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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興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理論是非需要澄清

點擊：作者：衛興華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布時間:2018-07-07 11:2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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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衛興華老師此文2012年曾發表于《政治經濟學評論》，對當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陳清泰在《人民日報》發表的論文進行了有力批駁，指出陳文宣揚要清除所有制鴻溝，不問姓資姓社，實質是要搞私有化。針對最近陳又發文老調重彈，我們重新編發衛老師的這篇文章，讓讀者辯明是非。

　　2012年6月4日的一家中央大報發表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一位作者的大作：《改革的任務并沒有完成，許多似是而非的觀點有待澄清，進一步深化改革需要--超越爭議，公平競爭》（以下簡稱“競爭”）。拜讀全文，深感它本身就是一篇進行爭議其觀點有待厘清的論作，所爭議的又是關系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理論是非和我國社會主義興衰成敗的重大問題，有必要進行討論。

　　《競爭》一文的核心觀點是：“20世紀90年代初‘姓社姓資’問題的突破，大大解放了思想，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掃清了障礙；今天，如果能摘掉企業‘所有制標簽’，清除‘所有制鴻溝’，突破‘姓國姓民’的桎梏，將是生產力的又一次解放”。作者的觀點很明確：從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我國發展與改革已不問“姓社姓資”了，現在應進一步不再問“姓公姓私”，要突破“姓國姓民”即突破國有私有區分。

　　一、鄧小平南方談話突破了“姓社姓資”的區分么？

　　可以肯定，《競爭》一文的這種觀點是偏離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也偏離我國憲法的。所謂20世紀90年代初突破了“姓社姓資”的區分，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掃清了障礙。這一論斷本身就存在自我矛盾。我國建立的市場經濟體制，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體制，即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相結合的經濟體制。怎么能說是突破了“姓社姓資”的區分了呢？固然，市場經濟本身不具有特定的社會經濟性質，它可以與資本主義相結合，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也可以與社會主義相結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因此，市場經濟不能脫離開一定的社會經濟制度而單獨存在，也就是離不開“姓社姓資”的區別。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國的市場經濟姓“社”不姓“資”。這是江澤民同志和中央有關文件一再講清楚了的。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主要區別是什么？江澤民同志明確指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不是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重要的是要使國有經濟和整個公有制經濟在市場競爭中不斷發展壯大，始終保持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充分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又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在所有制結構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經濟為主體，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為補充，……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分配方式為補充，兼顧公平與效率”。江澤民強調指出：將“社會主義”加之于市場經濟，不是畫蛇添足，而是畫龍點睛。如果搞市場經濟不問“姓社姓資”，或曰突破“姓社姓資”的“障礙”，其結果，必然走向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所謂20世紀初“突破姓社姓資”的區分，顯然指的是鄧小平1992年的南方談話。這個談話確實涉及“姓社姓資”問題，但被一些人誤解了其原意。鄧小平講：“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決不能把鄧小平的這段話解讀為：不要怕走資本主義道路，改革開放可以不問和不管姓‘資’姓‘社’。然而，有些人就是這樣理解問題的。《競爭》一文也持類似的觀點。

　　鄧小平講這段話的本意是，不能用抽象的模糊不清的姓“資”姓“社”的爭論干擾改革開放大業，何謂“資”，何謂“社”，并不是認識很清楚的。在“左”風時期，把不是資本主義的東西說成是資本主義，如包產到戶，集市貿易，商品經濟，長途販運，個體經濟等。自留地和家庭副業也是“資本主義尾巴”，主張割掉。甚至把社會主義的東西也當作資本主義來限制，如把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原則和八級工資制作為產生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法權（權利）”加以“限制”和批判。改革開放以來，“提出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許多人不同意，家庭聯產承包還算社會主義嗎？嘴不說，心里想不通，行動上就拖，有的頂了兩年，我們等待”。再如，鄧小平一再有針對性地指出：市場多一點，計劃多一點，不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別。“我們必須從理論上搞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分不在于是計劃還是市場這樣的問題。……不要以為搞點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道路，沒有那么回事，計劃和市場都得要。”對于辦特區，也有人不同意，擔心是不是搞資本主義。

