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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興華：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及其轉化——一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方法論的視角

點擊：作者：衛興華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布時間:2018-04-28 12:4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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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及其轉化，首先應正確理解和運用諸如歷史唯物主義方法、抽象力方法、歷史與邏輯方法等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方法。以分配領域研究為例的分析表明，按照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原則，將效率與公平的統一放在分配領域是不適當的，應是生產效率與分配公平的關系。學術界已有研究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及其轉化的解讀存在認識上的誤區。正確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及其轉化必須將需求側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的新特點與供給側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的新特點統一起來。

　　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方法問題

　　政治經濟學的方法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打開這門科學理論體系的鑰匙。《資本論》和馬克思的其他經濟學論著，體現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方法，也體現了科學抽象方法。我們讀《資本論》，會強烈地感受到它的歷史唯物主義方法。

　　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的序言中，馬克思就講了這么一段話：“為了避免可能產生的誤解，要說明一下。我決不用玫瑰色描繪資本家[1]10和地主的面貌。”這里的問題是，為什么馬克思講這個話？為什么可能產生這樣的誤解？因為當時工人運動存在不同的派別，有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不是把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存在和發展看作是社會發展的歷史必然，似乎是產生于資本家的理性缺失，因而咒罵資本家。恩格斯在為《資本論》第一卷寫的書評中講：“拉薩爾的全部社會主義在于辱罵資本家，……在這里我們看到的情況恰恰相反。馬克思[2]先生明白地指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必然性”。

　　《資本論》深入地解釋了資本剝削雇傭勞動剩余價值的階級對立關系，但它沒有辱罵和譴責資本家。馬克思指出：“我的觀點是把經濟的社會形態的發展理解為一種自然歷史的過程。……同其他任何觀點比起來，我的觀點是更不能要個人對這些關系負[1]10責任的。” 就是說，既然資本主義的產生與發展是一種客觀的必然的歷史過程，就不能要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家和地主個人，為資本主義剝削制度承擔責任。《共產黨宣言》中還肯定了資產階級反封建主義中的革命作用和它大力發展了生產力的歷史作用。

在《資本論》中還有一段話說資本主義榨取剩余勞動的方式比奴隸制、封建制有進步性，有它的特點。講了三條，第一條是資本主義榨取剩余勞動的方式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

　　第二條是有利于社會關系的發展。所謂有利于社會關系的發展，不僅僅是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發展，馬克思看到資本主義出現了一些新的經濟關系。馬克思把資本主義新出現的股份制和工人合作社，叫做在資本主義方式內部對資本主義的揚棄，把股份制看作是走向社會主義的過渡點。目前新的社會關系，在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發展得更多了，進一步發展了，馬克思沒有看到的一些新現象出現了。馬克思看到的那個資本主義是無計劃的。二次世界大戰后許多資本主義國家也搞經濟計劃，勞動時間縮短了，而且建立了比較系統的社會保障制度。這些新的發展如果按照馬克思的觀點來看，不是離社會主義更遠，而是離社會主義更近了，也可以說這是新出現的在資本主義制度內對資本主義的進一步揚棄，也可以說是走向社會主義的新的過渡點。以上是馬克思講的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有利于社會關系的發展的兩點內容的說明。

　　馬克思講的第三條，是有利于為新形式的社會制度提供社會條件。資本主義發展給社會主義提供了物質和社會條件。與奴隸制、封建制等剝削制度相比，資本主義雖然也剝削剩余價值，但是它比起以往的舊制度來有其進步性，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但是有的學者錯解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他認為，某種社會制度包括一切剝削制度，既然是必然產生和存在的，是由當時的生產力狀況決定的，其剝削制度就是合理的、公平的、正義的。這樣理解并不正確，應分清歷史唯物主義的真實內容。馬克思主義認為，不能用道義原則來說明社會歷史發展過程，剝削制度的產生不是由于剝削階級的道德、正義、公平等理念的缺失，而是歷史必然性，是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只能用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規律予以說明。而剝削階級及其學者，則認為該制度是天然合理的、公平的。有的號稱馬克思主義的學者，竟然將這種辯護性觀點，當作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我國理論界對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存在不少的誤解、錯解。

