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談得越好。別的法子是沒有的。”
上黨戰役紀念合影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抗日戰爭取得了最后的勝利。然而,對于抗戰勝利后的中國,正如王樹增在《解放戰爭》中所說:政治家們和軍事家們普遍充滿焦慮。
經過八年抗戰,中國共產黨的武裝力量得到了巨大提高,共產黨人認為自己具備了與國民黨進行政治斗爭的能力——“現在要解決中國的問題,必須估計到我們。”
然而,在蔣介石看來,“組織聯合政府無異于推翻政府。”
在此背景下,毛澤東決定親自去重慶與蔣介石會面。他說,“我們還要鉆進去給蔣介石洗臉,而不是砍頭。”這一年,毛澤東52歲,蔣介石58歲。這是他們最后一次見面,在歷史上被稱為“重慶談判”。
在談判過程中,局部的軍事沖突不可避免地爆發。在位于山西省東南部的上黨,中共晉冀魯豫軍區以傷亡4000人的代價,殲滅國民黨軍11個師及1個挺進縱隊共3.5萬余人,不僅解除了晉冀魯豫解放區的直接威脅,而且有力地配合了重慶談判,實現了中共邊打邊談,以打促談的預期目的。從此,中共的晉冀魯豫地區日益鞏固,成為后來黨領導人民奪取全國政權的重要基地,并為后來設立華北局和定都北京奠定了初步條件。
艱難談判
蔣介石的底線,是讓毛澤東擔任新疆省主席
為了爭取和平,毛澤東登上了飛往重慶的航班。抵達當晚,蔣介石為他舉辦了一個小型的宴會。他們上一次見面,地點是廣州,當時蔣介石是國民革命軍的統帥,毛澤東則以國民黨員的身份代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一年后,隨著國共兩黨的決裂,兩個人成為了針鋒相對的對手。
蔣介石或許沒有想到毛澤東真的會來。因此,在毛澤東抵達重慶的當天,他才匆忙召集會議討論對策。在會議上臨時確定了三條談判方針:一、不得與現在政府法統之外來談改組政府問題;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決,必須現時整個解決一切問題;三、歸結于政令、軍令之統一,一切問題,必須以此為中心。
共產黨也提出了關于談判的十一點意見。與之前提出的政治主張相比,再次作出重大讓步:不但承認蔣介石的領導地位,承認國民黨政權,而且舍棄了“聯合政府”的提法,只要求“參加政府”。兩個核心的政治問題卻無法妥協,即軍隊國家化和結束黨治。
看到共產黨人的意見后,蔣介石的感受是:“腦筋深受刺激。”陪毛澤東前往重慶的胡喬木曾回憶,在重慶,蔣介石與毛澤東會面有十一次之多,大多是在公開場合,但兩人的幾次重要會談都是秘密的。
蔣介石開出的價碼是:承認解放區事實上是絕對行不通的,在中共真正做到軍令政令統一之后,各縣的行政人員經中央考核后酌情留任,省一級人員乃至省主席可以考慮邀請中共人士擔任。關于政治問題,國民政府正考慮把戰時國防最高委員會改組為政治會議,各黨派代表都可以參加,但是中央政府的組織和人事暫不變動。如果中共方面現在就想參加政府,可以考慮。也可以增加中共在國民大會的代表名額,但是現在的國民代表不能重選。關于軍隊問題,國民政府能夠允許的最高限度是:中共軍隊整編為12個師。
坐在對面的毛澤東不置可否。共產黨方面早已得到關于蔣介石談判底線的情報,這份由中共南方局提供的情報相當準確:蔣介石在軍隊問題上最后可能讓步到16個師,國民大會的代表名額可以讓步到百分之七。至于蔣介石說的省主席一職可以考慮邀請中共人士擔任,情報援引國民黨內部人士的說法是:到非讓步不可的時候,蔣介石打算讓毛澤東出任新疆省政府主席。
