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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國有企業改革始終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這決定于國有企業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所處的特殊地位和所發揮的重要作用。改革初期，國有企業作為國民經濟的主體、社會主義經濟的支柱，保證了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擔負著搞活國有經濟和國民經濟的重任。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國有企業被要求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并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標準加以改革，但國有企業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依然處于基礎的地位，而且對國民經濟具有控制力，由此規定了經濟體制的社會主義性質。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以及對其作為一種典型體制的積極探索，國有企業應成為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關系的中介，保證國家對市場經濟有效引導，并最大程度地降低市場經濟運行的不確定性，使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實現相容，形成一種新體制，并貢獻中國智慧。

　　一、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初期國有企業的地位及功能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有企業作為生產資料公有制最重要的實行形式處于國民經濟的主體和主導地位。1978年之后，中國實行經濟體制改革，并且選擇了一條漸進式改革之路，國有企業如何適應經濟體制改革的趨勢，特別是如何適應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不僅成為一個現實問題，而且對傳統經濟理論也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在傳統經濟學理論中，市場經濟與私有制相結合被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認為是一種自然選擇，計劃經濟與公有制相結合被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認為是否定了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后的一種更高級經濟制度的基本特征。在過去，如果有人要從理論上論證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結合，那一定會被看作是對傳統經濟學理論的叛逆。然而，理論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樹是常青的[1]，任何理論都追求對現實社會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而任何經濟理論又總會遇到新的社會實踐的挑戰。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都在證明，它們在自身發展過程中經歷了不斷揚棄的過程，并在保持自身基本性質不變的情況下，呈現出與其發端時不同的新特征。這里不講資本主義，單就社會主義來說，它的發展遠比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所描述的復雜。

　　社會主義制度是近代以來許多思想家在批判資本主義制度基礎上而設想出的更高級的社會形態。馬克思不僅認同社會主義制度代替資本主義制度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方向，而且在對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規律揭示的基礎上，具體地描述了社會主義新制度的特征。自由人聯合體是馬克思針對商品經濟產生的拜物教而提出的化解之路。在自由人聯合體中，“他們用公共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并且自覺地把他們許多個人勞動力當作一個社會勞動力來使用。??這個聯合體的總產品是社會的產品。這些產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產資料。這一部分依舊是社會的。而另一部分則作為生活資料由聯合體成員消費”[2]。這種可以消除商品拜物教性質的自由人聯合體用生產資料的公共占有否定了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同時，用計劃代替市場也是克服商品拜物教的必要手段。重建個人所有制是在馬克思對資本邏輯深刻揭示基礎上提出的未來社會形態。馬克思總結了自資本主義以來的社會演進趨勢，提出“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資本主義占有方式，從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但資本主義生產由于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3]。馬克思經濟學設想的未來社會主要特征，在恩格斯的社會主義構想中得到了進一步的明確：“一旦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將隨之消除。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組織所代替。”[4]

　　由此看出，在馬恩關于社會主義的理論中公有制與計劃經濟的結合是克服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主要出路。不過，馬克思在自由人聯合體、重建個人所有制中所講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生產資料的公共占有、共同占有，恩格斯提出的是生產資料的社會占有。這種表述上的不同并不影響他們對社會主義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基本規定。馬恩對社會主義生產資料所有制的規定就是對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的否定。這在邏輯上是自洽的，在理論上也是清楚的。不過，當社會主義國家真正建立以后，生產資料社會占有變成了現實，如何確立生產資料社會占有的實現形式便成為新的問題。就社會主義的現實來看，生產資料社會占有并不是一種自然演進的結果，而是通過暴力革命剝奪資本主義私人占有的生產資料后實現的。如此，生產資料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是靠國家政權維系其社會占有性質的。這就決定了國有企業成為社會主義制度實現生產資料社會占有的最重要形式，如此也決定了國有企業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中的地位及功能，即國有企業被用來規定社會主義制度的性質，并主導社會主義經濟發展。

