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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今朝等對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再認識

點擊：2450 作者：王今朝張藝龍斧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發布時間:2018-04-09 10:4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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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科學認識西方所謂的市場經濟事關中國重大經濟政策和決策。市場本身不是先驗存在的，而是被供給者、需求者，也是被生產和上層建筑等所決定的。不僅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理論已經在西方經濟學界消解，難以為中國所借鑒，而且標榜自身為市場經濟的西方經濟體也已矛盾重重，同樣不可能成為中國選擇經濟發展模式的參照。

科學認識西方所謂的市場經濟事關中國重大經濟政策和決策，也是重大的經濟理論問題。中國在1992年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1998年卻進入買方市場，2008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7年后）出現投入4萬億元人民幣刺激經濟，卻效果不佳的內需不足狀況。與之相伴，中國不斷提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模式，并在2014年宣布經濟進入“新常態”。那么，市場經濟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機制？西方市場經濟理論真的對中國具有借鑒意義嗎？市場經濟理論真的是美國所遵循的指導理論嗎？市場經濟促使美國經濟蒸蒸日上了嗎？從歷史上看，正是新古典經濟學這種市場經濟理論興起之時（1870年代），美國GDP超過英國，“日不落帝國”由此在經濟和國際地位上都走下坡路了。盡管美國經濟在20世紀中期盛極一時，并宣稱自己是市場經濟，但關于其相對衰落的觀點早已不絕于耳。相比這些事件，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只算一個插曲。中西方這樣的事實和矛盾、悖論迫使人們再次聚焦到這樣的本體論問題：市場和市場經濟究竟是什么？究竟怎樣理解一般均衡理論呢？市場經濟與國家繁榮、富強之間是否只是時間的并起，而沒有因果性的關系呢？

　　盡管新古典經濟學被一些人視為主流經濟學理論，但在過去的100多年中，在新古典學派內部或與新古典學者極近的學者中，證偽新古典市場經濟理論一直都是重要研究方向。新古典學派創始人、英國學者馬歇爾在寫作其《經濟學原理》時就意識到壟斷、外部性對于市場機制的破壞，他的學生庇古在20世紀20年代還發展了他的外部經濟的概念，其另一個學生凱恩斯在1936年提出宏觀經濟理論，對市場經濟的不信任相比他們前進了一大步。英國學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希克斯在1969年對市場經濟得出一種歷史唯物主義的結論，即它只是在資本主義發展之后才出現的，在人類絕大多數的時間里并不存在。也就是說，市場不是先驗存在之物，不是決定人類社會發展的力量，而是被人類社會所決定的力量。英籍意大利經濟學家斯拉法等劍橋學派經濟學家們由于看到供求曲線之間的非獨立性，得出了應該廢棄馬歇爾市場理論的正確結論。在20世紀70年代，信息經濟學、公共經濟學的發展實際上是由市場在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供給上的失敗所引致的。從詞義來看，也從一些學者研究（如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克勒夫的獲獎成果）的指向來看，在這些研究基礎上提煉出的“market failure”一詞應該被翻譯成市場失敗，而不是市場失靈。阿克勒夫在2001年指出，到了20世紀90年代，完全競爭的一般均衡理論只是經濟學理論的一條支流了。新古典學派學者及其影響所及的學者已經這樣了，其他學者對市場經濟理論的排斥就更重了。比如，英國演化經濟學學者霍奇遜認為，市場普遍存在并起關鍵作用是一種神話。意大利經濟社會學學者阿里吉引述別人的觀點指出，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不是主張市場至上，而是主張市場是政府的工具。

　　上述學者無疑對科學理解市場和市場經濟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但他們都只攻了市場的某一點，都沒有從本體論的角度辯證唯物主義地解釋市場和市場經濟，因此他們已有的工作難以揭示市場和市場經濟的本質。本文基于唯物辯證法對市場這個本體的分析表明，市場不是、也不可能是決定人類社會發展的力量。相反，它是由供給者、需求者以及他們所從事于其中的生產和所建立的上層建筑決定的。一些市場決定一切的說法，其實只是指除其他諸多因素之外，價值實現的那一驚險一躍是否完成或完成得怎樣也在決定著企業的生死而已。這就難怪美國學者阿羅、美籍法國學者德布魯的一般均衡理論能夠從學術上消解市場機制理論了。這也就難怪西方國家的經濟發展是在其他國家經濟停滯條件下，相對而言所取得的了。其低速增長、特殊條件以及內在矛盾使得它絕不可能成為中國經濟發展模式選擇的參照。因此，走自己的道路就成為中國的必然選擇。

