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瀟湘農夫：不忘初心，發展社會主義文化必須堅持“馬魂、中體、西用”和“創新、創造”（下）

點擊：作者：瀟湘農夫來源：昆侖策網發布時間:2018-04-26 13:11:48

　四、發展社會主義文化必須堅持“西學為用”

　　這里的“西”——“西方”是一個政治概念，意指西方先進到資本主義的國家。“西學為用”，就是對西方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創造的文化，實行“拿來主義”，為發展社會主義文化服務。發展社會主義文化為什么要堅持“西學為用”？是因為世界上一切民族，都有他的長處和特點；是因為發展社會主義文化需要有“海納百川、不捐細流”的胸懷，學習和吸收世界上其他一切民族創造的優秀文化成果；是因為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曾經歷史地創造了先進的哲學思想和社會科學文化，自然科學文化現在還走在世界的前頭。

　　英國“光榮革命”是資產階級登上歷史政治舞臺的標志。如果說，英國的“光榮革命”還基本是英國的社會革命，那么，十八世紀從英國發軔的西方“工業革命”，則既是偉大的經濟革命，又是偉大的社會革命了。這個革命，確立起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這種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把“田園牧歌”式的西歐農奴制的生產關系，演變成了“商品面前人人平等”的金錢關系，勞動力生產商品，勞動力也成了商品，勞動力生產的商品并由此轉化成的資本成為統治勞動力——雇傭工人的異己力量：出賣勞動力的雇傭工人陷入絕對貧困或相對貧困，購買雇傭工人的“資本人格化”的資產階級則愈來愈富，從而使得資本主義社會形成兩個根本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這個革命，使得登上社會歷史舞臺的資產階級“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系都破壞了。”“資產階級抹去了一切向來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職業的靈光。它把醫生、律師、教士、詩人和學者變成了它出錢招雇的雇傭工人。”“它第一次證明了，人的活動能夠取得什么樣的成就。它創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羅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跡；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遷移和十字軍東征的遠征。”（《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253、254頁）總之，資產階級對封建農奴制的革命、資產階級走上歷史舞臺，是一個需要思想家并且是產生了思想家的時代，是一個需要理性的光輝并且理性的陽光已經照進了人類心靈的時代，是一個需要燦爛文化并且是產生了燦爛文化的時代。這些燦爛文化至今還閃耀著某些真理的光輝，體現著一定的人文關懷，成為了人類社會共同的文化財富。

　　首先，西方文化曾經為人類提供了先進的哲學思想

　　新興的資產階級、新型的社會制度，需要他們的思想家為之鼓吹和開辟道路。在工業革命的發源地英國，是培根、霍布斯和洛克等人。馬克思曾經指出：培根是“英國唯物主義和整個現代實驗科學的真正鼻祖。”培根深入考察了古代以來兩條根本對立的哲學路線，尖銳地揭露了經院哲學的神學婢女的性質，認為人是自然的仆役和解釋者，堅持了唯物主義的世界觀。霍布斯則反對“天賦觀念論”，認為認識起源于經驗，“如果觀念是天賦的，那么，觀念應該永遠活動，永遠出現在人的心中，但是，事實卻不是。”洛克也是如此，他批判了天賦觀念說，提出了“社會契約論”，形成了法制和分權學說。正是由于這些思想家的“思想”，英國才既為世界提供了工業革命，也給世界提供了比以往更為進步的世界觀。這個更先進的世界觀，主要表現在：反封建、自由貿易、主權至上，特別是個人自由諸方面。尤其是商品面前人人平等，每個人都是“上帝的選民”的觀念，這既是對人的大解放，也是英國給世界提供的比封建意識更進步的世界觀。這個世界觀讓世界耳目一新，正是這樣一個世界觀才讓世界接受了英國并使英國在相當長的時期里成為引領近代文明的國家。