　　國有企業規定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性質，這一直以來都是傳統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認識。這個認識并沒有錯。如果有人否定國有企業的特殊功能，那就偏離了社會主義的方向，也不符合中國的發展現實。但是，國有企業占多大比例才能算是社會主義？國有企業發揮怎樣的功能才能保證社會主義的性質？改革開放之前，由國有企業構成的國有經濟約占國民經濟的80%，這表明中國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改革開放后，國有經濟比重不斷下降，國有企業數量持續減少，這難道是社會主義性質在改變嗎？恐怕不能簡單地下這樣的結論。由國有企業構成的國有經濟被作為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規定，是因為傳統政治經濟學認為國有企業不僅可以實現生產資料社會占有，而且可以較資本主義更有效地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然而，國有企業并不天然地兼有這兩方面的功能。國有企業要實現這兩方面的功能還必須具備一些其他的條件，如國家與國有企業之間的委托—代理是激勵相容的、國有企業與自己的職工之間的委托—代理關系也是能夠相容的，但在現實中這兩個方面都是難題。計劃經濟體制時期，企業吃國家的大鍋飯，職工吃企業的大鍋飯，成為一種普遍現象，這極大地影響了國有企業的效率，并嚴重地制約了國民經濟發展。中國為什么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這是一個重要的出發點。

　　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在經濟全球化和體制市場化的潮流下開展的。這決定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必須要引入市場，并利用市場激活國民經濟。那么，如何對待國有企業及其發揮的功能？如何處理國有企業與非公有制經濟的關系？如何確定國有企業在市場化改革中的作用？在經濟體制改革初期，雖然沒有一個系統方案，但改革的目的還是明確的，即在繼續堅持計劃經濟體制的前提下，通過引入市場來提高計劃經濟的活力。因此，自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一直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召開，都在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框架下開展經濟體制改革的探索。計劃經濟為主的國有企業改革的目的是在搞活國有經濟的基礎上，使計劃經濟再度煥發活力。因此，在經濟體制改革初期的探索階段，國有企業改革，就其自身來說，是要使國有企業有活力；就其在計劃經濟體制改革中的功能來說，是要使國有企業依然成為計劃經濟體制的支撐。

　　國有企業在經濟體制改革初期所發揮的功能，是為了保證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性質。當然，這個階段國有企業被用來保證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性質與改革開放之前的計劃經濟時期國有企業發揮的作用是有所區別的。在計劃經濟時期，國有企業是以其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的絕對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來體現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性質的。而在經濟體制改革之后，國有企業在市場化改革中不僅要保持量的優勢，還要實現質的提升。這種國有企業的地位決定了這個時期進行的國有企業改革應以搞活國有企業而且是所有的國有企業為目的。[5]

　　這樣的國有企業改革思路與對國有企業的定位有著密切的聯系。國有企業的存在使得市場化的經濟體制改革依然保持了社會主義的方向。當然，使國有企業保證經濟體制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與把國有企業當作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體制本身還是有所區別的。如果國有企業被用來保證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那么國有經濟的比重就不一定要保持絕對主體的地位，國有企業也不一定都要求具有活力。當經濟體制改革最終確定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后，國有企業的地位及其功能需要隨之調整。對此，我們在理論上較少關注，但這是一個必須要說清楚的問題，對于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都是屬于前提性的問題。

　　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確立后的國有企業地位及其功能

　　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所走的是一條漸進式道路。首先我們在堅持計劃經濟為主的前提下引進了市場調節，旨在使計劃經濟重新煥發出活力。但市場化改革啟動后，我們逐步認識到，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不可逾越的階段，因此，使市場發揮資源配置的基礎作用，同時體現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特征，成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從1978年到1992年，中國在漸進式改革道路上不斷探索，最終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然而，在近代以來的經濟體制演進史中，我們能夠看到的主要是兩種典型的經濟體制，一種是市場經濟體制，另一種是計劃經濟體制。而且，按照傳統理論的解釋，市場經濟體制天然地以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為基礎，屬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運行模式；計劃經濟體制必須以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為基礎，屬于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運行模式?，F在，我們開創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上述兩種經濟體制都不相同。特別是市場經濟體制還可以體現社會主義特征，這成為理論上的一大困境。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實踐中取得巨大成功后，擺在理論研究者面前的問題便是，如何創新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如何理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社會主義特征？回答這些問題，不僅是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成為又一典型經濟體制的前提。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社會主義特征是什么？這是理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社會主義性質的出發點。在之前的理解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產物，因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社會主義特征應該體現在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上。這里所說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上被定義為：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結構。如此，公有制主體不僅決定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性質，而且還決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社會主義方向。就公有制來說，它的最重要的構成當然是國有企業。國有企業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地位及功能，不僅不同于計劃經濟體制下國有企業的地位及功能，而且也不同于經濟體制改革探索時期國有企業的地位及功能。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國有企業的功能必須要有新的界定，而且應該圍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社會主義方向和特征來進行。

