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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興華：對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問題的解讀

點擊：作者：衛興華來源：《社會科學輯刊》發布時間:2018-03-23 09: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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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黨的十九大后理論界發表了很多有關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轉化問題的文章，但理解并不完全一致，就此問題需要從理論和實際的結合上進行探討性的商榷與澄清，以準確解讀黨的十九大報告有關理論的本意和習近平同志的有關闡述。任何社會制度都存在基本矛盾，即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但是這個基本矛盾的表現形式在不同的制度下是不同的。我們要用習近平同志“兩點論與重點論的統一”方法研究我國現實經濟問題，既要看到我國發展的成就，也要看到發展的不足，但重點是應從整體上看到我國的巨大發展成就和人民財富和收入的絕對提高、看到供給與需求兩側總水平的顯著提高。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但是我國的社會主要矛盾變化了，“兩個沒有變”和“一個變”是相互聯系和統一的。不要偏離黨的十九大報告的真諦和習近平同志的觀點、錯解社會主要矛盾的內涵，我國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的內涵已經發生了變化，不應該用城鄉、區域不平衡和生產力落后等來解讀主要矛盾轉化后的“不平衡不充分發展”，只有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創新發展，著力于質量型和效率型發展，才能逐漸實現新的平衡。

　　黨的十九大后理論界發表了很多有關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轉化問題的文章，但理解并不完全一致，甚至有些理解不一定正確。應從兩個方面判斷是非：一個是怎么理解更符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方法，怎么解讀更符合黨的十九大提出的相關新理論、新思想，更符合習近平同志提出的一些新思想的本意；另一個是怎樣解讀更符合我國經濟實際。這些方面我們應該進行認真探討。

　　我提出幾個有關的理論問題：首先，任何社會制度都要經歷不同的發展階段，是不是在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都會有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這個問題就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認為，無論哪個社會，只要經歷不同的發展階段，就會相應地有不同的社會主要矛盾。能不能這樣說？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黨的十九大講我們進入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同時提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了轉化。究竟是由于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了轉化，在這個基礎上進入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還是反過來正是由于我國進入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才使得社會主要矛盾發生了轉化？究竟哪個決定哪一個也有不同的看法。

　　第三個問題是：當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和以往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有沒有區別？就是說進入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發生了轉化，這個轉化和以往的，包括不同社會制度主要矛盾的轉化，也包括新中國建立以來多次提出主要矛盾的轉化相比較，這次主要矛盾的轉化有何特點？

　　第四個問題是：黨的十九大講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但是，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了。“兩個沒有變”與“一個變”，這里有沒有矛盾？怎么解釋？

　　第五個問題是：我們不能避開人們會提出的一個問題，為什么習近平同志在2016年7月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時，提出了“三個沒有變”，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主要矛盾沒有變，然后又在黨的十九大提出社會主要矛盾變化了？這兩個提法，一個是說沒有變，一個是說變了，怎么理解？兩種提法是否具有一致性或區別性？

　　第六個更重要的問題是：原來的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現在轉化了，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怎么理解“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包括《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北京日報》，以及一些刊物上一些權威性的人士發表的大量文章，都是講諸如城鄉發展不平衡、區域發展不平衡、產業發展不平衡、收入發展不平衡、同一個地區和城市發展也不平衡，還講生產力落后造成的不平衡不充分發展。我覺得這樣解讀和宣傳不符合黨的十九大關于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本意，不符合習近平同志新思想的本意，也不符合經濟生活實際。根本就不應該用城鄉、區域不平衡和生產力落后等來解讀主要矛盾轉化后的“不平衡不充分發展”。

