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這個問題被搞亂了
改革開放以來,關于社會主義的問題,議論紛紛,各種說法都有,搞得混亂不堪。我們略舉一二。
有人說,只要大家改善生活,實現“普遍幸福”,就是社會主義。因而斷言,搞了社會福利政策的民主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的一種模式,而且是最好的模式,進而主張中國應該實行民主社會主義,甚至提出“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口號。90年代一位著名經濟學家給社會主義開了個公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公平”。
這有點說不過去,好像社會主義就是運行機制和思想觀念、沒有基本制度似的。大概他也感到這個公式有問題,后來再也沒有見到他提起這個公式了。
還有人說,社會主義就是效率和公平,只要能提高效率、分配公平,那就行了。因此共產黨的領導、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都是沒有必要的,只要國家站在不偏不倚的立場上調節勞資關系,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就是社會主義了。從這個定義出發,他認為剩余價值學說是錯誤的,剩余價值學說“使社會主義從空想變成迷誤”,因為它引導人們去搞階級斗爭了,而不是去發展生產了。
有人則說,中國搞的是中國特色資本主義,因為搞了市場經濟(他們認為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的),而且分配領域出現了貧富差距拉大,甚是出現了兩級分化現象。只是保留了國家干預,所以是國家資本主義。這種說法,國外比較多。
有的人干脆說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沒什么區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兩者正在融合、趨同。未來世界就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大混合經濟”。民主社會主義者就持有這種主張。
各種說法都有,莫衷一是。
究竟什么是社會主義?一時間,還真有點說不清楚的感覺。也許正因為感到社會主義說不清楚,有人自己也不明白,干脆就胡說一氣,也不管有沒有道理、合不合邏輯,反正說不清楚嘛!
文章看多了,慢慢悟出點道理來了:討論社會主義問題,在方法論上,必須牢牢抓住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這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然后研究這些基本原則是怎么實現的,這是現象層次的問題。不要把本質與現象混在一起談論,那樣就越說越亂了;更不要停留在現象層次上,因為在現象層次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是有共同之處的,只看現象,就往往會把資本主義社會說成是社會主義,而把社會主義社會說成是資本主義。
二、對社會主義,不同階級有不同的解釋
要說清楚社會主義,我們得從頭說起。
從遠古時代開始,人們就有建立一個沒有剝削和壓迫、人人平等、幸福生活的大同世界的憧憬。但是“社會主義”這個詞卻是在近代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才出現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日益暴露出這種社會制度的矛盾和弊病,人們就設想一種能夠克服資本主義弊病的新的、更合理的社會制度,這種理想的社會制度就叫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是作為一種替代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出現于世的。沒有資本主義,也就談不上社會主義。
據考證,社會主義一詞來自拉丁文“socialis”,意指“社會的”、“共同的”。這個詞的流行是18世紀以后的事。最早使用這一概念的,大概是1753年德國神學家A.德辛,他把遵循自然規律的人稱為社會主義者。當時這個詞的含義還不大清楚,人們也不大用這個詞。1827年英國歐文主義者的《合作》雜志使用“社會主義者”一詞來稱呼歐文的合作學說的信徒。1832年法國人p.勒魯所編輯的圣西門派報紙《地球報》用“社會主義者”一詞來表示圣西門學說的特征。慢慢這個詞就流行起來了。
由于人們的社會地位和利益不同,他們設想的新社會也就不一樣,所以出現了各種“社會主義”。存在各種“社會主義”流派,并不是當代才有的事,早已有之。據說,自18世紀以來,關于社會主義的定義,有300多種。只要說資本主義有弊病,要用另一種制度取代它,或者要對它做點改良,就自稱是“社會主義”。這樣,“社會主義”就多起來了。
面對五花八門的“社會主義”,我們該怎么分析和判斷呢?有一個辦法,即對各種各樣的“社會主義”做階級分析。階級分析方法,盡管在有的人看來,有點忌諱,也不習慣了,然而卻是最有效的辦法。正如列寧所說的:
“必須牢牢把握住社會階級劃分的事實,階級統治形式改變的事實,把它作為基本的指導線索,并用這個觀點去分析一切社會問題”。[1]
社會現象是復雜紛繁而又不斷更換的,似乎混沌一片、無法把握,運用階級分析方法就可以透過現象抓住本質,判斷對錯,看清事情的實質,不被現象所迷惑。