　　國有企業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社會主義方向的規定既是一個老問題，也是一個新課題。在計劃經濟時期，國有企業對于社會主義性質的保證作用是建立在社會主義政權基礎上的。因為國有企業從一開始就是在取得社會主義政權后，借助國家政權的力量建立起來的。在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后，國有企業如果要繼續發揮對社會主義方向的規定，也必須借助國家政權的力量。不過，這里的國有企業與國家政權的結合規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社會主義方向。但與計劃經濟時期有所不同，前者表現出來的國有企業與國家政權的結合不再是唯一的，國家除了對國有企業進行各種方式的管理外，還要對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加以宏觀調控；而后者表現出來的國有企業與國家政權的結合則是唯一的，國家對經濟運行的管理主要通過直接介入國有企業來實現。這意味著國有企業在發揮規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社會主義方向的作用上應該有新的特征。

　　國有企業在保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社會主義方向時，必須以對社會主義的重新理解為前提。什么是社會主義？從社會基本經濟制度的角度來理解，就是生產資料占有的性質，即生產資料公有制。這一理解包含的一個前提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克服了資本主義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可以為生產力發展提供更大的空間，為被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人占有阻礙的生產力發展開辟新的道路。然而，從現實的社會主義實踐來看，無論是社會主義建立的基礎，還是社會主義生產力發展的實際，都不具備這樣的前提。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其生產力都沒有得到充分發展，因此，現實的社會主義的本質規定就不能僅局限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屬性上，還必須把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以及實現共同富裕作為社會主義的本質規定。中國在實行經濟體制改革之后，逐步認識到這一點。1992年，鄧小平在南巡談話中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6]中國社會主義實踐引起的對社會主義本質的重新認識，使我們對如何把握社會主義方向有了新的認識。社會主義不僅要在生產資料所有制這一基本經濟制度屬性上保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而且還要在生產力發展方面不斷取得進步，最終實現共同富裕。以此為基準，國有企業為保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社會主義方向需要對自己進行重新定位。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如果還要保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本質規定性，那么國有企業代表的國有經濟只要能夠保持對國民經濟的控制力，就可以達到社會主義本質不發生根本改變的目的。國有企業實現對國民經濟的控制，既可以在絕對水平上達到控制，也可以在相對水平上達到控制。絕對的控制要求國有企業代表的國有經濟在數量上處于絕對優勢，并主導著國民經濟的發展。相對的控制并不要求國有企業代表的國有經濟在數量上處于絕對優勢，只需要對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行業加以控制。因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國有企業要控制涉及國家安全、自然壟斷、提供重要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行業，以及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進而實現對國民經濟的控制力，體現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資料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的性質。

　　國有企業作為中國經濟結構中最重要的經濟組織形式，對生產力發展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不過，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國有企業在發揮其促進生產力發展功能時已不同于計劃經濟時期主導生產力發展的狀況，而是作為國民經濟的一個組成部分，在合理安排與其他所有制經濟成分關系的基礎上，共同促進生產力發展。當然，從這個角度看，無論是與計劃經濟時期的國有企業比，還是與經濟體制改革探索時期的國有企業比，國有企業的地位及功能都在相對下降?，F代生產力高度發達，擁有的生產能力遠遠超出了人們的有效需求。在這樣的環境下，擴大生產力容量便成為一個國家實現經濟增長的重要途徑。如何擴大生產力容量？這不僅需要宏觀經濟學所講的擴大有效需求，而且還需要保持經濟社會的穩定。中國在改革開放后，面對第三次科技革命帶來的巨大生產力進步和經濟全球化潮流，在經濟發展饑渴的條件下開始充分釋放一個發展中大國增長的需求。而中國繼續堅持的社會主義制度所孕含的穩定發展機制和能力，使中國在擴大生產力容量上有了巨大優勢，其中，國有企業就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國有企業改革是改革開放以來一直強調的中心環節或核心內容。在經濟體制改革探索階段，國有企業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想把國有企業搞活，使其成為推動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當我們確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后，國有企業改革的重點則是使國有企業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其實，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中，國有企業的市場主體功能不應該是完全的，因為它承擔著一些非市場功能，而這些功能可能不利于實現其利潤最大化，但有利于實現整體經濟效益的最大化。當然國有企業的這一特殊功能建立在它所擁有的穩定經濟的基礎功能上。

