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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炳祥：學好馬克思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思想必須首先搞清幾個基本范疇——一個對生產、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資本論》闡釋

點擊：作者：屈炳祥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18-08-15 09: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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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的講話中，要求全黨和全國人民深入學習馬克思光輝和偉大著作。其中，特別提出要學好用好馬克思關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思想。要學好用好馬克思的這一思想，必須首先搞清楚生產、生產力與生產關系這樣幾個基本范疇。生產、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是馬克思經濟學，甚至其全部理論體系中最基本的科學范疇，本應是每個社會科學工作者該有的起碼常識。然而，遺憾的是我們的現實社會中，有許多的朋友，包括一些經濟學家對此卻理解得非常有限，不能從馬克思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上對此作出符合科學的闡釋。因而，現在我們有必要對此作進一步的思考，給出一個科學明確的說明，以求取得理論共識。

今年是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導師、人類最偉大的思想家馬克思誕辰200周年。我們黨舉行盛大紀念會，習近平總書記發表重要講話，要求全黨和全國人民深入學習馬克思光輝和偉大著作。其中，特別提出要學好用好馬克思關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思想。筆者認為，要學好用好馬克思的這一思想，必須首先搞清楚生產、生產力與生產關系這樣幾個基本范疇。眾所周知，生產、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乃至其全部理論體系中幾個最基本的科學范疇，本應是每一個社會科學工作者該有的起碼常識。然而，遺憾的是我們的許多朋友，包括一些稱得上“家”乃至“大家”的經濟學人對此卻懂得不多，理解得不深，甚至不甚了了。因此，今天在深入學習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時候，我們有必要對此做進一步思考，給出一個明確的說明，以求取得社會共識。

一

生產一范疇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馬克思認為，它是政治經濟學的直接“對象”與理論研究的“出發點”。【1】P18因此，不論是以往的還是當今的經濟學家在闡述自己的學說時，都必須對此作出說明。

那么，在我國學術界到底是如何解釋這一經科學范疇呢？筆者利用現代網絡工具對此作了搜索與查詢，得到的結果是：所謂生產，就是指“將投入轉化為產出的活動，或是將生產要素進行組合以制造產品的活動。”[1]這里，把生產解釋為一種“制造產品的活動”，粗一看不覺得有什么不妥，然而，須知，這里所說的“產品”，不是我們常人所理解的那種，而是另一種意義上的“產品”，這種產品不僅指物質產品，而且也包括各種服務性勞動。如由夏征農與陳自立二位主編、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我國目前最權威的工具書《大辭海》（經濟卷）就是這么說的。其中指出：生產，“微觀經濟學中指投入轉化為產出的過程，投入又稱為生產要素，常見的有土地、勞動、資本和原材料等。產出指產品或勞務。”[2]這就是當下我國學術界對生產一范疇所作的規定或解釋。對此，筆者認為，我國學術界一些朋友對生產一范疇作如此理解是欠妥的，是不符合馬克思本意的。

第一，他們不把生產規定為物質財富的生產，而是把看作提供效用的活動。雖然這種認定也涉及到了物質資料的生產，但是由于它同時也把各種非物質資料生產的服務也塞了進來，所以，他們所說的生產實際上就是那種提供效用的各種活動。筆者認為，如此這般理解生產是欠妥的，至少是不確切的。因為這樣一來，它首先把“生產勞動”與“非生產勞動”兩個完全不同的事情混為一談了。

“生產勞動”與“非生產勞動”這兩個范疇最早是由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提出來的。斯密首先提出，“生產勞動”是能為資本家帶來利潤的勞動。后來，他覺得這樣解釋“生產勞動”有些不妥，于是又作了補充，即“生產勞動”還必須是生產物質資料或商品的勞動。這樣綜合起來，斯密就把“生產勞動”定義為那種既能為資本家帶來利潤，又能為社會生產物質財富的勞動。否則，就是“非生產勞動”。