　　在法國，十八世紀的思想家們發起了影響深遠的啟蒙運動。這個思想家群體開列著伏爾泰、愛爾維修、孟德斯鳩和盧梭等人的名字。他們高舉理性的旗幟，更加強調理性和人的創造力，竭力批判封建專制和其精神支柱，從而真正確立起了理性主義的“世界觀”。尤其是具有比較徹底的唯物主義精神的盧梭。可以說，盧梭建構起了從自然狀態到文明社會、再到新的自然狀態的社會歷史序列，認為私有制是社會不平等的現實基礎，同時又是歷史的進步，“進步同時就是退步”，“進步以同自己本身想對抗的形式而出現，向自己的對立面過渡，使最初的統一內在地分裂為與它對立的各個因素。”這看起來已經與“唯物史觀”的歷史非常接近。正因為法國思想家們的思考和鼓吹，法國革命的旗幟上從此就寫上了“民主、自由、平等和博愛”，這面旗幟也從此成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道統”。

　　爾后的德國，更是誕生了康德、費爾巴哈和黑格爾等哲學大師。在康德那里，“理性”是核心的哲學范疇，它所針對的就是“戰爭”這一人類最“不理性的行為”；所謂“理性的批判”，就是人類尋求合理的、和平的交往方式，批判和排除“戰爭”這一非理性的行為；而要實現“理性”，人類就必須進入法律狀態；人類只有進入法律狀態，才能達到和平和秩序的自覺，才能實現人的“先驗綜合判斷力”，因而康德哲學的實質是“世界永久和平論。”而黑格爾則是德國古典哲學的集大成者，他將德國古典哲學發展成為一個龐大的唯心主義辯證法思想理論體系，“這種近代的德國哲學在黑格爾的體系中達到了頂峰，在這個體系中，黑格爾第一次——這是他的巨大功績——把整個自然的、歷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寫為一個過程，即把它描寫為處在不斷的運動、變化、轉變和發展中，并企圖揭示這種運動和發展的內在聯系。”以至“就哲學是凌駕于其他一切科學之上的特殊科學來說，黑格爾體系是哲學的最后的最完美的形式。”（《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63頁）從而黑格爾這個思想理論體系，不僅為德國的統一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而且成為馬克思主義哲學辯證法體系的直接思想來源。馬克思之后，西方哲學家，例如尼采、海德格爾、薩特、羅素等人都為西方哲學的發展做出了一定的貢獻，因而人類文化史不能不寫上他們的名字。

　　其次，西方文化曾經為資本主義社會提供了古典政治經濟學

　　資本主義的發展，需要它的思想家為其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做出“科學”的闡述和說明，于是法國的重農學派和英國的古典政治經濟學便應運而生。他們把抽象的人性論運用到現實經濟運動中，研究資本主義生產和交換的規律。

　　例如，亞當.斯密就從抽象的“經濟人”出發，把啟蒙運動中的“自然秩序”思想和追求個人利益的活動結合起來，分析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必然性以及經濟運行的一般規律，得出資本主義符合人的利己心的結論。這固然是在為資本主義辯護，但不能不說處于上升階段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曾經揭示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某些秘密。

　　例如，亞當.斯密的勞動價值論，大衛.李嘉圖的剩余價值論，就成為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理論”的理論淵源。至于他們之后的一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及其理論，

　　例如，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熊彼特的《經濟發展理論》、薩繆爾森的《經濟學》、弗里德曼的《資本主義與自由》等雖然總體上在為資本主義辯護，但同樣是思考和研究當時當地資本主義社會產生的突出矛盾和問題的產物，具有一定社會條件下的現實合理性。

　　再次，西方文化曾經為人類社會勾畫了動人心魄的理想前景

　　西方資本主義下它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產生了一批空想社會主義者。這些空想社會主義者，為人類社會勾畫了一幅幅令人心動不已的光輝前景。

　　在空想社會主義者先驅英國人摩爾的《烏托邦》里，就對英國和歐洲當時現實的社會制度進行了無情的批判，在批判的前提下描繪出了一個未來烏托邦的理想社會。

　　在另一個空想社會主義者先驅意大利人康帕內拉的《太陽城》里，則向人們展示了光明、溫暖的未來，為早期無產階級追求自身解放敲響了振奮人心、激蕩社會的鐘聲。

　　至于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歐文、圣西門和傅立葉更是我們早就熟悉的歷史人物。法國人圣西門了解法國的革命是貴族、市民等級和無財產者之間的斗爭；他宣布政治是關于生產的科學，并且預言政治將完全為經濟所包容；他無情地揭露資產階級世界在物質上和道德上的貧困；他表明了婦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尺度；他認為人類社會歷史呈現出一個連續的、上升的、進步的過程，因而人們能夠研究和認識社會規律。