　　一、市場本身被生產和上層建筑等所決定

　　宏觀的市場經濟由微觀的市場及其交互作用所構成，其運行出現問題、梗阻，都是具體市場經濟問題和梗阻綜合作用的結果。這些宏觀、微觀問題和梗阻本身又受市場經濟共性規律的支配。從微觀角度看，任何具體的市場都不是從來就有的，都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即生產出來的物品不能全部被自己所消費而需要用于交換等）、在相應的上層建筑作用之下形成的。任何具體的市場也不是有了之后就固定不變，而是隨著生產力和上層建筑等的變化和作用不斷變化，甚至可能消失的。

　　1、只是在資本主義社會才逐漸重要起來的市場依然沒有決定一切

　　從基礎定義和基本功能看，被新古典經濟學推崇備至的“市場”不過是商品交換的場所，即資本家賺取利潤的一個環節而已。資本主義社會只是把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中原本偶然、分散、少量的，以滿足特殊消費需要等為目的的交換，變成了在固定場所集中起來批量進行的、以利潤實現為動機的交換。由于交換的對象、主體、頻率、媒介在資本主義社會都大大發展了，高度復雜化了（比如交換的對象可以是商品和財產、資產、資源，交換的主體可以是個人或組織，交換的過程可以是一次性的或連續性的，可以使用或不使用貨幣作為媒介，可以使用這種或那種貨幣，它才成為經濟學的一種研究對象。但是，交換作為經濟學的一種研究對象的合理性并不代表它作為經濟學的唯一或最重要研究對象的合理性。

　　從實踐看，即使市場在資本主義社會變得重要起來，也不是決定一切，不是在一切資源配置領域都起決定性作用的，而只是在資本家雇傭工人生產出產品之后的價值實現環節才變得重要。這一點，馬克思已經給予了足夠的強調。那么，市場為什么在資本主義國家產生了那么大的魔力呢？這主要不是因為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讓人非常信服，也不是因為市場有效配置了資源，而主要是因為資本家們意識到，生產對他們不是問題，分配也能按照他們的意志進行，市場銷售量卻是他們無法控制的、決定他們命運的因素。尤其是在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出現的生死存亡關頭，在他們看來，市場堪稱決定一切了。再年輕的資本家，只要經過一次完整的生產循環，就會明白這個道理。因此，從每個人的切身利益出發，他們也贊成一種崇尚市場的理論。資本家既然已經陷入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之中，他們就不得不設想、奢望、一廂情愿地認為，存在一個市場價格體系讓所有資本家把生產出來的產品都賣出去。然而，每次經濟危機都把幾乎所有資本家的脆弱暴露出來，讓他們面臨經濟死亡的威脅。所以，在市場經濟平穩運作的時候，資本家們就已經開始擔心，這樣的一個死亡時刻會隨時到來，于是集體地特別需要一種“宗教”來讓自己增加一點兒安全感。“看不見的手”和市場均衡論的“宗教”實際上變成資本家的安慰劑、麻醉劑了。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看不見的手”的理論和一般均衡理論已經在西方經濟學界基本消解之后，依然堂而皇之地存在于西方的經濟學教科書中了。

　　2、市場是被供給者和需求者所決定的

　　市場（交換的對象、主體、頻率、媒介、條件、數量等）不僅不能決定一切，它自身反而被供給者和需求者所決定。中國古代造紙術、印刷術、指南針、火藥四大發明的產生，就是源于某種需求。如果沒有需求，就不會有四大發明。在這個情形里，先有需求，再有供給，即供給滯后于需求，甚至遠遠滯后于需求。但在這里的交換關系中，我們可以發現，需求被滿足的強度是較弱的，并且供求相等只是偶然現象。這種現象在資本主義社會也普遍存在，比如計算機、手機的發明可以說都是需求引致的。然而在封建社會里，即使有供給和需求，卻根本不存在現代西方經濟學意義上的市場。

