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為了實現共享發展,有必要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科學內涵和要求、“消除兩極分化”的過程與要求、收入分配政策性質與導向等三個理論問題進行“再認識”。立足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來理解,“經濟”本身既包含“做蛋糕”也包含“分蛋糕”的內容;即便西方經濟學的主流對“經濟”范疇的定義,也包含著“分配”的內容;但有一種以互聯網為載體因而影響很大的學術觀點,則認為“經濟”只有“做蛋糕”的內容。鄧小平在“與鄧懇談話”中論述了兩種“兩極分化”即“自然產生的兩極分化”和“政策失誤造成的兩極分化”,需要辯證統一地去消除這兩種兩極分化現象。要從生產資料所有制這個根本層次上、從財產分配這個核心層次上、從領導干部與社會精英帶頭公布財產與收入這個關鍵層次上、從按勞分配為主體這個直接作用層次上、從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這個重要層次上,全面發力,去實現共享發展。
中共中央關于“十三五”規劃的建議指出:“共享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必須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增強發展動力,增進人民團結,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1] 為了實現共享發展,更好地回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這個本質要求,有必要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科學內涵和要求、“消除兩極分化”的過程與要求、收入分配政策性質與導向等三個理論問題進行“再認識”。
一、重新認識“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科學內涵和要求
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指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集中精力把經濟建設搞上去、把人民生活搞上去。只要國內外大勢沒有發生根本變化,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就不能也不應該改變。這是堅持黨的基本路線100年不動搖的根本要求,也是解決當代中國一切問題的根本要求。”[2]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關鍵詞之一是“經濟”。什么是“經濟”?不同的解讀,會引出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不同理解與實踐。
1.立足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才能全面解讀“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立足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來解讀,“經濟”,正如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講的,就是物質資料的生產和再生產過程,包括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四個環節[3];以此理解“經濟建設”,就是要不斷擴大社會再生產,保持生產、交換、分配、消費四大環節不斷發展的良性循環。所以,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就有分不開的、同時并存的兩方面要求:一方面,不斷擴大生產規模、提升生產水平,從而不斷擴大和提升交換、分配和消費的規模與水平;另一方面,不斷優化分配結構、提高消費水平,進而促進生產和交換的進一步擴大和提升。因此,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就是要不斷擴大再生產,實現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相互促進、不斷發展的良性循環,不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增強國家的綜合國力。
由此可見,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去理解,“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一命題本身,就既包括了生產——“做蛋糕”——的內容,也包括了分配——“分蛋糕”——的內容,二者是統一的。按這種理解去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必然會強調“做蛋糕”與“分蛋糕”不可分割的聯系,必然會強調一邊“做大蛋糕”,一邊“分好蛋糕”。
不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即便西方經濟學,其主流對“經濟”范疇的定義,從亞當·斯密指出的“一是為人民提供豐富的收入或生活資料”[4] ,到保羅·薩繆爾森等指出“是如何將稀缺的資源用于生產有價值的商品和創造財富,并將它們在不同的人們之間進行分配,以滿足他們的消費需求”[5],也都既包括生產,也包括分配和消費。據此理解的“經濟建設”,也都應該既包括“做蛋糕”,也包括分配“分蛋糕”,二者是不可分割的關系。
2.離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去解讀“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必然會陷入片面性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不同甚至相反,與西方經濟學主流觀點不同甚至相反,有一種學術觀點認為,“經濟”“ 就是研究如何以最小的代價,取得最大的效果,如何在各種可能的選擇中,在各種主觀與客觀、自然與人際條件的制約下,選取代價最小而收效最大的那種選擇”[6]。如果從這種對“經濟”的解讀出發,“經濟建設”,就只有“做大蛋糕”——增加財富——的內容,而沒有分配財富——“分好蛋糕”——的內容?;蛘?,更確切地講,是也有“分蛋糕”的內容,但沒有“分好蛋糕”的內容。因為,“以最小的代價,取得最大的效果”,就是以最小的物質成本和人力成本,獲取最大的收益,也就是給“做蛋糕”的人們分最少的“蛋糕”,從而讓剩下的“蛋糕”“最大化”。
值得重視的是,上述觀點流傳甚廣,在互聯網上搜索“經濟”概念,幾乎都是該種表述。而這樣的邏輯再進一步,就會將“分好蛋糕”與“做大蛋糕”割裂開來,甚至對立起來;就會將“分好蛋糕”排斥于“經濟建設”之外;就會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等同于“以做大蛋糕為中心”。然而,這樣的理解,符合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本原理、符合西方經濟學對“經濟”范疇的主流觀點嗎?
