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四林 康沛竹：中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理論與實踐邏輯
點擊： 作者：艾四林 康沛竹 來源：《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 發布時間:2018-04-16 11:55:34
【編者按】運用馬克思主義矛盾理論來系統闡述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中國共產黨的重要貢獻之一。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進程中，堅持以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作為判斷社會階段新特點和確定主要任務的依據，是中國共產黨在長期奮斗中形成的重要經驗。習近平高度重視運用馬克思主義矛盾理論，分析和解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中的重大問題。黨的十九大報告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作出的重大判斷，是對中國發展歷史性成就和歷史性變革的深刻總結，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矛盾理論分析中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重大理論創新。
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進程中，一直以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作為判斷社會階段新特點和確定主要任務的依據。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習近平同志代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向大會作的報告摘登》，載于 2017 年10 月 19 日《人民日報》）
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的這一重大新論斷，是對馬克思主義矛盾理論的繼承和發展，反映了中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理論與實踐邏輯。
一、馬克思主義矛盾理論及其中國化
馬克思、恩格斯深入研究和剖析了不同社會形態下的社會基本矛盾，指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及相互作用是社會的基本矛盾，存在于一切社會形態和社會制度之中，是社會發展的動力。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
“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版第1卷第222頁）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版第2卷第2—3頁）
矛盾無時不有、無處不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從各個角度提出了矛盾的普遍性問題，也非常重視抓主要問題和主要矛盾的方法。
恩格斯指出：“為了達到偉大的目標和團結，為此所必需的千百萬大軍應當時刻牢記主要的東西，不因那些無謂的吹毛求疵而迷失方向。”（《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8卷第270頁）
列寧也指出：“政治事態總是非常錯綜復雜的。它好比一條鏈子。你要抓住整條鏈子，就必須抓住主要環節。”（《列寧全集》第2版第4卷第692頁）
運用馬克思主義矛盾理論來系統闡述中國社會主要矛盾，是中國共產黨的重要貢獻之一。
毛澤東于1937年8月完成的《矛盾論》為全面認識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奠定了科學的理論基礎。在延安艱苦的條件下，毛澤東千方百計地搜集并反復閱讀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著作，主要包括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列寧的《唯物論和經驗批判主義》、《談談辯證法問題》以及普列漢諾夫的《論一元論歷史觀的發展問題》; 此外，他還閱讀了蘇聯20世紀30年代的哲學教科書，如《辯證法唯物論教程》、《新哲學大綱》、《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等，充分吸收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唯物辯證法的思想。
在《矛盾論》中，毛澤東多次引用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對矛盾問題的論述和認識，并針對當時黨內存在的嚴重教條主義思想，運用唯物辯證法科學地分析了近現代中國社會存在的各種錯綜復雜的矛盾。同時，毛澤東強調了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與次要方面的對立統一及相互轉化的基本規律。
他認為，在復雜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存在許多矛盾，但這些矛盾的力量和作用是不平衡的，其中必定有一種矛盾起著主要的、領導的、決定的作用，“規定或影響著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0頁），即主要矛盾；而其他矛盾則居于次要和服從地位，即次要矛盾。“研究任何過程，如果是存在著兩個以上矛盾的復雜過程的話，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2頁）
在實際工作中，主要矛盾就是指中心工作、主要環節和工作重點。毛澤東指出： “對于矛盾的各種不平衡情況的研究，對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為革命政黨正確地決定其政治上和軍事上的戰略戰術方針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產黨人都應當注意的。”（《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326—327頁）
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可以變化和相互轉換的。隨著主要矛盾發生了新變化，革命也就進入了一個新階段。社會主要矛盾變化是一個自然的歷史過程，對其判斷必須及時準確，認識超前或滯后都會影響社會的發展進步。無產階級政黨必須根據形勢的變化，及時準確地認識和把握主要矛盾，自覺而有準備地將革命斗爭推進到新的歷史階段。
此外，毛澤東在分析矛盾時還提出了另一個重要思想：“不同質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質的方法才能解決。”（《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1頁）
例如，“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用社會主義革命的方法去解決；人民大眾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決；殖民地和帝國主義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戰爭的方法去解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用農業集體化和農業機械化的方法去解決；共產黨內的矛盾，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去解決；社會和自然的矛盾，用發展生產力的方法去解決。”（《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1頁）
“過程變化，舊過程和舊矛盾消失，新過程和新矛盾發生，解決矛盾的方法也因之而不同。……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不同的矛盾，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嚴格遵守的一個原則。”（《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1頁）