　　一旦有了一種產品，這種產品的供給可能創造出對自己的一定需求，即先有供給，再有需求時，供給成為首要的因素，需求成為對供給的適應性因素。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這種適應性關系非常復雜。比如企業在產品制造出來之后甚至之前就大打廣告，用來操縱需求。當供給者和需求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性影響產品的銷售速度時，供給者可能采取各種各樣的“促銷”手段加以克服。應該指出的是，盡管供給會創造出需求，但這種創造并不一定是等量的，即并不保證市場會出清。一種商品一旦完成了從需求到供給、再到需求的一個循環，就很容易復制這個循環。現代社會的生產技術進步可能如此之快，以至于一個新產品不需要花費十年時間就會讓市場達到飽和。比如中國20世紀80年代末的電視機市場還充斥著日本產品，但接下來的十年中，就已經被國產電視機所充斥了。在這種情況下，生產能力相對需求如此之大，以至于如果沒有計劃控制，經濟危機就必然爆發。

　　上述分析說明，市場是在供求雙方的相互作用下形成的，而供給和需求不是如新古典經濟學供求關系圖所描述的那樣類似剪刀的兩刃，反而類似于動物界的雄性和雌性動物。有時候，雄性動物處于劣勢，有時則相反（相當于供給決定需求或者相反）。而它們的后代（相當于市場中的價格）既可能是正常的雄性或雌性，也可能是畸形的雄性或雌性。這些情況分別對應不同性質的市場（如這個或那個市場、成熟或非成熟市場、正常或危機中的市場）。為了保證后代的正常，就要保證父母都不受污染等等的不利影響。在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下，市場價格無時無刻不受到生產資料所有者（股東）追逐利潤、利息、股息的污染性影響。從這個角度看，西方市場經濟已經是“非均衡”的了。把供給和需求比喻成剪刀的兩刃，足以讓人們用機械唯物論的方式去理解供求，即讓他們忽視供求雙方不是生活在由新古典所劃定的經濟環境中，而是生活在私有制所決定的辯證運動的具體社會關系之中的事實西方經濟學教科書用對供求曲線斜率和位置的討論將人們的注意力引向數理分析，從而避免人們對它的理論邏輯的質疑，從而接受它所提供的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假意識。

　　3、供給者和需求者本身又創造市場賴以運行的社會關系

　　商品生產和需求，因而市場的存在和發展，都依賴于一定的社會關系。這些社會關系不是從來就有的，而是在生產發展過程中逐步發展起來的。比如，從英國資本主義制度的起源看，資產階級為了獲得自己所需要的勞動力，就不得不把勞動力從佃農地位解放出來，因此勞動力市場的確立首先需要反抗地主階級的統治，打破佃農階級對地主階級的人身依附關系。再如，任何一種商品的市場的存在首先依賴于商品所有權的確立。在封建社會的母體之中，當有一些人通過雇傭他人來生產產品而自己直接或間接銷售它們的時候，就有一種新權力產生了，資本主義制度的確立不過是把這種權力固定下來而已。又如，金融市場的存在依賴于貨幣和債券的發行權、債券市場參與權、外匯交易制度的確立。這樣看來，不僅是社會關系決定市場的存在和運行，而且每個具體的市場的發展都對應著一組具體的社會關系的興起有人認為，新古典經濟學把法治經濟作為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征，其實不然。在人類進入階級社會以后，任何經濟都是法治經濟，離開法治，任何經濟都不可能存在。所以市場經濟的本質不是一般的法治經濟，而是特殊的法治經濟。這就難怪王今朝、龍斧能夠數理地證明，即使根據新古典經濟學分析框架，市場價格也不是由供求決定的，而是由包括社會制度、技術在內的諸多社會經濟變量所決定了。

