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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按】為什么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穩妥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穩妥”二字意味什么？回味筆者曾經兩度發表的國企混改要防止五種偏向之文，應該是很有現實意義的！

宋方敏：重申國企改革要防止五種偏向

　　兩年前，筆者依據習近平總書記有關講話精神和《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中央《指導意見》），針對當時地方國企改革出現的一些傾向性問題，在《中國社會科學報》發文提出國企改革必須防止“五種偏向”。現在看來，這已經成為當前中央國家企業“混改”浪潮中值得注意的危險傾向，亟需予以重視和糾正。

　　（一）不能偏離改革主旨，為混而混、硬性混改，搞“混改大躍進”

　　習總書記指出，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旨在“進一步探索基本經濟制度有效實現形式”，“這是新形勢下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的一個有效途徑和必然選擇”。“混改”目的是為了“更好體現和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有利于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而不能把“混改”本身當作目的，這一點非常重要。國企改革總目標是什么？習總書記講是要“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并反復強調要“理直氣壯”，要“堅定不移”！“重要的話說三遍”，總書記講了四五遍不止。在2014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他針對改革中出現的盲目傾向，特別指出：發展混合所有制“不能‘一混了之’，也不是‘一混就靈’，切實防止國有資產流失”；“要嚴格程序、明確范圍”；“要注意區別對待，注意把握好節奏和力度”。

　　依據這些精神，中央《指導意見》做了一系列切合實際、扶正糾偏的具體政策規定。在國企改革指導思想中，強調改革目的是“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抗風險能力”，關鍵在于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和國有資產監管體制。對“混改”強調的重點：一是以“轉換機制”、“放大國資功能”為出發點；二是要“穩妥推動”；三是從實際出發，“因地施策、因業施策、因企施策，宜獨則獨、宜控則控、宜參則參，不搞拉郎配，不搞全覆蓋，不設時間表，成熟一個推進一個”。

　　但是從實際情況看，今天我們有些同志似乎是把“混改”當作目的本身，當作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好像你不“混”就是不改革，仍指望“一混了之”、“一混就靈”。從國務院有關部門起始，就把“混改”當成中央國家企業改革“一刀切”的硬行目標，不顧實際、不問條件，層層下達硬指標、硬任務，硬性規定完成時限，讓中央切合實際的統一政策規定——“三因三宜三不”，成為一紙空文！

　　作為全民財產所有者的廣大人民群眾，還沒有看到政府拿出一個通過“混改”試點實現國企“做強做優做大”的成功典型實例，更不用說應該對有代表性的各主要類型企業都經先行試點拿出符合中央精神的成功示范，用事實說話。在實際工作準備和群眾思想準備都明顯不足的情況下，就急不可耐地讓中央國家企業在全國領頭搞刮風式的“混改大躍進”，這樣的風險將有多大？歷史上不切實際的“冒進”教訓還少嘛，何況這項改革關乎國家根基！國企改革不能離開我們黨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否則要摔大跟頭！

　　（二）不能偏離混合本意，讓私資外資單向混國資，使“交叉持股”淪為空話

　　國企發展混合所有制，很重要的是為了通過各種資本相互混合、交叉持股，增強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和影響力。中央確定的基本原則表述為“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積極促進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顯然是指在堅持公有制主體、國有經濟主導的前提下，促進各種資本交叉互混，而不是只混國資；且“國有資本、集體資本”排在“非公有資本”前面，說明國有及公有經濟地位重要，沒有任何理由把“混改”等同于“國退私進”、“國退外進”。而現在的情況是，從地方部門、地方國企，到中央部門、中央國家企業，幾乎所有已經出臺的改革方案，都是在講國企如何向私資外資敞開大門，引進所謂的“戰略投資者”，而對國資如何混出去，看不到任何具體部署和要求，這就在事實上把“混改”搞成了“單向混國資”，使“交叉持股”淪為空話。到目前為止，公眾通過各種媒體所接受到的國企“混改”消息，全是請私資、外資“混進來”參股或控股國企的實例，而國資“混出去”參股或控股私企、外企的一例未見。這如何向社會證明，是真的在堅持公有制主體、國有經濟主導的前提下，發展各種資本“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如何證明這不是假“混改”之名，搞“國退私進”、“國退外進”？