二、正確判斷和認識社會主要矛盾是中國共產黨的重要經驗
在革命、建設、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中國共產黨善于運用馬克思主義矛盾理論來觀察分析中國社會，準確把握不同時期、不同階段的社會主要矛盾，并依此確定主要的工作任務，這是我們黨在長期奮斗中形成的重要經驗。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在中國這樣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無產階級政黨如何進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找不到現成的答案。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面臨著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重大問題，為此，中國共產黨人進行了艱辛的探索。
1923 年6月，黨的三大強調，“半殖民地的中國，應該以國民革命運動為中心工作，以解除內外壓迫”（《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46頁）。正是基于這一認識，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進行合作，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大革命。
大革命失敗后，在1927年的“八七會議”上，中國共產黨制定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隨后建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推動我們黨把工作重心由城市轉移到農村，開辟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
“九·一八”事變后，隨著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中華民族和日本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逐漸上升為社會的主要矛盾。毛澤東、朱德等在1934年7月簽署的《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中指出：
“蘇維埃政府與工農紅軍決不能坐視中華民族的淪亡于日本帝國主義……同全中國一切武裝隊伍聯合起來共同抗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9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324—325頁）
這一宣言提出了“打倒一切帝國主義”的口號，雖然仍把國民黨政府同日本帝國主義相提并論，但矛頭直指日本侵略者。
然而，在1935年著名的《八一宣言》中就不再提“打倒國民黨政府和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的說法了。瓦窯堡會議通過的《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進一步指出，民族矛盾已上升為主要矛盾，并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倡議。
在1937年5月《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報告中，毛澤東指出：
“由于中日矛盾成為重要矛盾，國內矛盾降到次要和服從的地位而產生的國際關系和國內階級關系的變化，形成了目前形勢的新的發展階段。”（《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2頁）
中日矛盾已成為“主要的矛盾”，國內矛盾降到次要和服從的地位。
“中日矛盾變動了國內的階級關系，使資產階級甚至軍閥都遇到了存亡的問題，在他們及其政黨內部逐漸地發生了改變政治態度的過程。這就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任務。”（《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3頁）
抗日戰爭勝利后，毛澤東在1945年8月指出：
“從整個形勢看來，抗日戰爭的階段過去了，新的情況和任務是國內斗爭。”（《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0頁）
1946年 6月，全面內戰爆發，中國共產黨建立了最廣泛的革命統一戰線，推翻了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
新中國成立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社會主要矛盾的探索和認識既有正確的認識，也有失誤的判斷。
早在1949年3月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就指出：
“中國革命在全國勝利，并且解決了土地問題以后，中國還存在著兩種基本的矛盾。第一種是國內的，即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第二種是國外的，即中國和帝國主義國家的矛盾。”（《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433頁）
在推翻了“三座大山”、完成土地改革之后，中國社會主要有三股社會力量：工人階級、資產階級、農民及其他階級，主要矛盾變成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因此，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矛盾擺在了共產黨人面前，只有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才能解決這個矛盾。
到1956 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后，如何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是中國共產黨面臨的嶄新課題。1956年9月，黨的八大制定了一系列路線方針政策，形成了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重要成果，其中重要的一點就是分析了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中國社會主要矛盾隨之發生的變化。
黨的八大提出，“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2頁）
因此，當前黨和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力，盡快地把我國由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黨的八大對主要矛盾的認識把握住了社會主要矛盾的重大轉變，符合當時中國的基本國情，表明黨在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上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1957 年 2 月，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指出：
在“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基本結束”的情況下，“我們提出劃分敵我和人民內部兩類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以便團結全國各族人民進行一場新的戰爭——向自然界開戰，發展我們的經濟，發展我們的文化”；“我們的根本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在新的生產關系下 面保護和發展生產力”。（《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頁）
