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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學俊：管仲“利出一孔”思想不是所謂“管仲陷阱”

點擊：作者：李學俊來源：昆侖策網發布時間:2018-04-08 12:33:50

　　說“利出一孔”思想是“管仲陷阱”的文章均以管仲如下論述為根據：

　　“利出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羨（多余的錢財），隘（限制）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

　　最近流傳的《“管仲陷阱”——解讀中國專制主義歷史的鑰匙》一文便據此斷定：“這一思想被歷代專制君主奉為統治民眾的金科玉律，成為實施中國特色的人身控制的黃金法則。”

　　歷史真是如此嗎？

　　我們先來看看管仲為何提出“利出一孔”思想的？

　　一、齊國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導致經濟危機和社會極端貧富懸殊

　　姜太公開國實施無為而治的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到管仲時期已經300年左右，時間長度與工業革命到今天相當。此時齊國已經出現生產過剩和生產短缺經濟危機交替出現的惡性循環，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年景如果遇上豐收，農民豐收的糧食賣不出去，這時連豬狗都吃和人一樣的糧食。年景如果遇上災荒，買一釜糧食要花十繦錢，而且道有餓民。這難道是因為地力生產不足而糧食不夠吃所造成的么？這是因為往年糧價太低，豬狗都吃人食，所以（谷賤傷農，農民就減少糧食生產），下一年的民食就不足了。

　　商品遇上大幅降價，按工價一半也賣不出去，銷售收入不夠投資的本錢。商品遇上大漲價，就是出十倍高價也買不到商品，人民需要得不到滿足。這難道是由于東西本來太少，生產和貯存不夠所造成的么？這是因為人民錯過了生產財物的時機，（導致生產供給與需求嚴重失衡）商品價格就大幅波動起來。[1]

　　生產過剩時收不回成本與投資；短缺危機時市場沒有足夠的糧食物資供給，價格暴漲，一些窮人被餓死，“道有餓民”。

　　為何如此呢？

　　管仲指出，是因為大資本壟斷市場，操控物價：

　　現在則不是這樣，由于市場虛假繁榮，商人控制了市場。商人貴賣，國家跟著貴賣，物價上漲了不能使之下降；商人賤賣，國家跟著賤賣，物價下降了不能使之上升回歸合理價格。[2]

　　更為嚴重是大金融資本高利貸盤剝百姓，操控了國家金融主權，于是形成“一個國家，五個國王”的金融危機狀態，致使民窮軍弱國衰。

　　派出去調查的官吏回來報告，讓桓公大為震驚：高利貸利率有的竟高達100%！共放債三千萬錢，三千萬鐘左右的糧食。借債貧民三萬多家。四位大臣報告完畢，管仲說：“沒有想到我國的百姓現在等于是一個國家有五個國君在征斂！這樣還想國家不貧窮，軍隊不弱小，怎么可能啊？！”[3]

　　商人囤積居奇，窖藏貨幣，又導致通貨緊縮，市場蕭條停頓：

　　國君經過計算度量，耕田墾地多少，本來是心中有數的；百姓口糧，也算有每人一定畝數的土地。統計一下產糧和存糧本來是夠吃夠用的。然而人民仍有挨餓吃不上飯的，這是為什么呢？因為糧食被商人們囤積起來了。

　　君主鑄造發行貨幣用于交易，這也算好了每人需要幾百幾千的數目。然而仍有人用費不足，錢不夠用，這又是為什么呢？錢財被積聚起來了。 [4]

　　所以管仲指出，若不改革，放縱資本操控市場，就會造成百倍的貧富懸殊：

　　年景有豐歉，故糧價有貴賤；號令有緩急，故物價有高低。若人君不能及時調控治理，富商就縱橫于市場，利用人民的困難牟取百倍暴利。相同土地，強者善于掌握；相同的財產，智者善于收羅。往往是智者可以賺十倍高利，而愚者連本錢都撈不回來。如果人君不能及時調劑，民間財產就會出現百倍的差距。[5]

　　于是產生了一批富可敵國的大富豪。管仲在向齊桓公講授用寶物抵押給大資本家籌措軍費的時候，說僅僅“富戶丁家所藏的糧食就足夠三軍吃五個月” [6]。

　　資本如此掠奪奴役人民，于是大資本富可敵國，而無產者赤貧無妻。齊桓公微服私訪一個貧困的老人家，有三個光棍兒兒子全都當雇工，生活十分貧困：

　　齊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桓公問其故。對日：“臣有子三人，家貧無以妻之，傭未反。”桓公歸，以告管仲。管仲曰：“畜積有腐棄之財，則人饑餓；宮中有怨女，則民無妻。” [7]