　　本來，改革開放，就是要利用中外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來發展我國經濟。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是市場取向的改革，要突破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引入市場調節機制，要使商品經濟充分發展，要引進外資，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所有這些，都與改革開放前的“社會主義道路”不完全相同，人們會把其中差異的東西，看作是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道路。因而“邁不開步子，不敢闖”，“怕走了資本主義道路”。鄧小平決不是說：不要再問姓“資”姓“社”，不要怕走資本主義道路。他的本意是：第一，不要把不是資本主義的東西，看作是資本主義，甚至連什么是社會主義，什么是資本主義都沒有搞清楚，就糾纏于姓“資”姓“社”的無謂爭論，干擾改革開放；第二，市場取向的改革道路，是屬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是資本主義道路，要邁開步子去走、去闖，“怕走了資本主義道路”是多余的顧慮；第三，判斷改革開放是非得失的標準，不是模糊不清的抽象的甚至被顛倒了的姓“資”姓“社”的標準。即使是某些姓“資”的東西，如引進外資（外國資本主義經濟），也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而是利用外資來發展我國社會主義事業。“三資”企業“受到我國整個政治、經濟條件的制約，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有益補充，歸根到底是有利于社會主義的”。為了在這個問題上進一步澄清理論是非，鄧小平提出了判斷改革開放和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標準：“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是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鄧小平明確指出：外資是資本主義經濟。有必要明確，我國的私營企業，也是資本主義經濟。個體經濟存在于多個社會經濟形態中，不存在姓“資”姓“社”屬性。這類非公有制經濟雖然其性質是非社會主義經濟，但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并存，符合鄧小平提出的三條“有利于”社會主義的標準，所以要鼓勵、支持和引導其發展。按照三條“是否有利于”的標準來判斷，發展包括資本主義經濟在內的多種所有制經濟，走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而非資本主義道路。因為堅持了公有制為主體，就是堅持了社會主義經濟為主體，依然保持了國家和社會的社會主義性質。

　　鄧小平不但不會提出，改革開放可以不問和不管“姓資姓社”，主張什么突破“姓資姓社”的障礙，恰恰相反，他主張科學地應辨別“姓資姓社”，堅定走社會主義道路。他提出并一貫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其中一條就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就在南方談話中，他依然強調：“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必須始終注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依靠無產階級專政保衛社會主義制度”。再具體點講，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還明確提出了社會主義本質、社會主義道路、判斷社會主義事業是非得失的標準和判斷姓“社”姓“資”的標準等問題。他講：“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這就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根本性問題。從社會主義本質規定，可以明確社會主義道路，從根本上說，就是共同富裕的道路。因而小平同志接著指出：“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要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富，窮的愈來愈窮，兩極分化就會產生，而社會主義制度就應該而且能夠避免兩極分化。”不言而喻，為了實現共同富裕，就要解放生產力和大力發展生產力，這是物質保證。還需要有制度保證，那就是以公有制為基礎或主體。只有在公有制的基礎上才可能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一切私有制包括資本主義私有制是做不到這一步的。這就引出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所有制基礎差別問題，也就是引出了判斷姓“社”姓“資”的標準問題。鄧小平指出：“對辦特區，從一開始就有不同意見，擔心是不是搞資本主義”。深圳特區究竟姓“社”還是姓“資”？用什么標準判斷？鄧小平回答說：“深圳的建設成就，明確回答了那些有這樣那樣擔心的人。特區姓‘社’不姓‘資’。從深圳的情況看，公有制是主體，外商投資只占四分之一。”從鄧小平的論斷可以明確認識：判斷姓“社”姓“資”的標準，首先是所有制基礎。只要堅持公有制為基礎或主體，就是姓“社”。有人離開鄧小平判斷姓“社”姓“資”的所有制標準，硬把他講的三條“是否有利于”的標準，作為判斷“社”與“資”的標準，是一種離開原意的不正確的解讀。他們一邊斷言鄧小平南方談話主張不問“姓社姓資”，一邊又說鄧小平提出了判斷“姓社姓資”的三條“是否有利于的標準”。這種自我矛盾的兩邊說法都是誤解與錯解。其實，三條“是否有利于”的標準，是判斷改革開放和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標準。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四大報告中明確說明：“判斷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歸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為標準”。有必要指出：上述三條判斷標準，是判斷社會主義事業得失成敗的標準，強調的是怎樣搞好社會主義事業的標準，包括怎樣搞好社會主義經濟社會發展和社會主義改革的標準。應注意到：它講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和綜合國力的提高，都有個前置詞：“社會主義社會的”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鄧小平南方談話中所涉及到的一切問題，都不存在強加于他的所謂不問“姓社姓資”，“突破‘姓社姓資’障礙”的問題。至多可以說，鄧小平南方談話突破了計劃經濟姓“社”、市場經濟姓“資”的傳統觀念。但不能以偏概全，認為改革與發展中可以一概不問和不管“社”與“資”的區別，不需要再去區分什么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了。這種解讀是完全錯誤的。