馬克思批判地吸收了斯密的意見，將他關于“生產勞動”的二重規定作了揚棄，對“生產勞動”與“非生產勞動”給出了新的規定。即所謂“生產勞動”就是那種既能為社會生產物質財富，又能創造剩余價值或帶來利潤的勞動。可見，他是把勞動產品的物質規定性作為“生產勞動”的第一規定的。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明確指出：“如果整個過程從結果的角度，從產品的角度加以考察，那么，勞動資料表現為生產資料，勞動本身則表現為生產勞動。”【2】P205同時他又指出：這是我從“物質資料生產性質本身中得出的關于生產勞動的最初定義”。【2】P556馬克思這里關于“生產勞動的最初定義”，也是他關于“生產勞動”的最一般或之第一的規定，因為在此之外還有另外或進一步的規定，即帶來剩余價值或利潤。而“非生產勞動”則是那種性質與之相反的勞動。具體說，就是那種既不生產物質資料、也不創造剩余價值或利潤的勞動。另外，有些勞動，雖說它能為經營當事人帶來剩余價值或利潤，但是卻不能為社會生產物質資料，這種勞動也是“非生產勞動”。不論是“生產勞動”還是“非生產勞動”，其物質規定性總是最基本的或之第一的規定。前者是從肯定的方面而言的，而后者則是從否定方面來說的。這一點必須明確，不可含糊。

既然我們的一些朋友理解生產一范疇時，不僅把生產物質資料的勞動拉了進來，而且還把那種只提供服務而不生產物質資料的勞動也拉了進來，那么，這在理論上勢必造成“生產勞動”與“非生產勞動”之間的混淆，還會在馬克思的科學勞動價值論與資產階級經濟學庸俗的效用價值論之間搞折中主義，最后導致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被否定。

眾所周知，價值是商品的社會屬性，也是它的本質特征。那么，什么是商品？馬克思指出：“商品首先是一個外界的對象，一個靠自己的屬性來滿足人的某種需要的物。”【2】P47因此，所謂價值，無非是凝結或物化在商品中的一般人類勞動。可見，只有物質資料生產部門的勞動，即生產勞動才能創造價值。有一些部門（如服務部門），雖然有勞動的耗費，但是由于它不生產物質資料，其所耗費的勞動屬于非生產勞動，因而這種勞動不能物化，不可凝結，所以，它不創造價值。而資產階級經濟學認為，不是只有物質資料生產領域的勞動能創造價值，而是所有領域的勞動都能創造價值。因為它們都提供了效用，都滿足了人的某種需求，并且都有交換價值。這就是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所謂效用價值論。這種理論與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根本對立的，完全站不住腳。如果這種理論能夠成立，那么，那個比這個更加庸俗的所謂要素價值論也就順理成章了。因為效用是所有生產要素共同提供的。所以，價值也是所有生產要素共同創造的。這樣一來，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包括剩余價值理論就會徹底被排除，被否定了。

這樣兩個混淆除了理論上的荒謬外，還給我們現實生活帶來了許多混亂，其中最突出、最典型的就是“生產勞動”的泛化，即把那些非物質資料生產領域，如旅游與商業（其中的商品買賣服務）、科研與教育、體育與衛生、文化與藝術、銀行與保險等部門的勞動都變成了“生產勞動”，使它們的服務也變成了產品。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不是常聽一些服務部門的人員把自己的服務稱作產品嗎？如旅游公司熱衷于將旅游服務項目稱作旅游產品，銀行熱衷于將自己的理財項目稱作理財產品，保險公司熱衷于將自己的保險服務項目稱作保險產品，甚至更可笑的是那些專事詐騙的賊也熱衷于把他們的騙術稱作所謂的“高科技產品”，如此等等，使人啼笑皆非。其結果，使一些本來不是產業的領域變成了“產業”或“產業化”。不僅如此，再加上一些媒體的大勢炒作與推波助瀾，最終還導致了我國非生產領域的活動普遍商業化、市場化，走上了惟利是圖，甚至為富不仁的邪路，背離了我國社會主義公共事業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那些曾遭人詬病的“上學難、上學貴”，“看病難、看病貴”，“養不起、死也貴”的民謠，正好在一定的意義上說明了這一點。