　　可見，齊國已經產生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階級之間的暴力斗爭遲早會發生。各種社會矛盾正正在激化，以至齊桓公外出巡視，都必須乘坐兵車保衛：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車，戒民之備也。[8]

　　二、“利出一孔”：消除貧困，實現全民共同富裕的好思想

　　正是在如此大歷史背景下，為了公平正義，消除極端的貧富懸殊，兌現他提出的“以人為本”[9]，“廢私立公”[10]，“以天下之財利天下之人”[11]，實現貧富差距有合理限度，全民共同富裕的道政社會主義（參見拙作《中國古代的社會主義》自序），所以管仲提出了“利出一孔”的財政思想。

　　經濟權益由國家統一掌握，這樣的國家強大無敵；分兩家掌握，軍事力量將削弱一半；分三家掌握，就無力出兵作戰；分四家掌握，其國家一定滅亡。

　　先王（指周朝諸王。周公所作《周禮》的重要內容就是限制消費。——引者注）明白這個道理，所以總是堵塞人們奢侈消費，限制牟取暴利的途徑。因此，予之、奪之決定于國君（國家），貧之、富之也決定于國君。這樣，人民就擁戴國君有如日月，親近國君有如父母了。[12]

　　這里，管仲所謂的君就是國家。因此，“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的意思就是國家必須掌握社會財富的最終分配權，實現貧富有度的共同富裕（詳見《中國古代的社會主義》第二篇第十章）。實現了共同富裕，人民當然擁戴如此賢能君王。親如父母，這是自然淳樸的感情表達，這怎么就變成了所謂“中國特色的人身控制的黃金法則”了？

　　三、“利出一孔”：反經濟危機的好思想

　　經濟危機是貧富懸殊的必然結果。富人們什么都不缺，邊際消費趨于零。廣大窮人什么都缺，需求很大但無錢消費。二者共同導致市場有效需求嚴重不足，生產過剩，產品賣不出去。而富豪們縮減投資，窖藏貨幣則進一步加劇通貨緊縮，導致市場蕭條并趨于停滯。因此，管仲警告桓公，若不進行宏觀調控，打擊大資本掠奪民眾，即使不斷地發展生產，鑄造發行貨幣，還是無法改變資本奴役人民：

　　然則人君非能散積聚，鈞羨不足，分并財利而調民事也，則君雖強本趣耕，而自為鑄幣而無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惡能以為治乎？ [13]

　　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的癌癥。1929年的世界經濟危機導致全世界的大蕭條。凱恩斯提出的增加投資，刺激消費的，增加有效需求的財政赤字等政策被認為拯救了資本主義。但事實只是有限地減少了危機爆發的頻率和峰值，延緩了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爆發。其負面的效應是全球各國無休止追逐GDP，造成1%的人擁有99%的人擁有的財富極端貧富懸殊，同時加速了全球資源枯竭與地球生態環境逼近崩潰區域，威脅到整個人類生存。所以，凱恩斯理論是治標不治本的理論，還是一個毒負作用超級嚴重的理論。

　　管仲“利出一孔”則是標本兼治的好思想好理論。

　　正如上文所引，國家首先實施了“散開囤積，調劑余缺，分散商人們兼并的財利，調節人民的用費”的宏觀調控政策，制止了大資本操控市場，掠奪民眾。其次，通過刺激富人奢侈消費，釋放窖藏貨幣，增加市場貨幣流通（參見《中國古代的社會主義》第二篇第八章），啟動停滯的市場，增加就業；第三，建立了鹽鐵國有企業，通過國有民營，國民分利方式促進投資與就業，增加普通民眾收入，產生有效需求；第四，通過金融小微貸款，國家提供生產資料等方式扶持普通民眾創業，擺脫貧困（參見《中國古代的社會主義》第二篇第一章，第四章，第七章）。

　　實施系列組合好政策后，國家有了足夠的財政收入，于是齊國實施“輕徭薄賦”的財稅政策，并大規模的減稅與免稅，在兩千六百多年以前，中國歷史上就第一次免除了農民的農業稅（詳見《中國古代的社會主義》第二篇第六章）。同時，建立其全民的社會保障與福利制度（詳見《中國古代的社會主義》第二篇第十章）。

　　由此可見，“利出一孔”思想是管仲的標本兼治的反危機好思想。

　　四、“利出一孔”：為民爭利的好思想

　　基于“利出一孔”的思想，管仲收回了國家的金融權，打擊高利貸，為創業者提供低息貸款，供給生產資料；通過糧食與貨幣雙向調控市場，打擊大金融資本家與大商人操控市場，牟取暴利；還首創了國有鹽鐵企業，獲得豐厚的收入，使齊國實現了很低的稅賦（如關稅僅僅1%），甚至免除了農業稅。因此，這些政策實際上就是國家為民眾爭得了利益。