　　作為圣西門的同胞，傅立葉更是和他的同時代人黑格爾一樣掌握了歷史的辯證法，他斷言，每個歷史階段都有上升和下降的時期，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資產階級的“千年王國”；他譴責了資本主義造成的貧困問題，揭露了他的無政府狀態和寄生性，預言資本主義制度必然為“和諧制度”所代替；而對于未來的“和諧制度”，他更作了“比較宏偉的想象”和“合理的觀測”。

　　被馬克思稱為“社會主義運動的創始人”的英國人歐文，與其說是一位空想社會主義者，不如說是空想社會主義的實踐者。歐文創立的帶有“共產主義小區特征”的“實驗小區”曾經獲得過巨大的成功，但是，最終在資本主義的汪洋大海的包圍中陷入了失敗。盡管如此，歐文的偉大實驗，昭示了另一種美好、“和諧的制度”是可能的。

　　又次，西方文化創造了燦爛的文化藝術

　　從文藝復興時期開始，西方文學藝術曾經走過一段很長時期的上升道路。可以說，在那個需要文化大師的時代確實應運而生了一撥又一撥的文化大師。

　　意大利人但丁，被恩格斯譽為中世紀的最后一位詩人，同時又是新時代最初一位詩人，其長詩《神曲》，開了鞭笞天主教會的先河，他通過對“地獄”、“煉獄”和“天堂”三界的描寫，揭示了人類通過“煉獄之火”的炙烤一定會獲得新生，進入天堂。

　　達.芬奇則把藝術精神和科學探索有機結合，創造了眾多生動完美的人物藝術形象，充滿了人文關懷和人文精神。

　　英國人莎士比亞，更是文藝復興時期的一位文學巨匠，一生創作了三十多部和許多詩篇。這些作品深刻地批判了封建道德和陳規陋習，弘揚了人文精神和充滿了人文關懷。

　　在他們之后，西方文學藝術界的明星燦若星辰。彌爾頓、迪福、布萊克、雪萊、哈代、伏爾泰、盧梭、巴爾扎克、雨果、莫泊桑、羅曼.羅蘭、歌德、莫扎特、普希金、萊蒙托夫、列夫.托爾斯泰、果戈里、斯托夫人、馬克.吐溫、瑪格麗特.米切爾、海明威、杰克.倫敦、川德康城等都為西方文化的發展寫下了濃重的一筆，為人類的文化事業做出了貢獻，發展社會主義文化應該也必須從它們之中吸取營養，以使社會主義文化變得生機勃勃、春意盎然。

　　最后，西方文化創造了高度發達的科學技術

　　從文藝復興時代起，西方的科學技術逐步走在了世界的前頭。由于西方科學技術的發展，歷史上已經引發了三次工業革命，目前正在引發第四次工業革命。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至今仍然在執世界科學技術的牛耳，因而西方的科技既是我們學習的對象，又是我們趕超的目標。

　　但是，科學技術沒有階級性和民族性，但控制和使用科學技術的人有是有階級性和民族性的，——我們誠心誠意地拜西方為師，它們卻想獨霸尖端科技，愈演愈烈的中美“科技戰”證明了這一點。

　　但是，西方文化，總體上已經落后，有些甚至已經腐朽了，并表露出了衰敗的跡象。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西方哲學已經陷入了衰落和危機。

　　盡管西方哲學看起了還是流派紛呈、很有生機，但其實早就沒有多少生命力和創造力了。

　　對此，學者趙敦華有過比較準確的評價，他認為：“二十世紀西方哲學經歷著希臘自然哲學、羅馬倫理化危機和經院哲學之后的第四次哲學危機。現代的哲學出版物的數量以及號稱‘哲學家’的人數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歷史時期。然而，與哲學史上的創造、發展時期相比，本世紀西方哲學并沒有產生綜合各種文化形態的體系，沒有一個獨領風騷的派別。一個個哲學流派的興衰枯榮，一批批哲學家的熙來攘往，構成一幅幅撲朔迷離的場景；斑駁陸離的學說透露出內容的貧乏和重復，新穎時髦的語言掩蓋不住模仿的陳舊痕跡，以至羅蒂借用一句好萊塢的行話描述哲學場景：‘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五分鐘的明星。’”（趙敦華：《20世紀西方哲學的危機與出路》）

