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思想最為活躍的時期就是在春秋戰國時期,當時人才輩出,后人以百家爭鳴來形容當時的盛況。孔夫子只是百家之一,他的凸顯是被后來的帝王扶上了統治地位而已。在那個時期,社會整體處于大的變動之中,也就是處于亂世之中,才孕育出了中華燦爛的文化。西方的文化也是大亂中孕育而生的也可以印證這一點。
毛澤東盼望著毀滅舊世界和創造新世界,而多數人傾向修修補補,他的筆記中寫著“由毀而成”四個字,預示著未來他主持的革命的徹底性。
事實上他最終將中國社會翻了個底朝天。他把那些生活在中國醬缸里和陰冷沼澤里過得舒服的寄生蟲,全都暴曬在陽光之下。中國社會的兜底翻覆造成兩個結果,一個是他去世后受到了鋪天蓋地的質疑,一個是中國大地成了世界上最干凈的樂土。發達國家要么殘存王室貴族的等級,要么新建上流社會資本世家,而中國則成了最徹底的平民社會,物質雖然尚未豐富,但中國人的精神和心靈卻不再受任何束縛,得以根本的解放。
毛澤東曾經向往過社會“大同”境界。大同世界是平等的另一種表述,這是年輕人面對父權一類的壓迫常常會有的沖動,實際上意識到“差別”這樣的概念才是心智成熟的開始,但這種成熟也不一定就是積極的。青年人最易于接受的思想就是平等,跨過平等常常意味著墮落,平等只是思想境界,而非社會現實。
當上進心變成了為自己與眾不同而努力的時候,就是年輕人墜入紅塵而不能自拔的開始,周而復始,人類就是這樣在新舊力量的沖突中蹣跚行進著。萬幸的是毛澤東意識到了差別才是人間真相,但他沒有去追求個人的生活的改善,對他而言,真相只是他把握力量的開端。世界大同在一些人眼里是假象,是青春期的幻象,但對于另外一些人來講,它卻可能是理想,雖然很難,但值得信仰和追求。而追求和實施這一理想就使得毛澤東向著人類最高的巔峰攀登,那至高的峰頂上刻著“平等”兩個字。
在激烈動蕩的革命年代,站在對立面上就意味著是死敵。可以說毛澤東一直在尋找大的本原,直到某一天,他說出了“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這樣的名言,它意味著毛澤東進入了另外一個境界,它意味著毛澤東進入了世俗領域,他將以人世間的真實的力量推行人類圣賢們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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