　　第七個問題：我們講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等不充分的發展，既需要從整體上進行分析，又需從具體的不同方面進行分析。首先從整體上說，我國生產力大幅提高了，人民群眾的財富和收入也相應顯著提高了。我們早已走出了“短缺經濟”時代，消除了生產力絕對落后和人民絕對貧困。因此，人民的生活需要提高了、拓寬了，都有自己的美好生活需要。其次又要具體分析。我國實際上存在不同的收入階層，我們看到中等收入群體在持續擴大，中國中等收入階層數量在全世界比任何一個國家都多。這是發展中的階層上升，是進步。但是，我們中國人口多，13億多將近14億。就相對占比而言，我們的居民收入還是一個金字塔型的，還不是呈橄欖形的。其實，橄欖型分配也只是走向共同富裕的過渡形式。實現共同富裕后就不應存在橄欖型分配結構。目前，我國富豪和富裕的人口占比是少數，中間階層也沒占到多數。這表示一個問題，就是說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對不同的階層是有區別的，有的是富豪，有的是比較富裕的，有的是中等收入，有的是低收入，不同財富占有和不同收入群體，應該說都有美好生活的需要，他們的美好生活需要是不是一樣？不同階層的不同美好生活需要是什么？怎么樣能夠滿足不同階層的美好生活需要？這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上述問題，是我們學習和研究黨的十九大的報告和習近平同志的一系列新理論、新思想時需要深入理解和把握的問題。要把它講清楚，要以問題為導向，不能用大話、套話簡單重復些中央文件和習近平同志的講話甚至對其錯解做宣傳。

　　一、新中國建立以來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歷程及比較

　　我們可以說，任何社會制度都存在基本矛盾，即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但是這個基本矛盾的表現形式在不同的制度下是不同的。能不能說任何社會制度都會經歷不同階段，在每個不同的階段社會主要矛盾就要發生轉化？我覺得不能這樣講。有學者利用這樣一個邏輯并將其作為一般原理：我們現在進入新時代，發展階段變化了，所以主要矛盾變化了。我覺得不存在這個一般原理：任何社會制度都要經過不斷的發展階段，社會主要矛盾都會隨著不同階段的變化而變化。

　　就以資本主義制度來說，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講了資本主義發展的三個階段，我們讀《資本論》、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就連這三個階段的表述，也往往存在不完全準確的解讀。沒有注意到《資本論》里講工場手工業前面有“分工和”定語，是講“分工和工場手工業”。資本主義簡單協作也是在工場手工業進行，只不過這個工場手工業沒有分工；而第二階段工場手工業是分工的工場手工業。就是這些細小的地方我們都沒有注意到。馬克思在世時看到資本主義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馬克思去世以后經過了100多年發展，到現在，如果我們再講資本主義發展的階段，可以補充為四個階段、五個階段。我們就以馬克思所講的三個階段來講，資本主義社會主要矛盾是什么？是不是三個階段都發生了主要矛盾轉變？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即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表現在兩方面，表現在經濟上是生產社會化和資本主義私有化的矛盾；表現在社會上和政治上，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這是資本主義的主要矛盾。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以及后繼者都沒有講過：在這三個階段資本主義的主要矛盾發生了變化，三個階段有三個主要矛盾，沒有這樣講過。我們講政治經濟學，學《資本論》，從來也沒有說資本主義的主要矛盾隨著幾個階段的發展變化發生轉化，不存在這個問題。

　　新中國建立以來，已經歷70年的發展。在這70年的發展中，經歷了不同的具體階段，包括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大階段中的不同小階段。隨著具體階段的變化，我國的社會主要矛盾的論斷確實改變了好多次。這個是由我國的特殊情況、特殊的歷史發展階段和曲折的歷史過程形成的，不具有普遍意義。從我們中國來看，不同的階段提出了不同的社會主要矛盾，這有我們中國自己的特殊歷史情況。解放以前，舊中國社會制度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社會主要矛盾是“三座大山”（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壓迫廣大的人民群眾，而中國人民起來與“三座大山”進行斗爭、反抗，這是舊中國的主要矛盾。解放以后，我們消滅了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在華侵略性的壟斷企業。但不消滅而是要發展民族資本主義，要實行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義制度。把資產階級也納入人民范疇，民族資產階級沒有被消滅，跟蘇聯不同。原來毛主席寫《新民主主義論》，是主張我們確立新中國的政權以后，讓民族資本主義有個大的發展。現在年輕人都不知道我們的五星紅旗上的五個星星代表什么了。《新民主主義論》是毛澤東主席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發展。中國原來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生產力極端落后，廣大人民絕對貧困，不應該直接轉變為社會主義，要先建立新民主主義制度。

　　新中國建立前夕，召開了新的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了《共同綱領》，它等于臨時憲法，明確了我們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制度。那時候《共同綱領》沒有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有些參加會議的成員提出，是不是《共同綱領》寫上我們將來要向社會主義過渡？劉少奇同志代表中央發言講話，說社會主義那是未來的事情，現在不提。所以《共同綱領》里沒有提社會主義。我們國旗的五個星星，大星星代表共產黨，四個小星星代表四個階級圍繞著共產黨來發展，四個小星星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這表示我們先建立新民主主義制度，經過新民主主義制度發展到一定階段以后，再向社會主義過渡。