但是，后來極“左”思想占據了主導地位，黨對社會主要矛盾的認識和判斷出現了失誤，形成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認識。1957年10月，毛澤東在黨的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
“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第10冊) 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606—607頁）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中國走到了一個歷史的轉折關頭。以鄧小平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總結經驗教訓，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事實上，當時的世界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動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中國周邊一些國家和地區經濟快速發展，中國和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差距很大。當時的國際局勢也發生了重大變化，美蘇兩極格局逐漸形成均勢，和平發展的呼聲強烈。
據此，鄧小平作出了“在較長時間內不發生大規模的世界戰爭是有可能的”（《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7頁）重要論斷，提出必須抓住這個機遇。
“有這樣的判斷，才能使我們用全力來發展經濟。”（冷溶、汪作玲主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 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085頁）
1978 年 12 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會議確定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實現了黨的思想路線的撥亂反正，提出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同時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
這一時期，鄧小平在繼承毛澤東矛盾理論的基礎上，對我國社會矛盾作了進一步深入的分析。
1979 年3月，鄧小平指出：“關于基本矛盾，我想現在還是按照毛澤東同志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的提法比較好。毛澤東同志說：‘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當然，指出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決了問題，還需就此作深入的具體的研究。”（《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1頁）
鄧小平認為，必須把生產力作為第一重要的因素來認識社會的基本矛盾，社會主義最根本的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
他指出：“什么叫社會主義，什么叫馬克思主義？我們過去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不是完全清醒的。馬克思主義最注重發展生產力。……社會主義階段的最根本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歸根到底要體現在它的生產力比資本主義發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不斷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如果說我們新中國成立以后有缺點，那就是對發展生產力有某種忽略。”（《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 63—64頁）
“搞社會主義，一定要使生產力發達，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我們堅持社會主義，要建設對資本主義具有優越性的社會主義，首先必須擺脫貧窮。”（《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5頁）
“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逐步擺脫貧窮，使國家富強起來，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4頁）
基于這樣的認識，以鄧小平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科學分析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對黨的八大的相關提法作出了進一步提升。
鄧小平指出：“至于什么是目前時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時期全黨和全國人民所必須解決的主要問題和中心任務，由于三中全會決定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方面來，實際上已經解決了。我們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很低，遠遠不能滿足人民和國家的需要，這就是我們目前時期的主要矛盾，解決這個主要矛盾就是我們的中心任務。”（《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頁）
可以看出，鄧小平對社會主要矛盾的界定，繼承了黨的八大的基本精神，是對毛澤東社會矛盾理論的繼承和發展。
1979 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現在，我國的生產力發展水平還很低，遠遠不能滿足人民和國家的需要。在21世紀內實現四個現代化，把我國目前很低的生產力水平迅速提高到現代化水平，為此而改革我國目前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中那些妨礙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部分，掃除一切不利于實現四個現代化的舊習慣勢力，這就是我國現階段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也就是全國人民在現階段的中心工作。”（《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 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40頁）
1981 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將社會主要矛盾表述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頁）。這一表述一直沿用至黨的十八大。
1992 年，黨的十四大把關于社會主要矛盾的論斷寫入黨章。1997 年，黨的十五大報告指出： “這個主要矛盾貫穿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整個過程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 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頁）
2007 年，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了“兩個沒有變”，即初級階段的國情沒有變和現階段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
2012 年，黨的十八大強調了“三個沒有變”，即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
實踐證明，當中國共產黨能正確認識中國社會主要矛盾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就能順利開展；反之，就會遭遇曲折。
三、新時代關于社會主要矛盾認識的新飛躍
習近平高度重視運用馬克思主義矛盾理論分析和解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中的重大問題。