　　我們知道，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把社會歷史的發展看作是自然的歷史過程，即是客觀的、必然的發展過程，不能用道義的原則來解釋某種社會制度的存在和變遷，來解釋剝削制度的產生，它是必然的過程，不是由于道義的缺失產生了剝削制度。而且在不同的制度下，在不同的歷史時代，不同階級，都有自己的公平合理標準、價值標準。在奴隸社會，連著名學者亞里士多德也認為奴隸制度是合理的、公平的，更不要說奴隸主階級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資產階級及其辯護學者當然認為資本主義制度最合理、最公平。甚至在勞動群眾中也會有人認為資本主義是合理的、公平的，是資本家養活了工人。每個不同的統治階級，都有自己的公平原則，并成為該社會的主流觀點。但是我們不能把剝削階級的公平思想、公平原則，當作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原則，要把這兩者明確分開。

　　馬克思既贊揚了資本主義發展生產力，肯定了它比奴隸制度、封建制度更進步，但是他又揭露了資本主義的剝削制度實質，特別是一百多年以前那種殘酷的剝削制度。談到資本原始積累，大家知道英國歷史上“羊吃人”的故事，把個體農民趕走，變成牧場，又強迫這些失去土地的農民變成雇傭勞動者。資本原始積累是用血和火的文字寫入歷史的。因此，馬恩從沒有講過資本主義剝削制度是合理的、公平的、正義的，反而是持批判態度的。但國內有學者竟將馬恩批判的資產階級辯護性觀點，作為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進行宣傳。恩格斯曾尖銳抨擊了這種觀點：“現代資本家，也像奴隸主……和封建主一樣，是靠占有他人無酬勞動發財致富的，……這樣一來，有產階級胡說現代社會制度盛行公道、正義、權利平等……這一類虛偽的空話，就失[3]去了最后的立足之地”。列寧曾批判過修正主義者認為資本主義進步，因此“揭露它的貪得無厭和殘酷無情就毫無意義”。“我們要說的是：資本在喝你們的血，它將喝干波斯人和所有人的血，只要不推翻它，它就將繼續喝血，這是一個真理。而且我們還要補充這一點：沒有資本主義的發展，就沒有戰勝資本主[4]義的保證。”

　　這個問題涉及怎樣認識我國出現的兩極分化問題，為什么會產生兩極分化？學界有不同的觀點。有的說是由于腐敗、壟斷產生了兩極分化，有的講是由于城鄉差別、地區差別、行業差別等。而劉國光、程恩富、吳宣恭等認為是私有制經濟占比超越公有制經濟的結果。事實上，幾十億、幾百億、幾千億元的富豪，是大私營企業家。我國還有學者不但否定資本主義有剝削，還說工人工資拿多了就剝削了資本家。理論是非完全顛倒了。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另一個方法，是科學抽象方法。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序言中講：“分[1]8析經濟形式，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二者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我們研究經濟問題，研究經濟形式不能像自然科學那樣，用實驗室來研究，只能用抽象力來代替。抽象力和抽象法是否等同？不少的學者把它等同了。而且有一個不正確的解讀，包括原蘇聯著名學者。他們認為政治經濟學和自然科學不同，不能用實驗室，只能用抽象法。好像自然科學不用抽象法，可用實驗室，而政治經濟和社會科學只能用抽象法。其實這樣的理解是有問題的。我們知道科學抽象有兩種，自然科學在實驗室也要運用科學抽象進行研究。政治經濟學研究經濟問題不能在實驗室來研究，只能用抽象力。抽象力是什么？是思維的抽象，邏輯的抽象，是另一種科學抽象。比如說剩余價值是利潤、利息、地租的抽象，價值是交換價值或是價格的抽象。這個抽象不是實驗室實驗出來的，也不是用化學試劑試出來的，而是馬克思運用抽象力提煉出來的，是用一種思維邏輯的抽象力抽象出來的。原蘇聯著名經濟學家列昂節夫也把抽象力與抽象法等同。