　　新中國建立以后，主要矛盾是什么？雖然把民主資產階級劃入到人民范圍，但是主要矛盾變成了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后來我們急于求成，急于向社會主義過渡，1952年毛澤東提出了向社會主義過渡問題，1953年正式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接著進行了三大改造，就是將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私有制改造為社會主義公有制，完全消滅私有制，“讓資本主義絕種”。原來準備經過三個五年計劃即15年過渡到社會主義，但實際上到1956年三大改造就基本完成，宣布進入了社會主義。

　　1956年召開的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了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因為我們三大改造完成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主要矛盾不存在了，主要矛盾轉化了，對轉化了的我國國內的主要矛盾，表述為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現實間的矛盾，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的轉化是對原來主要矛盾的排斥與否定。原來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我們消滅資產階級、消滅私有制后，矛盾轉化了，轉化前后主要矛盾是互相對立、互相排斥的。但是對于黨的八大對社會主要矛盾的論斷，我看許多有關論文里沒有講全，光講了這兩句話，實際上還有一句話，這句話不夠科學、不夠準確。它提出：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了以后，主要矛盾的實質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最后把主要矛盾歸結為這么一句話。顯然，這句話讓人聽了以后會認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得太早了，馬克思主義講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要適合生產力的發展，這也是歷史唯物主義重要的原理。把社會主義建立后的主要矛盾實質歸結為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和落后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跟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不一致了。所以中央很快就表示，黨的八大關于主要矛盾的表述不科學，不再提了。不再宣傳這個主要矛盾的內容不是因為“反右”才否定新提的主要矛盾的，“反右”以前就沒有宣傳了。我覺得雖然最后這句話表達得不是很科學，但前面那兩句話還是符合實際的，不應全盤否定。

　　1957年10月9日，中共中央召開了八屆三中全會，毛澤東在全會上作了講話，他明確否定了黨的八大決議關于主要矛盾的論斷，他提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仍然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變成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主要矛盾了。1949年到1952年的三年恢復時期，我們發展得很快，經過那么久的戰爭破壞，我們三年就把經濟恢復到1936年的水平。一直到1956年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經濟發展得很好、很快，甚至感到經濟發展過快，超越了國力。經過前30年的發展，我們建立了完整的工業體系，經濟增長年均6%以上。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為改革開放后的發展打下了基礎。

　　十一屆三中全會把黨的工作重點從階級斗爭為綱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也放棄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不斷革命的理論。后來，鄧小平提出新的社會主要矛盾的論斷，后經中央文件正式提出我國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當時還沒有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是先提出主要矛盾的轉化。黨的十三大報告全面地、系統地、完整地論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初級階段的觀點在黨的十三大前雖提出來了，但是沒有展開論證。黨的十三大進行了系統論證，同時又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將兩者緊密統一在一起，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就表示不是整個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整個社會主義社會還要經歷社會主義中級階段和高級階段。社會主義中級階段、高級階段，不可能再是落后的生產，不可能再是人民的物質文化需要不能滿足的狀況。從剛解放到黨的十三大，確實是生產絕對落后、人民絕對貧困，所以當時提出的主要矛盾符合我們當時的實際。

　　提出主要矛盾、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生產力絕對落后，因而，就是要大力快速發展生產力，發展商品經濟，才能夠不斷提高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所以，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又是對以階級斗爭為綱的主要矛盾的排斥和否定。這兩種主要矛盾是對立的。所以說，我國主要矛盾的多次變化，是曲折的、復雜的，有它的特殊性。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新時代這個概念是個大概念。沒有用新時期，新時代比新時期內涵更大、更廣泛、更深遠。

　　進入新時代，提出社會主要矛盾發生了轉化，轉化前后的這兩種主要矛盾不是互相排斥、互相對立的，而是有它的一致性，是一脈相承的，具有抽象意義的共同點。什么共同點？都是供給不能滿足需求。原來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需求側和供給側都是低水平的，是低水平的物質文化需要，是解決溫飽的物質文化需要；落后的社會生產是絕對落后。人們需要的消費品，連最基本的口糧、最基本的生活用品，也不能完全滿足需要，還要憑票券限量供應。供求不平衡，是低水平的不平衡。而我們現在的供求不平衡的矛盾是高水平的不平衡，需求方和供給方都是高水平的了。

