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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而矛盾的轉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表現和必然結果。轉化前的社會矛盾與轉化后的社會矛盾是一種相互聯系、一脈相承的關系，都是從社會總體上講的，都是從供給側和需求側角度講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是直接對應“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這既表現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巨大進步，同時又表現出我國發展中還存在不足。而為了適應我國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需要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通過創新發展，由數量發展轉變為質量發展，以解決人民美好生活中供給側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

 

　　十九大報告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對于這個重要理論問題，報刊上發表的解讀文章已很多，但是存在解讀上的差異和偏誤。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與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是什么關系

 

　　有一個不同理解的問題：社會主要矛盾是隨著我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而發生了轉化，還是由于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了轉化決定了我國的發展進入了新時代？

 

　　有些學者持后一種觀點。例如，有學者論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判斷依據”時，認為進入新時代的重要依據是基于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持這種解讀的學者不是個別的。

 

　　筆者認為，這樣解讀不符合十九大報告的原意。并不是先有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決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而是先有改革開放40年來生產力的快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總體上大幅度提高，特別是十八大以來新的發展成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進入了新時代。

 

　　十八大報告提出：經過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國防實力、綜合國力、進入世界前列”。“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發展進入新時代，我國穩定解決了十幾億人的溫飽問題，總體上實現小康，不久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廣泛。我國社會生產能力在很多方面進入世界前列。

 

　　正是在這種新的歷史發展背景下，十九大報告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表現和必然結果。

 

　　習近平同志在2017年7月26日講話中指出：“經過改革開放近40年的發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明顯提高；人民生活顯著改善，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強烈，人民群眾的需要呈現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的特點”。這實際上是先期點出了十九大報告中將提出的社會主要矛盾轉化問題。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要，是以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明顯提高，人民生活顯著改善為前提的。

 

　　還有一個問題需要弄清：有的學者認為，任何社會都會經歷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在不同發展階段社會主要矛盾都會發生轉化。這種論斷缺乏理論和事實根據。

 

　　新中國建立以來，社會主要矛盾的提法改變多次，有中國特殊和曲折的歷史情況。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是反映社會經濟發展規律的必然過程。既反映一定社會形態的生產力發展狀況，又反映該社會形態的經濟關系狀況。違反社會發展規律，人為地制造和強加社會主要矛盾，會給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發展造成損害。當未來進入成熟的、高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后，會繼續存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但可以推斷，不會再有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社會主要矛盾的相應轉化。

 

　　二、社會主要矛盾轉化后矛盾雙方的具體內涵怎樣準確理解

 

　　新的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應當明確，轉化后的社會主要矛盾與轉化前的社會主要矛盾的內涵是一種相互聯系、一脈相承的關系，是矛盾內涵的提升與拓展，而不是相互否定與排斥的關系。

 

　　社會主義的主要矛盾是對資本主義主要矛盾的否定與排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是對以階級斗爭為綱的主要矛盾的否定與排斥。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主要矛盾的轉化是生產力與生活水平提高的結果，兩者具有抽象的一致性和共同點，即供給不能滿足需求的矛盾。原來是絕對落后的生產不能滿足低水平的生活需求；現在是發展了的生產和社會供給不能充分滿足提高和擴展了的生活需求，即對美好生活的需求。

 

　　目前，對新的社會主要矛盾，需求側的解讀一般說來不存在難解的問題。美好生活需求既包括質量更高、更安全、更多樣化、更方便的物質文化需要，還包括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解讀的分歧與偏誤主要是在供給側方面。供給側的內涵是“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這是社會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究竟該怎樣正確解讀？

 

　　現在多數學者較普遍的解讀是：我國存在諸如城鄉發展不平衡、地區發展不平衡、收入高低不平衡等。茲舉幾例：

 

　　《深刻把握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新特點》一文認為：發展不平衡是指“東西部、南北部、各個行業之間、各個部門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發展不平衡現象比較突出”。