　　鄧小平的南方談話，實際上體現著他深厚的社會主義情結。請再讀一下他下面的這些話：“社會主義和改革開放能不能堅持，……從一定意義上說，關鍵在人”，即既要堅持改革開放，又要堅持社會主義，不能離開堅持社會主義只講改革開放。能否同時堅持兩者，鄧小平寄期待于后人。“黨的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要長治久安，就要靠這一條”。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就是要堅持經濟建設為重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不能只堅持其一，不堅持其二。“我堅信，世界上贊成馬克思主義的人會多起來的，因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經歷一個長過程發展后必然代替資本主義，這是社會主義歷史發展不可逆轉的趨勢，但道路是曲折的”。馬克思主義是搞社會主義的，是搞科學社會主義，我國將其發展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根據鄧小平理論，不僅要堅持和發展我國的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而且要放開眼界，要從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看到資本主義最終會被社會主義所取代的歷史必然性。這既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告訴我們的，也是在社會主義運動低潮時期鄧小平南方講話再次告訴我們的。怎么能說鄧小平南方講話是不問“姓社姓資”，突破了“姓社姓資”的障礙了呢？

　　二、我國目前的改革與發展需要“突破姓國姓民的桎梏”么？

　　《競爭》一文講：在我國漸進式的改革中曾不得不對不同所有制企業區別對待、輪番政策調整的作法沒有及時改變，有一些延續至今。輿論、政府管理和涉及企業的許多政策都打上了“所有制烙印”，包括已經上市的股權多元化的公眾公司，每家企業都有一個“所有制標簽”，在市場中形成了一條很深的“所有制鴻溝”。《競爭》一文批評了“國有企業處于強勢地位”，而“很多民營企業因此被擋在門外”。批評有些地方政府“做大”國有企業。最后提出：“今天，在特別需要鼓勵創新、擴大中等收入階層的時候，如果能摘掉‘所有制標簽’，消除‘所有制鴻溝’，突破‘姓國姓民’的桎梏，將是生產力的又一次解放。”

　　在我國當代條件下，怎樣看待“資”與“社”、“公”與“私”的關系問題，不是一個一般的理論和學術問題，而是關系到中國共產黨舉什么旗，走什么路，建立什么樣的社會經濟制度的重大政治和社會經濟問題。我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以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否認同這一指導思想，是否認同這一道路與制度的選擇，就會對“資”與“社”、“公”與“私”的關系問題產生不同的和對立的看法。

　　“資”與“社”的關系同“公”與“私”的關系實際上是同一個問題。資本主義以私有制為基礎，社會主義以公有制為基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