　　二、用習近平同志“兩點論與重點論的統一”方法研究我國現實經濟問題

　　我們從一個社會經濟現象的側面也可以看出我國當前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實際情況和問題。改革開放以前沒有大批中國人到外國旅游，到外國購買高級消費品。當然，當時國門沒有開放，政治社會環境也不允許。再一個原因是大家都窮，即使允許你出國購買高端消費品，也沒有條件，沒有購買力。三年困難時期，大家曾餓著肚子勞動，我親身經歷過，下放勞動連窩頭都吃不飽。現在我們大量的比較富裕的群體，到境外購買高級消費品，購買奢侈品。根據世界旅游組織發布的報告顯示，2016年中國游客境外消費額高達2610億美元。連續15年保持兩位數的增長，把美、德、英、法甩在了后頭。2015年，我們中國人買走的奢侈品，等于全世界奢侈品的46%，這說明我們不能充分滿足他們高水平的需要，還要跑到日本買什么馬桶蓋。盡管我們現在產生了貧富分化，但這是相對貧富分化，而非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絕對兩極分化。我國可以允許富者愈富，但不會是貧者愈貧。

　　大家現在都有微信，有時候你們會收到各種各樣的信息，極左的、極右的。有的為了貶低我們社會主義，挑撥性地編造一些假數字、假信息。我也會看微信，就收到過這樣的信息說：改革開放前最低的工人收入39塊錢，購買力等于現在的六七千塊錢，用以說明現在人們的工資，特別是工人群眾的工資太低了，遠遠不如改革開放以前的最低工資。人民的購買力、實際工資，遠遠趕不上改革開放以前的。有些人不考慮真偽，不去算下賬，信以為真。我記得20世紀五六十年代北京豬肉9毛錢一斤，現在多少錢？就算10塊錢，漲到幾倍？十來倍吧。白面（標準粉）1角8分4一斤，現在白面是不是2塊錢一斤？漲了近10倍。雞蛋那時候8毛多錢一斤，現在5塊錢，漲到幾倍？差不多6倍。那時候永久牌自行車125塊錢，上海手表120塊錢，現在漲到多少？也就漲了2-3倍吧。現在工人基本工資一般也3000、4000元。就算3000元，和39元相比，漲了多少倍？70多倍！如果4000元，等于39塊錢的100多倍。

　　所以，我們既要看到兩極分化，又要確認大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了，還要看到雖出現貧富分化但不是絕對的兩極分化。鄧小平講過，如果發生了兩極分化我們改革就失敗了。鄧小平講兩極分化是絕對兩極分化，我們出現的兩極分化是相對兩極分化。絕對兩極分化，是富的愈富，窮的愈窮。我們不存在窮的愈窮，窮的也要扶貧、救濟，使貧困人口脫貧，而且低收入群體的收入也在不斷提高，是相對兩極分化。相對那些財富滾滾增加的大款、富豪而言，工農群眾的財富和收入與之相比差距越來越大，不能不看到這個實際情況。因為是建設社會主義，大家的收入水平都提高了，低收入的也提高了，但兩者間的差距還很大。與那些年收入幾億、幾十億的富豪相比，低收入的工農群眾一年才三四萬塊錢，有些農民的收入比這還低。這個差距太大。搞社會主義，要共同富裕，所以要從兩方面分析這個問題：一方面要看到我們存在兩極分化，不要否認，有人否定是不顧事實；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經濟發展了，整體上說人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要看到差距，也要看到大家生活水平絕對的提高。習近平同志分析問題的方法，是“兩點論和重點論的統一”，我們要學會這個分析問題的方法。兩點論是既要看到我國發展的成就，也要看到發展的不足。但重點是應從整體上看到我國的巨大發展成就和人民財富和收入的絕對提高。看到供給與需求兩側總水平的顯著提高。

　　三、“兩個沒有變”和“一個變”的聯系和統一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根據是什么？它和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有沒有矛盾？可以肯定地說沒有矛盾。“兩個沒有變”和“一個變”是統一的。我們可以從幾方面來說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

