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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征路 | 毛主席的工作方法盡顯大黨領袖氣象——重訪革命史之四十

點擊：3905  作者：曹征路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  發布時間:2018-03-22 09:50:53

  

【郭松民按】

曹征路老師是一位敏感而富有正義感的優秀作家。

是在這樣一個惡俗而趨炎附勢的時代里特立獨行，敢于反抗的作家，也是一位使自己的心跳和呼吸緊緊貼近工人階級的心跳和呼吸的作家。

他創作了被稱為“工人階級傷痕文學”開山之作的《那兒》，記錄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國企改制的過程中，工人階級的不幸與困惑，感動了無數人，也堪稱時代記錄。

《重訪革命史，解讀現代性》是曹征路老師重新思考近代以來革命與現代性的系列之作，將在本公眾號陸續刊出。

 

 

 

毛主席的工作方法盡顯大黨領袖氣象

——重訪革命史，解讀現代性（四十）

曹征路

 

中共七大的意義已經論述很多：它明確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綱領，并完整地制定了現階段的政策；提出了“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的斗爭口號；強調放手發動農民群眾，實行土地改革，同時提出準備工作重心由鄉村向城市的轉變，以適應新的形勢需要；指出加強黨的領導是爭取革命勝利的關鍵。報告概括了中國共產黨在長期革命斗爭中形成的三大作風（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以及批評與自我批評）。指出這是中國共產黨區別于其它政黨的顯著標志，全黨要保持和發揚這些作風，更好地團結和率領全國人民，完成黨的戰略任務。所以本篇的重點不在這里，本篇分別把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在七大前后的貢獻做出闡述，針對1943年3月蔣介石出版的《中國之命運》，以說明中國的兩種前途兩種命運在那時就已經不可逆轉。

 

 

正如毛澤東在七大的結論報告中所指出的：在抗日戰爭快要勝利的時候，各個階級都在那里準備打敗日本以后干什么。國民黨六大和中共七大就是這種準備的體現。毛澤東強調了預見的重要性。他認為，預見就是預先看到前途趨向。沒有預見就沒有領導，沒有領導就沒有勝利。七大政治路線是黨對抗戰勝利后時局發展變化的科學預見，而提出的現代性方案。毛澤東說：“我們的文章，我們的大會文件，根據我們的預見，指出了中國人民將要走什么道路，并規定了我們的政策。”為此，七大的準備工作實際上就是為即將到來的革命形勢進行有預見性的轉變。

 

首先是軍事方面的轉變，包括作戰方式、軍事力量、地域狀況三個方面。這三位一體的轉變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時局發展密切相關。

 

1943年11月底，英美蘇三國首腦在伊朗召開了歷史性的德黑蘭會議，決定在1944年5月底實施歐洲登陸計劃，開辟歐洲第二戰場。后來由于登陸規模擴大，實際登陸日期就推遲到了1944年6月6號。諾曼底登陸的最終實施，不但緩解了蘇聯的壓力，而且對德國形成戰略夾攻。1945年5月2日，蘇聯紅軍攻克柏林，8日德國法西斯戰敗投降。這表明，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即將取得最后勝利。

 

由此中共預見到，中國抗日戰爭戰略反攻的日期已經臨近，并抓住這一有利時機，從5月開始發動大規模夏季攻勢，逐步實現由游擊戰向運動戰的轉變，為抗戰轉入全面大反攻創造條件。

 

“我們要做好準備，由小麻雀變成大鵬鳥，一個翅膀掃遍全中國，讓日本帝國主義滾蛋。”

 

其次是工作重心的轉變，明確提出在全局上準備由戰爭轉向建設；在工作上準備由鄉村轉向城市；在發展方向上準備使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

 

早在1944年4月12日，毛澤東就說，七大“將要討論加強城市工作和爭取全國勝利的問題”。“我們要在根據地內學習好如何管理大城市的工商業和交通機關，否則到了那時將無所措手足。” 

 

5月22日，毛澤東又寫道：“如果我們不能解決經濟問題，如果我們不能建立新式工業，如果我們不能發展生產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擁護我們。”“城市工作要提到與根據地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這不是口頭上講講的，而是要實際上去做的，要派干部，要轉變思想。”

 

這就是后來從各根據地抽調大批干部進入東北的思想組織準備。

 