　　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科學社會主義，始終堅持社會主義將實行“社會所有制”，即全社會占有生產資料。“社會所有制”、“公有制”、“公共所有制”在馬恩著作中是一樣的涵義。馬克思主義強調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不是為公有而公有，而是服從于社會主義的兩項本質要求：其一是消除資本主義私有制與生產社會化的矛盾，解放和快速發展生產力；其二是消滅剝削和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使勞動人民獲得解放。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提出：“社會從私有財產等等解放出來，從奴役制解放出來，是通過工人解放這種政治形式來表現的。這并不是因為這里涉及的僅僅是工人的解放，而是因為工人的解放還包含普遍人的解放。”《共產黨宣言》中指出：“把資本變為公共的、屬于全體社會成員的財產”。無產階級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手里，并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在馬恩的其他著作中如《資本論》、《哥達綱領批判》以及直至恩格斯逝世前于1895年3月為馬克思的《1848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書寫的《導言》中，一以貫之地強調社會主義運動的重要任務是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導言》中強調指出：“這本書（指馬克思《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書--引者）具有特別重大意義的是，在這里第一次提出了世界各國工人政黨都一致用以扼要表述自己的經濟改革要求的公式，即：生產資料歸社會所有。”恩格斯于1890年8月21日的一封信中指出：“社會主義社會”“同現存制度（指資本主義制度--引者）的具有決定意義的差別當然在于，在實行全部生產資料公有制（首先是國家的）基礎上組織生產。”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這是從馬恩列到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以及我國憲法和中央有關文件，始終作為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一個基本原理堅持不移的。即使我國在新民主主義歷史時期，也要重視發展作為社會主義經濟成分的公有制經濟首先是國有經濟。

　　毛澤東在1940年寫的《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在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性質，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力量，……并不禁止‘不能操縱國計民生’的資本主義發展”。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中，再次強調指出：新中國的“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私營企業是“私人資本主義”。區分了“社”與“資”的不同。接著講:要“使國營經濟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成分”，“誰要是忽視或輕視了這一點，誰就要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又說：“在發展工業的方向上，有些糊涂的同志認為主要地不是幫助國營企業的發展，而是幫助私營企業的發展；或者反過來，認為只要注意國營企業就夠了，私營企業是無足輕重的了。我們必須批判這種糊涂思想。”這里講的是新民主主義經濟結構的問題，還不是講社會主義，但也要重視國營經濟（國營企業）的社會主義性質及其領導作用，重視其發展中的“主要”地位。1949年全國政協通過的《共同綱領》中也明確指出：在多種經濟成分中，“國營經濟為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是整個經濟的領導成分”。“凡屬有關國家經濟命脈和足以操縱國民生計的事業，均由國家統一經營”。

　　當然，在改革開放前的年代中，我國脫離開生產力還很落后的國情，過早地消滅了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個體經濟，追求“一大二公”、公有制一統天下的社會主義，不利于生產力的快速發展。改革開放以來，實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并不是像某些人所說的是對馬克思“傳統社會主義”的擯棄，而是源與流、繼承與發展的關系。繼承了什么？發展了什么？主要繼承了最重要的四個基本原理。第一是，社會主義要快速發展生產力；第二是，社會主義要“以所有人的富裕為目的（馬克思語），實現“共同富裕”；第三是，公有制（首先是國有制）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第四是，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這四個基本原理的內容，在馬、恩、列的著作中有很多和很豐富的論述，這里為節省篇幅不必多加引證。鄧小平理論和整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對馬克思主義的繼承與發展，表現在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和中央有關文件和我國憲法中。鄧小平提出社會主義本質的規定：根本任務是解放與發展生產力，根本目的是共同富裕，是對馬恩列理論的繼承。而對社會主義本質的科學概括，并創新性提出社會主義條件下，還需要“解放生產力”，又是發展。鄧小平和黨中央提出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同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的關系，也是繼承與發展的關系。繼承了什么？繼承了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從1982年到1992年，我國憲法幾經修改，但有關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一條始終保留未動，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了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發展了什么？根據我國生產力水平低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提出了既不搞單一的公有制，又不搞私有化的所有制結構。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并將此內容補入憲法。公有制為主體，既是繼承，又是發展。強調公有制為主體，就是強調社會主義經濟為主體。在鄧小平理論和中央有關文件中，是將兩者作為涵義相同的概念通用的。有了公有制為主體才能保證我國的社會主義性質，這是對科學社會主義的繼承。但公有制只能是“主體”，不能是“全體”。還有非公有制經濟即非社會主義經濟共同發展，這是理論和實踐的發展。