　　國有企業作為生產資料全民所有制的實現形式，對提高全體人民的福利承擔著重要責任。在計劃經濟時期，國有企業的這一功能通過單位完全福利來實現。經濟體制改革以來，這一功能在搞活國有企業的思路下被當作負擔逐步從企業中剝離。但這并不意味著國有企業不再承擔提高全體人民福利的責任。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要實現共同富裕，這需要國家付出努力，也需要國有企業承擔責任。國有企業，尤其是那些處于壟斷地位并可以獲得壟斷利潤的國有企業，在承擔提高全體人民福利的責任上，可以有多種選擇，其中包括把自己的利潤投入社?；?，以彌補社?；鸬牟蛔愕确绞健?/p>

　　隨著人類社會經濟發展規律的不斷展開，已有的任何一種經濟體制形式都不會是終結，一定會有反映經濟發展新特征的新的經濟體制形式出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這樣一種新體制。不過，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中國的運行情況來看，它對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貢獻不容置疑，但對該體制為什么能夠達到如此效果的認識卻并不十分清晰。對國有企業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的地位及功能的認識，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能否作為一種典型的經濟體制的出發點。

　　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完善時期的國有企業地位及功能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必須要處理好一個核心關系，即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在這一關系中，國有企業具有中介性質的功能。換句話說，準確定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國有企業地位，以及有效發揮國有企業的功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成為一個典型體制的關鍵。

　　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運行中的突出矛盾體現為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這是現代經濟運行不可回避的問題。從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看，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貫穿始終。在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國家為維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起到了關鍵性作用。正如馬克思指出的 ：“資本在它的萌芽時期，由于剛剛出世，不能單純依靠經濟關系的力量，還要依靠國家政權的幫助才能確保自己榨取足夠的剩余勞動的權利。”[7]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逐步走向成熟之后，發展壯大的資產階級開始擺脫國家的羈絆，提出讓政府退出對經濟的干預，建立一種自由市場與管得最少的政府之間的關系。這成為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始終堅持的一個原則。然而，在進入現代社會后，資本主義在1929—1933年經濟大危機的沖擊下，又開始意識到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是必要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普遍地接受了凱恩斯經濟學，開始大規模的政府干預，形成了資本主義經濟在戰后的一個繁榮期。這種歷史性的回歸表明，隨著經濟越來越發達、復雜，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成為一種常態，重要的是如何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由于其資本主義私人占有的基礎地位，在處理政府與市場關系的問題上，始終在兩極徘徊。信奉自由主義的執政黨極力主張消除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或減少政府對經濟的管制。主張干預主義的執政黨則力爭加強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或增加政府對經濟的管制。正是這種缺乏相容的處理政府與市場關系的方式，使得資本主義經濟運行難以克服經濟危機的發生。20世紀90年代，美國的新經濟繁榮引起一些經濟學家自信地宣稱，經濟危機從此成為歷史。[8]但這種自信很快就被進入21世紀后的兩次危機所打破，特別是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被認為是自1929—1933年大危機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危機。