　　以上三個方面的分析表明，市場只是資本家價值實現的一個關鍵環節，其本身不過是一個國家經濟社會生活中的被決定之物。市場價格只是這個被決定之物的一個伴生現象而已。

　　下面的分析將表明，西方那種由某種價格體系構成所有市場的一般均衡理論只是一種空中樓閣。

　　二、新古典市場經濟理論的消解

　　盡管“看不見的手”極為著名，但在西方最重要的一些學者看來，它并沒有得到證明。正是這樣，才有法國學者瓦爾拉提出一般均衡問題，才有阿羅、德布魯對一般均衡問題的數理推證。與一般的理解相反，阿羅和德布魯對一般均衡問題的數理推證不是證明了“看不見的手”的普適性，而是證明了它的不存在性。他們的研究結果表明，只有在神話世界里（如沒有壟斷、沒有外部性、沒有公共物品、沒有不對稱信息、沒有交易成本、沒有規模報酬遞增、沒有不確定性，以及偏好的連續性、嚴格凸性、嚴格單調性、嚴格區分各種市場），才存在一組讓所有市場同時達到均衡的價格。因此，對阿羅和德布魯的一般均衡工作的正確理解是，在現實中不可能存在讓所有市場同時達到均衡的價格體系。再進一步看，由于這些因素的作用，由于供求之間的相互作用，任何實際的市場價格都不可能是新古典經濟學意義上的最優價格，而只能是某種實然性的非均衡價格。也就是說，總是會存在某些甚至大量市場處于供不應求或供過于求的狀態。“看不見的手”作為一個理論的科學性就這樣被現實打破了。這就意味著市場不可能全部決定西方國家的資源配置。

　　在新古典經濟學作為純粹的市場經濟理論失去其能夠有效配置資源的功效以后，就產生了一個新的問題，即新古典市場經濟理論是否可以算作一個差強人意的經濟理論而被人接受呢？答案同樣是否定的。

　　首先，產品創新對于西方國家的資源配置的優化至關重要，但產品創新本身就意味著不存在一個該產品的良好的市場。一方面，迄今為止，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創新許多來自中小企業，原因卻是由于這些企業缺乏可以損失的利潤，或者受到來自競爭企業的壓力，從而只有創新一途可搏，這促進了這些國家的創新。創新成功的資本家可以制定一個很高的價格，并從中得到盡可能多的利潤，而且他會盡力地維持這個狀況，直到無法維持為止。另一方面，當創新意味著巨大的風險、巨大的投資時，以追求私人利潤為目標的企業家們一般會望而卻步。這就使得美國這樣的國家即使創新能力很強，也無法實現創新的潛力，更不用說一些企業為了維持自己的利潤，甚至不去利用其已經擁有的創新了。這就說明，市場機制不能有效地解決創新問題。考慮到產品創新對于西方國家資源配置的重要性，說明新古典經濟理論是不可能令人滿意的。

　　其次，在產品創新之外的既有經濟生活領域，依然存在大量資源配置問題是市場機制所無法解決的。20世紀中后期，西方諸多經濟學分支學科的興起表明，西方經濟理論界已經對新古典資源配置概念的狹隘性達成共識。比如，經濟地理學或新經濟地理學批評新古典理論沒有考慮資源在不同區域內的配置問題，公共經濟學批評新古典理論沒有考慮公共產品的供給和需求問題，產業經濟學批評新古典沒有考慮產業組織問題，國際經濟學、金融經濟學、發展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勞動經濟學、制度經濟學、管理學也都批評新古典沒有考慮它們各自考慮的資源配置問題等等。這些分支學科中有些盡管使用新古典理論的工具來分析它們所關注的資源配置問題，但它們確實已經形成了對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的共同否定。也就是說，新古典經濟學的資源配置概念不僅是雞毛蒜皮、無足輕重，而且是極其片面化的。它所謂的資源配置根本不是資源配置的全部，而只是眾多資源配置中的一種或一個環節，即便這個環節重要，也不能否定其他環節的重要性。考慮到這些資源配置問題的重要性，新古典市場經濟理論也是不能令人滿意的。

　　第三，早在100多年前，在對庸俗經濟學的批判中，馬克思就已經預先消解了新古典經濟學自身的資源配置概念。新古典經濟學把消費者福利（效用水平、代表民生）看作是一種重要的資源配置，仿佛其能代表消費者利益，仿佛市場機制就能讓消費者福利最大化，仿佛市場機制是一種神奇的資源配置工具。根據新古典經濟學的一種理論（被稱為間接效用函數理論），對于社會最廣大人群的工人階級來說，其福利是由其實際工資決定的。由于所有工人的階級地位類似，工資水平相差不大，因此如果采用新古典經濟學的同質人的假設，所有工人就只能得到差不多的效用水平。只有資本家階級，由于其取得的收入是遠遠大于工資的利潤，才有可能得到其想要的效用水平。因此我們采用新古典經濟學的方法論也能得出如下結論，即資本家過著比工人階級好得多的生活。這難道不是一種巨大的資源配置問題嗎？對于這一點，新古典經濟學學者一向是閉口不談的。而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產黨宣言》里就說，世界愈益分裂為兩大對立的階級。這樣看來，重要的資源配置并不是如新古典經濟學所說的那樣，是市場機制下的消費品數量、投入品數量，而是如馬克思所說的，是利潤和工資的比率。如果我們非要抽象地來定義資源配置，那只有利潤和工資的比率這一簡單變量才有資格來作為它的定義了。這樣看來，新古典經濟學者把經濟學定義為研究資源配置的科學也就是自欺欺人了。