第三是工作重心由鄉村向城市轉變同時，鄉村工作也有一個轉變的問題。由抗日時期的“減租減息轉變到耕者有其田。”

 

這實際上提出了抗日戰爭勝利后要進行土地改革，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最終任務。

 

 

以上三個轉變，最為根本的一點便是要解放生產力，努力發展生產力。“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于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這表明黨已經明確地把生產力要素與現代政黨在歷史發展進程中所起作用的大小好壞聯系起來，并把是否有利于生產力的解放視為價值判斷的標準。

 

而實現這三個轉變就必須實現政治上的團結統一，經過整風學習運動黨內在思想上的障礙已經掃除，過去因路線問題的看法不同而導致的爭執基本上消除，所以政治上的團結統一尤為重要。突出的問題就是怎么樣看待山頭主義，如何正確處理因山頭而帶來黨內隔閡。就當時來說，鑒于山頭是逐漸壘起來的，毛澤東的思路是“我們要肅清山頭主義，就要承認山頭，照顧山頭，這樣才能縮小山頭，消滅山頭。”

 

鑒于七大以前的中央委員會，在組織成分上沒有反映各個方面的革命力量，沒有照顧山頭這一實際情況，“是不完全的，是有缺點的”。毛澤東提出：“新的中央委員會應該反映這方面的情況，要成為一個缺陷最少的中央。”但是，照顧只能是相對的，如果硬要照顧得那樣周密、完全，就有可能是一種湊數，也不能體現“少而精”的原則。所以，作為全黨的最高領導機關，中央委員會就要“包含有大批有全國影響的同志，也要包含大批過去有地方影響、將來可能有全國影響的同志”。

 

 

承認山頭、照顧山頭，是在尊重歷史、承認現實基礎上作出的選擇。但存在的不都是合理的。從革命事業的發展和全局來看，山頭主義畢竟有損于黨的團結統一。這是因為各個山頭在長期斗爭中形成的比較穩定的人際關系，在血與火中結成的感情很容易形成一種親疏關系。因為有這種親疏的不同，在處理問題時就容易有偏差，有界線。這種情況長期存在和發展下去，會形成自由主義，嚴重的會發展成宗派主義，一個山頭下來的人彼此抱成一團，搞團團伙伙。因此從全黨的團結統一出發，對山頭及山頭主義應該逐步削弱，而不應加強。

 

針對山頭與山頭主義產生的土壤，毛澤東就如何創造條件，最終消滅山頭和山頭主義提出了自己獨到的看法。他認為，一定要認識山頭，承認世界上有這么一回事，要了解它。照顧也一定要照顧，認識了以后才能照顧，照顧就能夠逐步縮小，然后才能夠消滅。所以消滅山頭，就要認識山頭，照顧山頭，縮小山頭，這是一個辯證關系。

 

至于消滅山頭主義的條件，他前瞻性地指出：“只有在將來全國勝利了，有了大城市，到處交通很便利，報紙能夠銷到全國，電訊能夠通到各地，開會也很方便，那個時候才會徹底消滅山頭主義。”

 

毛澤東提出了采用“搬石頭”的辦法消解。所謂“搬石頭”，就是要卸下思想包袱。毛澤東指出：“如果他們的精神上被石頭壓著，有些石頭還是我們自己的手放上去的，我們就要替他們解開。凡是他們精神上壓著的石頭，不論是大石頭，中石頭，小石頭，我們都要替他們解開。是我們的手放上去的石頭，就要用我們的手解下來，使得這些同志精神愉快，得到解放，發揚積極性。”

 

他還預見到：“把大小石頭紛紛搬開，這樣關系就會好一點，山頭就少了，山頭主義也就少了，這樣就搞掉了一半；再把相互關系搞好一點，那一半也沒有了。”

 

又鑒于山頭主義與黨內教育不足密切相關，他提出要在黨內進行馬克思主義教育，倡導領導干部深入群眾，同人民打成一片。毛澤東指出：“有山頭而沒有主義，另外來一個主義叫做馬克思主義，叫做山上的馬克思主義。從前有人講山上無馬克思主義，現在我們把這個‘無’字改一下，叫做山上有馬克思主義。”正是根據上述精神，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的選舉，既堅持了德才兼備、任人唯賢，又照顧到各條戰線各個戰略區（山頭）。這既有利于加強黨中央的集體領導和指揮，又有利于加強黨對各地區、各條戰線工作的領導。在新當選的77名中委和候補中委中，中央及軍委機關18人，占23.4%；陜甘寧邊區9人，占11.7%；八路軍前方總部、華北各戰略區22人，占28.6%；華中和新四軍15人，占19.5%；國統區11人，占14.3%；在蘇聯的2人，占2.6%。正是由于七大選舉照顧了中國革命的實際和黨內的方方面面，使選出的第七屆中央委員會成為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領導群體。