　　上世紀五十年代我國翻譯的列昂節夫的《政治經濟學的對象與方法》一書中講：“政治經濟學與一切社會科學相同，是不能像物理化學那樣來利用實驗的。……而是用抽象的方法來代替的。”那就是說，自然科學可以用實驗室研究，不必用抽象方法。其實，自然科學也要用抽象方法。歷史上就有這樣一個例子：大家知道，亞里士多德是有名的學者，他對物體的墜落，即從高空往下墜落物體，把現象看成本質。他的結論就是，重量輕的物體和重量重的物體從高處往下落的時候速度是不同的。一塊鐵、一塊石頭從高處往下落落得快，一張紙片、一片羽毛落得就慢，認為這就是規律。其實這樣認識是錯誤的，后來的學者就糾正了這種錯誤。伽利略就提出了不同的觀點，他提出：如果沒有空氣的阻力，下落情況會是怎樣？如果設置一個真空的環境，不同物體從上到下墜落的速度是一樣的。運用抽象法，就是要舍去那些非本質的干擾規律性的復雜的因素，抽出那個最本質的內核來。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都要運用抽象法即科學抽象。所不同的是，自然科學可以用顯微鏡、化學試劑，可以在實驗室研究。而政治經濟學所運用的抽象法只能是抽象力，即思維邏輯抽象。

　　還有一個有關方法的問題。我們過去學政治經濟學，包括從蘇聯引來的政治經濟學，講歷史的方法和邏輯的方法。曾經有一種比較流傳的觀點，說恩格斯講過，歷史方法和邏輯方法是一致的。歷史從哪里開始，理論邏輯也從哪里開始。這個說法并不全面，也不完全符合恩格斯的觀點。我們從馬克思的著作來看，他既用歷史的方法，也用邏輯的方法，有的地方又將兩種方法相統一，但是更重邏輯的方法。從歷史發展來看，商業資本、借貸資本遠在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就存在，是先有商業資本、借貸資本，后有資本主義的產業資本，但是馬克思《資本論》中的邏輯結構不是從古代的商業資本和借貸資本出發，而是從產業資本出發。因為從理論邏輯來看，工業資本是資本主義“普照之光”。有了工業資本，才有資本主義制度。但是，馬克思在某些地方又運用歷史的方法，比如馬克思研究貨幣的本質和職能，是從分析價值形式的發展開始的，是從個別的價值形式分析起一直分析到貨幣形式的產生。也可把歷史的方法和邏輯的方法統一起來。

　　例如，關于商品與資本主義的關系，可以從歷史的方法來看：資本主義的產生是以商品經濟的發展為歷史前提的。《資本論》第一卷第四章一開始就講：“商品流通是資本的起點。商品生[1]171產和發達的商品流通，即貿易，是資本產生的歷史前提。”但在《資本論》中，又重在用邏輯的方法分析商品與資本主義的關系。商品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細胞，資本主義一切經濟關系都要通過商品市場關系來實現。而且，通過對商品的分析，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論，而勞動價值論是剩余價值論的理論基礎。要注意到馬恩的原意，我們學習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一定要從系統性整體上把握。馬克思指出：經濟范疇按他們在歷史上起作用的先后次序來排列是不行的，錯誤的。它們的次序倒是由它們在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中的相互關系決定的，這種關系同表現出來的它們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歷史發展的次序恰好相反。邏輯的次序和歷史的次序有時候恰恰相反。我們如果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邏輯方法和歷史方法研究中國經濟社會問題，會有很多文章可做。

　　二、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方法的運用：以對收入分配的研究為例

　　我們曾經長期宣傳一個關于分配原則的觀點：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后來又進一步講，初次分配重視效率，再分配重視公平。那就是說社會主義初次分配可以輕視公平，重視效率。筆者對學術界的這種流行的觀點并不贊同。

　　我們強調了發展生產力，但鄧小平在強調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的同時，也強調要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逐步達到共同富裕，并指出這是社會主義的本質。過去在“左”的年代，我們忽視生產力發展，把重視生產力發展批判為唯生產力論，忽視社會主義不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搞貧窮的社會主義。針對這個問題，鄧小平提出社會主義本質論，這是正確的，是對馬克思恩格斯理論的繼承和發展。