　　管仲這種作法在漢武帝時期桑弘揚再次使用，使漢朝擺脫了困境。但是由于奪取了權貴資本家和民間大商人們的重大利益，所以他們中許多人恨之入骨。鹽鐵會議上，就有一些所謂的文學賢良攻擊這些政策為“與民爭利”。

　　這種說法一直到今天還大有人在。例如這些年攻擊國有企業的很多文章都說國有企業是與民爭利。而事實上，利出一孔思想不是與民爭利，而是與權貴資本和巨商富賈們爭利。因此，說“利出一孔”的思想是與民爭利的說法是偷換概念。將“權貴資本和巨商富賈”這個民眾當中的極小部分人概念偷換成人數眾廣的“民”這個概念，將國家置于與民眾對立的關系上，蠱惑民眾對抗國家。所以，現在必須予以澄清。

　　五、“利出一孔”：強國強軍，和平天下的好思想

　　春秋時期，戰亂頻繁超過戰國時代。臺灣歷史學家許卓云根據《左傳》統計，春秋時期平均每年戰爭頻次高出戰國時代2.74分。[14]

　　因此，為了國家生存，在富民的同時，必須強國強軍。但是，如果一個萬乘之國出現了萬金的大商賈，這就說明社會財富沒有被國家和人民所獲，而是被大資本所掠奪了。于是國家官吏將不會盡力，軍隊戰士就不會誓死保家衛國了：

　　萬乘之國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有千金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15]

　　國家沒有穩定足夠的財政收入來使國家機器正常運行，沒有財富來養兵御敵，國家只有滅亡了。所以，管仲提出“利出一孔”思想還是為了在富民的同時強國強軍。而事實正是如此。在“利出一孔”思想指導下，通過實施系列政策，齊國迅速富民強國強軍，憑借超強綜合國力，“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即通過九次國際峰會，實現了春秋時代罕見的天下和平，建立了統一的國際自由貿易市場（參見《中國古代的社會主義》第一篇第二章）。孔子對此高度贊揚他大仁大義：

　　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16]

　　因此，在孔子看來，管仲這樣的人就是經世濟民的大圣人。

　　子貢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堯舜其猶病諸。”[17]

　　六，“利出一孔”并不是禁止民眾創業與合法謀利

　　從管仲論述“利出一孔”思想的原文可知，其另一目的是增強國家的競爭力，即國家集中財力辦大事。因此，國家并不因此就實行單一的國有經濟模式，堵死民眾創業謀利的渠道。相反，實施了公私并存，公私合營，國有民營等混合式市場經濟模式，并要像鳥保護卵那樣保護民眾合法的經商謀利：

　　故善者勢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來；不煩不擾，而民自富。如鳥之覆卵，無形無聲，而唯見其成。[18]

　　如何保護呢？依法保護。

　　貧者非不欲奪富者財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強者非不能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誅也。[19]（詳見《中國古代的社會主義》第二篇第三章）

　　管仲“利出一孔”等思想理論被中國后世政治家們所繼承，并指導他們發展市場經濟，進行有效治理。當漢武帝陷入內外交困的絕境時，正是因為啟用桑弘揚實施管仲的思想理論，才擺脫困境，走向輝煌（參見《中國古代的社會主義第一篇第四章）。著名的世界文明史家威爾•杜蘭指出，“漢武帝……實施社會主義……中國至此，達于鼎盛時代。”[20]。

　　綜上可知：“利出一孔”的經濟思想不僅不是所謂專制主義的總禍根，反而是克服經濟危機，消除貧困，富民強國，實現貧富有度，人民共同富裕的道政社會主義的好思想。

注釋：

　　[1]歲適美，則市糶無予，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兇，則市糴釜十繦，而道有餓民。然則豈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贍也哉？夫往歲之糶賤，狗彘食人食，故來歲之民不足也。物適賤，則半力而無予，民事不償其本；物適貴，則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則豈財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之不平也。《管子•國蓄》

　　[2] 管子曰：今則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輕。民輕而君輕，輕而不能重。《管子•揆度》

　　[3]凡稱貸之家出泉三千萬，出粟三數千萬鐘，受子息民三萬家。四子已報，管子曰：“不棄我君之有萌中一國而五君之正也，然欲國之無貧，兵之無弱，安可得哉？” 《管子•輕重丁》

　　[4]且君引錣量用，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矣，計本量委則足矣。然而民有饑餓不食者何也？谷有所藏也。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人有若干百千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管子•國蓄》

　　[5]歲有兇穰，故谷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強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賡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管子•國蓄》

　　[6]丁氏之家粟可食三軍之師行五月。《管子•山權數》

　　[7]《韓非子.外儲說右下》

　　[8]《韓非子·南面》

　　[9]《管子•霸言》

　　[10]《管子•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