 

從這些思考和實際做法上可以看出，1945年的毛澤東思想已經非常成熟全面地在處理以往對敵斗爭和黨內斗爭的經驗教訓，體現出一個大黨領袖的氣象。因為國民黨是由幫會起家，解決黨內問題往往是依靠軍閥互相傾軋互相掣肘。共產黨自身也是由于各根據地的分割，加上當時交通信息不便，也曾出現過張國燾、項英的歷史錯誤。所以實現黨內團結是迎接全國性勝利的重要條件。

 

 

那時毛澤東非常希望周恩來能回延安籌備七大。

 

周恩來在黨內資歷比較深，他在中共五大上被選為中央委員、候補政治局委員；六大上被選為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常委。六大選出的24名中央委員中，有的犧牲，有的叛變，有的不在國內，只剩了關向應、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張金保，8名中央政治局委員只剩了周恩來。

 

毛澤東是1930年9月補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的。何況，周恩來還在六大上被選為中央秘書長、組織部部長，在黨內外發揮著重要作用。在遵義會議、西安事變等重要歷史關頭，周恩來都表現出堅定的立場和出色的才干。

 

另外周恩來1939年1月擔任南方局書記，負責領導除西北以外的國民黨統治區黨的各項工作，同時還擔任中央敵后城市工作委員會主任等職。在以往在籌備七大過程中，還擔任過向共產國際和蘇聯通報情況的重任，1939年9月他趁到蘇聯治傷的機會，完成了一份5萬余字的《中國問題備忘錄》，并用兩天時間向共產國際詳細介紹了中國抗日戰爭的現狀，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式和特點，系統敘述了中共各方面的工作以及八路軍、新四軍的工作，以及七大的準備工作。他的這次報告對共產國際進一步了解中國的實際情況起了重要作用。

 

這些都是毛澤東翹首以盼的原因。

 

1941年9月8日，毛澤東給周恩來發出一封措詞懇切的電報：“七大代表留此多者一年，少亦半年，專等你回開會，我們意見，一定要等你，你看年內有可能回延否？”另外中共中央政治局整風會議的初步結論，毛澤東也要等著周恩來、劉少奇、彭德懷等回延安討論決定后再交七大通過。

 

1942年2月21日，毛澤東同王稼祥復電周恩來：“政治局在去年十月間曾詳盡檢討了過去路線問題，一致認為四中全會至‘九一八’中央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但有好幾個嚴重原則錯誤。‘九一八’至遵義會議中央路線是錯誤的。遵義會議以后中央路線是正確的。結論已寫好，尚待七大前周及少奇、德懷回來方能討論決定，交七大通過，在內部發表。”后來因為國民黨頑固派故意設置障礙，不同意放行，周恩來沒有能及時回到延安，七大也沒有能按計劃及時召開。

 

直到1943年6月2日，周恩來致電毛澤東說，蔣介石對他返延安問題正在考慮中，目前暫無表示，故發護照須推遲。6月7日，周恩來和林彪會見蔣介石，才得到蔣介石同意可以離開重慶。最終，周恩來、林彪一行100余人于6月28日分乘四輛大卡車離開重慶，7月16日抵達延安。

 

 

周恩來回延安后，參加了正在如火如荼的整風運動。1943年9月上旬至12月初，中央政治局連續召開3次會議，討論王明在內戰時期和抗戰初期的錯誤，總結黨的歷史經驗。許多同志在會上批評了王明的錯誤，有的同志作了自我批評。周恩來在會上回顧了從1927年黨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到1943年黨的歷史，分析了王明犯錯誤的原因，并嚴肅地檢討了自己的錯誤。

 