另外，由于把各種形式的非生產部門變成了“產業部門”，于是也就扭曲了我國國民收入的真實水平。現在，我們對國民經濟發展水平的評估不再采用國民收入的核算方法，而是采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通用的所謂國內生產總值，即GDP的核算方法，這樣，就使我們對國民經濟發展的真實水平失去了一個準確的把握，從而影響對國民經濟發展的長遠計劃與決策。因為前者只計算當年國民經濟各物質資料生產部門所生產的全部新價值（V+M）,而后者則除了（V+M）之外，還要加上各物質資料生產部門所轉移過來的舊價值（C）和在國民收入再分配中所轉移過來的部分價值（P）,甚至也有大量在流通、消費領域轉移過來的勞動者必要勞動的價值（V）。顯然，這是一個偏離國民收入不知有多么遠的數。如此巨大的扭曲對我們國民經濟活動的指導與調控必然造成嚴重干擾。這些年來，我國國民經濟中存在的各地區、各部門、社會再生產各環節出現的不平衡、不協調和不可持續的問題，這個所謂的“生產勞動”之說恐怕也難辭其咎。

第二，他們所說的生產壓根兒地丟掉了生產關系生產這個最重要的內容。講生產，不僅要講物質資料的生產，此外還要強調生產關系的生產，這是馬克思經濟學的一個核心理論，也是它與一切庸俗經濟學之間的一個本質區別。馬克思認為，生產既包括物質資料的生產，也包括生產關系的生產，它是這二者的有機統一與融合。馬克思經濟學常識告訴我們，從來沒有離開一定生產關系的所謂生產。凡要進行生產，創造物質財富，人們必須首先結成一定的生產關系，并在這種生產關系的指導與保護下才能與自然發生關系，創造社會財富。否則，孤立的個人是無法進行生產的。

馬克思早在1840年代就曾指出：“人們在生產中不僅僅影響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響。[3]他們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動和互相交換其活動，才能進行生產。為了進行生產，人們相互之間便發生一定的聯系和關系。只有在這些社會聯系和社會關系的范圍內，才會有他們對自然界的影響，[4]才會有生產。”【3】P724 進入50年后，他再次談到這一問題時又作了具體說明，強調從人類社會的初期一直到現代社會，人們的生產活動無一例外地都是在一定的生產關系下進行和完成的，從來都沒有所謂孤立的個人生產。他指出：“我們越往前追溯歷史，個人，從而也是進行生產的個人，就越表現為不獨立，從屬于一個較大的整體：最初還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擴大成為氏族的家庭中; 后來是在由氏族間的沖突和融合而產生的各種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十八世紀，在‘市民社會’中，社會聯系的各種形式，對個人說來，才只是表現為達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現為外在的必然性。......人是最名副其實的政治動物，不僅是一種合群的動物，而且是只有在社會中才能獨立的動物。孤立的一個人在社會之外進行生產—— 這是罕見的事，在已經內在地具有社會力量的文明人偶然落到荒野時, 可能會發生這種事情—— 就象許多個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談而竟有語言發展一樣，是不可思議的。”【1】P21　顯然，生產關系的存在是社會生產得以進行的首要前提。沒有這個前提，就沒有任何形式的物質資料的生產。可見，社會物質資料的生產與社會生產關系的生產二者總是相互融合、并行發展的，須臾不可分離。

由于這樣的原因，所以，生產在創造物質財富的同時，也在生產一定的社會生產關系。過程結束之后，人們得到的不僅是一定形式的的物質產品，而且還有一定形式的社會生產關系。正是因為這樣，所以，才使物質資料的生產獲得了得以繼續下去的物資條件與社會條件。這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是無可疑義的。在馬克思看來，生產關系的生產比所有形式的物質資料的生產更重要、更具有實質性意義。因為一定社會生產關系除了為一切物質資料的生產提供強有力的指導與保護外，還是社會整個上層建筑得以確立、發展與完善的堅實基礎。因而，它是任何社會的統治階級維護自身利益與鞏固政權的根本所在。所以，歷來的統治階級沒有一個不重視生產關系的生產與再生產的，尤其是近代社會的資產階級。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用大量的篇幅來研究與分析資本主義以及此前諸社會形態生產關系的生產與再生產。他認為，剝削階級利益的實現與政權的鞏固在宏觀層面除了需要有基本的經濟力量的支撐外，主要的是依靠國家上層建筑的力量來達成的；而在在微觀層面，它對勞動階級的剝削與統治，除其初期之外，主要的并不是直接依靠國家暴力或行政的強制，也不是依靠社會主流意識形態或文化的教化，而是依靠社會生產關系自身的生產與再生產來實現的。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這樣如此重要的原理，我們現在的許多社會科學工作者，尤其是一些被稱得上“家”乃至“大家”的經濟學人卻對此懂得太少，甚至根本就不知道還有生產關系生產與再生產這樣的道理。據筆者所見，我國高校的政治經濟學教材，從改革開放之初到現在40年的時間里，不知出了多少部，每一部也不知出了多少版，卻不見有一本有關于生產關系生產與再生產的內容，哪怕是一節或一個目。實在是太遺憾了。