習近平指出，要學習掌握事物矛盾運動的基本原理，承認矛盾的普遍性、客觀性，要善于把認識和化解矛盾作為打開工作局面的突破口：
“在任何工作中，我們既要講兩點論，又要講重點論，沒有主次，不加區別，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學習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8頁）。
習近平還強調，面對復雜形勢和繁重任務，首先要有全局觀，對各種矛盾做到心中有數，同時又要優先解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帶動其他矛盾的解決。他形象地將抓主要矛盾比喻為牽住“牛鼻子”（《習近平:堅持運用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方法論》，參見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 －01/24/c_1114116751.htm）。
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鄭重提出：經過長期努力，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一新論斷的提出，既是對馬克思主義矛盾理論的運用，也是中國社會實踐的真實反映。
黨的十九大對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新概括，是對五年來中國發展歷史性成就和變革的深刻總結，是對改革開放40年來發展成果的真實反映。經過40年的發展，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兩個方面的內涵和外延都發生了深刻變化，這一變化是全局的歷史性變化。
第一，“落后的社會生產”已經發生了實質性變化。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不懈奮斗，中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國防實力、綜合國力不斷提升，社會生產力水平總體上顯著提高，社會生產能力在很多方面進入世界前列，中國現在是世界第一工業大國、第一服務業大國、第一貿易大國。正如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的：“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在世界主要國家中名列前茅，國內生產總值從 54 萬億元增長到80 萬億元，穩居世界第二，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0% 。”（《黨的十九大報告輔導讀本》人民出版社 2017年版第3頁）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大力實施，創新型國家建設成果豐碩，天宮、蛟龍、天眼、悟空、墨子、大飛機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繼問世。因此，“落后的社會生產”的表述已不符合中國社會生產的實際。
第二，“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也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改革開放40 年來，中國經濟持續發展，人民生活不斷改善，人均 GDP 超過8000 美元，已經達到中等收入國家水平。中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帶來了人民需要的相應變化。從內涵來講，人民對物質文化的需要變得更高、更好、更優，人民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平的醫療衛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豐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從外延來講，人民的需要呈現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的特點，人民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可以說，人民的一般性的物質和文化需求已經得到滿足，正在轉向追求更加美好生活的新期待，這是中國人民需求變化的大的邏輯。中國共產黨提出主要矛盾轉化，就是敏銳把握了人民需求的深刻變化的邏輯。
第三，不平衡不充分發展已成為新的更高需求的主要制約因素。改革開放之初，面對百廢待興的局面，中國共產黨敏銳把握到了落后的社會生產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的主要制約因素，必須緊緊抓住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那么，當落后的社會生產力已成為歷史，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成功跨越了這一歷史階段時，該如何判斷滿足新的更高需求的制約因素，并據此確定我們的主要任務? 對此，黨的十九大報告作出了明確回答：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已經成為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約因素。“不平衡”主要指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等各方面發展不夠平衡，在民生領域還有不少短板，脫貧攻堅任務艱巨，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不充分”主要指一些地方、一些領域、一些方面發展不足，如發展質量和效益還不夠高、創新能力不夠強、實體經濟水平有待提高、生態環境保護任重道遠等。發展不平衡不充分，是現階段社會各種矛盾和問題的主要根源，也因此成為社會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
“我們要在繼續推動發展的基礎上，著力解決好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大力提升發展質量和效益，更好滿足人民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方面日益增長的需要，更好推動人的全面發展、社會全面進步。”（《黨的十九大報告輔導讀本》人民出版社 2017年版第12頁）
當然，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與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并不是對立關系，二者既相互區別，又相互聯系。一方面，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是關系全局的歷史性變化，看不到這一點，就認識不到這一新論斷的巨大理論和實踐意義，認識不到這一變化對黨和國家工作提出的許多新的要求; 另一方面，二者之間有著緊密的聯系，具有一脈相承的繼承性，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黨的基本路線沒有變。（參見艾四林《社會主要矛盾認識的與時俱進》，載于 2017年11月7日《光明日報》）
因此，黨的十九大報告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作出的重大判斷，是我們黨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認識的又一次與時俱進，是習近平運用馬克思主義矛盾理論分析中國實際的重大理論創新。
（作者：艾四林，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康沛竹，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來源：《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雙月刊）2018年第1期第13-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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