這時共產國際已經解散，但還有蘇聯聯絡員孫平等人駐在延安。孫平對中共素有成見，認為中共的整風運動是領導層內部不同意見的人的權力之爭，并認為“反對共產國際的運動是以開除王明出黨為前提的。孫平把這些意見轉達給王明。于是王明要孫平代發電報，要求季米特洛夫告訴中共領導，說王明是遵循共產國際路線的，是遵照共產國際的決議去做的。

 

在這種情況下，前共產國際領導人、時任蘇聯共產黨中央國際宣傳部部長的季米特洛夫，于1943年12月22日以指責性的口氣給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寫信，指出：“指控周恩來和王明執行了共產國際建議的民族戰線政策，似乎因此他們將黨引向了分裂，從而開展反對他們的運動，這在政治上是錯誤的。像周恩來、王明這樣的人，最好不要使他們離開黨，而要保留他們并盡量為黨的事業利用他們。”毛澤東馬上進行解釋和說明，并和劉少奇、周恩來等約見孫平，向他說明中共整風運動情況，以消除季米特洛夫和孫平的誤會。

 

延安整風出現了“搶救運動”的錯誤，但并沒有提出要開除王明等人的黨籍。相反在清算王明錯誤的過程中，中共一直堅持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對他進行耐心的思想工作。王明當時因病未參加會議，毛澤東多次去看望，并派其他人去聽取意見。周恩來與王明多次談心，有時長達5個小時。六屆七中全會討論歷史決議草案時，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朱德、周恩來均先后和王明談話，對決議的內容作了解釋。可見當時周恩來的作用十分巨大，經過細致工作王明的思想有一定的轉變，當時也承認了自己的錯誤。

 

周恩來回延安時，還趕上干部審查。當時的審查干部很嚴格，許多中央領導同志都講了自己的歷史和對黨的歷史問題的認識。周恩來從重慶回來后，也在中央大禮堂發表講話，把歷史問題交代得很清楚，認識深刻態度誠懇。大家聽完他的講話，沒有人提出什么問題。當部分七大代表因受到“搶救運動”的影響，代表資格被質疑時，調查人員找到周恩來了解情況，周恩來總是實事求是不厭其煩地說明情況提供證明，使一些同志順利通過了代表資格審查。為了幫助中央黨校學員，其中不少是七大代表，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統一思想，周恩來還根據中央書記處會議的精神，于1944年3月到中央黨校作報告，對六大的歷史功過給予了科學的評價。

 

 

中共七大政治報告（即《論聯合政府》）的產生還有一個重要背景，就是1943年3月蔣介石出版了《中國之命運》一書。

 

這本書是由陶希圣根據蔣介石的授意代筆而成。它的本意是宣傳只有國民黨救中國，只有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不僅反對共產主義，連自由主義也不能容忍。《中國之命運》出版后，國民政府利用行政手段強制規定國民必須閱讀，但效果卻適得其反。引來三方面的批評：以西南聯大教授為主的批評，來自中共的批評，和英美西方大國也是二戰同盟國的批評。

 

蔣介石沒有想到，在這本書中公開宣揚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專制主義，令對他報有好感的知識分子都深感失望。1942年，美國政府派費正清來華，身份是美國國務院文化關系司對華關系處文官和美國駐華大使特別助理。費正清在昆明讀了《中國之命運》后發覺，這本掌權者的書，對著書立說的教授們是一種侮辱。費正清慨嘆：“一位政治家寫出這樣的小冊子實在有失身份，如今我明白了為什么每位與此書英譯本相關的人，像得了寒熱癥一般。”蔣介石自己在日記中也稱英美不滿《中國之命運》：“乃預想所及，然未料其反感如此之大也。”

 

從西南聯大教授們看來，蔣介石這本書的出版，是失去精英知識分子的一個前奏，到抗戰勝利內戰頓起時，又失去一大批知識分子的支持。

 

書里書外，連接著20世紀40年代的歷史風云。就在批判《中國之命運》的次年，國共關系果然開始發生政治逆轉，毛澤東正式提出，今后要由共產黨，而不是由國民黨來擔負起解放中國的責任，坐實了陶希圣所擔心的“抗戰的結果比抗戰的進行更危險”。

 

 