　　筆者一直主張既要重視生產效率，又要重視分配公平，把分配公平和效率統一起來。后來鑒于貧富分化趨勢日趨擴大，馬克思主義學者如劉國光等提出：效率與公平的天平應向公平傾斜。后來終于改變了原來的提法。兩極分化就是因為分配不公平產生的，在已經出現了兩極分化的情況下你還不重視分配公平，行嗎？社會主義能夠不重視分配公平嗎？黨的十七大改變了提法，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既要重視效率，也要重視公平，把兩者統一起來，再分配更重視公平。

　　十七大后好像統一了認識，但是可以說仍留下了兩個問題需進一步澄清，我們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學者應該注意：一個是雖經過十七大把原來關于效率與公平的提法改變了，但是依然是把公平跟效率的統一放在分配領域，就是說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是要把效率跟公平統一起來。初次分配既要重視效率，也要重視公平，再分配更要重視公平。這里好像沒有注意到一個問題，效率是什么？是生產效率，勞動效率。而生產效率、勞動效率是生產領域的問題，分配領域沒有分配效率高低的問題。我們講過這個分配效率高，那個分配效率低么？沒有這個問題。分配領域只有分配公平與不公平，分配合理不合理的問題。效率高低是生產領域的問題，不應該放在分配領域。把效率放在分配領域，在邏輯上就不能成立。兩極分化，貧富分化，就是從分配領域開始的，初次分配怎么能不重視公平？

　　還有一個問題，有的學者也不贊成在出現貧富分化條件下還講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但是他們認為起先這樣講是可以的，那是用以反對平均主義的。但后來出現了兩極分化，就不要再講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了。而筆者的看法是，一開始就不應該這樣講。要知道，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初次分配只重效率，不顧公平，這是西方右翼學者的一個觀點，西方的左翼學者和中派的學者也不贊同，甚至有些西方政府也沒有接受這個觀點，我們竟然引進來作為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你說它是用以反對平均主義？這樣的認識本身就有問題。難道平均主義就是分配公平嗎？初次分配不重視公平，就是為了反對平均主義嗎？那你就是把平均主義叫做分配公平了。平均主義也是分配不公平。不管勞動貢獻多少好壞，分配都一樣，實際上是勞動差的、少的，占有了勞動好的、多的一部分成果，是明顯地不公平。按勞分配應該說是公平的，按勞分配可以促進效率，不是促進分配效率，而是促進生產效率、勞動效率，有利于把蛋糕做大，從而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所以，有的馬克思主義學者主張為了反對平均主義，初期強調效率優先于公平是可以的，只是后來出現貧富分化就不應再那么講了，應強調分配公平了。

　　三、對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的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問題不同解讀的評析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理論問題。但理論界在解讀上存在一些需要辨清的理論是非問題。

　　第一個問題。筆者看到有的文章這樣寫，說任何社會的發展都要經歷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歷史時期的主要矛盾都會發生轉化，用以說明新中國在社會主義發展過程中，經歷了不同的發展時期，所以主要矛盾要隨之發生變化。但是我覺得這樣的論斷、這樣的觀點，值得探討。為什么？

　　我們就以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為例來分析，資本主義發展經歷了不同的歷史階段，西方國家從16世紀就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到現在21世紀，經歷了五六百年發展過程，可分為多個不同的歷史階段。《資本論》把資本主義的發展分成三個階段，要是按現在的實際發展來說，可以是四個階段、五個階段了。但就按馬克思所劃分的三個階段來說，雖然有不同的發展階段，但是資本主義的主要矛盾并沒有隨著發展階段的不同而多次轉化。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當然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任何社會都可以說存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但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矛盾的表現形式，在不同的社會是不同的。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表現在經濟上，就是生產社會化和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表現在政治上，就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這是資本主義的主要矛盾。盡管資本主義發展經歷了若干歷史階段，但是你不能說每個階段都有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生產社會化和私人占有的矛盾始終存在，只是表現的尖銳程度會有不同罷了。這個矛盾引發了周期性的經濟危機，主要矛盾并沒有轉化。所以不能說任何社會不同發展階段主要矛盾都會發生變化。新中國建立以后，社會主要矛盾的提法或判斷變化了好多次，有我們自己歷史發展的特殊性，復雜性、曲折性。