　　正因為以國有經濟為核心的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經濟或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非公有制經濟是非社會主義經濟，因而否定國有經濟和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就是挖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就是否定社會主義。

　　共產黨人和馬克思主義者，如果認同以鄧小平理論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認同我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就應當認同它的有關指導思想。讓我們重溫一下有關論述。

　　鄧小平指出：“我們允許個體經濟發展，還允許中外合資經營和外資獨營的企業發展，但是始終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一個公有制為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我們就是要堅決執行和實現這些社會主義的原則。”“我們大陸堅持社會主義，不走資本主義的邪路”。“社會主義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二是不搞兩極分化。……發展一點個體經濟，吸收外國的資金和技術，歡迎中外合資合作，甚至歡迎外國獨資到中國辦工廠，這些都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又說：“我們在改革中堅持了兩條，一條是公有制經濟始終占主體地位，一條是發展經濟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只要我國經濟中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就可以避免兩極分化。”

　　從鄧小平的這些論述可以清楚地看出這樣幾點：首先，公有制為主體，是我國“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必須堅持、堅決執行和實現”這一原則。其次，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不走資本主義邪路”，就是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反之，放棄和否定公有制為主體，就是走上“資本主義邪路”。第三，之所以堅持公有制為主體，是因為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經濟，非公有制經濟是非社會主義經濟。第四，強調社會主義是共同富裕，不搞兩極分化，就要以堅持實行公有制為前提。需要說明一下：上述鄧小平的論述中，沒有提到私營經濟。因為當時在中央文件和領導人講話中還未正式提出“私營經濟”概念，私營經濟還剛開始發展。1987年黨的十三大報告正式提出私營經濟概念，并說明“私營經濟是存在雇傭勞動關系的經濟成分”。所謂“雇傭勞動關系”就是資本主義關系。它與個體經濟、外資經濟一樣，都是非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經濟“也就是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的有益的補充”。

　　堅持公有制為主體，首先需要堅持和發展作為公有制核心的國有經濟。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指出：“發展壯大國有經濟，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對于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增強我國的經濟實力、國防實力和民族凝聚力，具有關鍵性作用”。

　　江澤民同志對于堅持、發展和搞活國有經濟有大量的深刻的論述。茲擇引幾處：“搞好國有大中型企業，對增強我們經濟實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持社會穩定，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重要的是要使國有經濟和整個公有制經濟在市場競爭中不斷發展壯大，始終保持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充分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如果失去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也就不可能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所以，搞好國有企業特別是國有大中型企業，既是關系到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重大經濟問題，也是關系到社會主義制度命運的重大政治問題。”又說“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是社會主義的一項根本原則，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標志。……只有確保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才能防止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任何動搖、放棄公有制主體地位的做法，都會脫離社會主義的方向”。否定和放棄國有經濟為核心的公有制經濟，等于否定和放棄社會主義制度，否定和放棄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江澤民語重心長地說：“沒有國有經濟為核心的公有制經濟，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也就沒有我們共產黨執政以及整個社會主義上層建筑的經濟基礎和強大物質手段。這一點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必須有清醒的深刻的認識。”《競爭》一文的作者作為國家高級干部，是否注意到“這一點”？是否有“清醒的深刻的認識”？

　　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繼續強調“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提出兩個“毫不動搖”，即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要“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我國憲法是我國社會主義國家的根本大法，必須遵守。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