　　第四，一個國家的市場機制所配置的資源即使達到帕累托有效，也不足以支持市場機制作為資源配置機制的有效性。新古典經濟學家把帕累托效率定義為他們所關心的唯一效率，其實并不是因為這個效率具有現實性，而是因為它的非現實性。畢竟，只有在排除了許多具體的社會主體的抽象經濟模型里，才存在帕累托改善的可能性。在現實世界里，由于事物之間的復雜關系，一個經濟主體的任一改善都會損害到至少一個其他經濟主體，因此不存在應用帕累托改善的場合。特別是，被壓迫、被剝削階級的解放只能通過推翻壓迫、剝削階級的統治（而不是帕累托改善）而達到。所以，把改革、改善措施僅僅限于帕累托改善，實際上就是要把那些危害壓迫、剝削階級利益的改革、改善全部排除在經濟學研究之外。因此，表面上看來具有合理性的帕累托效率實際上是非現實的。通過研究資本主義經濟是否具有這個非現實性的效率，新古典經濟學不僅可以給自己披上學術的外衣，而且讓這個概念不得罪資產階級，而通過強調這個效率指標，并排除其他平等、公平指標，還可以向資產階級獻媚。至于它是自愿還是非自愿，那就無關緊要了。

　　基于以上分析，新古典理論的所謂價格配置資源，最多只是人們對現實生活中總會遇到價格（體系）和這個價格（體系）所對應的產量和需求量的一種感覺而已。新古典理論把它上升為唯一的資源配置，實在是小題大做，不可能成為一種科學的理論。西方一些學者經過不同（更為復雜）路徑，如斯蒂格利茨等通過信息經濟學的研究，得出了與馬克思早就得出的一致的結論，否定了新古典經濟學市場有效配置資源的結論。這種一致性也反襯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作為中國經濟發展科學指導理論的正確性。

　　在西方學界對新古典理論的非科學性越來越達成共識之后，新古典經濟學的一些遺老遺少和中國的一些食洋不化者被迫承認出清市場的一般均衡價格的不存在性，但依然把純粹市場經濟宣稱為參照系。其實，把純粹市場經濟作為參照系比求劍刻舟還要荒唐。以完全競爭假設為例，如果我們用時間來衡量它與現實的距離，那么100多年前，西方的經濟已經不再是完全競爭的市場經濟了。經過列寧關于資本主義進入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的科學論證，100多年后的今天，其與現實的距離就更可想而知了。這種距離足以讓我們找到一個不同于市場機制的，但更具現實性和可靠性的參照系。在物理學界，人們總是要選擇最好的參照系進行工作，可是以移植物理概念起家的新古典經濟學在這里就不遵循物理學界的原則了，這又一次表明了他們的言行不一。

　　三、西方經濟發展史證偽市場經濟的實踐有效性

　　如果說西方所謂主流經濟學因其理論不完全正確而不值得全盤接受，那么市場經濟模式是否在實踐中支撐了西方國家經濟高速、持續發展呢？答案也是否定的。我們只需要看看美國經濟史就可以明白了。