由此觀之,我們不能對“經濟建設”本身作片面的、表面的理解,不能將其理解為只是以最“經濟”的方式,來增加財富,而是應該將分配好社會財富、以促進社會財富持續增加,也理解為“經濟建設”本身所固有的內容。鄧小平同志在“南方談話”中強調了“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之后接著講:“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7]在這里,“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是明顯地統一著的。在“共享發展”理念中,“共享”與“發展”緊密相聯,不可分割,本身也既包括了“做大蛋糕”的內容,也包括了“分好蛋糕”的內容,這是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個黨的基本路線的“中心點”更深刻的體現。
3. “‘做大蛋糕’是效率問題、‘分好蛋糕’是公平問題”的觀點似是而非
為什么說上述觀點似是而非呢?因為,“分好蛋糕”既是“公平”問題,同時又是“效率”問題。
首先,“分好蛋糕”確實是一個體現社會公平的過程。
“分好蛋糕”有兩層含義,一是實現社會財富在初次分配領域的公平分配,就是使勞動、技術、資本、管理各要素在初次分配領域中各自體現其價值,二是對于無法參與競爭的人以及低收入者,公平地在社會財富再次分配中給予基本保障。
初次分配領域中要分好“蛋糕”,首先應當在一般勞動者和管理者二者的收入之間實現公平。至于技術,其實也是勞動的體現,只不過是更為復雜的勞動,技術在初次分配中應當占有重要的份額。而資本呢?資本獲得的分配份額,不能簡單說怎樣才算合理、公平,這其實是一個勞動、技術、管理三方同資本的博弈問題,也就是說,在保障起碼的收入底線的公平基礎上,要實現更高層次的公平,必須建立勞動、技術、管理三方與資本之間博弈的機制,即討價還價的機制,正如市場的公平買賣一樣,這樣才算是分好“蛋糕”。
同時,“分好蛋糕”也是一個促進效率提高的過程。
通過厘清“分好蛋糕”的問題,我們看到,“分好蛋糕”的另一面,也就是“提高效率”。先從財富的初次分配來看,如果勞動者的收入明顯偏低,即“未分好蛋糕”,那就不但會使勞動者因缺乏學習、教育經費而無法提高勞動技能,而且必然會影響勞動者的積極性。這兩種情況對經濟效率的減損都是顯而易見的。尤其嚴重的是,如果勞動者的收入長期明顯偏低,他們就會進行抗爭。而抗爭的形式可以有四類。一是“積極抗爭”中的勞資協商談判,二是“積極抗爭”中的罷工,甚至更激烈的沖突,三是“消極抗爭”中的怠工,四是“消極抗爭”中的“走人”。在第一種情況中,如果談得好,就直接將“未分好蛋糕”轉變成了“分好蛋糕”,就會促進勞動者積極性的提高,從而提高經濟效率。如果談不好,就會導致后幾種情況,而這些情況的出現,對微觀與宏觀經濟效率的損害,都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從反面看,可以在“未分好蛋糕”與“效率降低”之間加上等號。相反,從正面看,也就可以在“分好蛋糕”與“效率提高”之間,加上等號了。
再從財富的社會再分配來看,在經濟起飛的過程中,如果財富長期積聚在少數人手中,使貧的相對越來越貧,富得越來越富,兩極分化嚴重,其后果必然是社會動蕩不安,陷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最后不僅不能做大“蛋糕”,還會使已有的“蛋糕”份額也難保。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分好蛋糕”也是一個“效率問題”。
正是由于“分好蛋糕”既是一個公平問題,同時也是一個效率問題,所以,我們不同意將“做大蛋糕”等同于“效率”,而將“分好蛋糕”等同于“公平”,從而先行將它們分割開來的傳統觀點。在“共享發展”的認識新高度上,應該強調:不但“做大蛋糕”是一個效率問題,而且“分好蛋糕”也同時是一個效率問題;我們應該堅持的,是新型的效率與公平辯證統一的觀點,即新型的“做大蛋糕”與“分好蛋糕”辯證統一的觀點。
二、重新認識“消除兩極分化”的過程與要求
從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一方面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復強調了要通過“部分先富、帶動后富”的路徑,來實現共同富裕的問題,另一方面,同樣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復強調了要堅持共同富裕,反對和防止兩極分化這一原則的問題。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概括了社會主義的本質——“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8]并且,他還一如既往地接著說:“社會主義制度就應該而且能夠避免兩極分化。”[9] 然而,僅僅時隔一年多以后,鄧小平對中國兩極分化問題的看法就有了巨大的改變。鄧小平對中國兩極分化問題的論述,包括其新論述,對實現共享發展有著重大的指導意義。