這是馬克思主義教給我們的研究社會問題的基本方法,我們無論如何不能忘記這個科學方法。
我們就用階級分析方法來看待各色各樣的“社會主義”吧。
被資產階級暴發戶打敗了的封建貴族,他們夢想著恢復失去的天堂,在批評資本主義的同時提出了社會主義,這就是封建社會主義。
封建社會主義是19世紀30—40年代在西歐產生的、代表地主貴族利益的社會主義流派。資產階級革命勝利以后,資產階級統治日益鞏固,這時被推翻的封建貴族不能再赤裸裸地宣揚封建主義了,于是便裝扮成工人群眾利益的代表,打著社會主義的旗號,散布封建地主可以同工人、勞動者一起共同反對資本主義。他們是從被打倒了的地主階級立場出發來批評資本主義制度的,目的是使社會回到封建宗法關系中去,恢復封建主義制度。
馬克思恩格斯曾辛辣地批判封建社會主義,說它;
“半是挽歌,半是謗文,半是過去的回音,半是未來的恫嚇”,他們是“把無產階級的乞食袋當作旗幟來輝舞”。“但是,每當人民跟著他們走的時候,都發現他們的臀部帶有舊的封建主義紋章,于是哈哈大笑,一哄而散。”[2]
小生產者在資本發展過程中日益破產,它的代表人物用小資產階級的尺度去批判資產階級制度,從小資產階級的立場替工人說話,這樣就形成了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
這種社會主義嚴厲批評了資本主義的種種罪惡,非常透徹地分析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的矛盾,證明了機器和分工的破壞作用、資本和地產的積聚、生產過剩、危機、小資產者和小農的必然沒落、無產階級的貧困、生產的無政府狀態、財富分配的極不平均、各民族之間的毀滅性的工業戰爭,以及舊風俗、舊家庭關系和舊民族性的解體。但他們想象的理想社會是農業中的宗法制度和工業中的行會制度。“這一思潮在它以后的發展中變成了一種怯懦的悲嘆。”
資產階級內部有著不同的群體。有時資本主義的發展也會侵犯到某個資產階級群體的利益,或者影響到資產階級整體的利益。他們也會在維護資本主義根本制度的同時批評資本主義的某些弊病,打出“社會主義”的旗號,希望做點改良,緩和階級矛盾。他們充當資本主義病床前的醫生,力圖延長資本主義的壽命(民主社會主義就是這樣的),這就是資產階級社會主義。
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剛剛登上政治舞臺的、不成熟的工人階級的代表人物(像圣西門、傅立葉、歐文等)也提出社會主義。他們從人的理性出發,抨擊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全部基礎,提出了未來社會的積極主張,描繪了對未來社會的幻想。但這些主張不是建立在分析現實的物質生產關系的基礎上的,而是訴諸人的倫理道德觀念,因而是不科學的、歷史唯心主義的,同時他們找不到實現理想的力量,拒絕一切政治行動,他們總是向整個社會呼吁,主要是向統治階級呼吁,認為只要人們理解他們的體系,就可以建立新社會。這就是空想社會主義。
空想社會主義的意義,“是同歷史的發展成反比的,階級斗爭越發展和越具有確定的形式,這種超乎階級斗爭的幻想,這種反對階級斗爭的幻想,就越失去任何實踐意義和任何理論依據。”[3]
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以往各種“社會主義”的同時,根據工人階級擺脫壓迫和剝削、獲得解放的這一根本要求,在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指導下,在運用剩余價值學說分析資本主義矛盾的基礎上,創立了科學社會主義,使社會主義從空想變成了科學。
馬克思恩格斯從資本主義現實存在的物質生產關系出發,按照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提出了替代資本主義的未來新社會的基本原則。自從馬克思恩格斯創立了科學社會主義學說以來,人們再談論社會主義,就是指科學社會主義了。
社會主義不再是隨意粘貼的標簽,也就是說,不是自己說是“社會主義”就真的是社會主義,也不是揭露點資本主義的弊病就可以稱為“社會主義”了,而有了一個客觀的標準,即是否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才是社會主義;否定、反對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就不是社會主義。
習近平在談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么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4]說的就是這個意思。這個論斷雖然十分簡單,但具有重要意義,因為它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確定了判斷是不是社會主義的標準。
科學社會主義,從觀念形態說,是一種科學的理論體系;從政治斗爭來說,是一種為爭取建立新社會、使工人階級獲得解放而斗爭的群眾運動;從社會制度來說,是指一種取代資本主義的嶄新的社會制度。如果說在十月革命以前科學社會主義的主要形態是理論體系、群眾運動的話,那么自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世界上出現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以后,社會主義從理想變成了現實的社會制度,討論社會主義問題,往往主要是指社會主義制度了。