　　《正確認識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一文認為：“作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不平衡不充分，不僅表現在落后地區、農村發展不充分，落后地區與發達地區、農村與城市發展的不平衡；而且表現在東部發達地區，包括一些大城市依然有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現象”。

　　《正確把握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一文認為：“發展不平衡，主要指各區域與各方面發展不平衡，制約了全國發展水平的提高。發展不充分，主要指一些地方、一些領域、一些方面還有發展不足的問題。……從社會生產力看，我國依然有大量傳統、落后甚至原始的生產力，而且生產力水平和布局很不均衡。從收入分配看，收入差距仍然較大，……這些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相互掣肘，帶來很多社會矛盾和問題。是現階段各種社會矛盾的主要根源”。

 

　　本文認為，以上這種解讀不符合十九大報告的有關論述原意，也與習近平同志其他有關論述的本意相悖。同時，從根本上說，這種解讀與新提出的社會主要矛盾的內涵不相吻合。

 

　　提出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是供給側和需求側矛盾的轉化。無論轉化前還是轉化后的主要矛盾，都是從社會總體上來講的。轉化前的社會主要矛盾的需求側是“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供給側是“落后的社會生產”。盡管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收入、城市與鄉村的物質文化需要會有所差別；落后的社會生產在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也會有發展快慢的差別，但不能用這種發展不平衡去解讀轉化前社會主要矛盾的內涵。“落后的社會生產”，是直接對應“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的。解決矛盾的戰略方針就是大力發展生產力，發展商品經濟，消除落后與貧困，走向共同富裕。同理，作為轉化后的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也是從社會總體上來講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是直接對應“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也就是說，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還不能得到完全的充分的滿足，還存在生產與社會供給側同生活需求側之間的不平衡。這既表現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巨大進步，同時又表現出我國的發展還存在不足。

 

　　經過40年生產力的快速發展，我國已經消除了生產力絕對落后、人民生活絕對貧困的“短缺經濟”狀態，已由賣方市場轉向買方市場。我國既存在低端產品積壓滯銷，又存在高端產品供給不足的情況。低端產品過剩和高端產品不足，這也是發展不平衡問題。這種不平衡也應當納入新的社會主要矛盾的內涵之中，因為這也屬于供求不平衡范疇。但這并不是說我國生產不出高端產品，而是指質量、數量與品種還不能充分滿足人民的需求。這突出地表現在我國不少居民到境外購買高端消費品和奢侈品。

 

　　有媒體報道：2016年，中國游客蟬聯境外消費冠軍。游客消費達2610億美元，連續13年保持兩位數的增長。這使我國大量購買力外流，減少了國內消費對經濟發展的拉動作用。這種現象正是我國的生產和社會供給不能充分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發展和供給不充分、供求不平衡的突出表現。這與城鄉發展不平衡、區域發展不平衡等沒有什么內在聯系。如，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從物質生活品來說，包括諸如質量更高、更安全的各類米面、肉蛋和奶制食品，以及綠色優質蔬菜瓜果等，這主要由農業生產供應。有些高級水果和其他食品及高端用品還需靠進口滿足需要。

 

　　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還包括在經濟、政治、社會、安全、生態等方面的需要。對這類需要的滿足，也存在供給不充分和供求不平衡問題，同樣不能用地區不平衡、城鄉不平衡、收入不平衡，甚至生產力落后等來說明。

 

　　三、回歸以十九大新思想解讀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

 

　　提出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既要講清楚新主要矛盾的具體內涵，又要提出解決主要矛盾的方略。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總體上顯著提高, 社會生產能力在很多方面進入世界前列, 更加突出的問題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這已經成為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約因素”。顯然，這里所講的發展不平衡不充分，是以我國進入新時代、生產力已獲得顯著提高為論斷和前提的。不是以中西部地區落后于東部地區、農村落后于城市等發展不平衡以及還存在落后的生產力為前提。

 

