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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huán)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對公知的批評，在我看來已經(jīng)足夠委婉客氣，不期引發(fā)了清華大學自詡公知的孫立平教授的強烈反應，這不免讓我好奇，孫立平教授為什么這么敏感？他對什么東西那么敏感？

　　胡錫進悠悠然話里有話: 等我退休了，也當公知。批評政府，遇事多說美國、西方好話。遇中外沖突咱不用沖鋒，不用著急，說一堆風涼話，還顯得挺高雅挺有情懷的，國家好了咱跟著沾光，而且一邊沾光一邊顯示咱的犀利。國家如果出問題，瞧瞧，我說什么來著！還是當公知好……

　　孫立平怒不可遏居高臨下：這公知你還真當不了。因為公知除了知識，還需要人格、尊嚴、獨立的思想等等，你有嗎？

　　后來又有了“你這嘴叫嘴嗎？”一類近乎失態(tài)的表達。

　　見過孫的回復，我忍不住跟了一句：“公知”是個啥東西？意識形態(tài)輿論場當中的“公知”，人格、尊嚴、獨立思想等好詞，統(tǒng)屬自貼標簽。喬裝打扮，無改其試圖改變中國根本政治制度的本質(zhì)。孫教授會是一個例外嗎？

　　孫立平教授是否是個例外，這不是本文要討論的，孫教授及其他公知，對什么“過敏原”特別產(chǎn)生響應，這才是需要研究的問題。不弄清這個事，對于一波又一波公知的尋釁騷動便弄不清究竟。

　　過敏是一個通俗的說法，更通俗一點說，過敏其實是變態(tài)反應，又稱“超敏反應“，機體受同一抗原再次刺激后，所發(fā)生的一種表現(xiàn)為組織損傷，或生理功能紊亂的特異性免疫反應。看看，按照這樣的定義，孫教授心里果然是受了傷害不是？變態(tài)反應是異常的、有害的、病理性的免疫反應，過敏的癥狀什么樣的都有，最簡單是咳嗽，流鼻涕，見不喜歡的東西，以唾吐沬。

　　反應最強烈的莫過于公牛，以斗牛場釋例，每當紅布出現(xiàn)抖動的時候，公牛便拼死一般沖上去，就是受不了眼前這個東西。

　　當然，公知與公牛的區(qū)別還是蠻大的：

　　第一，公牛只對紅布敏感，公知的過敏原則更多些。

 

　　第二，公牛，你不招惹牠，牠不會搭理你，公知通常會主動尋釁進攻，更長于設置議題。

 

　　第三，公牛傻了吧唧的，殺紅了眼睛，旁邊站著一頭發(fā)情的母牛，牠也不拐彎兒；至少一部分公知見錢眼開，他們會拐彎兒，且善于拐彎兒。

 

　　第四，公牛一根筋，不懂項王舞劍，不懂張冠李戴，也不懂指桑罵槐，而公知有時會以一種隱蔽的，打擦邊球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真正的意圖。

　　我對公知的理解未必正確，查度娘，關于公知這樣解釋道：

　　原是“公共知識分子”的簡稱，是公共議題最活躍的群體，可追溯到法國啟蒙運動，但內(nèi)涵和所指均不等同于公共知識分子 。現(xiàn)為對有目的性引導輿論或發(fā)表批判言論，并自詡為“公共知識分子”的特定人群的特殊化簡稱。

　　公共知識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在中國正式使用是在2005年，《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別策劃“影響中國公共知識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個概念，其共同標準為：具有學術背景和專業(yè)素質(zhì)的知識者；對社會進言并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義擔當?shù)睦硐胝摺?/p>

　　公知一詞原是褒義詞匯。原指參與公共話題討論，具備跨學科性，對自己專業(yè)之外的公共話題發(fā)言，有專業(yè)背景具有權威性及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后“公知”一詞社會聲譽以直線下降的趨勢演變?yōu)橐粋€負面詞匯。

　　公知原本不是個壞詞兒，生生叫一些人演砸了，搞壞了，丟人了，現(xiàn)眼了，穿幫了，綜合網(wǎng)上材料，經(jīng)過大數(shù)據(jù)分析，人們已經(jīng)不難刻畫出公知的基本形象，并可查之反應最強烈的過敏原。

　　（1）他們對毛澤東特別敏感，已經(jīng)到了逢毛必反的地步，人們越是表達對開國領袖毛主席的深沉熱愛，他們越是氣急敗壞。

 

　　（2）他們對新中國建設成就特別敏感，非把前30年的建設成就說得一團漆黑，堅持把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歷史割裂開來。

 

　　（3）他們對愛國主義特別敏感，只要有人敢稱自己愛國，其必奉送你一頂大帽子一一愛國賊。他們反感和討厭的不是賊，而是愛國。

 

　　（4）他們對社會主義特別敏感，喜歡抽去社會主義的本質(zhì)特征，在“特色”上下功夫。

 

　　（5）他們對國有企業(yè)特別敏感，誰說做大做強國企，便如同挖了他們的祖墳，搶了他們的蛋糕。

 

　　（6）他們對公有制特別敏感，你如果敢講以公有制為主體，他們會寫出1萬篇文章論證“人間正道私有化”。

 

　　（7）他們對揭露帝國主義的陰謀特別敏感，帝國主義的陰謀是他們家族的頂級隱私，不能說破，也不能見光，敢有冒犯者，必以“陰謀論”反唇相譏，

 

　　（8）他們對米國特別敏感，哪怕你對米國的霸權主義、單邊主義持最輕量級的批評，他們點起蠟燭，唱起圣歌，“今天晚上都是美國人”。

 