1. 鄧小平“與鄧懇談話”對中國兩極分化問題的新論述
鄧小平“與鄧懇談話”,是指《鄧小平年譜 (一九七五—一九九七) 》下卷記載的,1993年9月16日,89歲的鄧小平與小他7歲的弟弟鄧墾的談話。鄧小平講:“十二億人口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題目已經出來了,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分配的問題大得很。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10]他還接著說:“比如剛才講的分配問題,少部分人獲得那么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到一定時候問題就會出來。這個問題要解決。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F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11]
顯然,這段談話,是在鄧小平與鄧墾兄弟倆談論一年之前鄧小平的“南方談話”,尤其是其中鄧小平講到的“社會主義本質”的“五句話”[12]中的“消除兩極分化,最終實現共同富裕”時,鄧小平對此問題的進一步闡述。值得重視的是,鄧小平在“與鄧懇談話”中,不但闡述了“兩極分化自然出現”的觀點,指明了即便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有自然產生兩極分化現象的“馬太效應”這樣的客觀必然性,而且,還闡述了“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的觀點(依其邏輯,此處的“會”字前,應加一個“也”字),指出了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會自發產生兩極分化現象外,我們的黨和政府的分配方針和政策如果出現偏差和失誤,使分配不公,“也會”導致兩極分化出現的可能性。
鄧小平闡述的關于兩種兩極分化現象的觀點,有助于我們解決一個理論和宣傳上的難題,就是如何解釋鄧小平1985年講過的一句名言:“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了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13]現在看來,導致改革開放失敗的兩極分化,是“政策導致”的兩極分化,這在我國并未出現;而“自然出現”的兩極分化,帶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某種必然性,它的出現,并不意味著改革開放的失敗。這種“自然出現”的兩極分化,是社會成員甚至是同一個階級的不同群體出現的收入的兩極分化。例如同為勞動階級,但工農階級的收入差距是好幾倍;同為工人階級,一些壟斷行業職工的收入是一些弱勢行業職工的好幾倍;同為農民階級,發達地區與貧困山區農民群眾的收入差距也是好多倍;同為干部群體,發達地區的公務員與落后地區公務員的收入差距曾經也是好幾倍……我國現在確實存在比較嚴重的兩極分化現象,但主要是這種涵義上的兩極分化現象,因此,并不能據此得出“改革失敗了、走了邪路了”的結論。
當然,如果黨和國家對“自然出現”的兩極分化現象放任自流、無動于衷,這本身就是“政策失誤”,就會使“自然出現”的兩極分化過分發展,會使“剝削制度”重現,使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兩個對立階級的“兩極分化”出現。那樣的話,改革開放當然就失敗了。
當然,黨和國家是絕對不會對“自然出現”的兩極分化現象放任自流的。“共享發展”理念的提出,就既表明了黨和國家解決“自然出現”的兩極分化現象的決心,也指明了解決“自然出現”的兩極分化問題的基本路徑。可以說,“共享發展”理念的提出,是對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提出的一個解決兩極分化問題的“提問”——“什么時候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在什么基礎上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要研究”[14] ——的又一次歷史性回答。這個回答太及時、太重要了。因為,它抓住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關鍵。
2.兩極分化問題已成為我國實現“全面小康”和“中國夢”的最大威脅