　　西方的“民主、自由”價值觀文化在走向末路。

　　法國革命的旗幟上標榜的是“民主、自由、平等、博愛”四個“普世價值”。可是，資產階級在它取得階級的統治權以來，從來沒有“博愛”過；“人人生而平等”，而不過歸結為法律面前的平等并且說到底是商品——金錢面前的平等。這樣的事實，自然不能再忽悠雇傭勞動者的親身“感受”，因而“平等”和“博愛”，就在它們的旗幟上被抹掉了，好像西方從來沒有過這樣的普世價值。但這并不妨礙它們向全世界推銷它們的“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文化。

　　曾幾何時，西方的“民主、自由”攜資本的力量、以雷霆萬鈞之勢，死死抓住中國人的神經、攪得中國大地周天寒徹。這一頁就要翻過去了。因為，西方尤其是美國的所作所為，證明了西方的“民主、自由”在其國家內部純粹是資本民主和資本自由，在外部純粹是侵略和欺壓弱小國家和民族的幌子。

　　美國議會和政府專為華爾街辦事已是公開的秘密。日本《金融財政商貿》2017年3月27日一期援引學者依藤貫的話說：“美國政治是被華爾街的金融家所操縱的。”克林頓政府在魯賓、薩默斯等人的領導下，“對華爾街金融家的要求照單全收”。議會內外充斥著代理人，金權操縱、黨派惡斗、否決政治、遷就眼前，已成了這種民主的代名詞。

　　難怪“歷史終結論”的提出者弗朗西斯·福山在2017年3月18日的一次訪談中說：“我的確認為，美國政治體系出現了故障，兩極分化、癱瘓、由特殊利益主導。”

　　最糟糕的是這么多年來美國一直要把這樣的民主“普世化”，或動刀動槍，或顏色革命，鬧得所在國戰火紛飛，難民如潮，天怒人怨。現在，在西方精英吵吵嚷嚷“推廣民主”幾十年后，世界上大多數人已經看清了西方民主的成色。

　　至于“自由”，在西方有過十多年生活經驗的李東宏先生對此有過深刻的揭示，他說：“在缺乏勞動就業保障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除極少數幸運者以外，勞動者終生無法從生存于匱乏的恐懼中解放出來，安居樂業永遠只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與神話。所以，幾乎所有西方人的一生都是為了爭取經濟自由與生存保障（即找到工作與保住工作）而殊死搏斗的一生。”（李東宏：《無法承受的西方自由之重》）

　　生活是最好的老師，被吹得燦若桃花、美若天仙的西方“民主、自由”的實質內容是如此的不堪，不能不說，西方“民主、自由”的價值觀文化已經是像毛澤東當年指出的那樣：“也已‘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快進博物館了。”（《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686頁）

　　西方經濟學文化早就演化成庸俗的國際金融資本“官房學”。

　　馬克思早就指出，英國古典經濟學之后的西方經濟學通過約翰.穆勒完成了從古典到庸俗的轉變：“現在問題不再是這個或那個原理是否正確，而是它對資本有利還是有害，方便還是不方便，違背警章還是不違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讓位于hui養的文丐的爭斗，公正無私的科學探討讓位于辯護士的壞心惡意。”（《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213頁）

　　可是，這些庸俗的經濟學卻偏偏被包裝城“科學”，使西方經濟學成為體系龐大、學派眾多的“科學家族”，他們認為，經濟世界是理性的。其“自然秩序”是，經濟社會的一切均處于嚴格的邏輯秩序之中，而且按照精確的數學規律合乎邏輯和理性地運動，其運動的軌跡是有序的、穩定的和確定的。同樣，這個世界里的活動主體也是理性的，他們嚴格按照“理性原則”進行選擇和行動，他們總是為了自身的目的和利益而行動，而且能夠以最合乎目的的方式行動。但是，被研究的東西不過是西方經濟學家心目中的，而不是現實中的體系，是虛擬世界里的虛擬人的虛擬的“理性成為”而不是真實世界里的人類行為。