　　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等發展不平衡，過去存在，現在存在，將來也不可能完全消除。它與我國進入新時代和社會主要矛盾轉化沒有什么聯系。習近平同志在參加十九大貴州省代表團討論時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是關系全局的歷史變化”，這“對黨和國家工作提出了許多新要求，我們要深入貫徹新發展理念，著力解決好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更好滿足人民多方面日益增長的需要”。

 

　　應注意：首先，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既是歷史性變化，又是關系全局的變化。而地區、城鄉等發展不平衡與這種歷史性和全局性的變化無關。其次，解決主要矛盾中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的方略，是通過貫徹新發展理念，其中首先是創新發展，也包含綠色發展等來解決。十九大報告中還提出：“著力解決好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大力提升發展質量和效益”。十九大報告還專設一節《貫徹新發展理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這是新時代轉變發展方式和針對新的社會主要矛盾的戰略任務。其中主要有：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跨越關口的發展戰略目標；必須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

 

　　如果把新社會主要矛盾中的“不平衡不充分發展”，定位為城鄉、區域等發展不平衡，那么，解決矛盾的途徑，就遠離十九大報告的精神。城鄉、地區等的發展不平衡，只能盡力縮小，卻難以完全消除，從而難以成為解決社會主要矛盾的途徑。即使假定區域、城鄉等的發展不平衡問題解決了，也不能保證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得到充分的滿足、消除供求的不平衡。

 

　　有必要說明的是：消除或縮小我國存在的城鄉間、地區間等的現實差別和發展不平衡，走共同富裕道路，需要致力于城鄉、區域等協調發展戰略，促進城鄉、地區間的平衡發展。這也是必要的發展任務。

 

　　習近平同志提出新發展理念，包括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并對各條進行了闡述，其中對協調的闡述是：“我國發展不協調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突出表現在區域、城鄉、經濟和社會、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等關系上”。不協調就表示不平衡，其表現在許多方面，還可以講更多方面。但這種不協調、不平衡的治理，是另外的任務，與作為社會主要矛盾內涵的“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不是一回事。

 

　　應當注意到：十九大報告中關于作為新的社會主要矛盾供給方的發展不平衡不充分，與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的不平衡，是作為兩個并列存在的不同問題提出的。十九大報告第一條的“過去五年的工作和歷史性變革”，系統論述了我國各方面的巨大成就，同時又講到存在的許多不足，首要的不足就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問題尚未解決”。并將其與“發展質量和效益不高，創新能力不夠強，實體經濟水平有待提高”緊密聯系相提。同時提到另外一些方面的不足，包括“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

 

　　四、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由數量發展轉為質量發展，適應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

 

　　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可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對美好生活現實的有支付能力的需要；第二個層次是對美好生活的期盼需要。也就是習近平同志所講的：我們的人民熱愛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平的醫療衛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期盼孩子們能成長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在十九大報告中又講：要補齊民生短板。“在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斷取得新進展”。

 

　　對美好生活的需求之所以有別，是因為我國居民存在財富占有和收入分配上的貧富差距。習近平同志指出：“我國經濟發展的‘蛋糕’不斷做大，但分配不公問題比較突出，收入差距、城鄉區域公共服務水平差距較大。……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決不能出現‘富者累百萬，而貧者食糟糠’的現象”。

 

　　我國財富占有和收入分配上存在不同階層，既有富裕階層（包括部分富豪），又有中等收入階層，還有低收入階層。日本新聞網站2017年12月22日報道：根據在北京、上海、廣州的調查，中國中等收入階層的年收入為10-20萬元。我認為，以10萬元起步作為中產階層的收入標準，顯然是低了點，可以15萬元或20萬元起步。雖然中國中產階層的總人數高于任何國家，但占中國人口的比例仍偏低。據澎湃新聞2017年12月21日報道：我國中產階層占全國人口總數的比例并不高，遠遠低于美國的33.8%和日本的59.5%。可見，低收入階層仍占我國人口的多數，需要通過優化收入分配制度和分配體制，提高低收入階層的生活水平，擴大中等收入階層比重，縮小貧富差距。