因此,現在我們談論的社會主義,就是按照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建立起來的社會制度。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就是社會主義的質的規定性。具備這些基本原則,就是社會主義;不具備這些基本原則,就不能叫社會主義。這些基本原則是與資本主義相對立的。
三、必須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
那么,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是什么呢?回答這個問題并不難,只要讀一下《共產黨宣言》就清楚了。
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資本主義矛盾的基礎上,按照社會發展的規律,在《共產黨宣言》里提出了未來的、取代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原則。
大家知道,馬克思創立了歷史唯物主義和剩余價值學說,使社會主義從空想變成了科學。代替資本主義的新社會是什么樣的呢?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里作了回答。我們認真讀一下《共產黨宣言》,牢牢把握他們講的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就可以弄明白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和基本原則。他們預見的未來社會的基本輪廓是這樣的幾條:
第一,無產階級必須組織自己的政黨,并在自己的政黨領導下進行革命和建設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里強調無產階級必須組織自己的政黨即共產黨。這個政黨“沒有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它同無產階級其他組織的區別在于:
“一方面,在無產者不同的民族的斗爭中,共產黨人強調和堅持整個無產階級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斗爭所經歷的各個發展階段上,共產黨人始終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
“因此,在實踐方面,共產黨人是各國工人政黨中最堅決的、始終起推動作用的部分;在理論方面他們勝過其余無產階級群眾的地方在于他們了解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一般結果。”[5]
共產黨是為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的解放服務的,而沒有自己的私利,這是它同一切剝削階級政黨不同的地方。
有位“黨建專家”提出共產黨應該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把這一點當作自己的“理論創新”。
這是荒唐的,完全違背了《共產黨宣言》的思想。這種“創新”等于號召工人農民起來反對共產黨,試問,工人農民怎么會愿意接受謀取私利的政黨的領導呢,他們能相信這樣的黨會為工人農民謀解放嗎?
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是絲毫不能動搖的。
為什么無產階級必須組織自己的政黨呢?這是由無產階級在資本主義社會里的地位和任務決定的。
在資本主義社會里,無產階級喪失了生產資料,而且被無政府的競爭所分散,因而相對于資產階級來說處于劣勢。無產階級在爭取政權的斗爭中,除了組織,沒有別的武器。馬克思指出:
“無產階級在反對有產階級聯合力量的斗爭中,只有把自身組織成為與有產階級建立的一切舊政黨不同的、相對立的政黨,才能作為一個階級來行動。”
“為保證社會革命獲得勝利和實現革命的最高目標——消滅階級,無產階級這樣組織成為政黨是必要的。”[6]
這個政黨應該是無產階級的獨立的政黨,有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政策。共產黨是工人階級性質的政黨,它應該堅持無產階級的立場和利益,而不受資產階級的影響,不應“充當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隨聲附和的合唱隊”[7],充當資本主義病床前的醫生。
馬克思恩格斯強調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強調它的無產階級性質,堅決反對“全民黨”的思想。當伯恩施坦等人提出要把德國黨由“片面的工人政黨”改變成為“一切富有仁愛精神的人”的“全面的黨”時,他們二人專門為此發了一封《通告信》,建議不贊成黨的無產階級性質的人“應當退黨,至少也應當放棄他們的顯要職位”,不這樣,那就是黨“自己出賣自己”。[8]
世界上沒有、也不會有“全民黨”。政黨是階級的集中代表,凡是政黨,都具有階級性。將來到了共產主義社會,階級消滅了,政黨也就消亡了。“全民”同“政黨”這兩個詞連不到一起,是政黨,就不能講全民,到能講全民的時候,政黨就不存在了。
需要指出的是,我們強調共產黨必須堅持工人階級性質,并不是說黨只考慮工人階級一個階級的特殊利益,而不顧其他階級的利益。應該看到,由于工人階級是全社會最先進的階級,從根本上講,工人階級的利益與全人類的利益是一致的。工人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終解放自己。在共產黨處于執政地位的條件下,更應該照顧到其他贊成社會主義的階級、階層的利益,以擴大黨執政的社會基礎,贏得廣大人民的支持和擁護。