　　中央《指導意見》非常明確，既鼓勵非國有資本投資主體參與國企改制重組或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增資擴股，又鼓勵國有資本以多種方式入股非國有企業。發揮國資運作平臺作用，不只是為“退”，更是為“進”。鼓勵國資以公共服務、高新技術、生態環保、戰略性產業為重點領域，對發展潛力大、成長性強的非國有企業進行股權投資，實現股權融合、戰略合作、資源整合。這是具有戰略意義的重大使命和責任，不能當作敷衍之說，漠然置之。

　　可是現在的情況恰恰相反！非但未見中國國資國企在國際互聯網等戰略產業，對目前發展勢頭可畏、前景可觀的大型私資外資企業進行股權投資，占領戰略重點領域陣地，倒是看到當下中央國家企業“混改”，正不設防線地讓私人和外國資本大鱷參與中國優質國有資產的資本化、股權化、證券化，共享國企改革紅利，其中一些投資領域涉及國家安全、經濟命脈或壟斷行業。從近期見諸報端的一些央企和大型國企混改動向看，如中石化、中石油、中國聯通和中鐵等公布的“混改”方案或意向，無一例外都是選擇阿里、騰訊等少數幾家聲名顯赫的非公資本巨頭合作。孤立地看，各家國企“混改”引進“戰略投資者”合作，似乎沒有大錯，但都這么干，疊加起來，就可能鑄成大錯。事實表明，極少數有跨國財團背景的大型非公資本目前正四面出擊，以積極姿態參與中央和地方國企“混改”，目標首先瞄準涉及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壟斷性、公益性領域。它們完全有可能借這次“混改”之機，在不知不覺中滲透并控制中國的經濟命脈，從而產生可怕的經濟政治后果。

　　（三）不能偏離功能定位，在競爭領域一味放棄國資控股，搞事實上的私有化

　　把國企分為商業類和公益類，是根據國資戰略定位、國企實際作用和發展目標做出的基本功能界定，以便分類改革和監管，提高改革的針對性、監管的有效性、考核評價的科學性。絕不能曲解為：只有公益類企業需要國資控制，而對商業類企業，國資可以放棄控股，甚至全面退出。而危險的是，這種曲解在當下國企“混改”中非常流行，甚至成為可任意淡化和放棄國資控股權的主導性依據。

　　股份制（混合制）企業的性質，取決于誰控股，這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常識。我國國企絕大部分都是處于競爭性領域的商業類企業，國有經濟發揮主導和支柱作用，必須通過國有資本保值增值、具備有效控制其他社會資本的實力來實現。控股是一種產權競爭，是在融資共進中競大競強。國企一旦放棄控股權，就成為私有性質的混合經濟體，不再是國企。因此，中央要求商業類國企，以有利于“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放大國有資本功能、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為主要目標，總體上按照市場化運作，獨立經營、優勝劣汰，具體則區分不同功能定位，把握不同力度的控股要求。對主業處于關系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主要承擔重大專項任務的商業類國企，確保國資控股地位，支持非國有資本參股；對主業處于充分競爭行業和領域的商業類國企，可采取國資絕對控股、相對控股或參股三種形式，至于如何選擇，仍然必須依據“三個有利于”。這種導向，要求國企在改革中以積極姿態參與競爭，越是效益好的領域越不能撤出，有條件控股就應堅決控股，絕不能犯傻，搞什么“見利就讓”、“只混不控”、“不設底線”。