2002年黨的十六大確定的“抓住20年戰略機遇期,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深得黨心民心,既成為我們黨在此期間最大的執政承諾,也成為“中國夢”的“第一個百年目標”。當時,國家統計局聞風而動,很快形成了由經濟發展、社會和諧、生活質量、民主法制、文化教育、資源環境等6個方面的23項指標組成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統計監測指標體系”。其中反映“效率”的指標,主要是“經濟發展”類,如人均GDP到2020年要達到3.14萬元(2000年不變價)、R&D(研發)經費占GDP比重至少要達到2.5%、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至少要達到50%等,按發展態勢,習近平在關于中央關于“十三五”規劃建議的說明中也講得很清楚,只要今后幾年能夠達到平均每年6.5%的經濟增長速度,到2020年達到與超過均不成問題。然而,“全面小康指標體系”中反映“公平”的指標,即“社會和諧”類指標,要實現之,難度就大多了。
“社會和諧”類的第一個指標就是基尼系數,要求到2020年要達到或低于0.4。但如前述之官方數據所示,我國基尼系數自2000年突破0.4后,大體上每年上升0.011個點,到2008年達到0.491的高點,之后轉折下降,到2015年降為0.462[15],平均每年下降約0.0037個點。然而,照此速度,到2020年,我國的基尼系數仍將高于0.4!但愿我國分配改革的步伐能夠加快、力度能夠加大,否則,屆時盡管GDP總量和人均量都能超標甚至較大幅度超標,然而,以全面小康為內容的“中國夢”的第一個“百年目標”就全面實現了嗎?廣大黨員、廣大群眾對我們黨的公信力能不置疑嗎?
“社會和諧”類的第二個指標是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要求到2020年要達到或低于2.8:1,即平均每個城里人的收入不能超過農村人的2.8倍。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5年,我國城鄉人均收入比已經從2007年的最高水平3.33:1降至2.73:1[16]。表面看已經提前達到要求,但實際上,如果考慮城鎮居民所享受的住房、醫療、教育、養老等各種福利措施,“考慮到城市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水平遠超農村,城鄉居民收入的實際差距還要大”[17]?;氐娇芍涫杖肷?,盡管2015年,我國城鄉人均收入差距已降到2.8倍以下,但其絕對差距,卻從2007年的9646元,擴大到19773元,增加了1倍多②。
“社會和諧”類的第三個指標是地區經濟發展差異系數(即地區人均GDP差異系數),要求到2020年要達到或低于60%。國家統計局發布的《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統計監測報告(2011)》顯示,2010年我國地區經濟發展差異系數為50.95%,比2000年的68.74%縮小了近18個百分點,就“已達到預定目標”[18]??墒?,如果不用東、中、西部的“大地區”,而就各省級區域的差異來看的話,地區差異系數就其大無比了——當年排名第一的天津的人均GDP是排名最后的貴州的5.1倍,當年排名第一的上海的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排名最后的甘肅的約2.44倍、農民人均純收入是甘肅的約4倍④。可以說,地區差距過大,甚至影響到了“國家的統一,人民的團結,國內的各民族的團結”這個“我們的事業必定要勝利的基本保證”[19]。
上述的種種兩極分化現象,嚴重損害了社會的公平正義,不但嚴重挫傷人們的積極性,而且極大增加社會運行成本,因此不但嚴重影響社會和諧,而且嚴重影響經濟效率和生產效率。更嚴重的是,貧富差距拉大,會導致人心渙散,侵蝕黨的執政基礎。這些年來一些國家的動蕩與內亂,背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貧富差距過大,其教訓值得我們汲取。因此,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指出:“這次全會決定強調,全面深化改革必須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這是堅持我們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必須著眼創造更加公平正義的社會環境,不斷克服各種有違公平正義的現象,使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如果不能給老百姓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創造更加公平的社會環境,甚至導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義,也不可能持續。”[20]習近平總書記還在2013年2月主持制定并頒布了《關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見》,在縮小收入分配差距、解決兩極分化問題、朝著共同富裕方向前進的道路上,邁開了“踏石留痕”的一步。
由此可見,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以“三個共享”為著眼點,以“人民幸福”為落腳點的“中國夢”,就必須貫徹“共享發展”理念,切實解決兩極分化問題。