　　然而，《競爭》一文竟不顧上述這一切理論指導和憲法規定，提出：“突破‘姓國姓民’的桎梏，將是生產力的又一次解放”。這里所講的“姓國”，是指國有經濟。所講的“姓民”，是指民營經濟，實際上主要是私營經濟。他批評政府管理企業的政策都打上了“所有制烙印”，每家企業都有個“所有制標簽”，形成了一條很深的“所有制鴻溝”。它歷數“國有企業處于強勢地位”的諸多“弊端”，排擠了民營企業。提出與有些人批評國有企業“與民爭利”一樣的指責。

　　然而貶“國”揚“民”的理論是非應當澄清。不應當將“國”與“民”對立起來，斷言“國”損害了“民”的利益，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提出要突破這個“桎梏”。不應當顛倒地這樣看問題：國有經濟“與民爭利”，損害人民利益，而民營經濟則代表人民的利益。其實，國有經濟，是作為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代表全民占有生產資料，因而是全民所有制經濟，它應是全民利益所系。而民營經濟，現在一般作為私營經濟的代名詞，它只代表私人資本或私人資本群體利益，并不代表全民。雖然它的發展客觀上有利于國家和人民。斷言國有經濟損“民”擠“民”，成為生產發展的“桎梏”，完全是強加于國有經濟的不實之詞。即使在改革開放前的近30年中，存在“左”的錯誤，損害了經濟社會的發展，但國有經濟的利稅率還是比較高的，許多國有企業三、五年上繳國家的利潤就可以償還建設投資。新中國不到30年的成就超過了舊中國幾百年，就是靠得國有經濟的貢獻。社會主義國有經濟取代官僚資本和帝國主義掠奪性資本，公有制取代封建主義私有制，總的來說，起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作用。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獲得更快發展，這里有非公有制經濟的貢獻，但同樣有以國有經濟為主導的公有制經濟的貢獻。把國有經濟的發展，做大做強，貶之為“與民爭利”，擠壓了非公經濟，是生產力發展的“桎梏”。這種在中央大報上的宣傳，會在理論和實踐上產生誤導，偏離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及其道路。事實上，改革開放以來，國有經濟為改革大業付出了巨大成本，諸如：國有經濟為非公有經濟的發展提供了系統的基礎設施；國有資源如煤礦等讓私人資本低成本開采，使煤老板暴富；稅負不公平，對外資企業給予多種照顧和優惠政策，而國企稅負長期高于外資和私營企業；在“國退民進”的高調宣傳下，大量國有資產流失，化公為私，許多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改制為私營企業，占相當比例的私營企業是由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轉化而來的；國有企業在體制轉軌中處于不平等競爭的地位，特別是大型老國有企業，上繳國家的利稅已幾倍于國家投資，但在舊體制下，企業辦社會，背著沉重的包袱，國家又對國企“竭澤而漁”，利潤全部上繳，連折舊費也上繳，沒有留下企業自我補償與自我積累的基金，改革轉軌中難與輕裝上陣的外資、私企在市場經濟的海洋中平等競爭，市場份額不斷被迫讓出。當我們考察和評論國企私企關系及其地位和作用時，不能不考慮這方面的實際情況。

　　目前，國有企業的數量已大為減少，所占比重也不斷降低。國有企業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已很低，有關資料顯示，2010年只占12.5%，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已不斷削弱，《競爭》一文還要求繼續突破“姓國姓民”的桎梏，摘掉“ 所有制標簽”。若果其如此，國有企業將會繼續減少，國有經濟和整個公有制經濟將完全讓位私有制經濟了。

　　三、應弄清國有經濟在社會主義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

　　《競爭》一文中提出“正確認識‘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然而它提出“正確認識”并不正確。它說“‘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這是中央認定的國有經濟的定位。如果說，進入21世紀前，實踐這一使命，就是使國有資本大舉進入重大基礎設施、基礎原材料、能源開發、重要服務業、重要制造業，為工業化奠定基礎的話，那么，今天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瓶頸，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領域已經轉向某些社會產品，如醫療保障、養老保障、住房保障、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等；……”。“大量國有資本連同收益仍滯留在一般制造業，就踐行‘控制國民經濟命脈’而言，已經沒有什么意義。在競爭性領域很難認定政府對某個行業是否具有資本控制力就‘關系國民經濟命脈’；也很難確認在某個行業提高國企占比就能體現國家控制力”。它主張“國家特別需要，非公資本無意或無力進入的領域是國有資本發揮作用、體現價值的重要空間”。