我們黨提出的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就是既代表了中國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又反映了全體中國人民(包括除了敵對勢力以外的一切階級、階層)的共同利益。
但這絕不意味著我們黨放棄了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恰恰相反,只有堅持黨的工人階級性質才能做到這一點。
第二、無產階級必須通過革命斗爭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
無產階級要獲得解放,成為社會的主人,必須消滅資本主義制度、建立社會主義制度。而要做到這一點,首先要從資產階級手里奪取政權,取得政治統治權。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里明確提出,共產黨人的最近目的是“使無產階級形成為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用暴力推翻資產階級而建立自己的統治。”[9]
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國家政權問題。革命的性質、進程和結局完全取決于政權掌握在誰手里,哪個階級掌握政權。要改造世界,就應該有政權,“要知道,即使有美好愿望的人,如果不能提出奪取政權問題和沒有掌握政權,他們能做出什么呢?最多他們只能協助奪取政權的新階級,而他們自己是不能把世界翻過來的。”[10]
但是無產階級要從資產階級手里取得政權,用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這涉及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他們必然進行反抗。資產階級是不會自動放棄政權的,在緊要關頭他們會用暴力對無產階級的革命行動進行鎮壓,這時,無產階級就不得不采取暴力革命形式來奪取政權。
這是階級斗爭客觀的規律,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
國內某些贊成和宣揚民主社會主義的人,反對無產階級必須奪取政權的原則。
他們認為,只要工人能夠參加企業的管理、監督企業主的活動,或者只要實行社會保障制度,多搞一些社會福利,資本主義就可以并已經和平長入社會主義了,無產階級無需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奪取政權。
這是欺騙和麻痹工人階級的理論。如果國家政權掌握在資產階級手里,即使給工人這個權、那個權,那也是無濟于事的,因為資產階級可以根據情況給工人某些權利,也可以隨時取消這些權利。正如毛澤東說的:
勞動者沒有管理國家的權力,所有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人民必須管理上層建筑,“我們不能把人民的權利問題,了解為國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等權利。”[11]
贊成和宣揚民主社會主義的人尤其反對用暴力革命取得政權。對于無產階級用什么手段取得政權的問題,上世紀50年代有過激烈的爭論。
1956年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大肆宣揚和平過渡,通過議會道路取得政權。對此,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專門寫過一個文件《關于和平過渡問題的意見提綱》。提綱指出,
提出無產階級取得政權有和平與非和平的兩種可能,表明我們在使用暴力的問題上是防御性的,這在政治上是有好處的。無產階級最愿意通過和平手段取得政權,但要把可能與現實、愿望與愿望的實現區分開來。無產階級要從資產階級手里奪取政權,資產階級必然拼命反抗,運用武力進行鎮壓。在要命的時候它必然要使用暴力,否則它要那些國家機器(包括警察、監獄、軍隊)干什么?當資產階級用暴力鎮壓革命的時候,無產階級不得不運用武力來奪取政權。否則無產階級革命就會變成一句空話。
1954年英國共產黨總書記波立特在翻譯《毛澤東選集》時,寫信給中共中央,準備將《戰爭和戰略問題》一文中下面一段話刪去,即
“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原則是普遍地對的,不論在中國在外國,一概都是對的。”
當時中共中央回信堅決反對,表示這是馬列主義普遍真理,不能修改。
1956年3月14日,毛澤東同長征、艾地談話時,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總書記艾地又提出這個問題。毛澤東講了我們對波立特的答復,明確指出:
“要不要進行武裝斗爭,不是我們單方面能決定的,我們不是資產階級的參謀長。我們可以而且應當這樣說,我們要爭取和平進到社會主義;但還應當說,即使一時不說也要這樣考慮問題,當資產階級用武裝來進攻的時候,我們就要被迫進行武裝斗爭來取得革命勝利。”
“在資產階級掌握國家機關和軍隊的國家,我們如果只作和平取得革命勝利的打算,那是要吃虧的,因為我們不是資產階級的參謀長,他讓不讓你和平取得勝利,并不決定于你的主觀愿望。”[12]
可惜,艾地不聽毛澤東的忠告,迷信和平過渡,沒有準備武裝斗爭這一手,結果吃了大虧。印尼共產黨慘遭屠殺,血流成河,被迫解散,至今未能恢復元氣。這類歷史教訓,難道還少嗎?