三、重新認識收入分配政策性質與導向問題
習近平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中指出:“落實共享發展是一門大學問,要做好從頂層設計到‘最后一公里’落地的工作”,以“把不斷做大的‘蛋糕’分好,讓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得到更充分體現,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感。要擴大中等收入階層,逐步形成橄欖型分配格局”[21]。為此,必須重新認識收入分配政策性質與導向問題。
1.要做馬克思主義者而不要做普魯東主義者,從生產資料所有制這個根本層次上去解決兩極分化問題、實現共享發展
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決定分配關系,生產方式決定分配方式;普魯東主義則幻想避開所有制關系改變分配關系,避開生產方式改變分配方式。既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邏輯和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的辯證統一”[22],那么,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必須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使社會最主要的生產要素掌握在代表人民大眾的國家手中,掌握在勞動者集體手中,從而,使全社會能按生產要素分配的新增財富,也主要掌握在國家與集體手中,以便它們能主要根據勞動者的勞動貢獻,來進行分配。習近平總書記正是這樣論述問題的。他深刻指出:“公有制主體地位不能動搖,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能動搖,這是保證我國各族人民共享發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證。”[23]
2.踐行孫中山“土地漲價歸公”基本思想,全面開征財產稅,從財產分配這個核心層次上去解決兩極分化問題、實現共享發展
孫中山先生在闡述其著名的“土地漲價歸公”思想時指出:“比方地主有地價值一千元,可定價為一千,或多至二千;就算那地將來因交通發達價漲至一萬,地主應得二千,已屬有益無損;贏利八千,當歸國家。這于國計民生,皆有大益。少數富人把持壟斷的弊竇自然永絕,這是最簡便易行之法。”[24]這一思想的要詣,就是反對和防止片面地“按生產要素所有權分配”,讓歸根結底也是勞動創造的相對地租等資源性生產要素升值而形成的財富,主要歸社會所得,而“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
在開征財產稅的問題上,中央早有想法,但各方面因素的拖延、抵制,致使遲遲無法啟動,大大延誤了時機。以遺產稅為例,早在1990年,黨的十三屆七中全會通過的中央關于“八五”計劃的“建議”中,就明確提出:要通過遺產稅和贈與稅等稅收,對于過高的收入進行必要的調節;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定”中,更明確要求“適時開征遺產稅和贈與稅”。但特殊利益集團以“必然造成資本外流,影響經濟發展”為由抵制,至今尚無實施計劃。其他稅種的情況,大體相似。在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快速發展了37年,居民財產差距已列世界前茅的今天,中國再不全面開征財產稅,包括房屋稅、土地稅、地價稅、土地增值稅、遺產稅、贈與稅等等,確實說不過去了。
3.領導干部與社會精英帶頭公布財產與收入,為全面開征財產稅和有效征收個人所得稅創造條件,從“關鍵在人”這個關鍵層次上去解決兩極分化問題、實現共享發展
要全面開征財產稅和有效征收個人所得稅,就必須建立全面而公開的財產登記制度、財產公布制度、財產評估制度、徹底的儲蓄存款實名制等相關的制度,建立居民個人財產交易及收入的監控體系。正因為這些制度和體系遠未建立健全,所以不但早已開征的個人所得稅方面逃稅問題嚴重,而且新開征的二手房交易稅,也多被轉嫁至買家,反而推高了房價,根本未達到遏制房價、調節收入的目的。而上述制度與體系未能建立健全的主要原因,就是領導干部的財產公布制度未能推出。而只要牽住這個“牛鼻繩”,政治精英一帶頭,經濟、文化等方面的精英隨后響應,上述制度與體系的整條“牛”就會跟著走了。水到渠成,全面開征財產稅,讓生產要素“漲價”形成的財富,相當部分能分配給勞動者,從而在“財產”這個核心層次上將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
4. 在國民收入分配中充分體現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原則,積極穩妥地逐步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同時努力縮小城鄉、區域、行業三大差距,在直接分配的層次上去解決兩極分化問題、實現共享發展
