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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是近代歷史上極具爭議的一任美國總統，我一直認為，他此前的不少理念和措施確有道理，甚至堪稱“撥亂反正”。但是，目睹特朗普近期一意孤行，非但沒有因為中方迅速發布500億美元貿易額報復清單出乎其意料之外而知難而退，反而變本加厲，聲稱要追加千億美元對華貿易戰規模；目睹中國商務部當天傍晚緊急臨時召開記者吹風會，使用了一系列外經貿領域幾乎前所未見的嚴厲提法，再對比這番貿易戰醞釀、爆發過程中中方為改善對美關系作出的仁至義盡的努力，對比4月6日傍晚商務部緊急臨時記者會上的一系列嚴厲提法：

　　“美方嚴重錯判了形勢，采取了極其錯誤的行動”；

　　“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將毫不猶豫、立刻進行大力度反擊”；

　　“我們已經按照底線思維的方式，做好了應對美方進一步采取升級行動的準備，并已經擬定十分具體的反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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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不為特朗普捏一把汗，這位在美國競選史上曾經跌破全世界眼鏡的總統，恐怕要為自己在國際經濟關系中錯判形勢而遭遇政治滑鐵盧做好準備。

　　一、特朗普理念得與失

　　說起來，我肯定不屬于一貫看空特朗普的人，而是相反。2016年美國競選期間，在壓倒多數看好希拉里、丑化貶低特朗普的輿論氛圍中，在中國經濟學界有點知名度的人中，我可能是少有的能認真正面看待特朗普競選及其政綱、早早公開看好他勝選的人，在《21世紀經濟報道》專欄和《北大商業評論》等報刊發表了的正面看待特朗普勝選概率、解析其政綱的文章就有近10篇之多，以至于直到去年8月，特朗普已經就任執政8個月之后，還有海外機構閱讀這些文章之后登門咨詢。在他上臺之后，特朗普一直主張美國在海外戰略收縮，也正是這種理念，讓我們看到了中美停止“自傷性競爭”、開展良性競爭的機會。自從他勝選以來，我們給予他高度禮遇，為維持和改善中美關系做出積極努力……這既是發自我們的良好意愿，更是基于客觀事實的合理期望。然而，特朗普在經貿方面思想與做法的誤區，卻有可能使這一切和中美合作、良性競爭的前景付諸東流。

　　我本人并不認為特朗普倡導的“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不合理，因為他是美國總統，領導美國政府，特朗普追求“美國優先”實屬理所當然，正如中國領導人追求的首要目標是中國人民的利益一樣。但是，在一個全球化的現實世界里，任何國家都只有全面參與全球化的經濟體系，才能更好地促進本國利益。我非常理解特朗普希望解決財政、貿易“孿生赤字”痼疾的意愿，為了可持續地開發美國這個重要海外市場，我們愿意目睹美國改善宏觀經濟失衡。問題是，即便在這個前提下，通過單方面發動貿易戰，迫使貿易伙伴接受對美國更有利的市場準入規則，保護美國國內市場，從而重建美國實體經濟部門，這條思路不僅行不通，而且效果會適得其反。

　　二、美國貿易逆差思辨

　　首先，宏觀經濟學常識告訴我們，一國貿易差額本質上不過是其國民儲蓄-投資缺口的體現，國民儲蓄高于投資，以貿易順差的形式出口國民儲蓄供貿易伙伴利用；國民儲蓄低于投資，以貿易逆差的形式進口貿易伙伴的國民儲蓄在國內使用。正因為如此，能夠經歷長期大規模貿易逆差而保持宏觀經濟穩定，這本身就是美國受益于國際貿易、受益于對華貿易的一種表現，并不是所謂“吃虧”。

　　同時，美國貿易逆差之所以集中于對華貿易，這不過是國際分工體系所致，而美資企業便是這一國際分工體系積極的參與者和建設者，并從中獲取了巨大收益，實現了長足發展。根據商務部2017年《關于中美經貿關系的研究報告》提供的數據，在華美資企業業績良好、利潤豐厚，2015年銷售收入5170 億美元，利潤362 億美元。德意志銀行2018年《 估算中美兩國相互的商業利益規模》報告開篇也用這樣的語言描述這種互利分工：

　　“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去年在中國銷售的汽車數量超過了美國。中國有3.1億部蘋果手機開機運行，是美國的兩倍多。這些汽車和手機沒有被統計為美國對中國的出口，因為它們是在中國被制造和銷售。美國在中國的商業利益遠遠大于美國對中國的出口。中美貿易戰一旦升級，這些利益將處于風險之中。”

　　其次，特朗普希望引導制造業回流美國，縮小美國經常項目收支逆差；但正是基于上述宏觀經濟學常識，他只有深刻、全面改革美國福利制度和財政體系，減少居民、政府兩部門的儲蓄缺口，才能減少美國經常項目收支逆差；只有深刻全面改革美國工會制度，才能有效改善美國制造業發展環境，增強美國制造業國際競爭力。因此，搞貿易保護，發動貿易戰，不僅無助于上述改革，反而會增強美國國內分利集團拒絕自我更新自我提高改革、乞靈于貿易保護的道德風險。