　　也許是看到確定的軌道的經濟理論的荒謬，西方經濟學理論發展出了實證的理性主義經濟學。在實證的理性主義經濟學看來，經濟學欲成為科學，必須盡可能驅逐諸如價值判斷之類的不確定因素，必須放棄歸納推理，運用邏輯嚴密、能夠提供必然性知識的演繹推理，從“不證自明”的公理出發去發現“不可抗拒的真理”，這樣，也就擁有了“不可抗拒的真理”。但是，這樣一來，“科學就被看作是某種超出人類或高于人類的本質，成為一種自我存在的實體，或者被當作一種脫離了它賴以產生和發展的人類的狀況、需要和利益的母體的‘事物’”，也即實證的理性主義經濟學成了“科學神”。

　　也許是看到確定的軌道的經濟學理論、實證經濟學的荒謬，西方經濟學家族里又發展出了證實的理性主義經濟學。在證實的理性主義經濟學家看來，“預言就是一切，假設無足輕重”，于是他們放心大膽地運用各種假設，建立起一個個貌似科學的理論模型，并且他們確信這些貌似科學的理論模型就是科學的經濟學。然而，這種證實的理性主義經濟學理論，在它假設一開始就產生了“科學的”結論，因為它們不過是由經驗所證實的循環理論。更要命的是，世界經濟發展的鐵的事實，宣告了西方經濟學尤其是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本質上不過是為國際金融資本服務的理論，按照他們的理論照方抓藥，吃下去不僅肚子痛，更可能是要出人命的，從而“至少在這個領域內，最保險的是根本沒有科學。”這個號稱“科學”的西方經濟學文化，由于“根本沒有科學”，自然是“西風殘照，漢家陵闕。”

　　西方文學藝術總體上在走向沒落。

　　西方文學藝術曾經是那樣的群星璀璨、生機勃勃，可是，當代西方文學藝術看起來還是“星光燦爛”、繁花似錦，但內囊早就上來了。

　　西方的小說，幾乎沒有了震撼人心的鴻篇巨制；西方的詩歌，再也難出莎士比亞、雪萊；西方的繪畫藝術竟然淪落到將抽水馬桶作為最美的行為藝術；西方的電影電視明星們雖然仍然年年在這節那節的紅地毯上走過，但他們已沒有了當年簡.方達、伊麗莎白.泰勒、史泰龍、凱瑟琳.赫本等明星的大紅大紫、光芒耀眼。

　　整個西方彌漫著一種頹廢的、萎靡的文學藝術氣氛。西方的文學藝術已經走在衰敗、沒落的路上。

　　這些事實表明，西方當代文學藝術的方向決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的方向，必須引以為戒走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學藝術發展的新道路。

　　總之，馬克思之前西方創造的哲學文化和社會科學文化中的優秀部分，作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來源已經融進了世界最先進的文化血脈。而馬克思之后西方思想家創造的優秀文化也產生于那個時代，或多或少解決了那個時代的一些矛盾和問題，值得人們“刮垢磨光，張皇幽眇”，吸取其中合理性的因素，為發展社會主義文化服務。

　　因此，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需要從西方的哲學、社會科學、文學藝術和自然科學中吸取營養，做到“西學為用”，而決不能以“西學為體”，更不能以“西學為魂”。

　　五、發展社會主義文化必須堅持“一切民族的長處都要學習”

　　毛澤東曾經指出：“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這里的“一切民族”，自然是除了中國和西方以外的一切民族、國家和地區了。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也應該和必須有這樣“海納百川，包容天下”的胸懷，吸收這些民族、國家和地區的文化。

　　首先，世界文明發源地創造的古代文明是世界文化的源頭

　　中國、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是世界公認的四大文明古國。除中國外，其他文明古國，也都創造了光輝燦爛的古代文化。這些文化也都成為了世界文化的源頭。其中的古印度，在文學、哲學和自然科學等方面都對人類文明做出了獨創性的貢獻，在繪畫藝術方面，他們創作了精美的繪畫和雕塑；在文學方面，他們創作了不朽的史詩《摩訶婆國多》和《羅摩衍那》；在哲學方面，創立了“因明學”；在自然科學方面，最杰出的貢獻是發明了16世紀到21世紀世界通用的計數法，創造了包括“0”在內的10個數字符號。繼古巴比倫文明而起的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猶太文化，以及基督教文化也為世界文化的發展做出了貢獻。這些都是世界文化的重要遺產。