　　首先，根據實際GDP增長率這種對美國經濟發展模式優化性較好的衡量指標，美國在過去200多年的市場經濟發展模式并不具有優化性。從1774年到1909年，美國實際GDP增長了175倍，年均僅增長3.9%，由于在這期間人口增長近40倍，人均GDP的增長率只有1.1%。在整個20世紀，美國的年平均經濟增長率則降為約3%的水平，可見美國經濟增長率并不高。然而，同一時期世界其他國家的經濟增長率更低，比如從1770年到1913年，英國年均經濟增長率只有2.2%。結果，1774年美國GDP雖然只相當于英國的1/3強，但到了1913年時，美國的實際GDP就是英國實際GDP的2.5倍了。這就說明，美國經濟的成功不過是在別的國家停滯不前時，它像蝸牛一樣慢爬取得的。如果我們如一些西方學者那樣，把3%作為一個實行市場經濟國家的潛在經濟增長率，那么中國今天能夠忍受這種潛在經濟增長率的代價嗎？答案無疑是否定的。

　　其次，在建國前后長達數百年的時間里，美國市場經濟發展擁有得天獨厚的勞動力和人力資本的“優勢”，這是中國等其他國家所不可能享有的。美國市場經濟是歐洲移民憑借眾多有利條件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它在輕而易舉地獲得了對美洲土著人的統治權、土地，甚至在人身上消滅了他們大部分人之時和之后，開始了自己的經濟發展。通過奴隸貿易進入美國的非洲土著人成為美國最大的人口紅利。對于歐洲移民而言，美洲土著人甚至不是勞動力，是完全的成本因素，因而遭到屠殺。而非洲土著人的幸運之處在于他們被歐洲移民當作了勞動力，盡管只是作為極為廉價的奴隸。通過從其他國家購買領土，如購買路易斯安那州、佛羅里達州、俄勒岡州、阿拉斯加州、夏威夷州，美國不僅增加了自己的人口數量、勞動力數量，而且為容納歐洲移民進行高生產率經濟活動提供了條件。在20世紀前半葉和中葉，美國經濟發展還受益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給它帶來的歐洲甚至蘇聯的高級科學家。而在20世紀80年代后，它還享受到中國等國大量高素質移民帶來的勞動力好處。移民的人力資本的成本由國外承擔，而收益由美國享受，而中國等國發展市場經濟能夠像美國那樣獲得全世界最先進的勞動力資源嗎？

　　第三，與西方國家18、19世紀開始所謂現代經濟增長時中國等國經濟卻停滯不前不同，中國的經濟增長一直是在列強環伺的國際環境下進行的。盡管美國經濟增長率很低，但在中國不增長或負增長的情況下，其長達一兩百年的經濟增長率的些微優勢在20世紀造成了中美經濟水平上的決定性的差異。可以設想，如果在過去100多年中，中國、印度這樣的國家擁有較好的經濟發展速度，那么即使美國的技術再好，其經濟也不可能如此領先于世界。反過來，今天中印等國經濟發展的條件就與西方國家當年的經濟發展條件迥然不同了，它們想要實現快速的經濟發展，不得不突破西方發達國家經濟上的圍堵。在這種外部條件差異的作用下，中國等國采用西方的市場經濟發展模式能夠實現類似西方的那種增長嗎？

　　第四，美國市場經濟不僅在長達200多年的時間里增長率很低，在各個較短時期，也都沒有實現快速的增長。與之相比，蘇聯經濟曾表現出巨大的經濟發展績效蘇聯經濟必然有不同部門和行業的交換，而市場的本意是交換的場所，所以，蘇聯經濟必然也可以看做是一種市場經濟。斯大林對蘇聯的經濟發展起點和任務有這樣一個表述：“我們落后于這些發達國家50到100年。我們必須在10年內消除這個差距。不這樣做，它們就會把我們碾得粉碎。”在斯大林做出這個判斷后，蘇聯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丘吉爾說：“斯大林接過俄國時，俄國只有木犁，而當他撒手人寰時，俄國已擁有核武器。”也就是說，蘇聯所取得的增長成就得到了西方最堅定地反對共產主義者的認可。從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主義興起看，蘇聯的這條道路是成功的；從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取得的勝利看，這條道路也是成功的。而且丘吉爾沒有說明的是，斯大林時代的蘇聯的經濟平等性程度遠遠高于英國愛因斯坦在1950年寫給紐約大學的一封信中，盛贊蘇聯：“蘇維埃制度在教育、公共衛生、社會福利和經濟領域的成就無疑是偉大的，而全體人民已從這些成就中得到很大益處。”就是從蘇聯解體前后對比看，斯大林所留下的遺產也使得蘇聯在他去世近四十年后依然能夠向普通百姓提供比西方所謂市場經濟所能提供的更好的福利。這些對比都證明，存在一種經濟增長模式，在經濟分配比較平等的前提下，使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能夠實現遠比西方更快的增長。在戰爭條件下，更快的增長對于一個國家可能是生死攸關的，而在和平條件下，在保證經濟平等的前提下，更快的增長可能也是一個國家合理配置資源所要求的如果一個國家沒有享受其本來可以享受的高速經濟增長，就意味著其經濟發展戰略存在較大的可改善之處。這是一種巨大的可避免成本。。至于在這個階段經濟平等基礎上較快增長的經濟發展模式所產生的其他問題，即使確實存在中國在一個貧窮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并只建設了幾十年。按照西方標準，它的經濟會存在許多問題，但如果按照科學的標準，許多按照西方標準、說法而存在的問題實際上是優點、優勢。歷史虛無主義之所以在中國盛行，就是用西方標準、說法來判斷中國的歷史。，也應該可以在下一個階段得到解決。