　　第二個問題。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特點是什么？

　　以往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兩種矛盾往往是相互對立和排斥的。而十九大提出的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轉化前后的兩種主要矛盾不是相互排斥和相互對立的，而是一脈相承的、發展的，拓寬的。矛盾的兩側都發展了，提升了。原來講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是低水平的，解決溫飽問題的需求側。落后的生產是落后的供給側。而現在講的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內涵，和原來的主要矛盾的內涵有個抽象意義的共同點：生產和社會供給不能滿足人民需求的矛盾，只不過具體內涵發生了變化。原來需求是日用消費品也不能滿足的低水平的需求，社會生產落后是絕對的落后。現在的需求提高和拓寬了，是廣大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求，不再是低水平的解決溫飽問題的需求。現在講生產力已不再是落后的生產力，我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已穩居世界第二。十九大報告提出，我國的“社會生產能力在很多方面進入世界前列”。因此，滿足人民需要的供給方的水平與質量也大幅提高了。但比起發達國家、比起我們最后要實現的全面現代化目標來，生產力還是相對落后的。因而相對于美好生活的需要，我們的供給還不充分，不平衡。應當明確：所謂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是相對于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講的。雖然我國的生產力有了很高的發展，但是相對于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還顯得不夠，供求不平衡，供給不充分。而且人民美好的生活需要已經不限于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了，拓寬了對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生態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長。大家都希望藍天白云、青山綠水、環境優美、生活安全。

　　第三個問題。進入新時代和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時間問題？

　　進入新時代和社會主要矛盾轉化，顯然不是從十九大開始，是從十八大開始。從十九大的文件來看新時代也是從十八大開始的，十九大報告特別強調十八大以來五年的成就。但是進入新時代，社會的主要矛盾轉化是難以按時間一刀切的，它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生產力是不斷發展的過程，很難一刀切。我們說從十八大開始轉化，是從戰略上的大體劃分。實際上主要矛盾的轉化，在十八大以前就慢慢的開始了，不能離開十八大以前的發展一刀切。發展與變化是互相銜接、互相聯系的。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也是相互銜接與聯系的發展過程。十九大報告提出了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但實際上的轉化遠在十九大前。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并不是十九大才認識到的，十九大以前中央已經逐漸認識到主要矛盾的內涵發生了變化。十九大前中央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表明已經認識到我們的供給結構和需求結構不平衡了。

　　經過改革開放40年來生產力的快速發展，我國已消除了曾長期存在的短缺經濟，已經由賣方市場轉為買方市場，過去我們是“短缺經濟”，現在是過剩與不足并存，低端低質產品滯銷，高端高質產品不足。有些比較富裕的國人出境旅游，購買高級消費品，購買奢侈品。外國媒體報道，全世界40％幾的奢侈品是中國人買的。大量國人到境外、國外購買高級消費品，大量的購買力流向國外，說明什么？說明我們高端、高質商品供給不足，出現新的高層次的供求不平衡，我們雖然也能夠生產出一些高端高質消費品來，但是還不能充分滿足人民的美好需求。所以在已經出現新的供求結構不平衡的現實情況下，中央正是因為已經認識到社會主要矛盾內涵的變化，才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但是還沒有正式提出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論斷。對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判斷，這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不是隨便能提的。