　　唯改革者進，唯創新者強；特朗普執政以來，曾大幅度清理、廢除過一批制度政策，但在貿易領域，他是否恰恰走到了反面呢？

　　第三，美方似乎忘性很大。兩國商務部共同成立了統計工作組，由政府機構專家和其他專家組成，每年就中美貿易統計差異進行一次比較研究。根據這個工作組的測算，美國官方統計的對華貿易逆差每年都被高估了20%左右。美方對此心知肚明，但對中方施壓的時候就不提這茬，這是否也是選擇性忽視呢？

　　第四，在美國沒有大幅度放松、消除其對華貿易管制的情況下，美國對華貿易逆差擴大是其當前經濟景氣不可避免的副產品，無視客觀經濟規律而企圖通過指令性計劃減少對華貿易逆差，注定要在現實中碰壁。美國研究機構報告顯示，如果美國對華出口管制放寬，對華貿易逆差可減少35%左右。作為一個經濟增長主要動力源于內需的國家，美國近年的經濟繁榮必然導致進口需求迅速增長，但其出口能力建設不可能一蹴而就，經濟繁榮就是這樣造成了貿易逆差擴大的后果。無視美國經濟的這一本質特征而企圖強行壓縮貿易逆差，只有一個辦法真正有效，那就是把美國經濟從繁榮推向蕭條，從而減少其進口需求。未知此條有效途徑，特朗普先生樂見否？

　　三、貿易戰壓縮美國貿易逆差實屬南轅北轍

　　不僅如此，企圖通過貿易戰來壓縮美國貿易逆差，這條思路純屬南轅北轍。

　　從晚清以至當代，外商中長期流傳著對“龐大中國市場”近乎神話般的期盼，每次遇到中國大幅度開放市場都會激起一陣狂熱的想象。1990年代初小平同志南巡后，類似想象風靡一時，西方跨國公司在這種想象的驅動下紛紛涌入中國大陸市場。聯合利華公司派往中國大陸的新加坡籍高管口口聲聲說：全中國13億人，每個人吃我一根冰激凌，就能賣出13億根；柯達公司總裁裴學德則作了這樣一段廣為流傳的表述：“只要中國有一半人口每年拍一個36片裝膠卷，已經足以將全球影像市場擴大25%。中國每秒只要多拍攝500張照片，便相當于多了一個等同于日本和美國的市場”。這種思維方式流傳之廣，甚至成為1990年代MBA入學考試中通行試題的標準答案，這類“開放性試題”大意如下：“假如你是一位剛剛從國外空降到中國內地的企業負責人，需要出售一種中國人陌生的產品（例如洋酒），請訂定一個近、中、遠期的銷售計劃。”在官方層面，也正是近數十年來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使美國高度重視中國市場的潛力，前美國貿易代表巴爾舍夫斯基女士因此將關于中國“入世”的中美雙邊議定書稱為“克林頓政府談判的近300個貿易協定中的皇冠寶石”。

　　應該說，事實證實了巴爾舍夫斯基女士當年的斷言。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進口年均增速大體保持在全球進口貿易年均增速兩倍的水平，眾多國家搭上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快車，美國也是其中之一。過去10年，美對華貨物貿易出口平均增速是美總出口增速的近3 倍，是中國對美出口增速的近2 倍，今日之中國已經是美國在北美之外的最大出口市場，在美國大豆、棉花、飛機、汽車、集成電路等產品出口市場中更是舉足輕重。2016年，美國農產品貿易對華順差164億美元，中國自美進口了138億美元的大豆，126億美元的飛機，121億美元的汽車，88億美元的集成電路。在服務貿易領域，美方更是長期保持順差。2016年，美向中國出口電影51部，其中僅分賬影片就給美方帶來約5億美元票房收入。中國游客和留學生在美支出超過510億美元。

　　在這些“中國因素”為雙邊貿易創造的利益紐帶和發展動力之外，還有一股重要的“在中國的美國因素”，享受了中國市場開放的豐厚回報，推高了中國對美順差，現在卻也進入了特朗普的火力射程，那就是在華的美資企業。當部分美媒狂熱于中國反制手段受制于對美出口總額的時候，他們大約忘了這些企業還在中國，并且已經離不開中國市場了。

　　與中國爆發貿易沖突將導致美國企業將在華市場份額拱手讓人。2015年，美國企業在華銷售收入高達5170億美元。如果特朗普執意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這些美方的巨額利益都將可以成為中方反制的武器，其它各國企業將很樂于拿走這塊巨大的蛋糕。