當然,用什么手段(和平的手段還是武裝斗爭的手段)取得政權,要根據具體情況來決定。毛澤東也談到:
“也可以設想,今后會有少數國家,在全世界范圍內整個力量對比發生了根本變化的條件之下,可能不再經過國內的武裝斗爭而和平地取得革命的勝利。力量的因素是很重要的,包括武裝力量在內。”
“到我們占大多數或絕大多數的時候,是會有一些國家在我們的巨大力量包圍之下,不必經過國內的武裝斗爭而和平地取得革命的勝利的。”[13]
同時,在實際的革命斗爭過程中,必須靈活地運用和平和非和平兩種手段。不能放棄議會斗爭,共產黨應該通過議會斗爭宣傳群眾、教育群眾,爭取群眾的支持,但不能迷信議會斗爭。還是毛澤東指出的,我們不是資產階級的參謀長,能不能通過和平方式取得政權,不是取決于我們的主觀愿望。
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后,這個政權是什么性質的呢?馬克思總結了巴黎公社的經驗,提出一個著名論斷:
“階級斗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14]
無產階級專政是階級斗爭發展的必然結果,這是不依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列寧指出,
“只有承認階級斗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把是否承認無產階級專政作為真假馬克思主義的“試金石”。[15]
只要還有階級存在,社會主義國家就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對廣大人民群眾實行民主,而對敵對勢力實行專政,這是階級斗爭的客觀必要性,也階級斗爭的客觀規律性,是階級斗爭“必然導致”的。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并不輸理。
第三、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
《共產黨宣言》旗幟鮮明地提出:共產主義運動的基本問題是所有制問題。大家知道,生產關系是整個社會的經濟基礎,在生產關系這個系統中,生產資料所有制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它是整個生產關系的基礎。誰掌握生產資料,他就在人們經濟關系中處于優勢地位。
在生產資料占有不平等(即有人占有生產資料、有人喪失生產資料)的條件下,占有生產資料的人就有可能憑借所占有的生產資料來支配喪失生產資料的人的勞動、占有其勞動產品,就會產生壓迫和剝削;在勞動者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條件下,誰都不能憑借掌握的生產資料去無償地占有他人的剩余勞動產品,這就為消滅壓迫和剝削奠定了基礎。
生產資料所有制決定了生產是為占有生產資料的人服務的,即決定了生產的目的,也決定了勞動過程中和分配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經濟關系的性質。一個社會的性質,從經濟上說,就取決于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形式。
恩格斯總結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指出社會革命雖然是政治行動,但歸根到底是為了改變生產資料所有制。他說:
“迄今的一切革命,都是為了保護一種所有制以反對另一種所有制的革命。它們如果不侵犯另一種所有制,便不能保護這一種所有制。在法國大革命時期,是犧牲封建的所有制以拯救資產階級的所有制”。
“的確,一切所謂政治革命,從頭一個起到末一個止,都是為了保護一種財產而實行的,都是通過沒收(或者也叫作盜竊)另一種財產而進行的。”[16]
這段話,確切地闡明了生產資料所有制在人類社會發展中的決定性作用。
所以,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視生產資料所有制問題。他們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
“共產主義革命就是要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后,“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17]
列寧也強調這一點,他說:
“工人階級要獲得真正的解放,必須進行由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全部發展而必然要產生的社會革命,即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把它們變為公有財產。”[18]
事實表明,只要生產資料屬于資本家所有,工人就逃脫不了被雇傭、被剝削的境地,即使允許工人參加管理,允許工人有一點監督權,也改變不了這種局面,因為最終決定權仍掌握在資本家手里,只是在符合資產階級根本利益的前提下,給工人一點經濟權利,裝點門面而已。
要根本改變工人階級的命運,必須改變所有制,即把資本主義私有制改造成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由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共同掌握生產資料。這樣,工人才能成為社會的主人,整個社會才能稱之為社會主義。不消滅私有制,不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工人階級就不能得到解放,就不能擺脫被剝削、被壓迫的命運,也就談不上社會主義。
毫無疑問,消滅私有制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隨著條件的成熟逐步實現。恩格斯在回答“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廢除”這一問題時指出,不能一下子就完全消滅私有制,“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現有的生產力擴大到實行財產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樣。”“只有創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產資料之后,才能廢除私有制。”[19]
一般講,在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里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生產力水平比較低下,發展又很不平衡,決定了私有制經濟對國民經濟的發展還具有積極作用。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資料公有制需要的具有社會性質的生產力,在許多部門、地區還不具備,因而不能實行單一公有制,我們必須對私有制經濟實行鼓勵、支持和引導的方針,我們的基本經濟制度只能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