　　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作為現代經濟運行中的一對矛盾，不僅在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運行中存在，也是中國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必須要解決的一對矛盾。在經濟體制改革的探索過程中，市場化取向的改革提出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使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上升到核心的地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同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最重要的經濟基礎差別，使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有可能形成一種相容的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基礎上，即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決定了國有企業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基礎。而國有企業的屬性決定了其在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上的中介地位。國有企業的存在使政府與市場之間不再彼此對立而是有了相容的可能性。現代市場經濟體制雖然強調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地位并沒有變。市場與政府關系上的對立主要表現在要不要政府干預的問題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我們采用決定性作用這一提法，不僅強調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重要性，而且也體現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資源配置方式上的特殊性。這種特殊性主要是由國有企業在市場經濟體制中的功能決定的。截至2017年第一季度，中國國有企業總資產達137.36萬億元，其中，中央企業資產總額71.99萬億元，地方國有企業資產總額65.38萬億元。[9]國有企業涉及的領域不僅關系國民經濟命脈，而且范圍廣泛，其在中國經濟中的龐大規模和廣泛影響，決定著其在資源配置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需要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實際上是市場要在處理市場的資源配置和國有企業的資源配置關系上起決定性作用。這是在對國有企業的特殊地位確認基礎上的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和方向。國有企業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基礎地位是不會動搖的。既然國有企業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基礎，那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中的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就一定繞不開國有企業在其中所要起的作用。政府對市場實施宏觀干預，這是市場運行規律的一種反映。政府還是國有企業的占有主體，有著主導國有企業資源配置的天然權利。如果能夠處理好這兩重關系，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就可以不是對立的，政府能夠很好地指導國有企業發展，穩定國民經濟，從而放松對市場的嚴格管制。也就是說，借助國有企業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特殊地位，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可以不像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那樣對立，而是實現一種相容。當然，這樣的結果一定是建立在國有企業科學定位和合理發揮功能的基礎上的。經歷了近40年的國有企業改革探索，放權讓利是針對制約計劃經濟時期國有企業活力所選擇的方式；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為了適應市場經濟對國有企業市場主體要求做出的選擇；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則應該是在做大做強國有企業的前提下如何更好地發揮國有企業作用的探索。目前，我們除了要進一步完善已經確認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外，還需要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典型化，并成為一種與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列的新體制。其中關鍵在于將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相聯系，并整合為一個高效運行的經濟模式。這是人類社會不曾有過的一種新模式，它的確立不僅基于中國改革實踐取得的成功，而且還包含了人類社會經濟運行對體制所要求的核心因素，即經濟體制越來越被要求解決經濟運行的不確定性。

　　現代經濟運行所受到的最大困擾便是內生的不確定性。資本主義周期性地發生經濟危機是這種不確定性的典型形式。馬克思設想的社會主義就是要解決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問題?，F實的社會主義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解決了這種困局。然而，計劃經濟體制在解決了經濟危機的同時，卻把發展生產力的重要機制——市場機制拋棄了。如此，我們似乎受困于建立計劃經濟可以克服經濟危機但不能有效地配置資源，市場經濟可以有效地配置資源但會內生地引發經濟危機的悖論中。中國在經濟體制改革中探索并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卻帶來了解決這一悖論的希望。因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內涵著可能解決經濟運行不確定的機制。該機制體現為社會主義的特征與市場經濟的結合。其中政府借助國有企業和一系列宏觀調控手段，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注入了穩定機制。因此，國有企業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典型形態下，不僅可用來規定社會主義方向，還以自己的特殊性承擔著穩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的職責。

　　四、結論

　　國有企業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進程中的地位及功能經歷了一個不斷變遷的過程。經濟體制改革初期，國有企業作為公有制經濟的主體，規定了中國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也承擔著使中國經濟重新崛起的希望。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被確定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國有企業一方面作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核心要素來保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社會主義特性；另一方面作為真正的市場主體要接受市場調節。這實際上把國有企業置于一種特殊的雙重地位，一個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主導者；另一個是接受市場調節的市場主體。這兩個地位并不是嚴格統一的，二者之間存在著一定的矛盾，需要在體制機制設計上處理好這二者之間的關系。但這始終是一個難題，我們可以在努力的平衡中來處理二者的關系，也可以創造一種新機制來降低二者矛盾帶來的成本。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成型，并需要將其典型化時，尋求一種可以將國有企業的地位及功能進一步整合的機制變得更為重要。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這實際上包含了一種使國有企業的地位及功能整合的新機制。國有企業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應該處于一種中介地位，即政府與市場的中介。國有企業這個中介，一方面要接受市場調節，其運行要符合市場規律，執行市場規則；另一方面要配合政府實現經濟穩定，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和穩定經濟的功能。因此，國有企業深化改革一定要以國有企業的地位及功能為出發點。保持一個相對強大而健康的國有企業體系，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一種典型體制的標準配置。

參考文獻

[1]列寧：《怎樣組織競賽？》，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5頁。

[2][3][7]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95、232、300頁。

[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23頁。

[5]王群：《國有企業“抓大放小”與戰略性改組的對策選擇》，《理論前沿》2000年第23期。

[6]《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73頁。

[8]《新經濟能否消除經濟危機》，《人民日報華東新聞》2001年11月22日，第3版。

[9]財政部：《2017年1-4月全國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經濟運行情況》，2017年5月25日，http://www.sasac.gov.cn，2017年9月20日。

　　（作者系經濟學博士，黑龍江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來源：社會科學輯刊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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