 

　　盡管我國還存在人數較多的低收入群體，但應看到，我國已穩定解決了十幾億人的溫飽問題，總體上實現小康，不久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可以肯定的說，從改革開放到現在，全國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提高了。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到現在的物價指數和工資購買力來看：當時北京市每市斤豬肉約九角錢，雞蛋也八角左右，標準粉每斤一角八分四厘，上海手表和永久牌的自行車120元，當時從業多年的二級工人每月收入42元。現在，豬肉價格每斤十多元，雞蛋五元左右，白面每斤兩元，漲價分別為10多倍、6倍和不足十倍。手表、自行車漲價只兩三倍，現在屬于低收入群體的民工的月收入，也達3千到4千元，是改革開放前的80-100倍，可見，工資的漲幅遠遠高于物價的漲幅，人民的購買力水平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因此可以推斷低收入群體的大部分成員，其生活水平也有較大提高。他們同樣有美好生活的需要，就是說：無論富裕階層、中等階層和低收入階層，都存在不同層次的對美好生活的需要，需要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解決供給對需求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去低端產品過剩產能，擴大高端產品的產能。對美好生活需要的高質量、高科技、高性能、多樣化、個性化的供給，主要有兩個渠道：一是國內自產，這應是主要的；二是靠進口，作為補充。當代任何國家都有進出口貿易，但是，作為現代化強國，我國應能自己生產出不依靠國外的高端產品。例如，前兩年李克強總理指出我國所需大量圓珠筆頭還需進口的信息，引發國人熱議，而小小的圓珠筆頭需要進口是因為筆尖所需鋼的品質不過關。另外，筆頭產品生產的工藝是國外企業的核心秘密。我們要自主制造，必須開發一套新的練鋼工藝。太原鋼廠經過五年的開發研究，終于生產出高性能的筆頭專用鋼材。未來兩年，太鋼生產的筆尖鋼有望完全替代同類進口產品，可以解決造圓珠筆頭供求不平衡的矛盾。這是與城鄉、地區發展不平衡毫不相聯的。

 

　　長期以來，為了滿足國人不斷提高的消費水平，需要從境外大量進口一些商品，而且進口稅較高。擴大開放后，因同類商品境外便宜，國人競相購買。為更好滿足這方面需要，也為減少購買力外流，國家對一些進口商品大幅度減稅，如化妝品進口關稅由10%降至5%，咖啡機、智能馬桶蓋由32%降至10%，嬰兒用品及部分配方嬰兒奶粉關稅降為零。從2017年12月1日起，部分消費品進口關稅平均稅率由177%降至7.7%。這是在外貿領域調整供給側結構的舉措。當然，如果這類消費品國內能夠全靠自己生產，而且質量更高，就能夠更好地滿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了。

 

　　制造業生產和進出口貿易需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樣，農業生產也需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了億萬鄉親們的美好生活》一文講：小麥是國人口糧的當家品種，過去主要用來做饅頭、面條等主食。但做面包需要的強筋小麥，做餅干需要的弱筋小麥等品種，在國內缺少有效供給，需通過進口來調劑。就是說我國還存在小麥生產和供給上的短板。我國農業生產需要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小麥新品種。目前，根據對農產品需求側的結構性變化，我國減少了玉米的產量，增加了大豆產量。籽粒玉米種植面積累計調減近5000萬畝，大豆增加了1600多萬畝。綠色防控技術應用面積擴大，糧菜果茶等綠色食品生產面積總計超過5億畝。

 

　　習近平同志明確指出：“新形勢下，農業主要矛盾已經由總量不足轉變為結構性矛盾，主要表現為階段性供過于求和供給不足并存。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農業綜合效益和競爭力，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農業政策改革和完善的主要方向。”總之，為了適應我國發展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需要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通過創新發展，解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供給側的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要真正深入領會十九大報告新理論新思想的本意不走樣，為創建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提供科學的、符合實際的創新理論與思想。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載《人文雜志》2018年第4期【作者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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