但是,應該指出,第一,私有制的存在和發展,絕不是因為私有制是“符合人性”的先進的生產關系,而是由生產力落后這種狀況所決定的;第二,將來隨著生產力的發展,我們是要徹底消滅私有制的,這一目標無需隱瞞,更不能忘記。這是共產黨的初心,也是共產黨肩負的歷史使命。
私有制不是永恒的,我們是利用私有制,發展經濟,為最終消滅私有制創造條件,這是歷史的辯證法。
第四、社會主義革命必須同傳統觀念徹底決裂
《共產黨宣言》提出,在同傳統所有制徹底決裂的同時,我們還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基本道理。世界上并不存在脫離社會關系而獨立存在的觀念,并不存在抽象的適用于一切社會制度的觀念。人們的觀念總是歷史的、具體的。“人們的觀念、觀點和概念,一句話,人們的意識,隨著人們的生活條件、人們的社會關系、人們的社會存在的改變而改變”,[20]這是無需經過深思就能了解的起碼常識。
因此,當我們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人們的社會經濟關系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相應地人們的意識也應該發生深刻的變化。經濟領域公有制的建立,使得人們在思想領域必須、也必然要同傳統的、在私有制基礎上形成的觀念實行徹底的決裂。但是,由于意識形態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即使產生傳統的私有觀念的經濟基礎(私有制)消滅了,它還會在相當長時期里頑強地表現自己。
因此,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意識形態領域仍然存在長期的、復雜的斗爭。還要看到,意識形態對經濟基礎是有反作用的,如果不與傳統觀念作斗爭,而是聽任它蔓延和泛濫,就會影響新的經濟基礎的鞏固和發展,甚至會為復辟舊經濟基礎創造條件。
蘇聯東歐的劇變都是從意識形態開始的,先制造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輿論,搞亂思想,然后制造政治動亂,亂中奪取政權。思想戰線被突破了,其他防線也就守不住了。意識形態工作的意義,怎么估計也不會過分。
實現同傳統觀念徹底決裂這一任務的關鍵在于,用工人階級的世界觀——馬克思主義教育和武裝全體人民,占領思想理論陣地,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中的指導地位,堅持不懈地用馬克思主義引領各種社會思潮,批判和抵制形形色色的在私有制基礎上產生的傳統觀念。
在十九世紀,有人把資產階級的自由、正義等當作“普世價值”,并用此來反對共產主義,他們說:“宗教的、道德的、哲學的、政治的、法的觀念等等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中固然是不斷改變的,而宗教、道德、哲學、政治和法在這種變化中卻始終保存著。還存在著一切社會狀態所共有的永恒真理,如自由、正義等等。但是共產主義要廢除永恒真理,它要廢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所以共產主義是同至今的全部歷史發展相矛盾的。”
馬克思恩格斯批評了這種說法。《共產黨宣言》指出:
“至今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在階級對立中運動的,而這種對立在不同的時代具有不同的形式。但是,不管階級對立具有什么樣的形式,社會上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剝削卻是過去各個世紀所共同的事實。因此,毫不奇怪,各個世紀的社會意識,盡管形形色色、千差萬別,總是在某些共同的形式中運動的,這些形式,這些意識形式,只有當階級對立完全消失的時候才會完全消失。”[21]
我們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與一切剝削制度(尤其是與資本主義制度)相對立的社會制度。這種社會制度使得所謂“普世價值”的各種價值觀,具有與任何階級對立社會根本不同的內涵。我們在政治上、經濟上要同舊社會徹底決裂,相應地也要同在舊制度基礎上形成的“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的內涵相決裂。
應該看到,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未來社會即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原則,并不是主觀的臆測,而是根據社會發展規律推論出來的,有著科學的依據。與空想社會主義者不同,馬克思恩格斯在談到社會主義時,并不是訴諸道德和法,也不是訴諸人的理性,他們認為,從道義上對資本主義的剝削表示憤怒,并從人的理性出發來設計新的社會主義制度,無論多么入情入理,我們總不能認為它是科學的、正確的,而只能把它看作是一種象征。
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關于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設想,是建立在對資本主義社會現實存在的矛盾進行科學分析的基礎上的。列寧指出,馬克思恩格斯提出未來的社會制度問題的根據是:
“共產主義是從資本主義中產生出來的,它是歷史地從資本主義中發展出來的,它是資本主義所產生的那種社會力量發生作用的結果。”[22]
他們的理論邏輯是這樣的:
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社會分工的加深、經濟聯系的密切化,使得生產越來越具有社會的性質,每一件產品都不是單個工人個人的產物,而是由一群工人共同生產出來的,生產出來的產品是供社會消費的,生產上需要的物資是由社會提供的,各個企業密切聯系在一起,整個國民經濟融合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生產力的這種性質,客觀上要求由社會占有生產資料并按照社會的需要調節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行。
但是,生產資料是歸資本家私人占有,是按照追逐剩余價值的目的進行生產的。生產資料的資產階級私有制不適應具有社會性質的生產力的需要,生產方式起來反抗占有方式。因而生產社會性與私人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矛盾就成為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這個矛盾是資本主義社會一切弊病的總根子。為了解決這個矛盾,必須用生產資料公有制取代資本家的私有制。
恩格斯對此有過精辟的分析,他說:
“現在,由于大工業的發展,第一,產生了空前大規模的資本和生產力,并且具備了能在短時間內無限制提高這些生產力的手段;第二,生產力集中在少數資產者手里,而廣大人民群眾越來越變成無產者,資產者的財富越增加,無產者的境遇就悲慘和難以忍受;第三,這種強大的,容易增長的生產力,已經發展到私有制和資產者遠遠不能駕馭的程度,以致經常引起極其劇烈的震蕩。只有這時廢除私有制才不僅可能,甚至完全必要。”[23]