　　最近出現一種貌似權威的提法，說央企“混改”，實行“公司制”，是為改變所剩不多的“全民所有制”國企性質，這完全是錯誤的曲解，且違反憲法。習總書記講話和中央《指導意見》都很明確，國企“混改”必須依據的基本原則，是“有利于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國企通過“混改”，如果建立的是國資控股公司，那就是放大了國有資本功能的全民所有制性質的混合制企業；如果建立的是私資或外資控股公司，那就是放大了私人資本或外國資本功能的私有制性質的混合制企業。這就告訴我們，不要以為搞了“混改”就算什么改革成果！是不是真正的改革成果，要看你“混改”的結果，是放大了國有資本功能，還是放大了私資外資功能；是把國企“做強做優做大”了，還是把國企變性為私企外企，“為人家作嫁衣裳”！當然，國企“混改”要考慮服務國家戰略，通過國有資本的合理流動，優化國資布局結構，以增強國有經濟整體功能和效率，但絕不能把“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當成就可以任意放棄國資控股、把國企搞垮賣掉的借口。習總書記一再強調，不能通過改革，“把國有企業搞小了、搞垮了、搞沒了”！無論是誰，倘若使國企“混改”的結果，事實上成為大量國企被改變性質，搞經濟私有化，黨和人民是絕不會饒恕的！

　　（四）不能丟掉中國特色，使現代國企制度的改革完善陷落于西方公司制的窠臼

　　習總書記強調，對國有企業要有制度自信，要沿著符合國情的道路去改；并且鮮明提出了“中國特色現代國有企業制度”這一國企改革的重大命題和根本任務。“制度自信”如果不落到企業微觀制度基礎上，那就成了空話。應當看到，目前國企“混改”中，不少同志對習近平“中國特色現代國有企業制度”改革思想還理解不深、跟不上，頭腦還停留在改革初期的那種“黨企分開”“黨不管企”的不清醒認識，擺脫不了對西方那套企業制度模式的迷信。他們總是拿“國際慣例”說話，好像只有西方設計的公司制才是真正的公司制，甚至把前些年帶有明顯西化影響缺陷的《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當作緊箍咒來自縛手腳，不愿革故鼎新，不敢越“雷池”一步。

　　應該對以往國企改制中由于生搬硬套、食洋不化造成的權力制約失效、國資流失嚴重、腐敗觸目驚心的嚴重教訓，有深刻的反思和真正的糾偏。一些國企引入公司制后，在現實管理中黨委集體領導被邊緣化，民主管理監督被嚴重削弱，權力制約出現“真空”，造成了中國國企發展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制度性漏洞。這說明，西方那一套服從私人資本利益及其代理人意志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不可能自動適應公有財產維護、經營和管理的要求，相反，一旦與利益集團結合，極易變成“公權私用”的制度工具，為財產化公為私提供便捷之徑。在這個問題上，一定要把思想統一到習總書記所講的：“建立中國特色現代國有企業制度，要立足我國國情，不要生搬硬套外國的做法。公司治理本來就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模式。”“我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國有企業當然要同大的體制合拍，不要向任何西方企業看齊，也不可能看齊。”

　　要以習近平講話精神為根本依據，來指導國企制度建設，堅決向核心看齊。對各級有關政策文件和現有的《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該對表的要對表，該完善的要完善，該改正的要改正，不能“猶抱琵笆半遮面”！中國特色現代國企制度的法人治理結構，與西方公司制最大的區別就是，上有黨委集體領導制度，下有職工民主管理制度。習總書記強調，“國有企業黨委（黨組）是公司治理結構的領導核心和政治核心，企業其他治理主體要自覺維護這個核心。”“這應該是一種制度安排”。在組織架構上，就必須把企業黨組織內嵌到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之中，國企公司制改造，不能只有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總經理等西方公司制機構，必須建立黨組織作為企業法定的核心領導主體，對其他治理主體實施領導職權。在作用發揮上，黨的領導必須融入公司治理各環節，使黨對國企的領導與業務工作緊密結合，對公司治理過程中的用人、規劃、決策、執行、監督等各環節，真正發揮領導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特別是“要明確黨組織研究討論是董事會、經理層決策重大問題的前置程序”。也就是說，企業大的規劃和決策方案，未經黨委會集體討論同意，不得提交董事會決策。“不能把‘參與決策’變成‘陪襯決策’，不能以書記個人參與決策代替黨組織集體研究討論。企業黨委（黨組）也要尊重其他治理主體，既維護董事會對企業重大問題的決策權，又保證黨組織的意圖在重大問題決策中得到體現。”以職工代表大會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本質上也是黨的領導在企業實現的必然要求，因為群眾路線是黨領導工作的基本路線。健全以職工代表大會為基本形式的企業民主管理制度，加強企業職工民主監督，建立健全包括“出資人”監督、審計監督、紀檢監察巡視等在內的外部監督機制，完善國資國企信息公開制度，接受社會公眾監督。可以說，這也是企業制度設計的兩條底線，一保國企“不變質”，二保國資“不流失”，為國企改革和健康發展提供了根本性、關鍵性的制度保證。