二

我們的一些朋友除了不懂生產之外，他們對生產力的理解也是不明不白、不清不楚，即使有些了解，大多也只是一種概念性的，并不真正理解它的本質規定與發展規律。所謂生產力，自然就是人們在一定生產關系的指導與保護下，運用一定的物質手段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生產物質財富的一種能力。現在，人們認識生產力總是從它的的構成要素方面作機械的理解，就只知道它是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或是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管理，更或是（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管理+......）×科學技術等，如此而已。

筆者認為，對生產力不能只是當作一種靜態的、孤立的東西來理解，而要或更要看到它還是一種社會的規定。馬克思指出：“一定的生產方式或一定的工業階段始終是與一定的共同活動方式或一定的社會階段聯系著的，而這種共同活動方式本身就是‘生產力’。”【3】P532-533）這說明，生產力并不是被人們通常所認為的是那種所謂簡單的純自然因素，而是有其社會的規定的。另外，在馬克思看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是不能分離的，它他們始終是結合在一起的，那種把生產力或生產關系孤立起來看的觀點是錯誤的。比如，在協作與分工條件下，除了存在一種個人的生產力之外，還會產生一種“集體力”或“社會勞動的生產力”。就協作而言，馬克思這樣寫道：“一個騎兵連的進攻力量或一個步兵團的抵抗力量，與單個騎兵分散展開的進攻力量的總和或單個步兵散展開的抵抗力量的總和有本質的差別，同樣，單個勞動者的力量的機械總和，與許多人手同時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 例如舉重、轉絞車、清除道路上的障礙物等)所發揮的社會力量有本質的差別。在這里，結合勞動的效果要末是個人勞動根本不可能達到的，要末只能在長得多的時間內，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規模上達到。這里的問題不僅是通過協作提高了個人生產力，而且是創造了一種生產力，這種生產力本身必然是集體力。”【2】P362

馬克思認為，不僅協作出生產力，分工也出生產力，尤其是在高科技與協作基礎上的分工。他在《資本論》中對此曾做過深入分析，告訴人們：分工的好處首先是更有利于勞動者積累經驗，使其勞動技藝更為嫻熟、生產效率更高；其次，分工使勞動者的勞動或操作更加專業，可省去許多因操作、位置與工具的變換而節約大量時間，增加單位時間內的勞動密度；另外，分工在使勞動者更加專業化的同時也使生產工具更為專業化，其工作效能與效率更高。總之，分工不僅提高了勞動的主觀生產力，而且也提高了它的客觀生產力，成了推動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有效途徑。

上述可見，對生產力的確不能作簡單機械的理解，它不只是諸要素相互作用的結果，而且更是一種在生產實踐過程中可升華、可加強的社會力量。在協作、分工和科學技術不斷進步的情況下，生產力的各要素在運動中可從社會方面獲得巨大能量，比靜止與孤立狀態下所起的作用不知要大多少，并且還不費生產當事人的任何代價，這完全是社會對生產的一種無私的奉獻與恩賜。

另外，生產力也是人類社會發展中一種最活躍、最富生機的力量，它的發展也有自己的特點與固有規律。總的來說，不論是在古代社會還是在近現代，生產力總是循著由落后到先進、由分散到集中、由小生產到大生產等這樣一種從低級到高級的不斷升華的方向發展的。因而，先進淘汰落后、集中取代分散、大生產戰勝小生產總是生產力發展的一般規律與總的趨勢。除此之外，最根本的還是生產力能在自身的每一發展中能引起生產關系的一定程度的調整、改進與完善，乃至變革，找到與之相匹配或相適應的社會形式，為生產力的發展開辟新的道路與廣闊前景。