然而廢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剝奪剝奪者”,觸及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勢必引起資產階級的殊死反抗,因此,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無產階級必須在共產黨領導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推翻資產階級政權,打破資產階級的反抗,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這些行動都必須在無產階級世界觀——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才能做到。《共產黨宣言》里提出的未來社會即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原則,是一個完整的科學的體系,它符合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性,反映了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中國共產黨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思想。
上世紀50年代中期,我們黨在批評赫魯曉夫的錯誤觀點時,曾經把社會主義必須具備的基本原則概括為五條,即:
(一)無產階級先進分子組織成為共產主義政黨,這個政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自己的行動指南,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建立起來,密切聯系群眾,力求成為勞動群眾的核心,并且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自己的黨員和人民群眾;
(二)無產階級在共產黨領導之下,聯合勞動人民,經過革命斗爭,從資產階級手里取得政權;
(三)在革命勝利后,無產階級在共產黨領導之下,以工農聯盟為基礎,聯合廣大的人民群眾,建立無產階級對于地主、資產階級的專政,鎮壓反革命分子的反抗,實現工業的國有化,逐步實現農業的集體化,從而消滅剝削制度和對于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度,消滅階級;
(四)無產階級和共產黨領導的國家,領導人民群眾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文化,在這個基礎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為將來過渡到共產主義而奮斗;
(五)無產階級和共產黨領導的國家,堅決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承認各民族平等,維護世界和平,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24]
我們黨把這五條稱之為“十月革命的道路”,指出它是“反映了人類社會發展長途中的一個特定階段內關于革命和建設工作的普遍規律。”[25]這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也就是說,任何國家、任何時候,只要是搞社會主義,都必須堅持的。
后來毛澤東又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書中把它概括為社會主義必須堅持的六條標準,其基本意思是一樣的。
在改革開發的新形勢下,針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鄧小平把我們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概括為四項基本原則,即
“第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26];第二,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第三,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第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27]。
他強調,這四項基本原則并不是新東西,而是我們黨長期以來所一貫堅持的。
這一概括,是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說的意思完全一致的,只是表述有所不同而已。鄧小平指出:四項基本原則是一個完整的體系,是個“成套設備”,缺一不可。“如果動搖了這四項基本原則中的任何一項,那就動搖了整個社會主義事業。”[28]
維護四項基本原則,就是堅持了社會主義;拋棄四項基本原則,就是否定了社會主義。我們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作為立國之本,就是因為四項基本原則反映了社會主義制度的不可缺少的本質特征。拋棄了四項基本原則,也就不成其為社會主義國家了。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什么別的主義,不是什么中國特色資本主義,或者國家資本主義,就是因為我們始終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始終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把它當作立國之本。從本質上講,我們始終堅持了社會主義。
所以,討論社會主義問題,必須牢牢抓住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用鄧小平的概念就是四項基本原則),這是本質的東西,是最基本的問題。然而恰恰是這個基本問題,往往被遺忘、淡化了。這是討論社會主義問題時出現混亂的根本原因。
有人談論社會主義,卻完全不提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這就越說越糊涂了。只有抓住這個本質,社會主義才能說清楚。
舉一個例子來說吧。
現在有人提出“泛社會主義”這個概念,說社會主義不要弄成只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鄧小平一條線,別的就不是社會主義了。那樣社會主義就成了孤家寡人了。應該團結世界上所有的社會主義流派,如民主社會主義、生態社會主義、民族社會主義等等。這些流派,盡管不贊成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但終究都是社會主義,都是社會主義大家庭的成員,應該寬容、團結,不要排斥嘛!