　　第五，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市場經濟似乎在耗盡其原有的經濟發展勢頭。其開始于21世紀之初的低利率政策以及次貸市場及衍生品交易的發展表明，美國經濟在過去十余年中失去了經濟增長點。本來，從資本本性來說，資本家只有在對未來的利潤具有樂觀預期時才進行投資，而美國的低利率表明資本家對未來贏利預期變得悲觀了。正是在這種悲觀心理支配之下，美國次貸市場才長時間畸形發展。它們共同表明，世界頭號國家已經很難找到新的投資機會了。這種投資機會的喪失，既與美國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基本制度有關，也與中國等國的經濟興起有關。但不管怎樣，在未來可預見的時期，美國經濟失去強勁增長動力都是事實。中國又怎能學習美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呢？

　　第六，美國不僅經濟失去原有的增長動力，而且正陷入一種兩難體制困境：其經濟下行，需要國家干預，但國家財力受制于生產資料私有制，陷入要么無法干預，要么債臺高筑的境地西方國家是資產階級政府，其征稅能力受到金錢政治的影響。即使有強勢領導人出現而使其征稅能力增強，資本也可以通過用腳投票來避開國內稅收。如果無法干預經濟，雇傭工人大量失業，將危及資本主義制度的穩定；如果干預經濟，則必須能夠償還或者轉嫁債務。這樣看來，如果美國不能在未來10年或20年中出現新一輪的產品創新，其資本主義制度模式將會對世界其他國家失去影響力。隨著中國、印度等國的崛起，即使美國出現新一輪的產品創新，也不可能如20世紀90年代享受IT技術創新利益那樣獨享新技術的利益了。可以預見，中國如果因學習美國模式而陷入與其類似的兩難境地，由于中國人均GDP水平依然很低，而且人口眾多，中國經濟的困難將會比美國大得多。這也反證了中國在經濟發展模式上不可能采取“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方式。

　　綜上所述，市場在西方也不具有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因為市場本身是被生產者和需求者及其所發展的上層建筑所決定的。可以說，這一點已經成為眾多西方學者的共識。一些被西方歸于新古典理論的學者，其實正是新古典理論的反對者。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既然一般均衡理論被認為是新古典經濟學的最高成就，既然阿羅-德布魯定理不是對一般均衡定理實踐有效性的證明，而是對它的徹底的證偽，阿羅和德布魯就不可能是新古典理論的學者，而是批判新古典經濟學的學者了，是反對把新古典經濟學用于指導實踐的學者了。再從西方經濟理論中興起的諸多分支學科看，可以說，在西方已有大量接受新古典理論教育而反新古典理論的有影響的學者存在。從他們所研究的資源配置問題看，市場不是配置資源的有效機制。也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盡管美國宣稱自己是市場經濟國家，但市場經濟并沒有讓美國在過去的100多年產生增長奇跡，也沒有讓美國避免衰落的命運。因此，這些西方理論和西方經驗對于中國究竟怎樣定位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作用也就不言而喻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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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衛興華：《中西方學界在市場經濟問題上認知與論述的差異》，《紅旗文稿》2015年第4期。

　　（作者：王今朝系武漢大學經濟學教授、博導，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張藝系武漢大學經濟學系碩士生；龍斧系武漢大學戰略決策研究中心教授、主任，杜克昆山大學管理學教授；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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