為具體籌備七大的召開，中共中央決定召開六屆七中全會。1944年5月21日第一次全體會議決定，全會期間設主席團，由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任弼時、周恩來組成，書記處與政治局在此期間停止工作。9月1日，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研究討論組織解放區聯合委員會、成立聯合政府等問題，為此周恩來去重慶同國民黨和其他方面人士磋商、談判。11月25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請與有關朋友商解放區聯合會事，并考慮有無辦法來延，你回延后準備即開七大，并接著不很久即開解聯。”2月7日晚，六屆七中全會召開會議，聽取當天飛回延安的周恩來、董必武關于國共談判情況的報告。由于蔣介石拒絕接受成立聯合政府，會上決定由陜甘寧邊區參議會發起，成立解放區聯合委員會，黨內委員會準備由周恩來、林伯渠等14人組成。1945年2月18日，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聽取周恩來關于同國民黨談判情況的報告。3月初國民黨政府明確拒絕組織聯合政府，國共談判陷入僵局。于是七大的準備工作緊鑼密鼓地進行，終于在1945年4月在延安隆重召開。

 

聯合政府當時雖然沒有能夠建立，但宣傳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得到了廣大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的響應，產生了很好的政治影響。聯合政府的主張，成為了七大政治報告的主題。周恩來為此做出了巨大努力。

 

 

毛澤東希望另一個回延安的人是劉少奇。這主要是因為劉少奇具有豐富的基層工作經驗，同時又具備很高的理論素養，對于撥正以王明為代表的右傾錯誤能夠發揮重要作用。

 

在抗戰時期，客觀上中共面臨著民族斗爭與階級斗爭相互交織的復雜形勢，既面對著日軍的瘋狂進攻態勢，又要正視國民黨抗戰的兩面性。就主觀方面而言，中共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急需實現全黨的統一。劉少奇的工作崗位歷經了從地方到中央、從中央到地方、再從地方到中央的多次轉換。1937年在中共中央召開的政治局“十二月會議”上，王明就抗戰問題作了報告，不僅批評中央實行的正確政策，而且指名批評劉少奇在《抗日游擊戰爭中的若干基本問題》一文中所提的觀點。1938年 7月，劉少奇在黨的理論刊物《解放》周刊上發表了《堅持華北抗戰中的武裝部隊》一文，系統分析了華北抗戰各種武裝力量現狀和問題，提出華北的一切抗日部隊如何能夠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下進一步的實現統一，這些來自于實踐的彌足珍貴的經驗，上升到了理論的高度，有力地批判了王明的右傾言論。

 

1939年劉少奇出任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委員，5月 1日，《解放》發表劉少奇的《論組織民眾的幾個基本原則》。文章指出，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對于動員、組織、武裝民眾具有重要意義，要在民眾的自動性和符合民眾要求上采用各種各樣的方式去組織民眾。這些思想，對于撥正王明提出的群眾運動“要到國民政府去立案，爭取合法”的片面觀點具有重要意義。

 

劉少奇關于堅持抗戰、團結，與反對投降的思想，對于毛澤東提出“抗戰、團結、進步”的思想，在爭取抗戰勝利上形成了思想互動。1940年 11月，劉少奇出任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部政委，領導了華中地區的反掃蕩和與國民黨軍事摩擦的具體斗爭。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后，劉少奇提出的“政治上取全面攻勢，軍事上取守勢”的方針被中央采納，1月 20日出任新四軍政委，4月 27日出任東南局和中原局合并組成的華中局書記。這一時期，毛澤東充分肯定了劉少奇的領導是正確的，黨性是很好的。同年 10月，中央政治局會議肯定了劉少奇是白區工作中正確路線的代表，在白區代表了唯物辯證法。1943年 7月劉少奇出席中央書記處會議，會議決定向中央政治局提議，在 8至 9個月內召開中共七大，準備 9月在七大代表及延安高級干部中研究一批歷史文件和指定的馬列書籍。中央書記處決定劉少奇為負責組織討論黨史文件的領導人之一，指導學習討論黨的歷史和路線問題。

 

以上這些都是毛澤東和政治局信任并推舉劉少奇的原因，并非一些別有用心之輩所說的，劉少奇首先提出毛澤東思想這個概念，因為他拍馬屁才上升到高位。

 

 