　　《競爭》一文是完全離開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制度基礎和本質要求來給國有經濟定位的。對國有經濟掌握“國民經濟命脈”的本意和內涵也提出了根本性的改變。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有它確定的涵義。“國民經濟”是指什么？難道能離開工業、農業、建筑業、交通運輸業、商業、郵電業、金融業、地質勘查業、公共設施管理業、航天業、軍工業等這些國民經濟各行業來談“國民經濟”和“國民經濟命脈”么？能離開中央的指導思想和有關“國民經濟命脈”的規定，把醫療保障、養老保障、住房保障等界定為“國民經濟命脈”么？江澤民同志在1995年6月的一次講話中說：“改革開放17年來，國有經濟和其他所有制經濟都有很大發展，但國有經濟始終控制著國家的經濟命脈。在電力、石油、天然氣、石油加工、冶金等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行業中，國有經濟都占絕對的支配地位。特別是金融、通信、鐵路、航空等屬于國家命脈的領域，更是掌握在國家手里。”然而，《競爭》一文斷言在制造類領域國有經濟繼續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已經沒有什么意義”。那就是說，這些原確定的國民經濟命脈的領域，國有經濟應當退出，改由私營、外資企業去控制。國有經濟應轉向《競爭》一文所另界定的“國民經濟命脈”部門，如提供公共產品的社會保障等領域。國有資本只可在私人資本“無意和無力進入的領域”發揮作用。

　　《競爭》一文為確立自己的這一觀點，還提出一些邏輯不通的“論證”。它說：“在競爭性領域很難認定政府對某個行業是否具有資本控制力就關系‘國民經濟命脈’”。這是要論證什么問題呢？它的本意是說：在競爭性領域，不存在“國民經濟命脈”部門，不能因為在此領域國有資本具有控制力，就認為關系“國民經濟命脈”。其實，競爭性領域和非競爭性領域，都存在國民經濟命脈和非國民經濟命脈之分。并不是根據國有資本在其中是否具有控制力來確定其是否為“國民經濟命脈”部門，而是相反，首先應確定哪些是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部門，應由國有資本去控制。《競爭》一文說：“也很難確認在某個行業提高國企占比就能體現國家控制力”，這話又想說明和解決什么問題呢？難道由國有資本控制的國民經濟命脈部門，可以不“提高國企占比”么？難道私有資本占優勢的國民經濟命脈部門國有資本能起控制作用么？

　　研究和討論國有經濟和整個公有制經濟在我國的地位和作用，既要從怎樣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去考慮，更需要從生產力和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統一與發展中去著眼。離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發展與完善，離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堅持與發展，去談論國有經濟的進退，就背離了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會偏離社會主義道路，滑向“和平演變”歧路，就會使中國共產黨失去其執政基礎，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最終改旗易幟。

　　有必要弄清楚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有經濟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經濟在社會性質、地位和作用方面的不同。前者不能以后者作為參照系。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經濟，并不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也不是資本主義經濟內在的天然要素。資本主義以私有制為基礎，即使沒有國有經濟，也無損于資本主義一根毫毛。資本主義后來發展起來的國有經濟，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不是全民經濟。它是為了用“看得見的手”補充“看不見的手”的缺陷所需要的政府調控手段，也是私人資本一般不愿意或無力進入的部門。為應對危機等特殊形勢，為保障資本利益，時而國有化，時而私有化。

　　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國有經濟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可概括為以下幾方面：

　　第一，它與其他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社會主義經濟內在的必要的構成，是實現社會主義本質即大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和兩極分化，達到共同富裕的制度安排；

