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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以來的金融危機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在當代的主要表現形式。雖然當代金融危機在生成路徑和結果方面體現出新特點，但并沒有根本改變資本主義危機生成和演變的基本邏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根源仍然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即生產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而這一基本矛盾以及由此產生的四對具體矛盾在21世紀初的激化，只是當代資本主義在其生產關系允許范圍內的局部調整而已。那種以為金融危機的主因在于“信心不足”“操作失誤”“過于貪婪”“監管不力”等觀點，顯然是片面或錯誤的。

　　一、寡頭利益短期化激化了企業內部人控制與整體長遠利益之間的矛盾

當代資本主義經濟領域一個顯著特征是股權的分散化。表面看來，股權分散化似乎可以緩和勞資矛盾，即讓部分勞動者在名義上成為私人占有者，從而形成所謂的“人民資本主義”制度。但事實上，這不僅無法掩蓋私人壟斷寡頭控制國民經濟的實質，而且加劇了企業中代理人局部利益與企業整體風險之間的矛盾，在微觀領域激化了資本主義內在矛盾。

　　一方面，股權分散化推動了資本集中程度的提高，增強了寡頭資本的控制力。在西方發達國家，由于大企業特別是金融大企業的股權結構以法人資本所有制為基礎，使個人股東的股權比較分散。如高盛集團的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只有1.74%。而在個人股權分散化的同時，法人股東的股權卻高度集中，導致少數法人股東能輕易地掌握企業控股權。在美國，機構法人股東，包括年金基金、共同基金、人壽保險公司以及運用信托資金和年金的商業銀行信托部等，其持有的股份比重不斷上升，持有普通股股票比例從1981年的38%上升至1990年的53.3%。而法人股東的存在，又催生了一個高薪的代理人群體，使之成為壟斷資本的工具，并加重了整個勞動大眾的負擔。

　　另一方面，在股份公司中私人資本所有者仍然是法人股東的最終所有者和最終委托者。雖然股份公司資本規模日趨龐大，但掌握控制權的寡頭占股比例卻相對較小，常常以損害全體股東利益為代價，而追逐私人利益或極少數人局部利益。同時，個人股權的高度分散性，不僅將職業經理人塑造成為企業經營管理活動的實際組織者和局部控制者，更導致私人大股東對企業的運行采取“理智的冷漠”態度和“搭便車”策略，從而弱化了對法人股東和經理人等代理人的監督和制約。而金融寡頭實施的以股票期權計劃為代表的薪酬體系和無風險的高額退職金，以及私人大股東控制的董事會與經理層“合謀”轉嫁投機失敗損失的連環證券化和國家救助制度，則大大誘發代理人和整個高管層的高風險短期套利行為。如作為金融危機起點的美國次貸危機，便是私人銀行與私人房地產開發商“合謀”，向還款能力沒有保證的中下階層提供“次級貸款”，并依賴于風險轉嫁制度所致。因此，股權分散化的私有壟斷制及其企業管理模式，容易形成高管層為追求個人巨額收入極大化而追求利潤極大化，日益采用風險較大的金融工具以及次貸方式，這就導致個別企業對短期利益的追逐和投機沖動與宏觀上企業整體風險不斷積累并存，使金融危機不可避免。

　　二、經濟發展虛擬化激化了資本主義經濟結構的內在矛盾

金融活動的高度社會化，是生產社會化在當代的一個重要特征。而信用的日趨獨立化、體系化以及信用工具的不斷創新，又是金融活動社會化的基礎。在馬克思看來，信用的擴張意味著貨幣在觀念形態上的膨脹，與之相應的是虛擬資本在總量上的擴大。當代資本主義金融活動的高度社會化，正是以虛擬經濟的片面發展和非理性繁榮為標志的。

種類繁多的金融衍生品是虛擬經濟的主要載體。以美國為例，金融資本家打著金融創新的旗號，通過不斷延長的證券化鏈條，創造了住房抵押貸款支持債券、擔保債務權證和信用違約互換等衍生品。由于這些金融衍生品的瘋狂生長，2008年次貸危機爆發以前美國的虛擬經濟規模已遠遠超過實體經濟。有數據表明，2007年全球衍生金融產品市值達681萬億美元，是全球GDP的13倍，全球實體經濟的60多倍。而美國的金融衍生品市值則高達340萬億美元，是美國GDP的25倍，形成了大量的“有毒資產”。

生產和消費之間的失衡本來是資本主義社會再生產過程中的常態。但虛擬經濟的過度發展，掩蓋了資本主義的全面生產過剩，使之表現為隱蔽的相對生產過剩。據有關學者估算，1987年以后的短短20年間，國際信貸市場的債務翻了大約4倍，從近110億美元猛增到480億美元，遠遠超出了經濟增長率。虛擬經濟的發展，還加快了資本主義國家的去工業化趨勢，使國際壟斷資本盡量繞過產業資本而力圖通過金融資本獲取高額利潤，并加快在全球的產業布局，將生產配置到生產成本較低的國家和地區。這種去工業化加劇了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經濟結構的失衡，并加劇了全球范圍內產業資本間的失衡，使得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形成巨大的鴻溝。