　　與中國爆發貿易沖突還將導致美國企業無法享受中國進一步擴大開放的舉措，無論是降關稅，還是放寬外資準入。中國開放經濟發展正在進入第三階段，其主題是從第一階段的“以平等身份進入國際市場”、第二階段的“以國際市場求發展”進入第三階段的“引領全球化市場”，進一步大幅度開放國內市場正是其題中應有之義。這一轉變不僅會給海外客商帶來更加豐富多彩的中國貨物、服務出口商機，更會帶來中國進一步大幅度開放國內市場、中國進口貿易增長提速的前景。而且，如果說1990年代以來中國進口貿易增長最突出地體現在國外能源、原料進口增長，那么，在當前這個中國開放經濟發展的新階段，中國進口貿易增長將突出體現在消費品等領域制成品進口的增長。

　　“引領全球化市場”的中國開放經濟發展新階段為什么要強調進一步大幅度開放國內市場？最關鍵原因是我們中國在前兩個階段已經極為出色地完成了“李斯特式”的工業化“趕超”任務，絕大多數產業部門已經不是昔日需要一定保護的幼稚產業，而是已經成熟；不需要繼續高度保護，而是需要引入更多競爭壓力，以求保持其活力。1989年，當我從當時中國汽車工業總公司唯一直屬高校畢業時，中國汽車年產量不過58.35萬輛；2017年，中國汽車產量已達2902萬輛，銷售2888萬輛，遠遠超過汽車問世以來便連續把持汽車產量、銷量世界冠軍百年之久的美國（2017年銷售1720萬輛）。在此情況下，對汽車等產業持續擴大開放，已清晰地寫入中國政府的規劃，鄭重向全球宣布。

　　正因為如此，無論此次中美貿易戰結果如何，都不會動搖中國決策層進一步大幅度擴大對外開放的決心意志。但是，如果美國決策者倘若一意孤行，非要把中美經貿關系推向全面摩擦的境地，那么，美國汽車等產品生產商、美國大豆等產品生產者就只能坐視上述中國市場機會落入別國同行之手，難道這是特朗普先生想要的結果嗎？有沒有特朗普，中國對外開放的進程不會停滯，這是我們發展和進步的內生需求，中國也愿意向世界各國企業更大程度地打開大門。但是，要不要先把自己罰出場外，就看山姆大叔自己的選擇了。特朗普推特發得再猛烈，美資企業愿意嗎，美國大學愿意嗎，美國金融機構，美國農產品主愿意嗎？

　　歸根結底，中國國力非其它國家可比，無論是中國學者對當今世界格局的定性“兩超多強”，還是流行于國際學界和輿論界的中美“G2”（兩國集團）之說，都反映了這一點；美方在貿易戰中的霸道作風能夠迫使多數國家屈服，但對中國行不通。不要以為中國目前綜合國力還不如美國，就不敢在貿易戰中奮起應戰。須知1962年尼赫魯也是自恃印度當時綜合國力勝過中國，而且中國正處于經濟困難之中。也不要以為中國目前貿易依存度在世界大國中名列前茅，就是被山姆大叔掐住了咽喉而可以予取予求。

　　在此次中美貿易戰中，美方一批勢力提出要同時收緊對中資的限制，這只能進一步惡化美國對華貿易收支和整個國際收支構成。

　　中國經常項目收支順差必定要以某種形式回流海外市場，要么是對外直接投資，要么是對外國證券的投資。從特朗普本人對實體經濟部門的偏好來看，他應當更加激勵中國對美直接投資，一方面提升中國貿易順差回流美國，另一方面有助于為美國出口部門獲取投資并綁定中國買主，從而加快其貿易平衡進程。

　　以美國石油天然氣部門而言。這本來是當前、可預見的未來中美擴大經貿合作最有潛力的領域之一。通過招徠中資大手筆投入美國能源產業鏈，美國能源部門一方面能夠獲得巨額資本投入，加快擴大其產能和出口能力，盡快在國際市場占據更大份額，另一方面也能激勵中國買主在其它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優先選擇購買美國油氣。讓大買主入股，本來就是商界常見的手法，澳大利亞葡萄酒能夠從默默無聞到迅速躍居中國進口葡萄酒排行榜前列，就離不開澳大利亞酒莊大手筆吸引其中國代理商入股，我本人多年前就親身見識過有的澳大利亞酒莊不惜把自己30%股權賣給其中國總代理。這種辦法有效綁定了買賣雙方的利益，激勵了中國代理商全力以赴為澳大利亞葡萄酒打開中國市場。這樣的道理，對美國決策者難道真的很難理解嗎？

　　【作者注】本文原題為“《特朗普與尼赫魯》”，為本次中美貿易戰系列文章之六，后修訂改為“《中美貿易摩擦：進退維谷的特朗普》”，于2018年4月7日刊發于澎拜，鏈接：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062861?from=timeline

　　（來源：昆侖策網，原載“梅新育論衡”微信公號【作者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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