　　首先，我們已經明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要經歷一百年的時間，百年的目標是要實現全面現代化。初級階段提出“三步走”，第一步是解決溫飽問題，第二步是解決小康水平問題，第三步是實現全面現代化的問題。我們現在的發展，遠遠超過了預期。鄧小平同志最初提出的三步走，前兩步基本快完成了。我們基本上實現了小康，到2020年全面實現小康水平。但是還有最后30年，黨的十九大又把它分成兩個小階段：2020年到2035年是一個階段，2035年到21世紀中葉又是一個階段。我們初級階段的任務還沒有完成，實現了全面現代化才算走出了初級階段，所以我們還處在初級階段。我說我們的發展超過了預期，鄧小平最初提出三步走，他原來說我們到20世紀末人均GDP達到800至1000美元；他又預期，到21世紀中葉趕上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均GDP達到4000美元，認為21世紀中葉人均達到4000美元，就達到了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實際上，2017年我們人均GDP大約可達到8500多美元了，更不要說我們還有30多年的時間要走向全面現代化。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比預計目標提前了15年。

　　黨的十九大的文件沒有講我們到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以及到21世紀中葉實現全面現代化時人均GDP是多少，為什么沒有再預計這個？我考慮有幾個方面原因：一方面，預測到哪一年人均GDP是多少，根據經驗看往往是不太準確的。鄧小平預計21世紀中葉達到4000美元，如果21世紀中葉只達到4000美元，那依然是很落后的國家，預期和實際水平差得太多了。所以，預計達到多少美元，很難準確地估計出來。我們有時候往往超過了預期。

　　再一點，我們現在要求轉變發展方式，要求從速度型和數量型發展轉為質量型和效率型發展。數量型發展GDP可以統計出來，但質量型發展難以統計出來。另外，我們要全面實現現代化，不僅僅是GDP的增長問題，也不僅僅是物質文化水平提高的問題，還包括美好生活需要的其他方面，如政治、公平、正義、安全、生態、法治等一系列方面。我們希望環境不要污染，能夠呼吸清潔的空氣，能夠有清潔的水喝，能夠吃上沒有污染、無毒的食品，喜歡藍天白云、青山綠水。我們將來要建立美麗的國家，這個很難用GDP來統計。但這不是說我們要放棄GDP的統計，到時候，到2020年、2035年、21世紀中葉，我們也會統計出GDP總量達到多少，人均GDP達到多少，每年還會統計的，只是不預期未來的具體GDP數字了。

　　為什么說初級階段基本國情沒有變？剛才講了一個原因，就是初級階段戰略目標還沒有實現，沒有走出長達百年的初級階段。第二點，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沒有變。大家知道，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特點是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這個經濟特點存在于百年的初級階段中，也不會變。我順便說一下，多種分配方式，主要的是兩種：一是完全的公有制經濟實行按勞分配；二是私營和外資企業實行按要素所有權分配。過去講按要素貢獻分配，我認為這個提法不科學，這是把西方代表資本的話語權納入到我國社會主義分配中來。過去還曾長期講我們社會主義分配制度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也是把西方右翼學者的觀點當作我們社會主義分配原則。后來在貧富分化日益突出的情況下，才最后改變提法。可以看出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分配原則，曾有兩種不科學的提法，既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分配理論，也不符合社會主義經濟實際情況。先是提出社會主義分配原則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初次分配重視效率，再分配重視公平”。社會主義能夠不重視分配公平嗎？這個提法是有利于資本而不利于勞動的。我從來不宣傳它，但也不好公開反對，但可以在寫文章時，換一個提法。我寫教材、寫論文，主張社會主義既要重視效率也要重視公平，要把兩者統一起來。后來兩極分化日益明顯，劉國光等學者提出，分配制度的效率和公平的天平應該向公平傾斜了。中央也逐漸認識到原有的提法需要調整，日益重視分配公平。社會公平的話語日益增多。后來黨的十七大放棄了原來宣傳了十多年的分配制度重效率而輕公平的原則。但是，有個遺留的問題：將分配原則改為效率與公平并重，是否科學？