但是，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許多朋友對于生產力的這些基本知識卻知之甚少，他們講發展生產力，只注重人財物量的投入，而不重視其生產關系的適應性。這其中，不是鼓勵和支持技術先進、集中度高的大生產，而是籠而統之地一概鼓勵、一概支持，甚至是本末倒置，喧賓奪主，搞逆淘汰，總以為“小的才是最美好的”。于是乎，個體小廠、小店、小鋪、小作坊鋪天蓋地。根據我國“第三次全國經濟普查主要數據報告”提供的數據顯示：2014年，我國有證個體經營戶3279.1萬家，為全部法人經濟單位（1085.8萬家）的3.02倍。如果加上那些規模較小的私營企業和沒有登記的無證個體經營戶，那將更是一個比這高得多的數。真是汪洋大海！在農村，家庭既是社會的細胞，也是基本的經濟單位，幾億家庭個個都是經營實體，更是汪洋大海。這汪洋大海似的個體經濟和小私有經濟，歷史經驗證明，它“既排斥生產資料的積聚，也排斥協作，排斥同一生產過程內部的分工，排斥社會對自然的統治和支配，排斥社會生產力的自由發展。”【2】P830它必然要被消滅，而且每天都在消滅。因而，它是一種歷史的遺存，早就應該被淘汰。然而，讓人無法理解的是，為什么在我國現實條件下它卻成了發展社會生產力的主要力量。

另外，在我國，生產力的發展也出現了另一種奇怪的現象。一般的規律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揭示的那樣，即總是公有制經濟代替私有制經濟、社會化大生產戰勝小生產、先進的淘汰落后的。然而，在我國卻反過來了，而是那些技術落后的淘汰了技術先進的，分散落后的小生產取代了集中度高的社會化大生產，私有制經濟戰勝了公有制經濟，帶來了我國經濟結構的逆向大調整，使國有企業遭到塌方式倒閉，剎那間造成了數千萬國有企業職工的集體下崗。這種現象真值得深思。

還有，在推進生產力發展的同時，在經營與管理方面，很少在人與物結合的社會方式、勞動的組織形式等有關人的相互關系方面下功夫，一味地強調與國際接軌，完全失去了中國特有的、社會主義的本色，即使是國有企業也不例外。這個問題，筆者已經在前面作了些許說明，在緊接著的下一個問題中還將繼續作出說明，因此，此不贅述。

三

生產關系是人們在社會生產過程中結成的相互關系，它是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問題。怎樣理解生產關系，在學術界有“四環節說”與“三方面說”兩種意見。[5]不論是“四環節說”，還是“三方面說”，生產資料所有制始終是其中的核心或精髓，總是決定整個生產關系的根本前提，是事關勞動者生存與終身命運的決定性因素。

生產資料所有制本身是一個內涵豐富的整體。從廣義上理解，它就是生產關系自身，包含著生產關系的全部內容。馬克思曾經指出：要“給資產階級的所有權下定義不外是把資產階級生產的全部社會關系描述一番。”【4】P180其意就是如此。如果從狹義上理解，它包含有更豐富的內涵。

1、生產資料為誰所有。生產資料歸誰所有有一個法律的認定，凡握有法定所有權的人對生產資料擁有實際的或終極的所有權。生產資料的實際或終極所有權又可以體現在對生產資料的物質形式與貨幣形式這兩種形式上。

2、所有權的具體實現形式，即生產資料的經營權為誰所有。在現代社會，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往往并不直接從事具體的經營活動，而是把它轉交給那些專門從事經營的人，這樣，生產資料所有權的實現就與它的法定所有者發生了分離。于是，所有權就派生出了一個經營權。

3、生產資料與勞動者相結合的社會形式。所謂生產資料與勞動者相結合的社會方式，指的就是生產資料和勞動者在誰的手中“怎樣和在什么條件下結合起來的”【5】P44問題。這其實質就是生產資料的經營者與勞動者在生產過程中的相互關系問題。這里所謂“怎樣和在什么條件下結合”指的是勞動者與生產資料是在平等、自由、自主的條件下自覺地結合，還是在非平等、非自由與非自主的條件下通過強制或暴虐的方式實現的問題。

4、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最終經濟實現，即產品的分配方式。產品分配是生產資料所有制最終實現，因而分配是檢驗或衡量所有制是否真實存在的一把尺子。如果產品最終不歸或是很少歸生產資料的所有者所有，那么，說明生產資料的所有權發生了變故，需要作出矯正。