在蔣介石看來,毛澤東和共產黨人依舊是“匪”。他還要在談判桌上與毛澤東周旋,其目的在給各戰區司令長官的密令中表述得十分清晰:“目前與奸黨談判,乃系窺測其要求與目的,以拖延時間,緩和國際視線,俾國軍抓緊時機,迅速收復淪陷區中心城市。待國軍控制所有戰略據點、交通線,將寇軍完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之優越軍事形勢與奸黨作具體談判。彼如不能在軍令政令統一原則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
另一邊,只要和談的期待還有,毛澤東就必須堅持下去。他出席了由孫中山之子孫科舉行的盛大酒會,與宋慶齡、馮玉祥、邵力子、張治中等一一舉杯。他把《沁園春•雪》贈給了辛亥前輩柳亞子——這首1936年冬天的詩作,以傲視群雄的氣概再次令蔣介石“深受刺激”。
但是,令人擔憂的事情還是出現了。此時,美軍不但占領了從廣州灣到秦皇島的沿海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還動用飛機和軍艦日夜兼程地幫國民黨軍運送兵力。更嚴重的是,國民黨中統局擬定了以“蔣總統要經常咨詢國事”為借口扣留毛澤東于重慶的計劃。延安給毛澤東發來電報,建議毛澤東回來。毛澤東的態度是:繼續留在重慶。同時,在有把握的情況下,反擊胡宗南、閻錫山、傅作義向解放區發動的進攻,打幾個大勝仗支援重慶談判。
“太行頌•藝術攝影展”作品之上黨戰役中的老英雄。
狼煙已起
毛澤東說:你們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談得越好。別的法子是沒有的
軍事沖突不可避免地爆發了,在華美軍在戰局中充當著十分戲劇性的角色:他們一邊為蔣介石運送兵力,一邊又幫助共產黨人下了一步至關重要的棋——用他們的飛機將中共將領送往前線。
此事說來也巧,就在滯留延安的共產黨將領急需返回各解放區的時候,一架美軍觀察組的運輸機恰好從西安飛到延安,共產黨人便問美軍飛行員說,能否運送幾個人去太行山?出人意料的是,美方痛快地答應了。
飛機駛離延安的那天,中央外事聯絡科長黃華為美軍飛行員送行,當他看見機翼下準備登機的一行人時,他大吃一驚,這些人不是別人,正是劉伯承、鄧小平、陳毅、薄一波、林彪、滕代遠、張際春、陳賡、陳再道、陳錫聯、蕭勁光、宋時輪、楊得志、李天佑、鄧華、王近山、傅秋濤、鄧克明、江華和聶鶴亭。黃華當即向楊尚昆請求陪同飛行,萬一出了問題,他還可以充當翻譯。就這樣,21位共產黨高級將領在那個狹小逼仄的道格拉斯運輸機貨艙里擠了四個小時,最后飛機穩穩地降落在太行山深處的一個簡易機場。
結束了這場陰差陽錯的飛行后,共產黨將領們立即奔赴各解放區。晉冀魯豫軍區司令劉伯承和政委鄧小平等人馬不停蹄地趕往了位于涉縣赤岸村的軍區司令部。15天后,一場戰役在山西東南部的上黨打響,也就此拉開了解放戰爭的序幕。
自古以來,上黨地區就是兵家必爭之地,日本投降后,國民黨軍閻錫山部配合北上的胡宗南部,占領了這里的六座縣城,這猶如在晉冀魯豫解放區的中心地帶安了一顆定時炸彈——如果不收復上黨地區,非但晉冀魯豫解放區不保,國民黨軍隨時可能長驅直入,拿下華北平原。這就是劉伯承所說的“大門洞開”:“平漢線、同蒲線(敵人)都來了,我們打哪一個呢?上黨不打打平漢線,背上有把刀子,子彈也沒有,不好辦。打上黨,把冀南部隊調去了,大門(平漢線)洞開,真是拼命,要命!那時國民黨正向北,我們這里是足球門。打,不行也要打!”
所謂“不行也要打”,是說當時共產黨領導的軍隊還沒有做好打大仗的準備。
晉冀魯豫解放區在抗日戰爭中曾多次受到日軍“掃蕩”式的攻擊,部隊一直處于分散打游擊的狀態,而且編制不充實,武器也十分簡陋。當時,大多數的團不足千人,僅半數的團有兩三門迫擊炮、三四挺重機槍,而且缺炮少彈。上黨戰役開始后,劉伯承曾問太行縱隊副司令員陳錫聯:為什么槍聲這么少?陳錫聯無奈道:沒有子彈,不敢多放槍。就連國民黨軍也奇怪,為什么沖鋒而來的共產黨部隊,大多穿著老百姓的衣褲,顏色五花八門?