　　大家是否注意到，黨的十九大文件沒有再講分配制度要兼顧效率公平。盡管黨的十七大統一了提法：初次分配與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重視分配公平。黨的十九大沒有再這樣講。黨的十九大報告既講提高效率與效益，又強調公平與公正，是將兩者放在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領域中講，而不是放在分配領域中講。講效率是指生產效率、勞動效率。分配領域還講效率問題么？分配只存在分配公平不公平、合理不合理問題，不存在分配效率高還是效率低，沒有這個問題。雖然黨的十七大調整了原有提法，但依然放在分配領域。效率是生產領域的問題，發展經濟既要重視效率又要重視公平，是生產和分配的關系，是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關系。我一直主張生產重效率，分配重公平，在生產領域可以講效率優先，優先于產值或GDP。但怎么能在分配領域講效率還要優先于公平呢？我們發展經濟要把效率和公平統一起來，也就是把生產的效率同分配的公平統一起來。不是在分配領域把兩者統一起來。

　　還有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問題。加上“貢獻”兩個字，有人照搬西方那一套，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論。還把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作為整個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否定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原則，否定資本主義經濟存在剝削，還宣傳工人工資拿多了是剝削資本家，還將此當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創新和貢獻自我宣揚。

　　黨的十九大文件，沒有再提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我們還是應按照馬克思的分配理論研究分配問題。馬克思分配理論是科學的、符合實際的。《資本論》第三卷后面，馬克思專門設一章講“分配關系和生產關系”。即使在資本主義經濟中講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也不科學，為什么？按生產要素分配，難道分配給生產要素嗎？分配給資本嗎？分配給原材料嗎？按生產要素分配不是分配給要素本身，是分配給資本所有者、土地所有者。即使承認非生產要素也有貢獻，自然力也是生產要素，如利用風力、水力發電，利用太陽能來生產，尤其在農業生產中，需要陽光雨露、風調雨順。但自然力作為生產要素（馬克思把自然力作為重要生產力要素）在生產中作了重大貢獻，參加分配么？你分配給陽光雨露嗎？分配給風力、水力嗎？自然力之所以不參加分配，是因為它沒有被某個主體占有，沒有所有權。如果有了所有權，就要參與收入分配。即使講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資本的貢獻不等于資本家的貢獻，土地的貢獻不等于地主的貢獻。而勞動的貢獻恰恰就是勞動者的貢獻。勞動、勞動力與勞動者都是合為一體的。

　　我們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搞政治經濟學、學《資本論》、講課、寫文章，一定要實事求是地按照馬克思的理論觀點分析問題。資本主義經濟分配方式就是按生產要素所有權分配。如果講得更具體一點，資本主義的分配方式是以按資（本）分配為核心的，按生產要素所有權分配，這個符合實際。所以，我國存在的外資企業、大私營企業，本來就是資本主義經濟；有人把它說成是社會主義經濟，是不對的。私營企業、外資企業是按生產要素所有權分配，完全的公有制就是按勞分配。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行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是存在一百年不會變。就從上述戰略目標和基本經濟制度沒有變來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也沒有變。另外，黨的十九大報告講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也沒有變。習近平同志講得很清楚，雖然我們的經濟規模躍居世界第二位，生產力大力發展了，有些生產力發展超過了世界其他國家，但是，“中國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僅相當于全球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美國的七分之一”〔1〕。所以我們雖擺脫了絕對落后，但還相對落后。這也是習近平同志的兩點論：既強調我們生產力大力發展了，看到我們巨大的成就，也要看到我們的相對不足、相對落后。相對于什么？一個是相對于發達國家還相對落后，另一個是相對于21世紀中葉我國實現全面現代化的目標，還是相對落后。

　　所以，可以論斷：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是兩個“沒有變”。但是我國的社會主要矛盾變化了。這個表現得很明顯。總體上說，全國人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顯著提高了。我國中產階層的人數超過世界任何國家。外國學者也在議論我國中產階層的擴大和生活水平顯著提高。他們作過調查統計，把中國年收入10萬到20萬的叫作中產階層，我覺得這個低了一點，最低可以按15萬或20萬來計算。