　　變化了的主要矛盾怎么表述？有一個需考慮成熟和科學表達的問題。實際上習近平同志的726講話已經點明了這個問題，已經點明了十九大將要論述進入新時代和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問題。他一方面強調我們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但是特別提出要看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不斷變化的特點，強調“不斷變化”。一個是“沒有變”，一個是“不斷變”。習近平有一個分析問題的方法，即“兩點論和重點論的統一”。比如，十九大報告第一部分講我們五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又講我們存在的不足和困難，講我們存在的諸多問題，講我們發展的不夠。報告的重點放在發展的成就上，這是重點論。又講我們發展的困難與不足，這是兩點論。但是會產生一個問題：十九大報告既講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又講進入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發生了轉變。這種“不變”與“變”有沒有矛盾？沒有！講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是根據什么？是根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要經歷一百年，這一百年的初級階段我們要實現中國的全面現代化，先基本實現小康水平，再全面實現小康，最后全面實現現代化。初級階段的發展目標和任務還沒有完成，需要繼續完成。從這個角度說我們還沒有走出初級階段，還處于初級階段。所謂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還有一個根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經濟特點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一百年不會變。就是說我們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一百年不變。可以從上述兩個方面說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另外，又講中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這一國際地位沒有變，也是有根據的。雖然我們生產力大幅度發展了，并解決了十幾億人口的溫飽問題，我國經濟總體已經達到了世界第二位。但是習近平同志講了，2015年，我們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只相當于全世界人均水平的三分之二，僅等于美國的七分之一，我們還存在幾千萬的低保人口，我們還有幾千萬的貧困人口溫飽問題沒有解決，所以我們還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雖然存在上述兩個“沒有變”，同時也應看到，隨著我國生產力的快速發展，人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顯著提高，其需求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而我們供給結構跟不上。從這可以表明：供求關系兩側發生了新的變化，因而導致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轉化。所以，盡管“基本國情”和“國際地位”兩者沒有變，但是社會主要矛盾變化了。

　　第四個問題。也是一個重點問題。現在報刊都在宣傳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問題，但是存在解讀上的差異。有的解讀有問題。對社會主要矛盾需求側的內涵大家比較好理解，主要問題是對供給側的不平衡、不充分發展，該怎樣正確理解。

　　學術界對我國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供給側的所謂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的解讀，大都側重講城鄉不平衡、區域不平衡、收入不平衡等。但在筆者看來，作為社會主要矛盾內涵的不平衡、不充分發展，應該是針對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不平衡、不充分。就是高端高質供給與高端高質需求不平衡，供給不能充分滿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不應離開需求側孤立地講這個不平衡、那個不平衡，否則就會偏離“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的原本內涵。這是因為：

　　第一，當前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是改革開放40年來生產的快速發展，生產供給擴大和水平提高的結果。但在需求結構大幅度轉變與提高的情況下，我國生產與供給結構沒有適時相應跟進，對高端、高質量產品供給還不充分，形成提高和擴展了的美好生活需求與生產供給的新的不平衡。如果離開了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的需求側，離開新的社會主要矛盾的重要方面，孤立地談這個不平衡、那個不充分，是言不中理的。城鄉、區域不平衡以及其他多種不平衡，過去存在，現在存在，而且有所縮小，將來也不可能全部消除。這是老問題，與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新問題并無內在聯系。

　　第二，十九大報告講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沒有用城鄉區域等不平衡解釋過。習近平同志在其他地方講不平衡、不充分也沒有這樣講過。請注意：十九大報告第一題《過去五年的工作和歷史性變革》在主要論述五年的巨大成就的同時，也講到“我國的工作還存在許多不足”。講了七個方面的不足，都用分號分開。首先講：“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問題尚未解決，發展質量和效益不高，創新能力不夠強”，實體經濟水平有待提高等。這實際上就是講社會主要矛盾的不平衡不充分及其主要表現。后面又接著講另一方面的不足，“民生領域還有不少短板，脫貧攻堅任務艱巨，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等。顯然可以看清：十九大報告是把作為社會主要矛盾內涵的“發展不平衡不充分”，與“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較大”作為內涵不同的并列的“不足”問題提出的。不能將兩者混淆，用后者解讀前者。

　　第三，我國進入新時代和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使我國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以“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總體上已顯著提高，社會生產能力在很多方面進入世界前列”為前提的。而我們諸多專家學者們卻以我國生產力落后，還使用原始工具，鄉村落后于城市、中西部落后于東部，產業不平衡等來解讀作為社會主要矛盾主要方面的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真有點文不對題了。