其實早在8月下旬,中共中央軍委就指示晉冀魯豫軍區進行自衛反擊,首先殲滅進入長治地區的國民黨軍,收復失地,清除解放區的心頭之患,以便之后將主力轉于平漢線(今北京—漢口),阻滯國民黨軍北進。同時還要求,上黨地區六城堡堅壘密,反擊須有充分準備,不可草率,宜選擇一兩城,逐個擊破;如攻而不克,可圍城打援。
毛澤東對將領們說:“不要擔心我在重慶的安全問題。你們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談得越好。別的法子是沒有的。”
狼煙已起,唯一的辦法就是戰而勝之。1945年9月10日,上黨戰役正式打響。一場你死我活的較量就此展開。
圍點打援
在上黨這個腳盆里,有魚有肉,閻錫山派了十三個師去搶。我們的方針也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
10日凌晨2時30分,我太行縱隊在秦基偉司令員指揮下,向屯留、上村發起攻擊。
9月12日晨,屯留被我攻克,國民黨軍全部被殲。當解放軍發起對屯留、上村的攻擊后,長治國民黨軍6000余人先后兩次向屯留出援。出援之國民黨軍對共產黨部隊“圍點打援”的戰術十分恐懼,行動十分謹慎,共產黨部隊某些待伏部隊又過早暴露,國民黨援軍與共產黨部隊略經接觸即縮回長治。以后在長子等三城被圍攻時,再也未敢出援。共產黨部隊雖然失去了殲滅國民黨援軍的機會,但是徹底打掉了長治國民黨軍增援其它三城的膽量,為共產黨部隊順利地攻克長子等三城創造了有利條件。
9月17日,冀南縱隊攻克潞城。9月19日,也就是太岳縱隊攻克長子的同一天,太行縱隊攻克壺關。兩城國民黨軍均被全殲。至此,長治周圍各縣全部被共產黨部隊攻克,長治已經變成一座孤城。在長治周圍各縣戰斗中,共產黨部隊共殲國民黨軍7000余人,繳獲大量武器彈藥,有效地補充了自己,尤其是緩解了彈藥緊缺的情況,為下一步作戰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長治是抗戰時期上黨地區日軍設防的重點,城高壕深,工事堅固。國民黨軍1萬1千余人是入侵上黨地區的主力,因戰役開始后國民黨軍一直沒有進行大規模戰斗,基本沒有損耗,建制完整,裝備也比較齊全。恰逢此時,天降大雨,造成道路泥濘,城墻濕滑,也給攻城戰斗帶來了很大困難。盡管如此,我各部隊還是在攻堅經驗、裝備都很缺乏的情況下開始了對長治城的攻擊。
閻錫山嚴令長治城內的第19軍軍長史澤波“上黨必爭,長治必守,援軍必到,叛軍必滅”,為其打氣鼓勁。同時,由彭毓斌率領的援軍正從北面疾馳而來增援,戰局到了嚴峻的時刻。劉伯承和鄧小平最后決定,由冀南縱隊繼續圍攻長治,太行縱隊和太岳縱隊北上迎擊援軍。兩軍在屯留西北遭遇了。
10月5日3時許,太行縱隊769團三營沿預定路線進至國民黨軍側翼。在此時,我三營十連先頭小組踩到了正在睡覺的國民黨軍士兵身上,戰斗立刻打響。三營九連、十連立即展開從兩翼向山頂猛攻,國民黨軍倉促應戰,大部被殲,少數逃到山下被我山下部隊俘獲。占領無名高地后,三營將九連、十連左右配置開,積極改造國民黨軍工事,準備抗擊國民黨軍反撲。
10月5日拂曉,防守磨盤垴的國民黨軍暫編第46師集中兵力向占領無名高地的我769團進行反擊。國民黨軍在濃密炮火掩護下,以羊群式隊形從正面和左翼山埡口向共產黨部隊沖擊。我769團三營在團屬迫擊炮4門的支援下,充分發揮輕、重機槍和手榴彈的威力,擊退國民黨軍多次反擊,大量殺傷了國民黨軍。國民黨軍在督戰隊的威脅下,不顧傷亡,反復向共產黨部隊陣地沖擊。陣地上的我防守分隊在彈藥消耗殆盡的情況下,與國民黨軍展開了白刃格斗。就在這危急時刻,擔任運輸彈藥任務的新11連趕到陣地,不待命令就投入了戰斗,將沖上陣地的國民黨軍壓了下去。這時,我769團2營也增援上山,與三營一起徹底擊潰了反撲之國民黨軍。