上述諸點，都是馬克思所有制理論中最基本的東西，遺憾的是我們的一些朋友對此卻理解得非常膚淺、非常有限。

首先，他們只注重終極所有權或法律上的所有權，而忽視其實際經營權到底歸誰的問題。現實生活中往往有大量這樣的事情發生，如生產資料的所有權歸其法定主體所有，并且其最終的經濟實現也得到了落實，但是，生產資料經營權轉讓出去以后經營者究竟會作出些什么、給他人乃至社會帶來些什么問題卻無法預料、無法知曉。其實，不論是我們耳聞目睹的、還是各類媒體披露的大量違法犯罪的事情都是在生產資料經營權被轉讓出去以后發生的，如制毒販毒、賣淫嫖娼、藏污消脹、聚眾賭博等，不勝枚舉。這說明，僅僅抓住終極所有權是不夠的，還必須同時管好經營權。無論是公有制還是非公有制都必須十分關注這個問題。

其次，就生產資料的終極所有權也是多關注其價值形式，而忽視物質形式。在我們一些朋友的意識中，認為生產資料的所有權的價值形式較之其物質形式顯得更重要或更有價值。比如，在我國理論界曾經盛極一時的所謂“不求所有，但求所值”、“不求所有，但求所得”與“不求所在，但求所獲”的種種奇談怪論就是典型的例證。再比如，我們目前對國有經濟的管理從對國有企業的管理變成了對國有資產的管理，對國有資產的管理又進一步變成了對國有資本與國有股權的管理。這些都是只看重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價值形式而忽視了其物質形式的表現。筆者認為，這是不妥的，也是非常危險的。假如發生價值革命、貨幣貶值，或者遇上金融危機、市場恐慌，那么，再多的價值也買不來機器設備，形成不了生產線，變不成企業，進而也生產不出日益豐富的物質產品。這樣，最大限度地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的需求由誰來保障？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行與發展由誰來主導？不可想象！

另外，關于生產資料與勞動者結合的社會方式問題。在我們的現實社會中，人們很少考慮它，他們只考慮企業是否有人經營或誰來經營的問題，至于這其中勞動者與生產資料“怎樣和在什么條件下結合起來”從來不過問，或極少過問。所以，在我們的許多企業出現了對勞動者高強度的剝削、奴役乃至暴虐等違法的情況，并且長期得不到解決。

最后，產品分配問題。時下，人們談分配只是就分配談分配，從不涉及所有制問題，以為分配與此無關。其實，這種認識大錯特錯。對于這種認識，馬克思在他的經濟學巨著《資本論》及其手稿中曾有過多次批評與忠告。他認為：分配，作為產品的分配，是直接生產過程中的事情，它直接決定于產品分配之前的生產要素的分配，即生產資料的所有制關系。他指出：“照最淺薄的理解, 分配表現為產品的分配, 因此它離開生產很遠, 似乎對生產是獨立的。但是，在分配是產品的分配之前, 它是（1）生產工具的分配，（2）社會成員在各類生產之間的分配（個人從屬于一定的生產關系）—— 這是上述同一關系的進一步規定。這種分配包含在生產過程本身中并且決定生產的結構，產品的分配顯然只是這種分配的結果。如果在考察生產時把包含在其中的這種分配撇開, 生產顯然是一個空洞的抽象；相反, 有了這種本來構成生產的一個要素的分配，產品的分配自然也就確定了。”[1]33-34 因而，“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 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而生產條件的分配，則表現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 【6】P23

馬克思的這種批評和忠告似乎就是針對我們今天的，好像他早就預料到在100多年后還會有人在這個問題上陷入混亂。在今天，我們真地碰到了分配上的大難題，即由嚴重的分配不公而導致的嚴重的兩極分化。為解決這一難題，鄧小平健在時就做出過預警，要求在上世紀末著手解決。從黨的十五大開始，正式將此提到黨和國家的工作重要日程。爾后，連續幾屆黨代會和每年的全國“兩會”都不斷地強調，但其實際成效并不明顯，反而是每況愈下，問題變得越來越復雜，越來越難解。在胡錦濤、溫家寶二位主政期間，溫家寶總理就下令國家發改委等部門拿出關于深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方案，實際著手解決分配不公問題。然而，所有國人都沒想到，就方案這把劍卻一直磨了7年多、將近８年的時間還不見影兒，直到卸任的前一個月才有了個《關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見》，總算對國人有了一個交代。如此而已。