　　其次，現存和原社會主義國家主要是蘇聯創造了高度的社會主義文化

　　俄國和蘇聯在長期的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在理論上創立了列寧主義，這已經成為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了我們的意識形態和發展社會主義文化的指導思想。

　　單就俄國和蘇聯取得的文學成就，不僅創立了無產階級的文學，而且使無產階級文學成為了人類文學的一個高峰。高爾基的《母親》、《我的大學》，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綏拉菲莫維奇的《鐵流》，富爾曼諾夫的《恰巴耶夫》，法捷耶夫的《毀滅》，革拉特科夫的《水泥》，戈洛夫科的《布里揚》，喬爾內的《土地》，伊勃拉吉莫夫的《深根》，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馬雅可夫斯基的長詩《列寧》和《好！》等文學作品深刻地影響了中國一、兩代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自然還得從中營養，甚至還要發揚蘇聯社會主義文學的精神，以提振社會主義文學藝術的精氣神。

　　最后，被壓迫民族的文化值得我們好好學習和借鑒

　　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在長期的反對帝國主義和民族解放運動中形成了各自的民族文化，他們爭得民族獨立后又發展了自身特色和風格的民族文化。

　　例如，亞非拉那些為民族的解放做出了貢獻的英雄們，如阿卜杜勒.納賽爾、帕特里斯.盧蒙巴、納爾遜.曼德拉、艾哈邁德.蘇加諾、英甘地、尼赫魯、圣馬丁和玻利瓦爾等人，既是創造了本民族的政治文化，又創造了本民族的文學，因為他們的演講，既是鼓舞人心的戰斗檄文，又是文采飛揚的美文。

　　而現代拉美文學、非洲文學、阿拉伯文學、印度文學、東南亞文學，自然在現代世界文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其中，印度文豪泰戈爾為印度文化做出了突出的貢獻，而拉丁美洲的加西亞.馬爾克斯無疑是具有國際聲望的作家。

　　這些無疑是我們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需要重視和學習的。

　　六、發展社會主義文化必須堅持“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這一命題是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研討會上提出來的，原意是指對中華傳統文化的創造和創新。既然這一命題，寫進了黨的十九大政治報告，成為了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方針，那么，我的理解，不僅要對中華傳統文化要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而且要對中國革命文化、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文化也要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總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要不忘本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對過去的一切文化進行創新和創造。

　　首先，要對中華傳統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這主要應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一是以考古新發現為基礎，補寫中華民族，使中華民族歷史更趨于真實

　　中華民族源遠流長，中國歷史也最傳承有序、脈絡清晰。但是，中華民族真實的歷史與傳承的歷史文本——這主要是“二十五史”的傳承文本是有較大區別的。

　　毛澤東曾經認為：“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謂實錄之類也大半是假的。但是，如果因為大半是假的就不讀了，那就是形而上學。不讀，靠什么來了解歷史呢？反過來，一切信以為真，書上的每句話，都被當作信條，那就是歷史唯心主義了。正確的態度是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把顛倒的歷史顛倒過來。”（《毛澤東年譜》第六卷第587頁）

　　這實際給當代中國人在歷史科學上提出了新的任務：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考古新發現為基礎，厘正中國歷史的謬誤，把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將真實的歷史載入新的歷史文本，努力使真實的歷史與新的歷史文本記載的歷史趨于一致。

　　二是對中華文化進行合乎時代要求的詮釋和應用

　　中華文化，總體上還是與時俱進的文化。就拿儒家文化來說，就有過從“仁學”，到“道學”，再到“理學”和“心學”的發展過程，并且基本在“六經注我，我注六經”。

　　當今我國，已經經歷了“三千年大變局”之后，進入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這就要求人們在學習、研究、應用傳統文化時堅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結合新的實踐和時代要求進行正確取舍，而不能一股腦兒都拿到今天來照套照用。”（《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第313頁）庶幾方是繼承和弘揚中華文化，才能達到中華文化“以文化人”的目的。