　　四、正確理解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內涵

　　我國轉化后的社會主要矛盾的內涵，一個是需求側，一個是供給側。講供給側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是指什么，是針對需求側講。需求的水平提高了，要求質量更高、更多樣化、更符合個性、更安全、科技含量更高的物質文化供應。恩格斯把消費資料分成三類：生存資料、發展資料、享受資料。我們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初期，是絕對的落后和絕對貧窮。對廣大人民群眾來說，生存資料，甚至基本生活資料都不能滿足，談不上發展資料和享受資料的滿足。現在我國發展了，比較富裕的階層，更不要說富豪，生存資料不在話下，發展資料也不在話下，他可以享受到高端物質文化生活。有的可以坐豪車、住豪宅，吃豪宴，獲得更多的享受資料。但是低收入階層，特別是貧困人口，首先是解決他們生存資料需要。再好一點，中產階層已解決了生存資料的需要，進而需要更多更好的發展資料。當然也會追求一些享受資料。所以，不同的收入階層，他們的美好生活需求不是固定一致的，而且美好生活需要不是一個固定的概念，是個動態的概念、發展的概念。同時也要肯定一點：對廣大人民群眾來說，包括低收入群體，有一個共同的美好生活需要，那就是黨的十九大報告所講的“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以及社會公平正義。

　　所謂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不要脫離開它是相對于美好生活的需要提出的，就是說，生產與社會供給要與提高了的生活需要相匹配，要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對美好生活的需要。雖然我們生產力大力發展了，供給水平也提高了，低端供給過剩，高端供給在不斷增加但還供給得不夠充分，形成高端需求增長與供給不足的不平衡。這表明我們發展得還不足，不能充分地滿足對美好生活需求的需要。不要脫離開這個著眼點，大談城鄉不平衡、區域不平衡、產業不平衡、收入不平衡等，講了很多不平衡，我覺得這是言不及義，因為講這些縮小不了也解決不了主要矛盾問題，而且偏離了主題。那些諸多不平衡，過去存在，現在存在（現在是在縮小而不是擴大），將來也不可能完全消除。這些不平衡與解決主要矛盾沒有內在聯系。

　　現在報刊上發表了不少解讀和宣傳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文章。在解讀作為主要矛盾主要方面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時，都離開了直接相對于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需求方，大談與主題無內在聯系的多種不平衡不充分。這里舉一篇具有代表性和權威性的論文為例，它說：“發展不平衡主要指各區域各方面發展不平衡，制約了全國發展水平的提升。”“現階段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表現在很多方面。比如，從社會生產力看，我國仍有大量傳統、落后甚至原始的生產力，而且生產力水平和布局很不平衡。”“從城鄉區域發展看，發展水平差距仍然較大，特別是老少邊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比較落后。從收入分配看，收入差距仍然較大。”〔2〕有些文章解讀“不充分”還加添要素不充分、產業不充分、競爭不充分、模式不充分、形態不充分、潛力釋放不充分、動力轉換不充分、制度創新不充分、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不平衡等。

　　為了說明這類解讀不符合經濟生活實際，我可以舉出許多事例。例一：廣大居民希望供給優質的米面、高品質的水果、綠色的蔬菜，還需要更多的高質量的其他消費品。暫時還不能得到充分滿足，你能怪這是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老少邊地區發展落后，收入差距較大等造成的么？只能說為了滿足高水平的需求，我們農業生產需要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增加高質量和更符合需求的消費品的供應。在我國實際生活中，對玉米的需求減少了，而對大豆、雜豆、雜糧等的需求增加了，這是從全國范圍來考察供求變化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并不排斥對雜豆、雜糧等非高端產品的需要，但要求高質量的雜豆、雜糧供給，以適應這種供求關系變化。去年我國調整了糧食品種的種植面積：籽粒玉米面積減少了約2千萬畝，大豆面積增加了7百萬畝，雜糧、雜豆增加了6百萬畝。〔3〕

　　再舉一個工業品的例子，前些年李克強總理提出我們大家使用的圓珠筆芯的圓珠還得進口的問題。圓珠筆芯的圓珠需要一種特殊的鋼材，而這個特殊的高級鋼材我們過去生產不出來，需要大量進口。圓珠筆并不是高端產品，但我們美好生活需要離不開它，這就是供求關系不平衡、發展不充分。圓珠筆芯圓珠自己不能造，這是短缺，與城鄉區域和收入等不平衡毫無關系。我們現在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太原鋼鐵廠經過五年刻苦的鉆研，已經生產出了所需特殊鋼材。我們大量的鋼材過剩是低端產品過剩，而太原鋼廠能夠生產出這種特殊鋼材來，就能夠解決圓珠筆所需要的筆芯圓珠，用不了幾年就可以不用再進口了，我們就可以解決這方面的發展不充分、供給不平衡問題。太原是中部地區，中部地區落后于東部地區，但是它可以生產出過去我們依靠進口現在可以不進口的特殊鋼材來，這與中部地區落后于東部地區有什么聯系？