事實上延安大學副校長張如心才是首先提出“毛澤東同志的思想”的人。1941 年3 月，他在《共產黨》雜志第16 期發表的《論布爾什維克的教育家》一文中，首次對毛澤東的理論和策略進行了概括。他在文中寫道：“黨教育人才，應該是忠實列寧、斯大林的思想，忠實于毛澤東同志的思想”。“毛澤東的著作是馬列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際結合典型的結晶體”。同年4 月，張如心在《解放》周刊上發表了《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前進》的文章，他寫道：“說到創造性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問題上的發展，最主要最典型的代表，是我們黨的領袖毛澤東同志。”1942年2月8日，張如心作了《怎樣學習毛澤東》的報告。2月18日，張如心又在《解放日報》上第一次對“毛澤東主義”作了闡釋。“毛澤東主義”的概念一經登報，馬上流播開來。1942年7月1日，鄧拓在晉察冀分局機關報《晉察冀日報》上發表社論《紀念七一，全黨學習掌握毛澤東主義》。但毛澤東本人并不贊同“毛澤東主義”的提法，他于1943年4月22日寫信給中宣部代部長凱豐，聲稱自己的思想還未成熟，現在還不是鼓吹的時候。由于毛澤東本人的反對，因而“毛澤東主義”的提法并沒有廣為流傳。

 

在黨的高層領導中第一次提出和闡述了“毛澤東思想”這個概念的是王稼祥。1943年7月5日，王稼祥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22周年而作的《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是一篇有代表性的重要文章。在黨的歷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毛澤東思想這個概念，并闡明了毛澤東思想的含義。他指出：“中國民族解放整個過程中——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正確道路就是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澤東同志在其著作中與實踐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中國的布爾什維克主義，中國的共產主義。”

 

 

毛澤東思想這一概念經王稼祥第一次提出后，逐步為黨內許多同志所接受。此后在黨的一些文件和許多負責同志的講話里，使用和論述毛澤東思想的情況逐漸多了起來。

 

但張如心并沒有進入中央委員會，王稼祥也沒有因此當選政治局常委。

 

       直到1945年5月14日，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七大所作的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中，集中全黨的智慧，吸收了王稼祥和其他同志的提法，系統概括了毛澤東思想，這以后七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黨章》才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反對任何教條主義的或經驗主義的偏向。”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具有較為完備形態的承前啟后的黨章，明確規定了毛澤東思想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這一歷史性規定，既是對中共建黨以來歷史經驗和實踐探索的總結，又是在抗戰形勢下與國民黨爭奪話語權的有力回擊。

 

毛澤東的政治報告，朱德的軍事報告，劉少奇的修改黨章的報告，和周恩來關于統一戰線的重要發言，共同組成了七大的精神成果，完整地描繪了未來中國的樣貌和共產黨的路線方針，劉少奇也由此當選排名第三的黨的領導人。

 

 

歷史就是歷史，只要稍有實事求是之心就不難還原當時的情境。不是幾個所謂專家教授信口胡編，再加上媒體接力，就能隨意顛覆的。

 

至于八大以后毛澤東與劉少奇逐漸產生了路線分歧，那是在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任務以后，對社會主義道路的不同選擇產生的，與七大沒有關系。

 

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在大會期間多次為張聞天等同志做工作，希望大家也投幾位曾經犯過路線錯誤的領導人一票。當時作為太岳地區的代表高揚文擔任計票員，他回憶說：毛澤東在計票現場坐了下來，笑容滿面地問起每位候選人得票的情況。大家將已經計算出來的票數向毛澤東作了匯報。他很關心地詢問了洛甫（張聞天）與博古（秦邦憲）的得票情況，還特別問了王明得票多少。因為票數還未統計完，計票員如實作了回答。毛澤東沉思片刻后說：“最好能選上。”他又說：“七大是一次團結的大會，犯了錯誤的人也有代表性……我們不要把犯過錯誤的人推出去，而要團結他們。犯了錯誤，改了就好。”然后，毛澤東平靜地坐在那里，耐心等待著計票員們把選票統計完畢。當毛澤東看到秦邦憲（中委最后一名）、王明（中委倒數第二名）最終被選上中央委員時，臉上露出了笑容。

 

 

在七大閉幕式上，毛澤東借《愚公移山》故事對全黨發出深情呼喚，“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一定要不斷地工作，我們也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全國人民大眾一齊起來和我們一道挖這兩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再次彰顯了毛澤東的人格魅力與思想境界，對比蔣介石在《中國之命運》中表現出的胸襟狹隘和目光短淺，歷史選擇了現代性政黨就一點都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