　　第二，國有經濟是我國國民經濟的主導力量，它保證社會主義國家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保證經濟社會發展的社會主義方向；

　　第三，國有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家進行宏觀調控、克服市場經濟缺點和市場失靈的物質手段；

　　第四，是保證我國經濟獨立自主和國家安全，應對國內外突發事件如國際金融與經濟危機、國外政治動亂、國內嚴重自然災害的物質手段；

　　第五，是實現重大科技創新、科技興國、實現國家現代化、應對國際競爭的堅強力量；

　　第六，是增強我國經濟實力、國防實力，增強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力量；

　　第七，以國有經濟為核心的公有制經濟，是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基礎。

　　1999年9月《中共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概括說明了國有經濟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中的關鍵性地位和作用：“世紀之交，……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有新的發展。綜合國力越來越成為決定一個國家前途命運的主導因素。我們要增強國家的經濟實力、國防實力和民族凝聚力，就必須不斷促進國有經濟的發展壯大。包括國有經濟在內的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是國家引導、推動、調控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基本力量，是實現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證。……從總體上增強國有企業的活力和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對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促進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持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鞏固社會主義制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有些人不贊同講包括國有經濟的公有制經濟是共產黨的執政基礎，提出：非公有制經濟也是共產黨的執政基礎。這種認識是不對的。有必要弄清：為什么說國有經濟和整個公有制經濟是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基礎。

　　共產黨的根本宗旨，是要消滅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一切剝削和奴役制度，讓全體勞動人民擺脫貧困與壓迫，消除貧富兩極分化，實現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為此，就搞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就需要實行公有制。在國家存在的條件下，要首先實行國有經濟。如果不搞公有制經濟，或將已建立和發展的公有制經濟改變為私有制，搞全盤私有化，走非社會主義道路，那就不需要共產黨了。《共產黨宣言》和共產黨的稱謂，就是表明，它是要共生產資料的。如果不搞社會主義，放棄公有制經濟，而搞私有制經濟，讓私人資本占統治或主體地位，與共產黨的根本宗旨相悖，共產黨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如果經濟基礎變了，公有制為基礎或為主體變為私有制為基礎或主體了，上層建筑會隨之變化。蘇東等原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制度的劇變，導致政權的劇變，共產黨失去其執政地位，就是前車之鑒。對于國有經濟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西方某些政要和學者的認識，比我國的某些官員和學者認識得更透徹、更準確。西方敵對勢力圖謀和平演變我國社會主義制度，首先要演變我國的經濟基礎，那就是力圖搞垮我國的國有經濟。有些西方政要，如尼克松、克林頓等，對中美關系的發展還起過積極作用，但是，同樣主張通過“銷蝕”和“衰亡”我國國有經濟以演變我國社會主義制度。我國2000年出版的尼克松的《透視世界》一書中講：“在經濟方面，中國朝自由市場制度前進的過程已經走了一半，現在，它的兩種經濟--一種私有，一種公有--正在進行殊死的競爭”，“戰斗還遠沒有結束”。只要美國“繼續介入中國的經濟，就能在幫助私營經濟逐步銷蝕國營經濟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另外，美國駐華大使館新聞處2000年9月的《背景材料》中提及克林頓的講話：“要在中國推行美國的‘價值觀念’”，使中國“加大國有企業的衰亡”，讓“私營企業取而代之”，給“為人權和法治而奮斗的人們增添力量”。請看，美國政要對我國的國有、公有經濟與私有經濟的好惡和取舍態度多么強烈與顯明！他們把我國的公有與私有兩種經濟的相互關系，看作是誰戰勝誰的“殊死戰斗”，他們要“介入”中國經濟演變，力求使國有、公有經濟由私營經濟“取而代之”。在這種國際背景下，我國的某些官員與學者，不斷制造輿論妖魔化國有經濟，向國有經濟開刀，豈不正中西方和平演變勢力的下懷么？難道不應該提高警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