　　黨的十九大報告和習近平同志的其他講話，從來沒有用區域不平衡、城鄉不平衡等來說明作為社會主要矛盾內涵的發展不平衡、不充分。請大家注意一下：黨的十九大報告第一個問題講我們5年來的成就，強調5年來我們生產力產生巨大發展。習近平重點論是強調我們5年來獲得巨大發展，但兩點論又講我們還存在不足，存在困難。其中講我們存在的不足，首先就是講我們發展不平衡、不充分，質量不高、科技創新能力不高，實體經濟發展不夠。這正是講新的社會主要矛盾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問題是質量不高、科技創新不夠等的表現。這段論述用分號與下面的論述分開。下面另用一段論述我們的另外缺點：“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就是說，黨的十九大報告本身，是把作為社會主要矛盾內涵的發展不平衡、不充分，跟城鄉、區域和收入分配不平衡作為兩個不同的問題并列提出來的。而我們現在許多論文、著作，卻把黨的十九大報告所講的兩個不同問題混淆起來。用后一個問題取代前一個問題。用城鄉區域和收入不平衡解釋前一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

　　習近平同志在2017年10月11日參加黨的十九大貴州省代表團討論時說：“要深刻學習領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新論斷，深刻學習領會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變化的特點。”又強調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是關系全局的歷史性變化，對黨和國家工作提出了許多新要求，我們要深入貫徹新發展理念，著力解決好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更好滿足人民多方面日益增長的需要。”這里提出了三個重要論點：一是要深刻學習領會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新特點，這個新特點應包括供給和需求兩側變化的新特點，“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也是具有新涵義的新特點。區域、城鄉等的不平衡是舊有的特點，不是變化的新特點。二是強調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是關系全局的歷史性變化。學者們用以解讀的城鄉區域不平衡等種種不平衡都是長期存在的，不存在“關系全局的歷史性變化”。三是解讀不平衡不充分的途徑是貫徹新發展的理念。黨的十九大報告還提出，“著力解決好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大力提升發展質量和效益”。強調“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擴大優質增量供給，實現供需動態平衡”，“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體，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等。這都是新時代的新變化、新任務。必須緊扣這些內容，解讀不平衡不充分問題。

　　黨的十九大報告論述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時特別指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廣泛，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試問：這種生活需要更廣泛地超越物質文化方面的發展不平衡不充分，能用城鄉區域等方面的不平衡來說明嗎？

　　實際上，中共中央前幾年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已經覺察到，我國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的內涵已經發生了變化，看到了我們需求側結構水平提高了，但供給側結構還不能滿足這個需要，低端產品的無效供給過剩，高質量產品的有效供給不足，兩者并存。只有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才能逐漸實現新的平衡。有些居民需要的產品還要通過進口或到國外購買。過去婦女們所用的高級化妝品和嬰兒用品，不少人還要到外國購買，現在要大幅度降低這類商品的進口關稅，以滿足居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又可以減少購買力的外流。我們要提高國內消費力，讓大家多在國內購買中高端和高質的消費品，以促進我們經濟的發展。這也屬于供給側結構性的改革。

　　特別是有的學者用“我國仍有大量傳統落后甚至原始的生產力”來解讀作為社會主要矛盾內涵的不平衡不充分發展，就更難理解了。黨的十九大報告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和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是以我國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特別是以“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總體上顯著提高，社會生產能力在很多方面進入世界前列”為前提提出來的。而有的學者卻反其道而行，用生產力落后，甚至是原始生產力來解讀作為社會主要矛盾內涵的不平衡不充分發展。這是30年前黨的十三大報告論述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社會主要矛盾時用過的類似語言。看來，對黨的十九大的報告的新理論、新思想，還確實需要如習近平同志所要求的，要“深刻學習與領會”，形成符合黨的十九大報告新理論、新思想的理論共識。

參考文獻

〔1〕《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89頁。

〔2〕冷溶：《正確把握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人民日報》2017年11月27日，第1版。

〔3〕《我國糧食生產堅定向優向綠步伐》，《人民日報》2017年11月21日，第1版。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來源：社會科學輯刊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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