　　三是吸取中華優秀文化精華寫出合乎時代要求的新作

　　在這一方面，革命文學大家魯迅和郭沫若就為我們樹立了榜樣。魯迅先生的歷史小說《故事新編》，就選取了中國歷史中的傳說的和真實的英雄人物，為我們創造了中華民族不屈不饒、戰天斗地的群像。

　　而郭沫若先生的歷史劇《屈原》、《高漸離》和《孔雀膽》等，則在國難當頭的20世紀四十年代，寫出了中國人民“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精神，極大地鼓舞了中國人民的抗日斗志，也隱晦地表達了對蔣介石政府“消極抗日、真正反共”的痛恨。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當然也必須有人來做這種轉化和創造工作，以鼓舞中國人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斗志。

　　對于中國革命文化、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文化，同樣需要做這三個方面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工作。除了他們的共性以外，還有中國革命和建設文化的特殊性。

　　一是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精神文化，更加驚天地、泣鬼神。這精神，至大至剛，充盈在天地之間，儲存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改天換地、戰天斗地的現實行動中。這既是對中華民族精神的弘揚，更是對中華民族精神的再造。當代中國人同樣不僅有責任弘揚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精神文化，而且還要再造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精神文化。

　　二是文藝表現中國革命和建設中的人民形象嚴重不夠。人民既是歷史的“劇作者”，又是歷史的“劇中人”，但是，以工人、農民為主體的中國人民，由于歷史的原因，最主要的還是充當著“劇中人”的角色。新中國前三十年，“劇作者”寫的“劇中人”，主要是工農兵，然而，由于“劇作者”太少，“劇中人”的人民形象反映的嚴重不夠；新中國后三十幾年，“劇作者”多了，可是“劇中人”的工農兵少了，“劇中人”的人民形象更是嚴重不夠。應該恢復我們的優良傳統，對中國革命和建設的主角即工農兵的形象進行創新、創造，達到“以文化人”、服務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目的。

　　七、擺正“馬學”“中學”“西學”關系，譜寫新時代文化新篇章

　　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需要有高度的文化自信，也需要有高度的文化。如果說，我們之前的闡述是為了擺正“馬學”、“中學”和“西學”的關系，說明社會主義文化的“靈魂”和“源流”，那么，終章的目的，就是明確時代是文化的源泉，要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譜寫出文化的新篇章。

　　這個新時代，必然要求寫出新的哲學名篇

　　在革命戰爭年代，我們黨的領袖毛澤東寫出了《矛盾論》、《實踐論》、《論持久戰》等哲學名篇；在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毛澤東又寫出了《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等哲學著作。

　　在新的時代，必然要求新時代的思想家寫出這個時代新的“矛盾論”和“實踐論”，以滿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發展的哲學需要。

　　這個新時代，必然要求創立立在歷史潮流的社會科學理論

　　黨的十九大報告，既是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宣言，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科學理論發展的總綱。

　　但是，光有總綱還不夠，還必須有反映時代要求，揭示中國共產黨執政規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規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等的科學系統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理論、經濟理論和文化理論。這些理論的基礎已經打好，重要的是需要構建這個理論大廈了。

　　這個新時代，必然要求充分涌流出反映人民心聲和時代要求的文學藝術作品

　　人民需要文藝，文藝需要人民，偉大的時代需要偉大的作品。

　　在新的時代，我們需要恢復和弘揚文藝創作的革命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創作傳統，“身入”、“心入”、“情入”以工農為主體的人民群眾，寫出新時代的精神風貌，反映人民的酸甜苦辣、愛恨情仇。時代已經提出了這樣的要求，應該也必然有這樣的文藝作品橫空出世、充分涌流。

　　中國已經走進了新時代，張開我們的雙臂，新時代的文化新篇章期待著我們的擁抱。

瀟湘農夫：不忘初心，發展社會主義文化，必須堅持“馬魂、中體、西用”和“創新、創造”

瀟湘農夫：不忘初心，基層黨組織必須掌握馬克思主義話語主導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