　　（9）他們對懟民國的事兒特別敏感，懟民國的任何詞兒，在他們看來都是大逆不道，比搶了他的金元寶，撩了他的妹子，還讓他憤怒。

 

　　（9）他們對“分蛋糕”特別敏感，你敢言說共富分蛋糕，他們就像個護食的寵物一樣，敢對主人翻臉，發(fā)誓跟你拼老命。

 

　　（10）他們對打黑掃黑特別敏感，在他們眼里，打黑掃黑都是WG行徑，流氓資本家非法行為悉數(shù)保護范圍，黑社會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只要喊幾句民主人權自由，欺行霸市草菅人命，那就不是事兒了。

 

　　（11）他們對于唱紅特別敏感，公園里老頭老太太唱紅歌跳紅舞，也能把他們?nèi)堑盟恢R罵咧咧牢騷怪話不斷。有一種說法，牛這種動物其實是色盲，他們不是對紅敏感，而是對抖動的布敏感，黑布、白布、蘭布都一樣會激怒牛，如此說來，公知是對紅唯一敏感的動物。

 

　　（12）他們對工人階級的主體地位特別敏感，誰強調(diào)工人階級的利益，他們一定跳出來橫在資本家面前，為資本家仁慈的德行辯護……

　　打住，他們敏感的東西實在是太多了。

　　那些以公知自我標榜的人，拼命把一些漂亮的詞扯在自己身上，甚至說李大釗、陳獨秀都是公知，魯迅也是公知，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當然就更是公知了，他們定義的公知名單當中，確實不乏圣哲先賢，不是因為他們熱愛這些人，而是要躲在他們的身后，借用先賢的光環(huán)，殊不知公知致力于改變中國根本的政治制度的行為，構成了對先賢的羞辱，倘若李大釗，陳獨秀，魯迅能夠活過來，定會指著公知的鼻子怒斥：出去！

　　公知蓋分三種：一是過敏性疾病遺傳，屬于被剝奪者后代的反攻倒算；二是死心塌地的反共恨國；三是將個人利益凌駕于國家人民利益之上，當公知嘗到了甜頭，故而得此不疲。

　　作為北京東城的一個半大老頭兒“胡同串子”，平時沒少遭受公知的圍剿，如果說司馬南沒有學養(yǎng)，沒有水平，長得難看，至少還有部分事實，偏偏他們只對我所有言論當中的那些涉紅內(nèi)容極為敏感，自從我出了一本書叫《民主胡同40條》的小書，著重論述黨領導人民依法治國的種種道理，他們便把我當成了紅布條，從2008年以來，用種種不堪入目的詞句，重復低劣的謠言詆毀我的人格。僅司馬南及全家移民、綠卡、定居之類的謠言，有頭有臉的公知參與進來便不知凡幾，故而我對公知的了解，非止于概念推論判斷，而是在一次又一次交手的回合中，看清了他們的真實面目，故而我對胡錫進先生被公知圍剿感同身受，完全理解胡錫進先生的艱難處境。

　　孫立平教授喜歡自詡公知，他是否對上述過敏原也會產(chǎn)生變態(tài)反應，沒有研究過他的論述，不敢妄加評論。讀過他一篇關于怎么激活機制解決東北困境的文章，表達神乎其神，其實寡淡無味。但愿他是個例外。

　　有人或許以為公知是主張改革開放的，他們的確是經(jīng)常把改革開放放在嘴上，但他們所說的改開，與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不是一回事兒，鄧的改革開放概括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我常打比方說，鄧的改革開放，是李逵手持兩把斧子，一把斧子叫改革開放，一把斧子叫四項原則，那些公知只選取其中一把斧子為我所用，另一把斧子則是公知們最為忌憚的，那是最強烈的過敏原啊。任何一位公知，若能平和面對，并自覺遵守四項基本原則，他的過敏性疾病也就痊愈了。

　　公知這種過敏性疾病，必須盡早治療，希望方式是溫和的，但他們?nèi)羧O端態(tài)度諱疾忌醫(yī)，口吐白沫倒地抽風，“過敏性休克”是有可能死人的。

　　有人主張，為了讓公知好過一些，把黨的領導、社會主義、公有制、共同富裕等等過敏原統(tǒng)統(tǒng)刪掉，這顯然是不現(xiàn)實的，黨領導人民依法治國的根本的政治制度是不能改變的， 最新修改的憲法，在總綱部分里邊加了一句關鍵的話：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zhì)特征。為了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和全體人民的根本利益，對那些蹬鼻子上臉的公知，只能禮貌地說服，說服不行，只好依法強制其脫敏，強迫變態(tài)者回到正常狀態(tài)。

　　千萬別以為這些說法與“帽子工廠”有什么關系，我們可不是開帽子工廠的，我們是開協(xié)和醫(yī)院的。

　　所謂協(xié)和，尚書典曰“日若稽古，帝堯日放勛，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xié)和萬邦，黎民于變時雍。"為達此目的，對那些抓心撓肝的過敏者，那些壯懷激烈的變態(tài)者，只能施以必要的“格式化”，把他們的毛病治好，該下藥下藥，該動刀動刀，這一點無論如何含糊不得，太平盛世不能對此掉以輕心，中華民族遭遇嚴峻考驗更需扎緊籬笆防止禍起蕭墻。

　　如果這篇文章不幸成為新的過敏原，我對所有公知的表現(xiàn)均有充分的心理準備，早領教過了，不過爾爾。

2018年4月21日下午寫于山西運城關帝廟賓館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wǎng)【原創(chuà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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