在整個國民收入分配中,初次分配的數額要比再分配大得多,涉及面也廣得多。初次分配出了大問題,就很難通過政府主導的再分配達到公平。衡量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公平與否的重要指標——勞動分配率(勞動報酬在GDP中所占比重),在我國確實較低。勞動報酬低,有積極作用。一是大大增強產品競爭力,大幅度增加出口,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就業;二是大量吸引外資,并帶來先進技術和管理,促進經濟發展,提高綜合國力。但勞動報酬低,更有消極影響。一是弱勞動過度依附強資本,勞動力大國的勞動者積極性卻難以充分發揮;二是導致消費需求嚴重不足,難以擴大內需,特別是簡單勞動收入過低,使勞動者自身無法發展,子女也無法發展,致使貧窮代際轉移;三是只能用大量勞動密集型產品占領國際市場,一方面出現巨額貿易順差,產生大量國際摩擦,另一方面消耗了大量資源,嚴重污染環境;四是維持了粗放增長條件下的高回報率,使企業和社會都缺乏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動力。這些問題,必須解決。
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縮小勞動要素與非勞動要素的收入差距,是深化分配體制改革的熱點。一要平衡勞動報酬與資本收益的關系,建立比較和諧的勞資關系。在維護雇主的合法權益的同時,要著重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因為現在的主要問題是資本收益大量擠占勞動收益。應糾正“為富人做事,為窮人說話”的不正?,F象,提倡既敢于“為富人說話” ,又樂于“替窮人辦事”。二要建立政府支持、媒體關注的決定勞動報酬的集體協商談判機制,從根本上改變單個勞動者與用人單位在談判中的不利地位。三要建立職工正常的增資機制,使勞動者報酬能夠與企業利潤同步增長。四要規范收入分配。市場經濟肯定會使人們收入不均,群眾會認可,群眾反對的是由于壟斷、行政管制而產生的分配不均。因此一方面要限制壟斷。實行較高數額的累進稅,平抑分配差距,制定壟斷行業的企業工資指導線,加強對工資福利過高、增長過快行業的職工收入調控,縮小和取消憑借行業壟斷獲得制度外的個人收入。另一方面要遏制權力滲入市場,加強對公權力的監督,推進公共資源的產權界定,大幅度減少名義上歸公、實際上由少數權力機關和人物控制、受益的資源的數量。打擊通過“尋租”活動和內部人控制以及權錢交易行為獲得的非法收入。五要清除市場準入壁壘。各行業收入水平之所以差異較大,主要原因就是行業、職業間的流動性很差。為了實現按勞分配原則,我們應當開放市場,使每個勞動者都能獲得平等競爭的機會空間,例如符合基本條件的都可以開出租車等等,以自食其力。
縮小城鄉、區域、行業等三大收入差距,既要著力為農民、為內地居民和低收入行業從業人員提高收入創造條件,也要加快財稅體制改革,建立健全合理且行之有效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促進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向農村、向內地延伸,使農民和內地居民也能夠分享經濟發展成果,保障農民和內地居民能享受同一國民的平等的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尤其重要的,是要探索一條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與農業現代化相融合的發展新路子,在城市,建立城鄉勞動者較平等的就業、分配與居住、生活制度,努力消除“同命不同工”、“同工不同酬”、“同城不同保(社會保障)”等歧視現象;在農村,建立能實現農業產業化、規?;?、機械化、現代化的生產經營新制度,努力消除農村的貧窮、落后、散亂骯臟現象。
5. 在二次分配中也要體現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原則,從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這個重要層次上去解決兩極分化問題、實現共享發展
長期以來,我們習慣性地將“按勞分配”的內容局限在初次分配范圍內,使社會保障以及公共服務等二次分配的重要內容與廣大勞動者尤其是廣大農村勞動者的“勞動貢獻”脫了鉤,極大地加深了社會貧富鴻溝,尤其是加深了城鄉貧富鴻溝??偨Y經驗教訓,我們現在應該認識到:農村進城務工經商大軍的勞動貢獻,早已足夠大到使他們能享受“城里人”的權利和福利的程度,國家和社會應該根據其勞動貢獻,來給予其相應的、即與“城里人”同等的社會保障以及公共服務。從這個的高度看問題,就會看到:以前我們離開勞動者的勞動貢獻看待社會保障以及公共服務問題,將其壓到最低程度,尤其是離開農村進城務工經商大軍的勞動貢獻看待其社會保障以及公共服務問題,將其排斥于城市化之外等做法,都違背了按勞分配的原則,是錯誤的做法。