在我國，分配問題本來只是我國經濟改革中的一個局部性問題，為什么就這么難，一拖再拖，拖成了一個跨世紀的老大難？原因不是別的，就是我們出臺的一系列政策舉措都只是就分配談分配，在一些非本質方面上想辦法、找出路，而回避了生產資料所有制這個根本。

比如，所謂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建立勞動報酬正常增長機制和勞動者工資集體談判機制等；再比如，所謂堅持共同發展、共享成果，注重效率、維護公平和規范分配秩序、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調節過高收入等。這些都是離開生產資料所有制孤立地在分配領域解決分配問題的表現。試想：不首先解決所有制問題，提高最低工資標準那只能是與虎謀皮，異想天開；不首先解決所有制問題，建立勞動報酬正常增長和勞動者工資集體談判機制也不過是一廂情愿，畫餅充饑。所以，不解決所有制問題，一切都是百搭。另外，那些所謂堅持共同發展、共享成果，注重效率、維護公平，規范分配秩序、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調節過高收入等舉措也不是解決分配不公的根本出路，因為，離開所有制問題，離開直接生產過程，只在再分配領域想辦法，也只不過是撓癢撓錯了地方。可見，所有制是一個繞不開與躲不過的根本問題。不認真解決這個問題，分配不公就會是一個永遠無法解開的結。

生產關系不僅是一個內容豐富的整體，而且還是一個不斷運動的生命有機體。它會在物質資料生產持續更新的過程中不斷的再生產自己。所以，馬克思在談到如何評價一種社會生產方式、包括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時，并不僅僅以生產力的發展水平這一把尺子為標準，而是有比這具有更多內容的尺子為標準。在《資本論》中，他資本主義文明觀時指出：“一般剩余勞動，作為超過一定的需要量的勞動，必須始終存在。……資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勞動的方式和條件，同以前的奴隸制、農奴制等形式相比，更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有利于社會關系的發展，有利于更高級的新形態的各種要素的創造。”[7]925-926馬克思在這里提出的三個“有利于”可以說就是我們評價和衡量一切生產方式合理與否、進步與否的一種科學標準，即使在今天，也不例外。否則，那就只能把人們引導到邪路上去，背離我們黨的宗旨，背離社會主義的大方向。如今大量存在的信仰缺失、誠信危機、官民矛盾、勞資沖突、兩極分化、階層固化、道德滑坡、環境污染等等，不就是因為我們長期只是單方面追求生產力發展而忽略生產關系再生產的結果嗎？

上述可知，社會本身是一個復雜的整體，它是由多種因素組成的。其中，雖然生產力重要，但生產關系比這更重要。生產關系是生產得以進行、生產力得以發展的前提，也是社會上層建筑得以確立與完善的基礎。可以肯定，沒有生產關系就沒有整個社會，沒有生產關系的再生產也就沒有整個社會的進步與發展。社會的問題，即使是社會主義條件下，不是只靠發展生產力就能解決的，而更應該重視生產關系的生產與再生產。當然，還要重視上層建筑，善于運用上層建筑的作用來指導和保護生產關系，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才是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所要求的。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成為一個清醒的自覺的社會主義改革者與建設者。

我們黨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執政黨，我們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與實踐，就是既要有利于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又要有利于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日益完善，實現整個社會的不斷進步與穩定，而不應該是僅僅為了生產力的一時發展。否則，就只能是適得其反、事與愿違。

注釋

[1]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050183332960409819.html

[2]夏征農、陳自立：大辭海（經濟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5年版，第254頁

[3]在《新萊茵報》發表時不是"不僅僅影響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響"而是"不僅僅同自然界發生關系”。一一編譯注

[4]在《新萊茵報》發表時不是"對自然界的影響"而是"對自然界的關系"。一一編譯注

[5]由于人們的生產過程包括生產（直接生產過程）、流通、分配與消費等環節。因此，生產關系自然也就是由這四個環節人的相互關系即生產關系、交換關系、分配關系和消費關系構成。對于生產關系，人們往往或比較通行的是從生產資料所有制、人們的相互關系以及產品的分配形式這三個方面來理解。這樣的理解也是正確合理的，它符合馬克思的基本思想。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作者系武漢大學市場經濟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資本論》與市場經濟；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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