　　經濟發展虛擬化激化了實體領域和金融領域間職能資本的矛盾，使金融資本創造的利潤越來越脫離實體經濟中職能資本創造的剩余價值，從而體現出更強的掠奪性。不過，當實體領域資本以壞賬和滯銷商品的形式出現，并以資本的急劇貶值告終時，建立在其上且以信用和債務鏈條構筑起來的虛擬經濟王國也就隨之崩塌。虛擬經濟發展過度超前于實體經濟的“脫實向虛”狀況，是當代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在經濟結構領域的具體表現，是經濟運行風險不斷積累并導致金融危機的現實緣由之一。

　　三、分配差距懸殊化激化了生產無限擴大與有效需求相對縮小之間的矛盾

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不平等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制度基礎，分配差距懸殊化則是必然結果。在當代，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不僅通過對現實生產過程中勞動者的奴役攫取財富，還利用國家力量壓低收入和福利，增加勞動者負擔，在國家和全球范圍內加劇了收入和財富分配的兩極分化。

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通過以下幾個途徑使分配差距日益懸殊。一是打壓工會力量，維持較高的失業率，直接壓低工資水平。二是在勞動用工上推行靈活用工和彈性用工制，變相壓低勞動者收入。三是推動社會保障體制的私有化改革，以壓縮勞動者工資中可以用于消費和儲蓄的份額，進而實現對家庭儲蓄的控制。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金融危機前的1991-2007年，美國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從37.58%逐漸上升至41.64%。而最低收入組(10%)的收入份額從1.79%下降至1.24%，最高收入組(10%)的收入份額則從26.68%上升至30.55%。顯然，占人口少數的收入份額占有比例不斷上升，而占人口絕大多數勞動者及其家庭成員所擁有的收入占比日趨縮小，相應地會導致全社會的有支付能力需求進一步萎縮。

分配差距懸殊化則強化了對中下層勞動者消費信貸的依賴。然而，大眾的消費信貸本質上是寅吃卯糧。由于這些大眾消費是勞動力再生產所必需的，因而信貸消費本身就意味著資本對勞動者未來勞動力支出的透支和擠壓，從長遠看會更加壓縮整個社會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同時，由于資本方這一信用擴張運動，又加快了資本本身的積累，促使資本主義生產經營在全球的擴大進一步加快，因而無形中加大了經濟運行的整體風險。

　　就引發危機的次級貸款來說，勞動者收入的相對下降加劇了住房過剩，住房貸款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生產過剩，但分配差距拉大卻會使之陷入更大的泥坑。事實也正是如此，限于降低中低收入階層資質的需要，2001-2006年次級貸款占美國住房抵押貸款總量的比例本來就已經由5.6%上升至21%。但迫于金融資本虛擬化的要求，2006年美國新增的中級貸款和次級貸款更進一步急劇上升，分別占到了當年美國新增住房抵押貸款的25%和21%。顯然，住房抵押貸款支持債券、擔保債務權證和信用違約互換等金融衍生品的發展，只能轉移次級貸款等金融資產的風險，而不能消滅風險。這種“債務經濟模式”創造了虛假的需求泡沫，的確暫時緩解和掩蓋了生產經營擴大和勞動者消費不足的矛盾。但一旦遇到利息率上升、大量失業或還貸斷供等經濟事件時，必然會因債務違約產生全面連鎖式的支付危機，成為引發金融危機的導火索。

　　四、經濟調節唯市場化激化了個別企業有組織性與社會生產無秩序之間的矛盾

生產經營的高度社會化，需要有與之相應的國家調節，這是現代市場經濟正常和持續運轉的必要條件，而現代資本主義各國轉向經濟調節的唯市場化，必然激化個別企業內部生產經營的有組織性和整個社會生產經營無政府無秩序狀態之間的固有矛盾。這也是導致資本主義金融危機反復發作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一個計劃性和組織性程度較高的社會中，社會生產遵循著按比例發展的內在規律，生產的社會組織與個別企業的生產計劃就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少量的生產過剩只能是局部和偶然的現象，社會生產和經濟運行是良性發展的。不過，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度決定了其企業內部的高度計劃性和組織性，并不會轉化為整個社會生產的按比例性。相反，私人壟斷資本更愿意利用自身的強大組織和支配能力，以及社會生產的無秩序性，來達到在競爭中擊敗中小資本的目的。

近幾十年來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祭起新自由主義的大旗，在經濟調節上強調唯市場化，其實質就是要放松國家對經濟的調節與金融監管，強化私人壟斷資本的統治。這必然導致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去工業化進程加快、利率長期在低位徘徊，也促使其金融創新花樣層出不窮，大量資本涌向虛擬經濟領域。與此同時，也造成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中小企業生存壓力增加、勞動者收入增長遲緩、社會有效需求相對萎縮等一系列問題，從而為金融危機爆發埋下了導火索。

當代資本主義的經濟調節唯市場化，不僅惡化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部整體上的生產組織性和比例性，而且在國際層面激化了個別企業生產有組織性和社會生產無秩序之間的矛盾。在唯市場化名義下推動的非調控化、私有化、福利個人化等，加劇了勞資力量間的失衡和全球經濟的失衡。在唯市場化名義下推動的資本自由化，則使大量資本向歐美發達國家回流，使發展中國家經濟大幅波動，并在這種波動中遭受財富洗劫。換言之，金融危機不僅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國民經濟按比例規律被打破的結果，客觀上也成為全球社會生產體系恢復平衡的強制性的實現方式。簡言之，私有制壟斷集團和金融寡頭容易反對國家監管和調控，而資產階級國家又為私有制經濟基礎服務，導致市場和國家調節雙失靈，從而釀成金融危機。

（來源：紅旗文稿；作者：程恩富 侯為民，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