亡羊補牢,怎么補救?基本途徑,就是要自覺地將前述之踐行“土地漲價歸公”原則而征收的財產稅的相當部分,用來建立健全城鄉一體化并逐步均等化的社會保障體系和公共服務體系,從而,實現城鄉居民權力與福利的平等,消除城鄉居民的兩極分化,實現其共享發展。
綜上所述,加深對上述三個問題的再認識,切實解決兩極分化問題,我們就一定能夠像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那樣,使“生活在我們偉大祖國和偉大時代的中國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機會,共同享有夢想成真的機會,共同享有同祖國和時代一起成長與進步的機會”[25] 。
注 釋:
[1] 《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人民日報》2015年11月4日。
[2]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53頁。
[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頁。
[4] 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冊,商務印書館,1980年,第1頁。
[5] 保羅·薩繆爾森、威廉·諾德豪斯:《經濟學》(第18版),人民郵電出版社,2007年,第4頁。
[6] 斯凱恩:《笑話中的經濟學》,電子工業出版社,2010年,第3頁。
[7]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1頁。
[8]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頁。
[9]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4頁。
[10] 《鄧小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64頁。
[11] 《鄧小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64頁。
[12] 即“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實現共同富裕”這“五句話”。
[13]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1頁。
[14]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4頁。
[15] 《2015年中國經濟“成績單” 一圖了解》,《經濟日報》,2016年1月19日。
[16] 《中華人民共和國2015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1]》,《人民日報》,2016年3月1日。
[17] 姚景源:《以理念轉變破解深層次發展難題》,《人民日報》,2016年8月9日。
[18] 國家統計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統計監測”課題組:《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統計監測報告(2011)》,《調研世界》,2011年第12期。
[19] 《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4頁。
[20]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96頁。
[21] 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6年5月10日。
[22] 習近平:《毫不動搖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實踐中不斷有所發現有所創造有所前進》,《人民日報》,2013年1月6日。
[23] 習近平:《立足我國國情和我國發展實踐 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人民日報》,2015年11月25日。
[24]《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第328-329頁。
[25]《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40頁。
【基金項目:重慶市重大委托課題“凝聚中國力量實現中國夢的理論與實踐問題研究”(CQ2013ZD-B001),主持人:蘇偉】
(作者系中共重慶市委黨校教授,重慶市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主任,重慶市學術技術帶頭人;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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