　　第四，請注意，十九大報告有這樣一段論述：“必須注意到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是關系全局的歷史性變化，對黨和國家工作提出許多新要求，我們要在繼續推動發展的基礎上，著力解決好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大力提升發展質量和效益。”習近平同志很重視這段內容，不僅強調“必須注意到”，而且在其他場合，一再提到這個說明。在參加十九大貴州省代表團的討論會上，習近平同志說：“要深刻學習領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新論斷，深刻學習領會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變化的特點”。再次強調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是關系全局歷史性變化，黨和國家工作提出了許多新要求，我們要深入貫徹新發展理論，著力解決好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更好滿足人民多方面日益增長的需要”。他要我們深刻領會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新特點。這個新特點既包括需求側美好生活需要的新特點，即不僅需要的檔次提高了，而且需要的內容擴展了。也包括供給側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的新特點。這方面的新特點絕不是歷史上早已存在的城鄉區域和收入等不平衡。其特點是高層次上的提高了的供給側發展不充分，因而與提高了檔次的需求側不平衡。再者，更為鮮明的一點：習近平同志一再強調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是關系全局的歷史性變化。而城鄉區域等發展不平衡，并沒有產生關系全局的歷史性變化。

　　第五，講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無論轉化前后都是從整體上著眼于全社會來解讀的。原有的主要矛盾是以生產力絕對落后、人民群眾絕對貧困為整體條件的。盡管黨的十三大前有的地區和行業發展較快，并新建了一些新興企業，工資收入和生活水平也有差別，但并不影響當時對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同樣，現在講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也從整體上著眼于全社會來論述的。盡管還有些相對落后的地區、農村，還存在貧富差別，但并不影響對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判斷。

　　第六，從實際經濟生活看，人民群眾希望能夠供給質量更高、更安全的食品。這需要通過農村供應，但還供應不充分。你講城鄉發展不平衡，城市經濟發展快于農村，講區域發展不平衡等，能夠說明和解讀這方面的不平衡不充分發展嗎？解決社會主要矛盾中的不平衡不充分發展，重在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由重數量發展轉為重質量發展。農村也要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按照社會需求提高的變化，供給結構要進行相應的調整。比如說，人民需要質量和口感更好的水果，就需要創新供給。

　　第七，在經濟社會發展的現階段，我國廣大居民用于食品方面的支出占比降低了，而用于現代化高端消費品的支出占比提高了。國人到境外購買大量高端消費品和奢侈品，以及雖非高端產品但更新穎、多樣化、質量和安全度更高的產品。這類產品，我國靠國內不能充分滿足需要，能用城鄉地區不平衡來說明嗎？

　　第八，全國需要大量圓珠筆。前兩年，李克強總理透露，我們用的圓珠筆芯的圓珠自己生產不出來。國人都需要好的圓珠筆，但是小小的圓珠筆芯的圓珠還需要進口，解決這個問題需要特殊的高級鋼材，我們沒有。這種供求不平衡能用區域不平衡、城鄉不平衡說明嗎？現在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太原鋼廠能夠生產這種鋼材了。太原是中部地區，落后于東部地區，但它解決了這一問題上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

　　第九，美好生活的需要，擴展到民主、法制、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這方面的供給不平衡不充分，更不能用城鄉區域和收入等不平衡來解讀。落后的山區，天更青，水更凈，污染少，空氣好，安全系數可能比城市高。因此，不平衡不充分應是指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高水平需要的不平衡不充分，不應離開這個針對性大講這兒不平衡、那兒不充分。

　　第十，應領會廣大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的矛盾。廣大人民群眾并不需求豪車、豪宅和奢侈品，他們所需求的是如十九大報告所提到的“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需求“社會公平正義”。這方面存在民生短板，要靠發展補齊。這方面的發展不平衡，不充分，涵蓋全國城鄉和地區。

　　實際上，關于解決社會主要矛盾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的途徑，十九大報告已講得很清楚。就是按照新發展理念，進行科技創新，由數量發展轉為質量發展。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使人民日益美好生活的需要得到充分的滿足，實現更高層次的動態供求平衡。決不能想象，依靠長期做不到的城鄉平衡、地區平衡、收入平衡等，能解決作為社會主要矛盾主要方面的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那是悖理的。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55-256．

[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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