此時的被圍國民黨軍已經陷入了缺糧斷水的絕境,僅靠殺騾馬充饑,人心浮動。5日黃昏,我部隊發起全線總攻。陳賡親自下到主攻老爺山主峰的14團指揮所,14團團長則立即下到尖刀連——第11連,11連連長親自指揮尖刀班。尖刀班9人組成3個戰斗小組,3個小組相互掩護交替前進,從側面接近國民黨軍指揮所,然后連續投出10多顆手榴彈。趁國民黨軍指揮所被炸和國民黨軍慌亂,我14團、772團和30團的突擊部隊都迅速攻上了老爺山主峰,國民黨軍大部被殲。此時,磨盤垴國民黨軍發現老爺山丟失,頓時更加慌亂。共產黨部隊太行縱隊乘機向磨盤垴連續猛攻,終于在19時攻下了國民黨軍磨盤垴主陣地。這時,國民黨軍的犄角陣地中的兩個制高點都已丟失,主力被壓縮在狹窄的山谷中陷入了攻不動、守不住的困境。國民黨軍將領彭毓斌早在5日17時即下令向共產黨部隊兵力薄弱的北面突圍,企圖逃回太原。
劉伯承立即命令太行、太岳縱隊從國民黨軍之兩翼平行追擊,冀南縱隊于國民黨軍后尾追。太岳縱隊20團則于5日17時即已出發,搶先趕到土落村阻擊逃跑的國民黨軍。太行縱隊14團亦隨之跟進。
就在彭毓斌即將全軍覆沒的時候,史澤波也在做最后的垂死掙扎。他組織“敢死隊”進行反撲,但均被我圍城部隊擊退。等到彭毓斌援軍全軍覆沒的消息傳來,徹底打亂了史澤波堅守待援的計劃。史澤波意識到再死守長治城就等于“守死”,只有突圍才有一線生機。
1945年10月7日夜,長治城又是一個大雨天,困守長治的閻軍總指揮史澤波率部趁雨夜棄城突圍逃竄。早已料到閻軍會突圍逃竄的劉伯承、鄧小平得知史部已逃出長治城后,當機立斷,命令圍城部隊一部進入長治,大部跟蹤追擊,務求在運動中消滅逃跑的國民黨軍。廣大指戰員不顧連續作戰的疲勞,忍受饑渴困苦,日夜兼程,向沁水預定地區疾馳而來。終于將從長治逃出的史澤波及其所部萬余人,堵截于沁河東岸的將軍嶺、桃川河一帶。
12日晨,各路大軍對國民黨軍發起攻擊,激戰兩個多小時后,閻軍大部被消滅。就在沁河岸邊人民軍隊與閻軍激戰時,狡猾的史澤波及其第六十八師師長郭天辛等人在沁河的下游徒步涉水渡過沁河,疲于奔命的史澤波以為這下到了安全地帶,不承想又遇到了早已嚴陣以待的堵截部隊。就這樣,史澤波、郭天辛被俘,上黨戰役結束。
毛澤東同志在《關于重慶談判》一文中,對上黨戰役作了高度評價,指出:“太行山、太岳山、中條山的中間,有一個腳盆,就是上黨區。在那個腳盆里,有魚有肉,閻錫山派了十三個師去搶。我們的方針也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這一回,我們‘對’了,‘爭’了,而且‘對’得很好,‘爭’得很好。就是說,把他們的十三個師全部消滅”。“人家打來了,我們就打,打是為了爭取和平。不給敢于進攻解放區的反動派很大的打擊,和平是不會來的。”
就在上黨戰役進入尾聲之時,國共兩黨代表在重慶桂園的客廳里簽署了《國民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這就是中國近現代史上著名的《雙十協定》。
和平似乎有了曙光,但后來的歷史證明,這道光就像流星劃過那樣短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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