“泛社會主義”論就是撇開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來談論社會主義的典型。
我們該怎樣認識“泛社會主義”問題呢?
首先,我們在理論上必須看到,只有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才是社會主義,反對、否定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就不是社會主義,就不能說它們是社會主義大家庭的一員,這是個大原則,不能含糊。否定了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那就連社會主義都不是了,怎么還能侈談什么“泛社會主義”呢?
其次,即使不是社會主義,只要在實際斗爭(尤其是在國際斗爭)中,主張維護和平,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捍衛勞動人民利益,我們都要團結、建立統一戰線。不是社會主義,不等于就是敵人,不等于不需要團結,不等于不能夠建立統一戰線。為了集中力量打擊主要敵人,我們需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記得我們黨在批評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觀點時,談到與西歐社會黨的關系,就指出了這一點。當時我們黨強調;
“社會黨不是社會主義的政黨。除了個別的左翼以外,它們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為資本主義服務的政黨,是資產階級政黨的一種變形。在社會主義革命問題上,我們同社會黨的立場是根本不同的。不能模糊這種界限。……但毫無疑問,加強對社會黨的工作,爭取同社會黨的左派和中間派建立統一戰線,是很重要的。”[29]
這一論述,對我們認識所謂“泛社會主義”問題是有指導意義的。
四、各國應該根據本國國情,探索實現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具體道路
說明了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并沒有回答社會主義的全部問題。社會主義基本原則還有一個怎么實現的問題。把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付諸實踐,需要各國根據本國具體國情進行探索。國情不一樣,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實現形式必然是不一樣的。正如都是樹,但每顆樹的樹形卻是不一樣的,不可能千樹一形;都是人,但每個人的面孔也是不一樣的,不可能千人一面。
在本質層次上,即就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來說,各個社會主義國家是一樣的,這是社會主義的共性;但在現象層次上,即就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實現形式來說,也就是在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上,各個社會主義國家又是不一樣的,這就是社會主義的特殊性。
任何國家的社會主義都是共性與特殊性的結合,毛澤東把這一點概括為共同規律與民族特點的統一。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是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要遵守的,這是社會發展的共同規律性;但共同規律的實現,不同國家不能不具有自己的民族特點。兩者是統一在一起的:共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共性是通過特殊性表現出來的,離開特殊性,共性就不可能存在;而特殊性則必須體現共性,不反映社會主義的共性,那就是另外一種社會制度了,社會主義特殊性也就不存在了。
在認識社會主義問題時,在方法論上,必須把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與它的具體實現形式區別開來。搞社會主義,一方面,必須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拋棄了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就不是社會主義了,變成別的什么主義了;另一方面,在這些基本原則的實現形式層次上,各國必須結合本國國情進行探索,走自己的路,不能照搬別國的模式。在這一層次上,社會主義是多種多樣的。共同規律與民族特點相結合,這是社會主義發展的必由之路。
注 釋:
[1]《列寧選集》,第4卷,第3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95、29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30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習近平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3年1月6日。
[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8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61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36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678、68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85、28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0]《斯大林選集》下卷,第35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1]《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第276頁,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印,1997年。
[12]《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1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3]《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1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54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5]《列寧選集》,第3卷,第13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11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86、29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8]《列寧文稿》,第1卷,第7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版。
[1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3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9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92、293頁。
[22]《列寧全集》,第31卷,第8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3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4]《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人民日報》1956年12月29日。
[25]《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人民日報》1956年12月29日。
[26]從講話的內容看,鄧小平這里講的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主要是就經濟方面說的,即堅持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按勞分配。
[27]《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64、16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8]《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7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9]中共中央《關于和平過渡問題的意見提綱》,1957年11月10日。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著名經濟學家,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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