　　（五）不能脫離實體經濟，把“管資本為主”演變成國家只管國有資本，不管國有企業

　　在國企“混改”中，一種非常流行的說法是，今后國家由過去管國企變為管國資，只要資本運作有效益，企業不用管也管不著了。這隱藏著一種極為堪憂的風險！

　　根據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的“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改革國有資本授權經營體制”的要求，中央《指導意見》將此確定為改革主要目標，明確了四條：以管資本為主推進國有資產監管機構職能轉變；以管資本為主改革國有資本授權經營體制；以管資本為主推動國有資本合理流動優化配置；以管資本為主推進經營性國有資產集中統一監管。類似的話，習總書記也說過。但把這一條不加科學分析，簡單化、絕對化地演繹為今后國家就只管資本、不管國企了，還宣傳這就是本輪改革最具實質意義的關鍵點，這并不符合習近平思想。

　　習總書記講國資監管問題，首先是從國有企業監管制度講起，然后講到完善整個國有資產資源監管制度，并不是說今后國家就只管資本、不管企業了，相反，他特別強調加強企業監管是基礎。他還高度重視，一再強調“國家強大要靠實體經濟，不能泡沫化”；“實體經濟是國家的本錢”；“我們要向全社會發出明確信息：搞好經濟、搞好企業、搞好國有企業，把實體經濟抓上去”。這說明，國有企業是我國實體經濟最重要的載體，只有把國企搞好，才能把實體經濟抓上去。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基礎和關鍵在實體經濟，不能光看資本增值數量，更要看資產實際質量。資本富國，不等于經濟強國。只重資本價值形態，不顧實物形態，一國經濟豈不成建在虛擬世界的空中樓閣？中國是13億多人口的大國，靠股市運作是實現不了中國夢的。在資本市場上，無論是讓國資被人家玩于股掌，還是為了國資保值將關系國計民生的實體經濟拋之不顧，都是對國家對人民不負責任。

　　既然要抓好國企，抓好實體經濟，怎么能不管企業呢？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從來都是相對的，任何國家、任何企業都不可能絕對分開，這也是政治經濟學的常識。政府國資監管機構轉變職能，以管資本為主，應該是為了從價值形態更加集中有效地加強對國有企業整體結構、經營發展方向和效益的調節、監督和管控。相應地，通過完善國資授權經營體制，組建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屬于企業自己的管理事項由企業分級管理解決。國家還要運用法律手段，全面推進依法治企。通過加強和改進黨對國企的領導，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保證企業經營發展的正確方向。至于對國企本身，還要按照習總書記要求，完善縱向多層次分級管理和橫向包括黨委、紀委、職工、社會監督等各方面分工協同的一整套企業監督機制。如果今后不管企業，還抓國企黨的領導干什么？所以，應該正確理解新機制下的黨政企關系，“分工”管理不是“分開”不管；構建新的國資監管體制是要把國企管得更好更科學，而不能把“管資本為主”演變成國家撒手不管國企。不管國企帶來的惡果，必然是放棄國企、搞掉國企！說到底，管好抓好國企，才能抓好實體經濟，才有我國經濟立于不敗的支柱和基石，靠別的是靠不住的。

　　以上國企“混改”中出現的傾向性問題，說明當前指導國企改革的思想并不統一。我們呼吁國家有關部門和中央國家企業領導，一定要頭腦清醒起來，讓“混改”不違初衷，回到習總書記一系列有關講話精神和中央《指導意見》的正確軌道上來。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高級研究員，國務院國資委國企理論宣傳特約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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