了學校的實力，學校用帽子進行宣傳也無可厚非，關鍵是怎么用好帽子。

“假如說在審核評估或者學科評估中，不是去查這個帽子的人數，而是去看一看這些有帽子的人在科學研究、人才培養過程當中真正起到的作用，帽子背后真正的內涵和我們政府設定的目標是否一致，我想可能就達到目標了。”他說。

浙江大學教授卜佳俊也認為，各種帽子下的人才計劃，畢竟代表了一種政府對科研的投入，而目前來說，“國家在科研和人才上的投入是遠遠不夠的”。

“我們可能還是要爭取更多資源，學校跟學院都是挺為難的，學校要通過學科評估爭取資源，評到A+會比評到A爭取到的國家資源多，在這種情況下，某種意義上我們現在有一些做法看起來有一點急功近利，如果在更小范圍達到更多的共識，優化資源的分配，我覺得肯定是會變的更好。”卜佳俊說。

作為年輕的科研人員，南京大學副教授俞揚也表達了自己的看法。他說，從最近一兩年和企業合作的經歷來看，企業看重的是能否為企業創造價值，

“頭上有沒有帽子，企業不是特別看重”；而在學校層面，各種的帽子還是要盡量爭取，因為在學校，一個人的價值實際上取決于帽子，“有了帽子之后工資多少錢直接定出來，如果申請不到的話，日子就不是那么好過，青年教授有很大的壓力”。

確實，帽子的背后折射出的是學術圈收入的巨大差別，有帽子的教授收入讓人羨慕，而沒有帽子的......

劉宏偉教授講述了他所在的哈爾濱工業大學的例子。

“工信部和教育部可能對哈工大投資一點，而黑龍江省基本上沒有投入，都是靠學校自力更生。”

他說，和國內一些高校相比，哈工大并不是一個很好的學校，年輕教師的待遇并不高。

“我們學校把長聘崗的教師分了幾個崗。我剛開始做教授的時候大概有七八年沒有機會去報稅，我們現在還有很多博士、副教授和教授是報不上稅的，也就是說年薪不到12萬；前幾天我還問我們實驗室的一個年輕老師，他博士畢業也有六七年了，但是沒有評上副教授，現在的工資大概是七千塊錢。有時候我也在想，大學里面把老師從收入上拉開這么大的距離有沒有必要。”

 “上面有什么樣的指揮棒下面才能夠怎么轉。帽子沒有問題，但是拿這個衡量就不知道對不對，這個東西原來是鼓勵你，現在又用這個東西考核你。分開來，也許是一種（解決）方式。所以我覺得是兩難，搞了帽子總比不搞好，我看到他們（年輕人）能夠拿到這個還是挺高興的，特別是現在有多重壓力，三座大山什么的。”陳松燦的發言里頗有幾分矛盾。

以上話題只是本屆教育峰會中涉及的一小部分。圍繞著競爭力塑造，與會專家還進行了更多層面的探討，涉及到競賽、實踐、企業實訓、第二課堂、工程教育認證等。教育的產品是學生，而高質量的人才輸出則是整個國家競爭力的保證。與會者提出的這些教育困境和難題，也許不會在短時間內獲得快速解決，但這樣開誠布公的討論應是一個良好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